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作者
翁新京，1955年生于北京，1965年随父母支援西南三线建设到四川省内江市白马电建三公司，1971年在内江市五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到四川省乐至县石佛区泰来公社，1974年招生进四川内江铁路技术学校，后期成人教育毕业于内江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在内江铁路机务段子弟学校、重庆铁路中学和内江铁路中学任语文教师，2010年退休后定居成都。原题
生命中的贵人
作者：翁新京
人的一生，父母的养育之恩，情深似海永世不忘；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唇齿相依难舍难分；老师的谆谆教诲，春风化雨铭肌镂骨。人生路上，还有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贵人”，他们使你在跋涉人生之路时，或受到一种赏识信心倍增，或汲取一种力量奋勇前行，或得到一种鼎力相助改变命运，或幸遇一种提携抬举站位人生高处……或兼而有之。贵人们的共同之点是，对你不图任何回报，对你没有半点私念。回望来路、梳理人生、钩沉往事、缅怀故人，我幸而有之。于是，感念于怀，铭记在心，述诸笔端,存留文字。1969年秋，因“文革”运动延误一年升学，我十四岁才踏入初中，遇到了人生第一位贵人。那时，学校管理学生的部门叫做“政治部”，即现在的“政教处”。学校政治部主任是胡永康老师，他的专业是政教。胡老师四十多岁，虽然戴着眼镜，有着明显的知识分子气质，但他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往往让初次见面的学生产生敬畏。在那个动荡混乱，闹革命不读书的年代，教师人人自危，学生很难管理，胡老师主持的政治部在学校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当时中学都是“军事化管理”，编制称谓是“营”（全校）“连”（年级）“排”（班级），相应的学生干部是“营长”“连长”和“排长”。这些学生干部的直接领导就是胡永康老师，他们与胡老师的接触远比一般学生多，我也是一般学生之一。一般学生中的不少人，甚至从未有过和胡老师单独接触交流的机会。“文革”前，我在北京上小学时，一直是班长，入队后还是中队长和大队委，但进初中后却没有“一官半职”。我们进初中时，首任班主任是政治老师，开学前她就到学生家长单位，就每个学生的情况、包括家庭出身做了摸底调查，我的家庭有“政治历史问题”，自然排除在学生干部的人选之中，在学校有“军衔”的都是“红五类”家庭的学生。这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是绝对的“政治正确”。遭遇“文革”动乱，从小志向远大的我，那时理想泯灭、精神麻木、胸无大志，上进心也没了，倒也不在意这些了。进初中后，我很快得到语文老师的赏识。当时全国“大批判”高潮迭起，如火如荼，学校也是如此。每当全校举行各种集会时，经语文老师推荐，班主任都叫我代表全班写大批判文章或者表忠心、表决心文章，并在全校大会发言。“文革”开始后，观看父母单位和邻近单位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小字报和油印政治时事资料，是我打发无书可读、百无聊赖日子的“消遣”之一，写大批判文章的套路和术语，已略知一二，虽然不能说是轻车熟路，也算是得心应手，完成班主任交给的任务自然不在话下。我的文章和标准普通话引起了胡老师的注意。不久，胡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此时他笑容满面，和蔼可亲，连声招呼我，一改之前给人的威严、刻板印象，我刚进门时的忐忑拘谨荡然无存，亲近感油然而生。“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普通话也说得非常好，一定是北京人吧？”胡老师表扬鼓励我之后，交给我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就是在全校集会时，坐在主席台一侧领呼口号。这在当时，旁人看来可是一个出头露面，风光无限的时刻。我虽感到突然，认为自己什么也不是，但也并不怯场，全靠小学时当学生干部的经历垫底。我没有辜负胡老师的信任，每次都圆满完成了任务，得到胡老师的赞许，自己逐渐有了一些自信。因为在校时有这些表现，直到如今，还有一些外班同学仍记得我，尽管当时彼此没有任何交往，毕业后也再未谋面。那时，“文革”之前的青少年组织“少先队”和“共青团”已经瘫痪，取而代之的是“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我们上初中后，满了十六岁可以申请加入红卫兵组织，这是比照加入共青团组织的年龄条件，也是并非人人都能加入，我们班上就有不少同学因为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家庭政治原因，未能加入红卫兵组织，而我却能顺利过关，在班上第一批加入，这与胡老师的助力分不开。