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本文作者
郑忆石，1954年生于重庆。原重庆市巴蜀中学68级初中生、四川大学哲学系78级本科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87级研究生。先后在工厂、企业工作，1990年起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至退休。
作者：郑忆石
2020年8月，我接到泽国小学颜老师的电话，说学校要出《校志》，让我写点回忆父亲的东西。闻此，我有点纠结。我从未见过父亲，享受过他哪怕半秒钟的关爱，凭何去“忆”？重复“父亲给了我生命”的常识话，没太大意义，又不能无病呻吟。然而，当我想起母亲忆及父亲时，那如珠泪滴；想起母亲说起父亲追悼会上，厂长高度评价父亲时，那痛惜神情；想起母亲提到三年后交通肇事刑满释放的司机，进得我家门便长跪不起，口口声声“大嫂，我对不起你”时，那满脸悲戚；想起母亲述说学生来家，赞美父亲“多才多艺”时，那难掩欣喜……尤其是，当我翻开父亲那薄薄的《自传及鉴定》，那几乎一碰即碎的日记《在南战场的一月》时，心中又涌动着千言万语。父亲是浙江省温岭县泽国镇人，出身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爷爷奶奶育有一女两男。父亲出生前，奶奶生过几个孩子，但都夭折了，只剩下一个女儿。又过了七年，爷爷48岁时，终于有了他的第二个孩子即我父亲。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但这套说辞在爷奶那儿不灵，加上那个时代的人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好不容易得了个儿子，自然宝贝万分。奶奶生下父亲后，怕有闪失，抱着他“住蚊帐”两个多月。虽然两年后，爷爷奶奶又有了二儿子，但他就没享受到这等待遇。爷爷原在乡下种田，但一亩多地不足以维持温饱，得另谋生计。因他略懂厨艺，成家后，便带着奶奶到镇里谋生，先在小学当厨工，后来开了个小面摊。父亲幼时，爷爷已是镇上小有名气的厨师，面摊升格为小饭馆，所得微薄盈利，尚能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于是，家里开始考虑父亲的学业问题了。爷爷奶奶年少时，因家穷上不起学，都是文盲。他们想送长子进学堂，但学费却是一道坎。父亲后来有幸入学，全拜“陪太子攻书”所赐。6岁时，他陪地主儿子读私塾，坐在书房，父亲比年长他两岁的“太子”学得快、记得牢。教书先生看他聪明，不要钱也乐于教。家里有这么一颗读书种子，让爷爷奶奶挺长脸，想着孩子学成后，能在打理饭馆账目上不吃亏，就决定无论多难，也要供他上学。于是，7岁的父亲被送进了泽国镇最好的阮氏私立小学（现泽国小学）。之后的年月，爷爷的饭馆经营出现危机。爷爷老实心善，被人冠以“滥人”的诨名，意即好到从不与人计较，哪怕别人借了他的钱，也不向人讨要的地步。于是，吃白食的、欠债赊账的人越来愈多。这类人多是当地的地痞、流氓、无赖、劣绅。后来，“铺子到了支持不住的时候，尚有几百户霸王账无法收回”。
更要命的是，爷爷也欠着南货店、酒坊、烛台店、瓷器店的老板，以及海产贩子的债。父亲清楚地记得债主“冰冷的脸，说出的话像一把把尖刀，直刺心坎。每逢旧年除夕，铺子的门总要到鸡初啼后，才能关上。因为老板派遣的索债人，轮番坐在铺子中臭骂，直到骂得打哈欠后，才肯离开。”人欠我钱，我又不得不欠人钱。“霸王账”和“三角债”，让爷爷的小饭馆亏蚀到一无所有。父亲11岁时，爷爷变卖了小饭馆，带着一家人，住回了乡下的破矮小屋。此后，靠着爷爷的老手艺，偶尔接到红白喜事的宴席菜单。但订单少得可怜，只能勉强糊口，一家人的生活，再度陷入贫困中。能干敏捷的奶奶不认命。她看父亲体质孱弱，并不直接督促，只在夜静时，给他讲头悬梁锥刺股、十年寒窗一朝及第的故事，向他灌输不甘平庸、读书改变命运的思想。这激发了父亲的学习激情，夜深温课，晨起阅读。勤奋结硕果，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阮小初级部考入高级部（小学分初级4年、高级2年）。当时，阮小要参加温岭县的小学初级毕业生会考，父亲被派应考。学校董事长八老爷发话：如果父亲能考入全县前三名，他的升学自有办法。结果，父亲刚好考了个第三名。于是，学校将20多桌的学生伙食，交由爷爷长期承包。这既缓解了家庭窘境，也解决了父亲高小阶段的学费，并为他日后读初中，积攒了部分学费。此事让父亲意识到，寒窗苦读，虽未及第功名，却实实在在给自己和家里，带来了好处。
