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邻居潘伯伯

抗战时期潘梓年组建《新华日报》，任社长

潘梓年伯伯是我党早期共产党员，其堂弟是名人潘汉年。潘伯伯早年创办《新华日报》，毛泽东钦点他出任社长，被世人誉为“中共第一报人”。

潘伯伯1923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1927年入党，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等组织的负责人。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937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在狱里，潘伯伯著述、译书达上百万言，如《逻辑和逻辑学》。1955年学部成立，全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郭沫若任主任，潘梓年是第一副主任，大家都尊称他为潘老。

1957年，父亲刘导生由团中央书记调学部担任副主任，于是我家就从团中央宿舍搬至马市大街（现美术馆东街）学部大院，大院比邻隆福医院。五十年代马市大街上很少见到公交车，常见带粪兜子的大马车走过，也有大解放、嘎斯。

我们同潘伯伯同住一个院中院。那是个日式建筑，院里有喷水池，日晷。日晷边放了一个潘伯伯的大金鱼盆，我和妹妹在旁边玩，便伸手去抓金鱼，一条一条拿在手上揉搓，最后终于把一盆大金鱼都“消灭”。父亲知道后，也没惩罚我们，只是言辞并不激烈地批评我们。也可能是潘伯伯劝告父亲，孩子小，说说就算了。那时我大约四岁左右，这事我却一直记着。

妈妈一次给姐姐晒褥子，正巧潘伯伯也在晾晒，妈妈叹道：“这尿床的毛病怎么治啊？”潘伯伯只是含糊地“嗯嗯”，却不答话。妈妈学给爸爸，爸爸赶紧制止，告诉妈妈潘伯伯在敌人监狱里受了电刑，神经系统损坏了。爸爸也想起一次学部大家签字，潘伯伯举着笔想了一会说：我叫什么名字？敌人摧毁了潘伯伯的身体，却没能摧毁潘伯伯的信念和意志。

我家姐妹四人，潘伯伯家儿子四个，这给不懂事的我们留下“放肆”的机会。母亲到现在都记得我见了潘家老二叫“8号”，因为他穿了件印有8字的背心，可能是校篮球队的。潘伯伯家儿子大我们很多，所以不屑同我们“小屁孩”计较。我们统称潘家兄弟为大哥哥。大哥哥都住校，8号最活泼，他一回来我们就热情地奔扑上去，8号能将妹妹和我一手抱一个，二姐会从后面爬到背上搂着脖子，一群熊孩子。

五十年代末，我家没有电视，便跑到潘伯伯家看。潘伯伯摊我们这个邻居挺糟心的，一帮少不更事疯丫头，自己和老伴吴阿姨、儿子们反而都不方便看了，绝对的喧宾夺主。有时我家吃饭早，就趴在潘伯伯家餐厅窗户上“参观”，看老两口用面包把盘子擦得干干净净，我们很大惊小怪。

看得出来，潘伯伯对我们这些小丫头很疼爱、宽容，任我们在客厅吵闹，把椅子拖来拖去。终于有一天，潘伯伯生气了，冲我们喊：回家了，回家睡觉了！我们丧眉搭脸回到家，爸爸一看就明白，说：潘伯伯身体不好，你们不要吵。不错，故伎重演是肯定的，潘伯伯拿这些孩子无可奈何。

难忘的是，“8号”暑假有空逗我们玩，让我们站直后，直挺挺地向后躺倒，他双手交叉接着我们的脑袋。开始我们不敢，直接坐地上了，后来发现果真好玩，惊险并安全，便争先恐后玩“向后倒”。

五六十年代，街坊四邻一派祥和。潘家的小公鸡从容不迫地迈向隆福医院，那里有几棵大槐树，小公鸡饱餐“吊死鬼”后回家，受到医护的赞许。杀公鸡时，保姆一刀砍下去，自己惨叫声比鸡叫的声音还大。不幸的是鸡头没掉，小公鸡踉踉跄跄几步才倒地绝气身亡。

爸爸睡眠不好，潘伯伯有同样的问题，他给爸爸看一个小瓶，是鹿茸粉，说，每天吃一小勺，改善睡眠。爸爸点点头没说什么，回来同妈妈说，70元钱（大约等同现在的7000元）一瓶，我可吃不起。

单位给潘伯伯配的专车是黑色吉姆，后来换成红色的。爸爸要用车只有拨电话才能要到车。我们姐妹不只一次“蹭”潘伯伯的车，我们把三排座的第二排放倒，脸对脸坐着，然后在两排座椅间“切换”。我们的童年，怎一个“闹”字了得。

大院里的车库是潘伯伯的，司机安叔叔一家就住在旁边小屋。文革时安叔叔不理会“联队派”或“总队派”，总归是死保潘伯伯。真想有机会当面感谢安叔叔，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有良心。

1963年，潘家收到哈军工给潘家老四的录取通知书，潘阿姨捧着通知不停地笑。后来我才明白，这封录取通知给潘家带来多大的喜悦。

文革时的1967年，潘伯伯再次入狱，这次无人营救了，人人都自顾不暇。1972年，这位共产主义战士惨死在自己的监狱，连遗体都无处寻觅。潘伯伯的全家，有失踪的，有病亡的，有自尽的，家破人亡，悲惨之极。

我没经历过万恶的旧社会，却经历了万恶的文革。潘伯伯、吴阿姨，你们在天堂还好吗？大哥哥，你们在哪儿？我想念马市大街35号的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