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安娜（执笔) 

张武一

在我们老张家，我爹是独苗儿，我的出生给老张家带来欢乐，长子长孙，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娘早早把话撂下了：“这不是个好小子”。有例为证，快三岁时，某天我钻到床底下，把我娘藏在那里的一小篮鸡蛋给磕了一半，还拿个碗放那儿接着，里外都是。这件事我娘念叨了一辈子。

七岁八岁讨狗嫌。我家是铁路上的，经常有职工跟我娘告状，你家小子又怎么样什么的。家里学校挨数落是常态，搞得我心情很是不爽，以至于上到小学四、五年级时就是不想上学。我不打架，只是跟大人杠，爹娘、老师，一切看我不顺眼的人们。

其实我有我的小天地。

很长时间，我爹在外地工作，我娘生病住疗养院，弟弟全托幼儿园。家中只有我一个，吃食堂。那真是独立而自由的日子。我把炉灰用砖头围好，在家养起了鸡，后来这只大母鸡成了精，会从三楼阳台飞下楼，去树林里吃小虫。还会从楼梯上三楼用嘴啄门，回家下蛋、吃把米。我活在自己的世界自成一统早已忘却还有春秋，高兴无比！舒心无比！

然而现实给了我当头棒喝！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有语文和珠算两门不及格。有一次下午放学老师留我训话，彻底激起了我的“斗志”。很晚了，老师让我回家吃饭，我就不走，让你留。学校都锁门了老师没辙请我娘来，只见，我已经用小刀把课桌面抠了一个深深的小洞。还别说，胳膊是拧不过大腿。最后，我娘生生把我薅回家。

就这样，我在现实和自己的世界来回游走，恶性循环，留级没跑，爹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也巧，时值铁路文工团学员班招生，我爹带我报考被录取。还不等学员证焐热乎呢，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精简机构，只两个月我又回到原校，留级了，不好意思，我念了两个五年级。回来以后，我依旧是问题生。

新五年级的班主任也为此经常家访。李老师的到来，让我走出困境，至今我都还清晰记得她看我时的眼神，充满了慈爱和期待，就连她鼻洼处的黑痣也成了不能忘却的记忆。我向李老师敞开心扉，倾吐长久以来所有的郁闷。在李老师的引导下，我活过来了。说话来到六年级，在学习上我有了长足进步，总算赶上同学们的步伐。李老师极力动员我娘，让我报考北大附中，并说他儿子已入该校高中，女儿也在准备小升初，报该校。爹娘被说心动，这下家里动静大了。

我爹从老家天津搬来救兵——一辈子做“家馆”（家庭教师）的“四爷爷”。老爷子特为我打造应考方案：从我以往的作文里，各类题材优选一篇，精心修改，然后让我死记硬背，以不变应万变。从写人、写景、记事等入手，着重练习应变能力。那年语文考题是“愉快的早晨”。我把先前备好“捡钱包交老师”的那篇稍加改动，写成早晨发生的事。四爷爷称赞道“总算没跑题，改得还挺好”。语文得了93分。

算术一开始因为考得顺利，我有点飘飘然，早早就东瞅西瞧。班主任不监考本班，但可以巡视，她走到我的桌前，停留时间有点长，说“还是仔细好啊！”声音虽小但很清晰，我愣了一下，看着她的背影，猛地想起她平时说的话：“一定不要粗心，要反复检查，不然明明会的题也要白白丢分”，我立刻从头检查，最后一道大题，计算步骤对，答数抄错了，冒了一身冷汗，老天爷终于发现了，算术考100分。两门共计193分，够北大附录取线。

