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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届二代丨ABC女孩对话百位赤脚医生,见证他们的青葱岁月

新三届 2023-04-16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留美学子 Author 陈屹视线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陈屹,生于天津,1977年在上中学时提前两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从事国际经济贸易工作。2000年起任《北京青年报》“陈屹视线”专栏作家。2002年受北大国际 MBA之邀,采访百位走进北大的中国企业精英,出版《因缘际会――超越 EMBA》。已出版7本美国教育和经管丛书。


原题

她笔录了几亿父母

没有完成的心路历程





作者:陈屹


导语
孩子父亲北大78级毕业生,跟我讲述过他在女儿去选择那些不可思议的挑战时,为女儿的担忧、甚至感动。孩子父母都希望她放弃自己的从医梦,因为实在太苦,完全可以拼爹拼妈的女儿,却放弃所谓的“常人求之不得的捷径”,却追随她心所欲的“梦想”。
当她还是美国名校杜克大学的大三学生时, 在写一份研究报告查阅世界医学史资料时,发现了一个不熟悉的英文词汇:Barefoot Doctor, 出于好奇,她即刻进行了延伸信息收集,结果发现,关于这个词的资料在西方文献中几乎没有有一个完整系统的解释,而这个英文名词背后,却是一个关于上百万、涉及几千万人的故事。



作为一个生在美国的ABC (America Born Chinese 美国出生的华裔),她经常被问到,你来自中国哪里?安娜很无奈,无数次重复地告诉对方,我是美国人,我在美国出生长大。

然而,一个青春期之前,与中文、与中国无链接的ABC,在整个大三暑假里,做了一件可以说,填补了医学史上的一个研究项目的空白、完成了几亿她父母一辈的人们,希望完成,却无法实现的夙愿。

安娜到底是谁?
安娜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缘分真是一个圆


安娜的英文名字是 (Anna Quian)她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附近,父母都是华裔,尽管有这样的华裔背景,因为外交官家庭长大的母亲从小也在美国长大,所以安娜家里主要交流的语言为英文, 以至于她没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文,更没有去专门学习中文, 对父母故土家乡的了解,也极其有限。


原本与中文和中国不大交叉的两条双行线,就在安娜上大三时,突然发现的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医学名词,中国的情缘与安娜已经在无心插柳中,紧紧的链接起来。


安娜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美国西南部的凤凰城度过的,大学时,来到了美国北卡罗纳州的杜克大学,在校园里担任学生法律协会主席、活跃积极的她,却常常被同学问:“你是从中国哪个城市来的?” 中文不好的安娜,要用英文告诉对方:“我在美国出生的,我是美国人。”


被问多了, 安娜开始重新问询自己是谁?而后来的她,在填补历史空白的工程里,她用中文交流记录的能力,完全来自从上杜克大学才开始学习中文打磨起来的中文水平。当初大学偶然加进的一个中文课程,并非知晓中文成为她生命中一段重要的研究工具。


因为从小励志要做医生,而名校杜克大学,最著名的学科都是与医学相关的专业,她的专业选择了脑神经学。大学期间,繁重的课业之外,她一直在大学实验室里跟导师工作,写论文研究报告,做资料整理,解剖小动物。


大三因为一篇论文查阅资料的时候,“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的词映入眼帘,这是什么?不穿鞋子的医生在中国?同时,安娜还发现,非洲和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形,被称为 “乡村医生”, 而关于非洲和印度乡村医生的研究内容、世界学术机构投入与服务内容,信息却很详实丰富,而对中国赤脚医生可以考证的资料,少之可怜。



安娜好奇地问询她的爸爸:“赤脚医生是什么?” 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声学专业78级的爸爸,被女儿突如其来的问题问懵了。赤脚医生这个历史渊源, 60后之前的几代人,无人不知晓,今天却极少有人再谈论起了。


“中国的习近平主席,还有卫生部部长陈竺都曾经当过赤脚医生,爸爸你知道吗?”