1930年，13岁的父亲考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学（现台州中学）初中部。这是一所名校，大部分学生来自有钱人家。父亲与同学们交谈时，曾坦言自己的贫寒家境，招来一阵尖刻的嘲笑，让他深感自卑和压抑。期间，恰逢“九一八事变”。国文老师告诉他们：南京政府训令张学良忍耐不抵抗，父亲因此有了初浅的政治意识。父亲忧虑更多的，还是家里的穷困，以及毕业后的出路。临近初中毕业，奶奶对父亲连声叹气：唉，下半年无法供你出门了。于是，父亲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停学。父亲渴望读书！半年后，他考上了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中学）高中部。这所学校历史悠久，孙中山曾在该校演讲，对宁波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振兴实业、讲求水利、整顿街衢”的三点建议。考上固可喜，就读却不易。要赴六七百里外的学堂，仅盘缠就成问题，更遑论学费。爷爷尽力筹措，终无所获。最后还是奶奶出面，到有40多亩水田的姨母家借到一笔钱，父亲才得以成行。高中期间，父亲接触到大量文学作品，他把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的诗，新月派诗人徐志摩、陈梦家、闻一多的作品，左翼作家鲁迅、鲁彦、艾芜、巴金的小说……当拼盘，如饥似渴地阅读，“自觉虽然思路杂乱，但知识储量大增”。这为他日后既能教理科，又能讲文科，乃至作词写曲，奠定了基础。高中三年级时，家中承包的学生餐被停。学费告罄，父亲的学业将难以为继，愁苦再度降临。幸得爷爷与亲戚合伙，借了点钱做米粮生意，靠微薄收入，父亲勉强读完了最后一学期。临近高中结束，“西安事变”爆发。父亲对此的看法很矛盾：既赞同张、杨“逼蒋抗日”；又担心若蒋的生命有虞，会导致国内大乱，“我只知中国政治动荡的局面中，需要一个核心，但不懂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核心”。高中毕业后，父亲没钱读大学。为解决生计，他到乡村小学当老师，到京赣铁路做车务员，去夜校给平民上课，一晃近两年。他不甘心一辈子过着吃了上顿忧下顿的日子，何况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的胸中，始终揣着大学梦。1938年秋，全国公立院校在杭州设立考区，父亲以过硬的数理化基础，考取了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父亲选择报考浙大，原因很简单，它是公立大学。抗战开始后，陈立夫当了教育部长，他上台后的一项重大改革，便是在公立大学推行贷学金制度，为那些贫家子弟，提供了跻身知识殿堂的机遇。父亲选择学机械，动机挺单纯，学工程容易找到饭碗。但他思想深层的原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德先生、赛先生”之风，吹动了年轻求知者的心海微澜，“科学救国”的种子，已在他的心田发芽。考取固可贺，入读磨难多。家里一直穷困潦倒，学费虽有保障，路费和生活费却没着落。“家里供不起，我就不去读了”，面对困境，父亲打起了退堂鼓。爷爷奶奶却心有不甘：好不容易迎来这道光耀门楣的曙光，怎能轻易把门关上？俩人四处求告，最后，四门亲戚和一位小学老师（兼地主）伸出援手，总算筹到二百元钱，父亲才得以走进因抗战，已由杭州迁往广西宜山的浙大校门。很快，战事吃紧，日机轰炸加剧，浙大又被迫从广西迁到贵州遵义。读书期间，父亲的学费靠“贷学金”解决，生活费虽有带去的钱垫底，但毕竟不足以支撑四年。于是，他到中学教数学、物理和音乐，靠勤工俭学，于1942年如期完成学业。
大学毕业（母亲保存的照片“文革”抄家时被毁，此照来自宁波叔叔家）回顾父亲18年的求学路，所读的都是重点名校。由此，他受到了民国时代完整良好的教育，才智得到了较为全面充分的发展。这为他日后求职，应对不同工作，筑牢了根基。然而，贫穷于他，始终如影随形，以致学业时断时续，生活捉襟见肘。困窘增加了他的忧患感，也磨练了他的承受力。大学毕业后，父亲思念家乡亲人，一心想回浙江。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外乡人，寻到一个饭碗尚属艰难，要踏上漫漫回乡路，更谈何容易！所幸，大学毕业考试前一个月，他作为班里成绩前10名的学生，被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预约，获得了统一分配的机会。1942年浙大应届毕业生合影（网图）
1942年7月，父亲分到政府新办的重庆资渝炼钢厂轧钢组，当甲种实习员。后来，他因拒绝一次自认为不合理的公差，与顶头上司闹翻。年轻气盛的他，抱着“老子有几种本事可以吃饭，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当即签呈“要求滚蛋”。几天后，获准离开。父亲一直想出国深造。然国难当头，几无可能。离职后，他曾给浙大原系主任去信，想回校当助教，获进修机会，争取日后去英、德、比、捷克等欧洲国家留学。因信晚到一月，未果。随后，他在街上偶遇大学同学周隆畏，开口一谈，周便介绍他到四川省南川县当中学教员。周的叔父周游是该校校长，为人刚直正派。父亲欣赏老先生的为人，又认为当教员少了人事上的麻烦，遂欣然前往。在南川，父亲先后在道南中学、道屏中学、简易师范等校任教，讲授数学、物理、音乐等课程，并先后担任过教务主任、副校长和校长。