唉！人要不顺喝凉水都塞牙，那年小升初实行就近入学（不得跨区，我家在西城区，报考学校在海淀区），我就上不了第一志愿。班主任对我娘说，“我女儿也是分数够，因为我是老师只能服从，你们不妨去教育局试试。”我娘见多识广，不惧扯皮，几经交涉，教育局说可以上学，但不能住校，我娘同意，这样我就成了北大附初中的走读生，真是一波三折，好事多磨。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算是侥幸上了北大附，颇有投机取巧的味道。不过这次升学考试，大大提升了我的自信心，形成我初中三年求学的动力。由此我开朗了许多，和同学老师相处也挺融洽。

回想“人之初”这一阶段，影响我人生走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以上说的李老师，她以深深的爱唤醒了我，让我建立起自信。另一个是我的姥爷，博学多才的儒雅学者，泉学名家（研究古钱币）。

我娘生我弟那年，我六岁，姥爷来京照顾我，在姥爷身边我一点不闹，因为老人的慈祥和关爱以及旁人没有的气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与众不同的气场。还有去天津姥爷家过年，他给我看他收藏的古钱，码放整齐的研究手稿和青年时期与周恩来合影照。大人们还说姥爷的文章被很多刊物发表，我就觉得很了不起，印在书上的字呀；尤其他与周恩来总理的青年友谊，更是令我好奇；这些最初的印象在幼小我的心中埋下了种子，发芽生长最终引导我走上了历史货币学术研究的道路。

弹指之间，已到中考的时候，很多成绩优秀的同学都把顶尖高中作为第一志愿。我没有那样的实力，所以我的报考策略就是死磕本校。初三没有爹娘的监督，全凭自己努力，拼命的学习，练习、练习、再练习，最终我的考分达到本校录取线，虽然我的成绩没有那些优等生的分数高，但是我对本校的忠诚感动了老师，因此优先录取。升本校高中6人，有两个男生，我是之一。这次练的可是自己的真本事，一点没有投机。

1965年9月，高中生活开始了，那年我17岁。从当年起，全北京的外国籍学生都并入我校，这在当时绝无仅有。这宝贵的高中一年级，是暴风骤雨前最后的宁静。日后我们就成了“文革”前最后一届高中生，（人称“老三届”中的老高一），绝版“产品”，厉害吧！

高一下半学期文革前，因国家外迁政策，我娘调往武汉铁路工作，带我弟弟外迁武汉与我爹团聚。因学校住宿条件改善，我就成了走读班的住校生，开始了长达六年的住校生涯，我的户口落在学校，才没有随家外迁。

学校念书和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学生淘气和现在却大不一样。虽然也会有代写作业之类，但绝不会买卖交易，撑死了借你看小说等等，我印象中没有“校霸”的概念。学生们也常冒坏水，初中时有两位孙老师，一位数学孙增彪老师（男）讲课慢条斯理，一句一句清楚明白，多难解的题，让他三讲两讲我们就听懂了，举重若轻。还有一个语文孙华端老师（女）、一级教师，身沉体胖，上楼必喘。二位于是获得“美号”：一个是“孙不傻”，另一个是“孙不瘦”，虽然淘气但无恶意。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学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加强劳动锻炼。开学不久，大部队去京密引水渠工地劳动，我因为闹肚子留校。还有外籍学生不允许去京郊，留校锻炼。

我们学校，自来没有院墙，打油诗说：北大附中，四面透风，暖气漏水，电话不通。这回我们留校生的任务就是修院墙。中外学生干得热火朝天。最有意思的是一对抬筐运砖的搭档，一位矮个、高一的法加尔（印尼籍），另一位个较高、初三的德地立人（日籍）。高前矮后，前面的大步流星，后面的连跑带颠儿。走上坎儿，吊砖筐的绳子向后溜，搞得法加尔气喘吁吁，不住地吆喝：“德地，你他妈的，快快地不要。”德地一直在中国没走，现为中信集团某公司高管，这是后话。多么愉快的日子！

回想当初，经常有人借学外语搭讪外国籍女生。同学王敦实率先向新西兰女生雷莎丽（乃父为新西兰共产党高层）“学英语”，学得最快记得最牢一听就会的一句话——骂街，牢靠得可以跟随我们进八宝山，这外语学得也没谁了。  