“关于赤脚医生的资料记载,怎么会这么少?有谁在研究他们?爸爸, 我可以从哪里获得更详细的背景书籍?”


做爸爸的,也许习惯了这个美国长大的女儿较真的劲头,就自己了解的常识,回答了女儿一些问题,但是,他绝对没有料想,后来,女儿把“赤脚医生”的世界,让她自己死磕得无法释怀,最后,安娜毅然决然的付之行动,独自一人去了中国,执意去“对话”曾经百万大军的赤脚医生们!



这是一场一个美国长大的孩子,以自己有限的中文能力,把所有复杂问题,都想得极其简单的使命:她想着,问着,跟着就去做起来。


先从网络上,联系到安娜认为有关的 “陌生”人,说好见面时间、地点,然后就一个人飞到中国,就此失踪, 期间的行程,她不愿意告诉她的父母, 就是不希望被父母“干扰”,她按照美国孩子做事情的思维方式,2014年整个暑假里,投奔到自己设计的规划中,可谓安娜自己的——赤脚医生发现之旅的“长征”路上。


小的时候,安娜和兄弟姐妹们跟着父母来过中国,那时由于不便的旅游环境,语言上的障碍,让安娜和兄妹,没有再迫切回到中国的渴望。而这一次,似乎曾经的印象全部飞到九霄云外,安娜怀揣自己的兴奋与期待,去发现一个新大陆。而这一切都和中文有关,与中国有关,与她父母的渊源有关。这一切一切,真的是缘分啊,所有不相连的情缘,一丝一丝被链接起来。


杜克大学景色,成立于1838年,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研究型大学,USNews排名美国大学第8位


打开了一段被封存的记忆


在展开安娜的故事之前,不得不提一下安娜母校:杜克大学。


行走中国时,面对大多数年过花甲的近百名老知青们, 安娜就像一个小娃娃。问到安娜在哪里读书?安娜惊讶地发现:杜克大学,美国这么一所盛名的学府, 却不被了解。


所以,每次需要解释杜克在哪里的时候,安娜会告诉他们:就是现在苹果公司CEO的大学母校,更久远一些,就是美国尼克松总统的大学母校。再说到与安娜的理念相吻合的杜克理念,安娜此行也获得了杜克大学的支持与赞助。



这段安娜自己的赤脚医生“长征路”,令她打开眼界的事件接踵而来。


不得不提到安娜与知青群体联系的过程,如同一个滚雪球,“赤脚医生”是“老”朋友,她是他们的“小”朋友。随着采访的继续,他们的情感愈来愈深厚。


一个朴实的愿望,加之一个朴实的行动,安娜都没有预想,会得到这么多新结识的“老”朋友的支持和厚爱。确确实实,知青赤脚医生们被安娜万里前来的访谈所感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早已被世界忘记的太久了,今天竟然还有人来倾听他们久远的故事?



几次考察采访的联系,安娜仅仅通过邮件自己找来,而且提前根本不知晓当地的情况,也不知晓要见面的陌生人是男士还是女士 (中文名字的特点),甚至对方的真实背景都无法确认,她就是凭着一种美好的向往和完全的信赖。今天回想这样的莽撞,还是感到不可思议,也让远方的父母们实在后怕。幸运的是,安娜真的遇见了一位再一位好人。


在山东和江苏山村考察走访时,安娜常常为找不到厕所而苦恼,“来,我们一般就地挖个坑,就在这里解决好了。”面对这样的“热情”和现实,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在西方生活环境里的女孩,该是多么的尴尬和无奈!但她别无选择。


常常,早晨从当地旅馆睡房里起来,安娜经常恐怖的发现自己的身上被蚊虫咬了一片一片,也许夜里太累,睡梦中没有醒来,也许这个远道来的孩子,血的味道新鲜,连蚊虫都闻到安娜的与众不同。


安娜也经历了走访赤脚医生曾经生活的地方,午间吃饭时,碗里最上层漂浮着黑压压的一片,而这些黑色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们是飞舞的苍蝇 ......