我初中毕业面临下乡了，前途未卜，未来迷茫。离校之前胡老师找我谈话，他语重心长，言辞切切，告知我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树立信心，争取进步，丢掉包袱，勇敢前行，并指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听了胡老师一席话，我似乎豁然开朗。下乡后，我和胡老师保持通信联系大半年，我事无巨细汇报自己参加生产劳动和乡下生活情况，以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由此产生的各种想法。胡老师在信中总是开导我一定不要背负家庭政治包袱，要乐观向上，嘱咐我要不怕吃苦，好好表现，告诫我“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后来胡老师因工作调动离开了学校，我们失去了联系，但他的人生理念、循循善诱和热忱关怀，却深深根植于我年轻的心灵，转化为一种前行的动力，这对于才踏入社会的我，无疑是非常宝贵的思想启迪和人生指南。我下乡后，共青团组织逐渐在各地恢复，我所在公社的团委也开始在青年中、包括知青里发展团员。公社团委书记由公社学校的邓祖巧老师担任，他不到三十岁，肤色白皙、文质彬彬、谈吐高雅、待人礼貌，一副书生模样，他在当地青年中，各方面都显得出众。公社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巧老师”，我们知青随乡入俗，也这样称呼他。2021年作者参加公社知青返乡活动与邓祖巧老师合影下乡后，因为我是公社文艺宣传队队员并登台演出，很快就和巧老师熟悉了，我们到公社赶场或开知青会时，碰到巧老师都会彼此亲热地打招呼，还会聊上几句。巧老师作为公社团委书记，他很关心年轻人，对我们知青也是如此，有合适的机会还会找我们深入交谈，了解我们的劳动、生活和思想状况。团组织恢复发展团员后，公社不少知青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先后有一些知青入团了。此时，我还没有申请入团的念头，因为我明白今非昔比，这不是在学校加入红卫兵组织了，我们是单位子弟，由单位组织的下乡，单位会把我们知青方方面面的情况向公社交代得一清二楚，公社对我们了如指掌，包括每个人的家庭政治面貌。我无法像众多“红五类”家庭的知青那样信心满满，积极争取入团、甚至入党。公社已经发展了几批知青入团，还有极少数知青入党了，我仍无动于衷，只是继续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各方面努力挣表现。1973年春的一天，我到公社开知青会，散会后巧老师来找我。他把我叫到一边后询问我：“你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书呢？”我快人快语、直言相告。巧老师沉思片刻后对我说：“你不用顾虑太多，政治条件不是唯一的，你各方面表现很不错，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对你的反映也很好，你只管递交入团申请书就行了！”望着巧老师信任和期待的目光，我想起了胡老师的告诫“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连连点头应诺。我很快写好入团申请书交上去，很快就拿到入团登记表。我如实填写之后，发现还需要贴一张本人照片在表上，但手里没有现成的单人标准照，如果去好几十里外的县城相馆拍照，会费时费力费钱。我思前想后，灵机一动，赶紧从箱子里找出一直带在身边的“红卫兵证”，小心翼翼撕下上面的照片，转贴在入团登记表上。若干年后，此举让我后悔不已，因为我没有完整保留好这件“稀世古董”，后来听说班上同学只有我一人保存了“红卫兵证”，据说外班也无人保存下来。
当年红卫兵证的封面
当年红卫兵证的里面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在想来，当时完全是为了图省事儿的举动，是否暗含着一层命运注定要接连遇上贵人的寓意？我很快就被批准入团，接着就担任大队团支部宣传委员，拥有了当时追求上进的青年最基本的“政治资本”，为我下一步升学推荐增加了很大的“筹码”。不久，另一位贵人又如期而至，在决定我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位贵人就是公社学校的校长蒋尔昌。蒋校长当时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内江师范学校毕业后，已在本乡任教一二十年，在公社范围家喻户晓、德高望重。蒋校长高大魁梧、相貌堂堂。因为工作性质决定，他与我们知青接触很少，我和蒋校长也没有任何特殊关系，在公社碰面时也就打打招呼而已，偶尔他会笑眯眯地夸夸我：“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你的文章也写得不错！”当时我是大队宣传员，经常给公社广播站写“新闻”稿。1973年上半年，一道喜讯传来，偃旗息鼓七八年没有招生的全国大专院校，这一年要通过推荐和文化考试招收下乡知青！