当我们还沉浸在高一快乐的时光中，期末考试来临了。我物理已经挂科不及格，很伤脑筋。

天有不测风云。该考化学时，我在走廊尽头见到化学老师，只听他慢慢地说“不考试了”！一句话将我们的学生生涯定格在此。“文革”如决堤的洪水滚滚而来，一发难收。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老三届”绕不开的话题，因为那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对我们“老知青”，后来的评价褒贬不一，引起巨大而持久的争议。

“文革”的到来，让我错愕不已，却也松了口气，考试取消就可以躲过挂科的“一小劫”。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有个“大劫”正在向我逼近，迅雷不及掩耳。

其实“文革”的爆发并非突然，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党的报刊杂志已向人们表明事态动向，发出预警，而我政治感觉木讷，后知后觉。

那时候，“文革”从北大开始，席卷全国。6月期末考试取消，停课闹革命。

然后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红色夺权等等，风一阵雨一阵横扫而过。大潮裹挟之中，最初我完全不明白到底怎么了，只是随风旋转，好像穿上了“红舞鞋”停不下来。后来我知道“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路线之争”，要捍卫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我怀着满腔热血和真诚要为无产阶级奋斗，跃跃欲试。

可是等着我的又是一声棒喝！这次与小学那次棒喝不同，是毁灭性的，就是有多少个班主任李老师也救不了我，没人能救我。因为不可选择的家庭出身决定我必然不能汇入“文革”的主流。由此我开始了“非红五类”的“文革”。

“血统论”最早出自北大附中，师生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是革命者，“黑五类”是被革命者，像我这样，父亲解放前是铁路职员的，非“红”非“黑”，属于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批斗“走资派”的同时，人们还得在自己的灵魂深处“闹革命”，“闹”着“闹”着，我甚至怀疑自己还是不是“群众”。

运动开始没几天，大学中学都乱得可以，尤其是北大和北大附，虽说有工作组领导，人们也是无法无天。各层次“革命者”揪斗自己认得的“各级走资派”，“地富反坏右”陪榜。再往后有了派系组织，如“红旗”（“红五类”）“井冈山”（“非红五类”）等“造反派”，组织多得数不过来。认定“走资派”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国家主席、班组长，都是批斗对象。人们有冤的申冤有苦的诉苦，有仇的报仇，暴力批斗。

很快，前所没有的痛苦向我袭来。我姥爷被抄家。

到这里，有必要说说我姥爷与周恩来总理的关系。他们年少时同在南开中学就读。总理比姥爷小三岁。先是姥爷的文章在学校排名第一，总理入学后，总理第一，姥爷第二。据我亲戚说当时“南开三杰”因此得名，就有总理和姥爷。他们俩是学校知名的活跃分子，姥爷直到毕业都是校刊《校风》的编辑部长，还给校剧社写剧本。总理多才多艺，集布景、演员于一身，还是《觉悟》社负责人。他们合作过《一元钱》等剧的编剧和演出（姥爷参与《一元钱》等剧本编写，总理在剧中反串女主角），二人成了好朋友。

姥爷早一年毕业，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1917年早一步到日本，那时姥爷还是很有报国理想的。临走之前，二人手拉手照相留念。

次年周总理也渡东瀛。1918年底姥爷患重病，因有传染性，又卧床不起，虚弱已极，很难出关回国，有可能会客死异国他乡。总理立刻联系同学抬着担架，想方设法把姥爷送出关，千难万险让姥爷回到天津老家，从此二人走上不同的道路。

姥爷回国后，因病家中拮据，又逢乃父猝死在江西莲花县长任上，全家生计断绝，就放弃念书，挣钱养家。以后为了生计，几经周折经友人介绍还当了一阵县长。在昌平县长任上把自己的奖金捐给当地学校，为公益之举。在抗战前，献县前任县长在狱中收押了共产党员，姥爷接任后未作任何处置。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没定成历史反革命。