还有让安娜变成“野蛮”人的几段经历,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一次安娜乘坐着火车从北京去山东平度县农村访谈赤脚医生, 火车抵达潍坊被告知她所要去的村子,必须走出火车站去换长途汽车,抵达好不容易找到的长途汽车站时,安娜惊恐的发现,她所要乘坐的那条长途线已经有好几百人在排队等待。安娜问询之后才知晓,每一天只有两班长途车路过,第一班已经走了,第二班马上发车,但大巴只能载40位乘客。

想到已经约好的采访,想到目的地有十几位老知青从各地赶到那个村等待她,而且只给她今天一天的时间,安娜眼泪都要急出来了。她解释给车站的管理人员,解释给前面排队的人,是否能让一下她上这趟最后一班车,但她的话就跟空气一样,没有任何人理睬她。


车终于来了,大家疯一样涌上去,原有的队伍全部乱了套,因为这是当天最后的机会…..说时迟那时快,安娜奋然不顾周围任何异样的眼光,一步从铁栏跨越过去,冲入拥挤着的人群,奋力捷足先登上一天唯一一辆的大巴。


这是什么举动?不可思议,回忆起来,连安娜都无法想象,从小守规矩的她,从来没有过这样出格的行为。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真的会表现得不是自己了。


许多次,抵达目的地时,安娜是被陌生的“老”朋友,当作要人迎接的,他们会举着事先准备好、写有安娜名字的欢迎牌子或横幅,有时就是一群爷爷奶奶们,像等待孙女一样等待着她的前来的场面。不知晓,老知青们看到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90后,然后再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会如何感想?



这条赤脚医生发现之旅中的“长征”路上,许多画面,是这样定格的:


有的老知青把自己几十年压存箱底的知青物品拿出来,给安娜看;

有的老知青把自己曾经使用过的针灸盒,送给安娜收藏;

有的老知青激动得连续数日彻夜不眠;

有的老知青见到安娜泪流满面;

有的早已远离喧闹的社会,却接受了安娜的访谈;

有的谈起50年前的故事,如同昨天历历在目 ......


赤脚医生在当时医疗落后的农村和山区,给许多农民家庭带来了希望。 特别女人生孩子,如同徘徊在“鬼门关”这样的历史中,之前产妇或者新生儿的死亡率,不时会有发生。赤脚医生的出现,带给许多母子平安与关爱,这是千家万户农民们非常感激的事情,至今,许多农民和他们的后代,都非常怀念当年这些走进他们家庭里的年轻的赤脚医生们。


安娜与他们的对话中,老知青们娓娓道来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些被访谈者和他们的知青社团友善、热情、和蔼可亲的程度,完全超出了安娜的预料。

也许他们都老了,

也许他们被遗忘得太久了,

也许他们期待得太久了,

也许安娜勾起了被封存的记忆,

也许他们想起已经离世的战友,

也许

也许

许多许多也许

这一切一切,绝对不是当初安娜要做这个口述历史项目时,事先可以预料到的。



征途上的不便,衣食住行上的不惯,想想这些曾经的赤脚医生所经历的艰辛,已经如此微不足道。能对话近百万曾经的赤脚医生中的代表,安娜无比的欣慰,更非常感恩和满足,面对这群比她父母年纪还年长许多的爷爷奶奶眼睛里,安娜时时感受着那份深邃的情义和感动。


她来记录这段历史,是这些爷爷奶奶年龄的老知青,赐予给她无尽的温暖,给予她超越时空与年龄,岁月的洗礼和灵与肉的相撞,让她的《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 》近20万字的文字立体起来。



始于脚下的长征


关于《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作者安娜(Anna Quian),书里是这样介绍她的:1993年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察逊市,美国杜克大学脑神经学和东亚研究双学位荣誉毕业生,现就读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生院。


今天,安娜已经考入医学院学习,成为了一个准医生。“是不是这些赤脚医生的事迹,让她最终选择了终生从事治病救人的职业?”安娜被问道,她回答很明确:当然,他们的青葱岁月,对我影响很大。

