荐读丨袁晞：和格拉斯一起剥洋葱，听着“人民接受器”长大的少年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1-02

收录于合集 #袁晞文集 21个

作者简历

袁晞，祖籍沈阳，生于北京，在成都上小学初中，后在四川农村插队，在工厂当工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曾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和格拉斯一起剥洋葱

作者：袁晞

2006年，年近八十的君特·格拉斯拿出一本自传——《剥洋葱》，让德国民众知道他当过党卫军的往事，一时间，很多喜欢他的德国人难以接受。而一些中国媒体记者编辑没读过这本书，却相信道听途说并习惯性地断章取义，耸人听闻地登出了“格拉斯曾是纳粹”、“格拉斯承认为希特勒打过仗”等等文字，让我们这些喜爱格拉斯作品的读者不明真相而为之震惊。

当大量不识德文的中国读者终于看到《剥洋葱》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得以细读格拉斯的文字时，才知道这是一个德国人对个人历史的坦诚讲述，是一个伟大作家对自己民族的深刻反思。格拉斯写道：“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你若是追问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格拉斯回忆不梳妆打扮、不献媚奉承，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格拉斯开始剥下自己和自己民族历史的“洋葱皮”。

洋葱皮有好多层，层层何其多。

少年时代的格拉斯是听着“人民接受器”长大的，这种当年德国每家必备的廉价收音机收听不到“敌台”，只能听希特勒、戈培尔们同样的声音，它叫“人民接受器”，在纳粹德国的人民是不能有自己的声音的，只能“接受”。全体人民都要“唱两首颂歌，再三呼万岁”。颂歌里有这样的歌词：“军号最后一次吹响，我们已经准备好战斗，希特勒的旗帜将在所有街道飘扬……”在整个大德意志帝国，青少年“首先要向冠以元首名字的青年团发出呼吁，呼吁他们今后忠贞不贰，坚定不移，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是纪录片《每周新闻》向我灌输了黑白分明的、使我深信不疑的真理”：德国处在敌人的包围中，德国是“一座抵御赤化大潮的堡垒。一个进行命运决战的民族”；“我们的‘兀鹰军团’用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帮助西班牙人摆脱‘赤祸，获得解放’”。同样是在《每周新闻》中，“飞艇‘齐柏林伯爵号’和‘兴登堡号’令人赞叹”；“奥运会上到手的一大堆奖牌使我们欣喜若狂”；“德意志帝国在密集的探照灯光下灿烂辉煌”……

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被称为“狼崽子”。

当希特勒势不可挡的的装甲部队在莫斯科郊外陷入泥淖，以“人民接受器”为信息来源的14岁男孩格拉斯理解的不是德军无能，而是“慈父严寒”救了俄罗斯。也相信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报告，报告“把‘撤退’说成是‘拉直战线’，委婉语缓和了宏观形势。”

男孩子的故乡在但泽走廊（二战后划归波兰），“那个男孩在城里座座塔楼和道道山墙全都完好无损的时候离开了但泽。”加入了垂死挣扎的德国军队，“军装领子上那两个古日尔曼字母S（党卫军的缩写）并不让我感到厌恶。对自以为已是堂堂大丈夫的男孩来说，关键的是加入哪个兵种。”

走上战场，面对的是苏军“斯大林管风琴”（火箭炮的绰号）的咆哮，“它拒绝网开一面，做事彻底干净”，“还在‘管风琴音乐会’结束之前，这嗒嗒的牙齿打架声就响起来了，不断地响着，直到伤员的哭叫声盖住了一切，还在响着”。“听见两种语言的叫喊，接着是扫射声大作，直到最后俄国人的冲锋枪掌握了全部发言权”……

由于走运或者纯属偶然才大难不死熬到了战争结束，并且四肢健全。男孩因此成了大德意志帝国衰败的见证人，“它犹如一场有组织的混乱，先迟缓后加速，最终风驰电掣般地走向灭亡。”

这些都是格拉斯剥下的洋葱皮。

剥洋葱皮并不都是愉快的事情。格拉斯坦白地说：过去“几十年来，我始终拒绝承认自己和‘党卫军’这个词，和那两个S字母有关。战后我心中始终羞愧难当，对少不更事时引以为豪的事情避而不谈，保持沉默。但是，负担依然还在，谁也无法减轻。”“过了一些时间，我才慢慢理解并且勉强承认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准确地说，在不想知道的情况下参与了犯罪，这种罪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宏观世界不会失去时效，我依然负有罪责。”

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和格拉斯作品一样给人心灵的震撼。作家借助主人公米夏·伯格的口说：“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或者曾经为看守或帮凶服务过，或者没有设法去制止他们，或者，在1945年以后，原应该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揭发出来的，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评判……”是社会曾经容忍过，容忍这些灰尘堆积在过去的恐怖之上。米夏·伯格是德国战后的一代，“父辈们或者直接犯下了纳粹罪行，或者对罪行袖手旁观，或者碰到犯罪就视而不见，要不就是在1945年后容忍罪犯、接受罪犯。”他常常反躬自问：“我们这些第二代人，过去和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对待那些有关灭绝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信息呢？”“仅仅判决和惩罚少数几个人，而让我们这些第二代人继续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沉默下去，难道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和德国人一样我们也曾有过不堪回首的年代，也同格拉斯一样，走过几十年或明或暗的人生，谁都能剥下几层洋葱皮——我们从生下来到现在，发过多少誓言，又违背过多少誓言；谁能保证自己的一生从未给别人带来过痛苦？也有不少人参与过罪恶，而更多的人容忍了罪恶。有人说在一些罪恶中自己只是随大流、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想知道的情况下”参与了犯罪。不要以为自己是随大流的而逃避，格拉斯何尝不是随大流的下等小兵，一枪也没放过就成了盟军的俘虏。而恰恰是成千上万的随大流者组成了纳粹德国的残暴大军蹂躏了整个欧洲。五十多年前，那些曾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祖国花朵”，一旦成了革命的红卫兵（女生同样奋勇）也抡起军用皮带鞭打自己的老师，直至老师在鞭下惨死。其中很多人说自己是随大流而不愿忏悔、甚至拒绝回忆。而历史过程留下的脚印你无法用橡皮擦掉。

格拉斯文集中译本

其中大多数人如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所说的，同是受害者和作案人，而只要参与了“作案”就应该忏悔。当然越是名人、越是公众人物越应该像格拉斯一样剥洋葱，以宣扬自己成就同样的方式讲讲自己不那么光彩（如果有过）的往事。如格拉斯说的：“那些历史清白者一如既往地明白什么肯定是不清白的历史。”随大流的普通人至少应在私下里剥下几块自己的洋葱皮，提醒自己的子孙在历史逆流如果再涌来时不要随波逐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周年的时候，德国人在柏林修了一座大屠杀纪念碑，说“一座”似不太准确，纪念碑由两千七百个大小不同的水泥块组成，散布在大约两块足球场面积的土地上，在宏伟建筑林立的统一的德国的新首都，这一纪念碑触目惊心，推动修建纪念碑的莱亚·罗施女士说得很准确：纪念碑“不是为犹太人而是为德国人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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