我满心欢喜、跃跃欲试。七月上旬，我请假一二十天回内江家中复习备考。就在这期间，自己的一个偶然失误，暖瓶碰裂，滚烫的开水严重烫伤我的一条小腿。我归队时间已到，只好推迟几天。我惦记着乡下招生报名，腿伤未愈伤疤在结，就一瘸一拐赶回离家三四百里的乡下。殊不知晴天霹雳正等着我：我们公社是本县招生工作的试点，招生工作提前开展，生产队、大队和公社推荐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我彻夜未眠，抱着一线希望，一早赶到公社，来到临时设在公社学校办公的县招生工作试点办公室准备打探。我刚在办公室门口一露头，就被坐在里面的蒋校长看到，他立即起身朝我走来，“你怎么没报名呢？”他边走边诧异地询问我，我不禁失声痛哭，抽噎着告知原委。蒋校长一声叹息后，连连安慰我：“今年是无法补救了，你明年再来，明年你肯定行！不要难过了……”蒋校长当着办公室众多招生小组成员，包括县机关的人，无所顾忌、声如洪钟、信誓旦旦给我“打包票”，或许会让在座人惊异，但这就是蒋校长的性格，即“无私者无畏”！当时我并没有把蒋校长的许诺当真，觉得他只是好心安慰我而已，因为我还不知道他是公社招生领导小组成员，即使后来他还几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并不踏实。1974年夏季，我报名参加当年招生，顺利通过了生产队和大队的推荐，然而在公社推荐这一关时却遭遇了强大的阻力，这阻力来自于当时区上一个管理知青工作的干部杨怀。杨怀不到三十岁，是区机关一个小小的干事，但在关键时候，他却掌握着对知青生杀予夺的大权。我刚下乡时与他初次见面，就对他没有好感，从内心非常厌恶他，以后见到他总是避而远之，不像有的女知青为了某种目的与他套近乎、将他奉为座上宾。为此，他早已对我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因此，在公社召开的推荐会上，杨某极力反对推荐我，他能摆上桌面的理由只有一个：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还曾是远征军，理当推荐“红五类”家庭的知青。杨某的意见在当时无疑对我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与会的蒋校长挺身而出，他义正词严、掷地有声为我据理力争，列举了我方方面面的表现，驳斥杨某“唯成分论”的借口，“党的政策是重在个人表现，即使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都可以推荐，她还不属于这一类……”为此，二人已经到了拍桌子打巴掌的地步。最终正义战胜邪恶，我胜出了。而这一切，蒋校长事后对我只字未提，还是参加了推荐会的大队书记原原本本告诉了我事情的始末。然而后面还有区上推荐那一关要过，才能说是稳操胜券。我知道了杨怀的态度，不由更加提心吊胆了，想他不会善罢甘休，还会继续使坏，到了区上可能没有任何人会为我说话，我只有听天由命了。殊不知，命运竟然如此眷顾我，就在公社推荐会后，上级一纸调令，蒋校长升职区教办主任，一切迎刃而解。蒋校长力挺我，是认为我很适合当老师，希望我去读县师范，毕业后回公社或者区上任教，当然他也是绝不会勉强我的。蒋校长朴素无私的念头、光明磊落的行为、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这两位知青时代的贵人，在我离开之后的岁月里，他们的事业继续发展。改革开放后，蒋校长升任县教育局副局长，巧老师先后升任公社学校校长和区教办主任，终身从事他们热爱的教育工作。我结束了知青生涯，度过了校园时光，我人生路上的最后一位贵人又悄然而至。1976年7月，我从内江铁路技术学校中师专业毕业，分配到重庆铁路分局所辖的内江铁路机务段子弟校任教，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开始我是分配到当年新建立的内江铁路中学，后来学校因故做了分配调整。学校宣布了分配名单后，前来接收我们的成都铁路局下属四个分局的教育科科长，分别召集我们见面座谈。他们事先已经通过学校的介绍，对分配到所属分局的毕业生情况有了初步了解。重庆分局的教育科科长余基孝，是铁路分局资深教育工作者。他四十多岁，性情温和、身材瘦削、精干利索。在座谈会上我和他初次见面，没有单独交流，过后，我对他没有留下多深的印象。第二次和他见面，是在我参加工作几个月后。他带领检查组下到基层学校检查工作，他临时听了我一节课，课后和我简单交流，对我这堂课评价尚好。后来听说检查组抽查了老师的备课教案，对我的教案评价也不错。从那以后，我很多年没见他，也没有任何联系。铁路内部人事变动频繁，特别是分局机关干部，他也在分局教育系统好几次变动工作岗位。我刚工作一年，学校初中“摘帽”，初中学生全部转到内江铁中。我原本可以像其他在初中年级任课的老师一样，随同自己的学生一起到铁中去，但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被学校留下来教小学。我不情愿，找过领导、哭过鼻子，无济于事。