一次，在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逝世吊唁期间，姥爷与总理二人才又相遇。在总理的帮助下，姥爷被安排在天津文史馆工作。有总理这层关系，平安渡过了“反右”“四清”等运动。

从大病一场，到后来的政治运动，无论怎样，姥爷都没有停止对古钱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开始，姥爷在劫难逃。

姥爷在河北省政府公职之余，参与河北省地方志编写，之后重点研究先秦古钱币。

“反动学术权威”+留学日本+旧县长+右派倾向=抄家。

家中书籍，堆在当院，付之一炬。

他几十年辛勤撰写的书稿连同古钱样本和拓片编册，全被造反派抄走，所幸日后大多发还。（当初姥爷的书稿，完成一册便捐献天津历史博物馆。抄家时，家中所存仅为手边备查，发还后加上捐献博物馆保存完好的，两者拼合还算完整。）

与此同时，我最要好同班同学的父亲，北大附中总务处任永康主任也挨斗了。要说校长那些大点的领导，咱们平时没什么接触，也许就是“走资派”呢？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可是任主任我太知道了，就是邻家好大叔一个。对工作认真，对同学好脾气，我常上他们家玩儿，一句反动言论都没有听他说过，就连抱怨工作苦和累也没有，从来没有，就知道闷头干活。学校公认是和善的老黄牛，他会是“走！资！派！”？！

任主任被一帮乳臭未干的毛头造反派押到食堂对面的马路上，喝令他站上餐桌，双臂由胯旁往后撅，弯腰低头。“喷气式”暴批。我不忍目睹转身离开。

学生不上课，工人不做工，人们自由组合干革命。北大附昔日的骄傲、活泼和生机没有了，有的是“戾气”，张口骂娘闭口骂爹，否则不足以显示革命气派。住校生差不多都回家了，学生宿舍空落落，乱放的杂物东一堆西一片，伴着尘灰，满目萧萧。我游荡于狼藉的宿舍，从破饭盆废书本中发现一册精装英文版“毛选”，留白处做满各种标记，显然是某外籍男生的杰作。

此一时，彼一时，批了一阵没有下文，复课闹革命的后期，宿舍楼恢复功能，任主任好像被“解放了”。只见他又回到宿舍楼，只身弓背驮起立式双人床的下半截，趋步上楼而去……

因家在外地，我只好留校驻守。其实我要趁乱回家也行，没人管，但我还是很关心这场运动。既因“血统论”感到极度压抑，又不懂为什么，还盲目地跟随班上同学闹革命、跑龙套，这便是我那时的写真。

形式上我也是班上“红五类”带头人翟新华他们“红旗”的一员。翟新华他们跟北大附“红旗”认识上有分歧，他们反对校“红旗”纯“血统论”，认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团结对象，应该允许加入组织。于是我们班男生（包括出身不好的在内）全都是班“红旗”队成员，独树一帜号称“火炬”，与校“红旗”无关联。我们班“非红”女生成立了“井冈山”，与校“井冈山”联系。

这队“非红娘子军”横得可以，也不知哪来的底气。往事早已模糊，但敢于挑战“血统论”的那些“非红”丫头片子们，怎是一句“巾帼不让须眉”了得。我佩服这些女同胞的胆识，他们说出我以及我类压在心里的话。都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在“血统论”乌云压顶人欲摧的时候，没想到班里几个小丫头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不屈的大旗。我辈自惭形秽，也想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老翟的班“火炬”亦建立在“血统论”的基础上，本质上与“红旗”是一样的。由于出身的差别，自卑感缠身绕膝，亦步亦趋的行为让我无法适应。