近100位知青赤脚医生的采访,书里撰写了梁劲泰、王桂珍、冷明、刘兰玉、陈文玉、谭国庆、刘淑兰、麦永基、章大妈、沈小平、翁永凯、张雪珍、张丽华、赵立业、王世华、杨寿成、路受光、郭凯军、杨翠英、蔡超英、杨洪彦、彭群英、袁兆兰、孙立哲等赤脚医生的口述实录。



为了更全方位体现安娜 《青葱岁月 - 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 》的感悟和真实记录,本文选编安娜书中前言里的部分内容,分享如下:


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近50年,但目前研究领域对赤脚医生的文献非常缺失,特别是在西方,有关此类的研究少之又少。在参考有限的有关赤脚医生的文献基础上,这里较多的采用了2014年夏季我到中国对知青赤脚医生的口头采访记录,凭借他们对历史的亲身回顾进行研究分析,通过他们拥有知青和赤脚医生双重身份的特别体验,体会他们当年接受生活挑战的历史原因和政治期许,赤脚医生的出现,绝对是一个历史时期里的“新生事物”,是一个特殊现象。


中国有一部叫《春苗》的电影,场景是在1965年中国南方的乡下,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稻田里插秧,她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而憔悴的脸庞,却是一脸笑容,边唱边干活。从她那比旁人慢而生疏的动作可以看出她不是这里真正的壮劳力。突然传来大喊声:快来帮忙,脚被扎破了。这个女孩立刻冲向田头,奔向那个带有红十字的棕色药箱。她也是光着脚,和所有农民一样没有穿鞋,她提起药箱朝病人跑去。大家都称她为“医生”,这也许就是“赤脚医生”的由来。官方把这叫做“办农半医”,也就是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医生。



访谈是用中文进行的,中文不是我的母语,所以他们非常照顾我的语言能力,尽可能清晰地讲述。但引用这些口述历史作为论证材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无法确认当事人口述往事的确切和真实性,从时间久远的考虑他们记忆的准确性也是无法确定的。


作为一个年轻后辈和采访者,虽然无法证实他们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但还是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真诚,也可以看出他们对那段时光的情感和透彻的记忆,所以我选择了对他们毫无保留的相信和信任。

在北京、上海、山东的知青们为我的访谈还专门组织了座谈会,采访了来自北京,上海,平度、青岛,潍坊,淄博,连云港,还与内蒙古,延边,新疆,陕西,山东,黑龙江等地的知青座谈过。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知青赤脚医生们聚在了一起,共同回忆他们逝去的时光,作为一个倾听者,他们的叙述不但令我不胜唏嘘,也令我感动并沉思。

当我第一次见到北京知青社团负责人时,他很吃惊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会对他们的历史感兴趣。在我与其他二十几位北京知青的聚会中,他声情并茂地讲到,他们应积极地记录他们的经历,否则没人会记得他们。他热情洋溢的讲话让大家频频点头并赞同。虽然他们有着苦难的经历,却看不到他们的颓废及愤怒,反倒是他们对自己以往的经历有一种骄傲感。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已经被人们快要遗忘的这群人,依然我行我素的活在历史的感觉中,你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奇迹。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面对一个外国采访者的态度,没有对上山下乡运动有太多负面的谴责。而我自己的感觉至少他们是真诚的,而且人到暮年,也没有什么可掩饰的。


其中有一位谈到,她当时拼命要求到边疆去,只是要像他哥哥一样去下乡,不想被落下。还有一个上海知青就凭着一首“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歌曲激励她去了延边插队落户。



这些已经习惯了城市文化生活的青年,无法适应落后地区的生活方式,也是矛盾加剧的缘由之一,诸如卫生纸,自来水,电及交通。在许多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上,知青不得不改变自己,来适应当地的生活,包括天天刷牙,洗漱。有些地方则是残酷的气候,严寒或是酷暑,例如,在内蒙古,冬天气温低到华氏零下50度,夏天又在华氏105度。而有些地方则是要面对残酷的生物,如吃人的蚊子,蛇,狼。许多知青生病时,更是无法适应。总之,不是因为艰苦的体力劳动,就是因为险恶的自然环境,使他们在剧烈的环境变化中,从心灵到身体都受到了难以忘怀的洗礼。