这一留，就是整整十年光阴……我想调内江铁中的念头一直都有，胡老师那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言犹在耳，继续学习深造是我重拾旧梦、弥补遗憾、继续往前走的唯一途径。1983年上半年，孩子还未满两岁时，我挤出业余时间，忙里抽空复习备考一两个月，当年被内江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班录取，开始为时三年的函授学习，度过了边工作、边学习、边带孩子的异常艰苦的人生阶段。那几年，我原本将近九十斤的体重，瘦到了只有七十斤出头。1985年暑假后开学了，我带着孩子在娘家过了暑假返校上班。我刚走进校园，同事们就问我：“你已经调到内江铁中去了，怎么还来上班？”我一头雾水、莫名惊诧！原来余基孝才调内江铁中任校长，他把我调过去了，并且已经给我安排好了新学期的教学工作，因为暑假联系不上我，只好让我蒙在鼓里。当时已是讲文凭的年代，小学老师不容易进中学了，余校长却如此器重我，令我十分感激。
但此一时彼一时，这一年是我参加三年函授学习的最后一年，孩子还小，家离铁中很远，函授不能脱产，学习任务艰巨，中学教学工作较之小学更加繁重……面临种种难以解决的困难，我想等函授毕业后再去铁中。我到铁中找余校长，汇报真实想法。在校长办公室我第三次见到余校长，他热情招呼我，简单交流几句后，我就明白其实他并不了解我当时的情况，既不知道我的家庭，也不知道我在函授学习。他认真听了我的诉说后，连声说道：“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的困难……”表示非常理解，最后答应了我暂时不调铁中的要求，并说铁中已经为我安排好的教学工作，再临时做调整。一年后，我函授毕业取得大专文凭。很快，上级的调令下来，让我赴重庆铁中任教，原来此时余校长又调任该校校长。这一年，我并没有和余校长有过联系，更未见面，不知道他又调走了，也从没想过要去重庆铁中工作，但他却把我的事儿一直记在心上。尽管此时调重庆工作，我仍面临生活上的诸多困难：夫妻分居，独自带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住单身宿舍……但我不能再次辜负余校长的厚望，无论困难多大，我也应咬牙克服。我毅然离开父母家人，独自带着孩子远赴重庆铁中“走马上任”。虽然从小学到中学，只是人生一小步，然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重庆铁中是重庆市唯一一所铁路系统所属高完中，师资力量雄厚，设施设备一流。刚去时，我在有一二十名语文老师的教研组里是最年轻的一个。语文教研组“兵强马壮”，且学术氛围浓厚。资质过硬、学养深厚、教学经验丰富的教研组长和老师们对我耳提面命、帮助指导，我受益匪浅、进步很快；语文组老师们团结友爱、热情开朗、多才多艺、其乐融融，我置身其中，精神放松、身心愉快、工作顺利。在这里，我拓展了人生视野，提升了业务素质，增长了生活阅历，建立了同事友谊和师生之情。至今，我心怀感激，非常怀念那段美好时光。余校长也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我鼓励和关怀，希望我能长期留下来工作，并且主动积极、认真考虑、着手解决我的夫妻分居问题。1989年，我在这所学校工作三年了，因为放不下年迈的父母，也不适应重庆的气候，就在余校长再次调动工作，即将离任的时候，我也要求调内江铁中。余校长仍非常理解我，他出面为我联系内江铁中，做好接洽工作，我没有费一点劲儿就如愿以偿。
1989年作者（前排左一）与学校同事参观重庆渣滓洞合影，二排左六为余基孝校长
1992年12月，突然听闻余校长病危了，我心急如焚，立即赶往重庆探望。我看到余校长骨瘦如柴的身躯深陷在医院的病榻上，我握住他瘦骨嶙峋的双手，强忍悲痛仍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此时，余校长说话已经很困难，他嚅动嘴唇，用力发出微弱的声音对我说：“你来了，你还好吧？”我连连点头，喉头哽咽……没过几天，余校长与世长辞。因为工作忙、路途远，我无法去重庆参加他的葬礼，只有含泪默默为他祈祷。后来听说葬礼很隆重，自发去殡仪馆送别余校长的人络绎不绝，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好人让人难舍，好人让人铭记！往事历历在目，贵人一一浮现。他们身上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他们所作所为或源于伯乐的慧眼仁心，或秉持内心的公平正义，或出自对职业的敬畏和师道的恪守……不知是否巧合，四位贵人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是“身正为师，学高为范”这一教师群体的缩影。人生路上有了他们，似乎冥冥之中注定我也要走上教师之路，并且一直走下去，尽管我从小并无这一理想。虽然我的人生之路曾有过许多挫折，但是有了四位贵人的知遇之恩和提挈扶助，却也踏平坎坷、沐风栉雨，安然走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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