我“非红”“非黑”的灰色身份，有许多事被禁止不能做，比如：“818”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们则被送到门头沟集中“接受再教育”；又如“好出身”的人可以拿着实时掌权的“政府”机构开的介绍信，免费乘火车等交通工具去全国各地“大串联”，甚至先行者都转了一圈“串”回北京了，我们还在门头沟山里进行改造。全国范围的“大串联”开始了，外地造反派来京“取经”的人铺天盖地，北京去韶山、井冈山等革命圣地参拜的也数不清。各地设接待站，吃住基本无忧。我们这才被送回学校“散养”。

出身“灰色”的自卑；像羊一样被驱赶；就算有“组织”收留，也是“等外成员”；自尊心和人格被践踏……以上种种让我下定决心不辞而别。

“大串联”兴起后，因交通运力有限，又有许多人组织步行“长征”队。有的是重走当年红军的长征路，有的从北京去各革命圣地，而各地纷纷到北京朝圣，新“长征”的浪潮袭来。我小姨当时是北京建工学院的学生，她和同学们组成“长征队”，准备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我摆脱了北大附的一切，加入小姨的队伍，开始“长征”，竟然徒步从首都走到了湖南韶山。

虽然比当时老红军的长征，我们的条件要好很多，但是随时发生的困难也不少，如果吃不了苦不咬牙坚持会随时打退堂鼓。事实上真正从头走到尾的不在多数。整个长征路给我的记忆打下深深烙印的是农村，尤其走到河南兰考县，那个穷啊！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真觉得辛酸，面对善良质朴而穷苦的村民，我们无能为力，感到空前的无奈和渺小。难不成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人数最多的农民？他一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长征”让我初步了解中国的农村。

1967年，搞“复课闹革命”。初中、高中开始招新生。我们陆续回到学校。本来到1968年9月我们就应该毕业，可是多滞留了半年，到1969年3月，“老三届”们毕业分配。由于以往的高考就业制度已被废除，我们中学生就被破天荒地整体纳入了就业分配的非常机制。

“老三届”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分配这件事上，大多都希望能得到留在北京的名额。那会兴起“走门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文革”前流行“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我们分配就改成了“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拼爹”畅通无阻。

当兵，是干部军队子弟的直通车，当然平头百姓只能望洋兴叹；留城也不错，由工宣队、军宣队审批，凤毛麟角，大多数都去了各地的建设兵团；“黑五类”子弟被放到穷乡僻壤的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大大出乎意料，我居然被批准留京，分配到最好的机械施工公司。然而我毫不犹豫地辞去这份工作，主动要求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我以为这才是“革命”。

我的这种行为并不稀罕，不少“老三届”大行其道，这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赶时髦”——为了信仰和理想。

我的青少年时代就在“文革”的喧嚣声中结束了。这一阶段正是我们身体长成、世界观长成的关键阶段，对我的性格影响极大。

我们高68-2班同学翟新华，时称“翟克思”，班中领袖。

翟君，后来的不算，只说在我们兵团就大有名头，是知青的一面旗帜，兵团转地方后，甚至职司农场书记。他和那些好出身的同学，一举一动，是我对“革命”的最初直观理解，更是崇拜与追随。

尚未涉世的高中生，我初尝对人格、自尊、自信的摧残与苦涩，那是我这辈子最黑暗的岁月之一。

出于一种本能情绪，我没戴“红袖章”，也没戴过像章。我只收藏了两套像章，一套是“文革”初期雷莎丽为同学们从友谊宾馆外宾专柜买的毛主席像章，三枚一套，大小与一、二、五分硬币差不多。这大约是最早的像章了。另一套是我“长征”从韶山“请”回来的，四枚一套。像章“粉丝”们见过么？

对“文革”我是个被动的“旁观者”。

即使这样，我也没有放弃参加“革命”的机会，最初因为我爹的政审外调材料未达，错过了3月首批赴内蒙古兵团。

到了8月，赶上第二批，我初衷未改，依然前往，决不回头。

张武一近影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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