在与一般知青一样的基础上,赤脚医生还有额外的责任。原则上,赤脚医生是在干农活的基础上,来提供一些医疗护理,也就是半农半医。这就意味着在他们干了一天活之后,在半夜还要出急诊,第二天还要照常下地干活。



自然环境对赤脚医生尤为艰苦,一位刘姓赤脚医生讲到,她常常要独自一人走夜路翻山越岭去看病。她浑身紧张害怕,因为要随时面对狼和蛇的攻击,就在50年后的今天,她依然难以想象,当时一个16岁的小女生是怎么熬过来的。


访谈中的上海知青张姓赤脚医生就是这样,她有了一位朝鲜族妈妈。她去的村子朝鲜族集中的地方,朝鲜族妈妈还给她做韩服。她在访谈时带来了一件给我看,其颜色和质地都非常漂亮,即使今天看起来也显得很昂贵,可见这在文革中是多么奢侈的礼物。


这位朝鲜族妈妈已有几个女儿,在中国这种情况再接纳一个干女儿是很少见的,她认为这是一种被认可、接纳和被融入的证明。在谈到她这位朝鲜族妈妈的时候,她哭了,因为老人家在几个月前去世了。很惊讶看到这一幕,通常随着时间与距离的消失,知青与老乡的关系会淡化。她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她的衣服和化妆都显示着她所居住的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傲气和习俗,但她却为一位生活在遥远北方边疆的老人去世而流泪,我和其他在座的人都为她有这种情感而惊叹。


同样是北京的刘姓知青赤脚医生,可以看出她并不是很关心政治,她只是讲她插队当赤脚医生还是一个16岁的女孩时,是怎样在夜里翻山越岭去给农民看病,那种辛苦和恐惧。可最后她的话震惊了我,她说当病人要谢她的时候,她却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毛主席!这一切都是他给的。” 可在她的故事讲述中,一点看不出她有很高的政治倾向,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谭先生是青岛知青,在他下乡之前,只跟着他的亲戚朋友学了一些简单的医疗技能。当他第一次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另一位乡村医生认为那个病人只是简单的中暑,谭诊断后,认为是脑膜炎。他的坚持得到民兵连长的相信,立刻组织人把病人送到最近的医院,不幸的是,病人第二天死于脑膜炎。他讲到这里,满眼泪水,50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对不能及时地挽救那个病人而遗憾,尽管当时他也没有治疗的条件。后来,他还用针灸治愈了一个当地中医的腹痛。由于这样的经历,他被当地农民开始信任,被称为是“从青岛来的大医生”。



但在我访谈的赤脚医生中却得到不同的结论,他们中的大多数,几乎都应用了针灸和草药,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其中几个还有很典型的案例,他们用针灸治愈了瘫痪长期卧床不起的病人。许多知青赤脚医生利用当地的资源采集并制作中草药,绝大多数赤脚医生是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西药主要是防御疫苗和消炎药。一些没用草药的地方多半是因为那里没有,像沙漠或草原地区。


我不怀疑赤脚医生是有能力使用西医药品的,像青霉素及疫苗制品,但许多都强调了当时西医药品的稀缺,那些更加偏远的地方几乎就没有西药。偏远农村对赤脚医生的依赖,多半是因为贫困和交通不便,他们通常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医院去看病,有的地方甚至要走几天几夜,西药一片难求是可以理解的。


在延边,张姓赤脚医生只能用铁饭盒在炕(炕,中国北方用泥土盖的床,可用来烧火取暖)边煮水给针具消毒。有的知青赤脚医生还有用一根针给全村小孩打防疫针的经验,因为没有多余的注射针头。除去西药紧缺之外,其价格对于农村的合作医疗也是很贵的。


谭回忆道,努力辛苦劳动一年,他既下地干活又当赤脚医生,不但挣不到钱,到年底反而会欠队里的钱。因为他有时候还要用那点仅有的收入去买药,并免费给病人。那么用针灸治疗就相对容易并无需额外费用,草药也是可以从周边采集并制成的。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中就有一位从没有使用过西药,因为她所在的地方离县医院很近,她只需看一些小病,一些酸痛和中暑之类,用针灸,拔罐,刮痧和草药就可以应付了。



上海知青赤脚医生麦先生,在新疆农垦建设兵团,因为没有电,曾不得不在煤油灯下做手术,他只有在医院6个月的医疗知识培训,就必须独立做阑尾切除和胃切除手术。对于当年一个赤脚医生来说,6个月的培训已经算是很久了, 许多甚至是零经验。即使如此,他的经验在西方国家也是不可思议的。


虽然工作很辛苦,他们似乎很少有怨言,不介意工作时间长或是夜间出诊,他们真心地认为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尽其所能地去帮助别人。
   

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个我事先没有准备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对行医真的有兴趣。因为在听他们讲述怎样成为赤脚医生的过程中,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很多都是被选择成为赤脚医生的,并非都是他们当初自愿要求去的。

农场赤脚医生的工作非常艰辛:“但我们从来没想过什么回报,觉得那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那时精神上都挺快乐的,可现在看起来,当时确实是很苦的。”



几乎所有的被访知青赤脚医生都有一个同感:就是他们对于他们工作的自我满足感。这体现在他们比其他知青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支持他们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信念,与他们得到老乡的认可和感激,从而感到自己个人价值的体现有关。


辛苦和劳累并不是赤脚医生面对的主要问题,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交叉感染也是经常要遇到的大问题,赤脚医生自己时时处在被感染流行疾病的危险之中。赤脚医生张女士在诊治几起肺结核的病人时,她自己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她说她当时并不知道肺结核会传染,自然也就无所顾及。再加上她当时只有16岁,因为无知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病菌的传染只是危险之一,知青赤脚医生还要常常翻山越岭,在漆黑的夜里去看病。刘女士回忆到她在看病的路上经常会遇到狼和蛇。而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冷先生,则要在零下几十度气温下迎着刺骨的寒风去走几天几夜,遇到狼是家常便饭。也许,正是因为年轻,加上一种信念,让他们无所畏惧。



还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治病的成功率。有的接生过几百个孩子,几乎没有任何事故,孙立哲为老乡做过XX次手术,基本没有失手的。张女士和赵先生曾在一个地方做赤脚医生,他们曾诊治了一个脑瘫并长期卧床的孩子,大医院的医生已经放弃了治疗,但他们则坚持每天都去给她针灸按摩,最后,这个孩子竟可以下床走几步路了,而且还能认出这两位赤脚医生。


王桂珍是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之一,毛泽东的6.26指示就是在一篇关于她的报道上批示的,她说她曾成功地用按摩为心脏病患者止痛救治。麦先生在新疆当过多年的赤脚医生,他接生过上百个孩子,没有任何死婴案例。


我确定不是所有的知青赤脚医生都有令人感动的经历,也有对那个令其人生暗淡的回避态度,也有认为忘掉那个时代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就价值而言,赤脚医生有时候要比那些在只在地里干活的知青更辛苦,又没有任何额外的报酬,不但要在夜里出诊,而且第二天还要照样下地干活。青岛知青谭先生说,他常常要走5公里路送血样到最近的医院去化验,然后再要去一次取化验结果。但他挣的工分跟别人一样,有时还要少一些,因为他们出诊不能全工下地干活。



除了挣的那些可怜的几个工分外,赤脚医生没有任何其它收入。事实上,农村合作医疗在当时是很勉强运行的,许多地方连基本的配置和药品都买不起,好几位赤脚医生还记得,每次在他们回城探亲的时候,都是用自己或家里的钱给生产队买药。


虽说他们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回报,但大多数知青赤脚医生都得到过农民和病人的帮助,比如老乡会帮他们干地里的活,有时也请他们到家里,用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这样会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工作也并不都是徒劳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常常会温暖他们年轻的心,支撑着他们走下去。


事实上,被我访谈的赤脚医生,是那些被他们治愈的病人让他们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并体验到他们的价值。


冷先生在内蒙古“插队”了20年,当年赤脚医生在他那个牧区绝对是个苦差事。他是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中“上山下乡”最久人的之一,但他一脸的淡然,岁月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太多的苦难。


他说至今仍有知青赤脚医生遗留在农村,他能回到北京工作在一所正规的大医院,已经很知足。我想也许正是当年的赤脚医生的经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让他后来一生都从事医生这个职业。


知青赤脚医生们是有些资本来夸耀他们为农村做出的贡献,他们可以一一列举他们诊治过的病人,接生的孩子。赤脚医生则在艰苦体力劳动之余又拥有了一技之能,他们有的至今仍熟知针灸的技法,并说可以为我免费做针灸,那些接过生的知青我相信他们今天依旧可以,不管他们现在是否还是医生。



我有幸亲眼目睹了翁女士在火车救治被开水烫伤的乘客,虽说当时也有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在场,但他却退后了一步,让翁女士来救治病人。翁女士已有很多年没有行医了,可一旦碰到需求的时候,她很自然就出演了一位医生的角色并很快控制了局面,这也许就是她的赤脚医生经验使然。知青作为一个整体通常被称之为“被遗忘的一代人”,但我认为知青赤脚医生自己并没有被自己遗忘。


不管他们来自哪里而后来又走了怎样的人生道路,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乐于助人的精神,或是说在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没有也不愿说一个不字。


杜克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安娜


结语


无意中,作者我听到一位ABC安娜的故事,顿然被感动,缘由很简单,因为我是中国77级、提前两年考入大学的在校高中生,虽然本人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磨练,但是,校友许多都是老知青,因为我与他们巨大的年龄差距,大学四年里,他们总是循循善诱的给我做“再教育”回忆。许多知青们的故事,早已深深扎进我的血脉中。


为此,历时三个星期采访记录安娜的故事,又让我沉浸在自己与知青“同桌的你我他”的青春岁月中。也许我的平面文字,无法全面呈现安娜与老知青对话实录的立体画面,然而,此文,自己竭诚还原一份历史口述,同时,我还在触摸着20年自己持续挖掘的主题:关于何谓美国教育的精髓。


曾经采访过的数百位名校生或者留学生,我的笔触始终关注在他们灵魂深处的内涵与磨练,更多的是反思,美国名校教育之路的道与术方面的“道”,而不仅仅落在如何考入名校的“术”的单方面。确实,对于许多人来说,术很重要,因为可以立竿见影;其实真正让人走远的是道,道需要岁月中,一如既往的修行。


安娜的所思-所想-所为,如果她没有那份强烈的激情和无畏;没有那份留给这个世界,要靠自己去打造和奉献的使命感;没有那份淳朴的真诚和行动;她是不可能去卷入这场磨心磨意志的“长征”之旅。


在安娜访谈结束时,老知青们有着一连串的问题:


这些访谈会以什么方式问世?

他们是否可以看到任何结果?



在当时行走中国的时候,作为一个在读本科大学三年级的安娜,并非能驾驭这些问题,包括及他们会对一位来自美国大学生,怎么会来关心中国知青赤脚医生的问题,也感到疑惑。


随着时间的流逝,赤脚医生这个群体逐渐地在老去,作为应该尽快地引起近代史学者们的重视和注意,能聆听这些亲历人的口述,因为也只有他们才能真实地展现那个时代的断面,也因为美国出生长大,杜克大学本科生的安娜:


无心插柳的发现

朴实的激情和不言弃,

还原记录了几亿她的父母前辈们,

也许还没有完成的一段再一段,

历史特定时期的心路历程。


感恩安娜!祝福安娜!

谨此向安娜致敬!


《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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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90后女孩:
寻访中国知青"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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