1944年，父亲在道南中学当校长时，遇到了我母亲。母亲是安徽宿松人，出身于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小土地出租者家庭。1935年，母亲考入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抗战爆发后，学校先从南京迁到汉口，后又迁到四川成都华西坝。因为腿跌伤并感染丹毒，母亲休学了一年。1940年，母亲大学毕业后，也在南川当老师，教化学和英语。同为天涯异客，又相互倾心。父母用英文写信，互表心意。父亲写“我伫立在山岗上良久，良久，直待丛林挡住了我的视线”，母亲以“我渴望着像光一样，消失在光亮里”回应。父母连表达爱情的方式，都那么委婉又富有诗意。父亲给母亲的信
1945年5月，父母喜结连理。动荡岁月中，彼此有了强烈的归宿感。俩人爱唱歌。每当夜幕渐垂，父亲吹笛子，母亲唱歌，然后，俩人一起高唱。歌声伴着晚霞，在不大的教工宿舍回荡，引来一群孩子驻足窗外，仰脖观望。俩人兴致越发高涨，一首接一首，直到月光遍地铺霜。俩人爱热闹。赶场天，熙熙攘攘的集市上，西装旗袍的一对“洋先生”，石板路上踏出的“笃笃”声，引来乡民一波又一波好奇的目光。俩人很“顽皮”。周日得闲，跑到河边，看同事垂钓。见鱼儿老不上钩，父亲冒出“曲岸深潭一山叟，驻眼看钩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问他不开口”，逗得同事绞成麻绳似的脸，顿如花开般舒展。俩人挺贪玩。林海听风，山顶观景，出游打猎，有空即往。学生邬应辉曾在《道南通讯》的回忆文章中写道：1945年暑假，殷先生、郑先生和两位美国友人，牵着两条猎犬，背着两支猎枪，由南川步行去白沙打猎。那天我也徒步经木凉回兴隆，正好与他（她）们同行。
喜结连理
1947年3月，父亲受聘于重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1947年8月，入职重庆21兵工厂（长安机器厂）步枪所，任工程师。新中国诞生后，父亲以极大热情，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事业中。1949年12月，他调任重庆建设机床厂（步枪厂）技术科任工程师。此后，忙忙碌碌，早出晚归，成为他工作和生活的常态。1953年2月，父亲到北京兵器部，参加枪支技术改进研讨会，到清华大学靶场验枪，直到4月底返渝。1953年5月28日晚，父亲在回家途中，遭遇一辆快速行驶的大卡车。车灯闪亮的刹那，司机看到父亲扑上前，推了三个少先队员一把。两个孩子得救了，父亲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36岁那一年、那一瞬间。
父亲对政治不感兴趣。他选择学工科，除了信奉“科学救国”、“工业救国”，还因骨子里“无论进步的或反动的党派，都与我无关”的超党派思想。无心政治，不等于不关心政治，不等于他没有正义感，更不等于他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军阀混战的纷杂乱局、民族危亡的生存焦虑、硝烟弥漫的内战紧张，因而总是将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求学求知与悲悯天下联系在一起，从中激发出作为文化人应有的担当。高中刚毕业，“七七事变”爆发。国军退出南京后，他从杭州回到家乡，到“民众教育馆”上课。在那所专为文盲办的夜校里，他与一批热血青年讲国难，出简报，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救国。大学期间，正值抗战时局艰难。1940年1月寒假，读二年级的父亲，参加了由浙大“黑白文艺社”组织的慰问前线将士活动。《黑白文艺社》部分成员（网图）
彼时，日军为切断中国经由越南的海外交通补给线，并由贵州入侵重庆，发动了桂南战役，攻占了南宁，称这是对华的“最后一战”。日军以“钢军”第五师团为主，兵力达10万余人。国军由白崇禧任总指挥，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邱清泉等众将率15万余人参战，包括当时唯一的机械化部队第五军。期间，国军统帅蒋介石，曾两次亲临前线督战。昆仑关是南宁的门户，距当时浙大所在地宜山（今宜州）四百余里。南宁失守后，昆仑关亦被日军占领。为保南宁,日军以精锐部队死守昆仑关。为阻止日军攻势，1939年12月18日，国军在昆仑关发起反攻，至1940年1月11日结束战斗。近一月的鏖战，国军几乎全歼日第21旅团，毙敌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及部众5000余人，国军牺牲14000余人。昆仑关大战是国军对日军攻坚战的首次重大胜利，它确保了国际援助通道桂越公路、滇越铁路的畅通。由此，全国抗战转入相持阶段。父亲参加前线慰问，时值昆仑关战役刚刚结束。慰问团约70人，编为12个组，将分赴荣誉师部队、伤兵收容所、野地医院等地。父亲带队前往的目的地，是最远的昆仑关。行前，他们做了相应准备：练歌、创作活报剧、学简单的日语、掌握基本的救护技能等。这些在日后，还真排上了用场。1月10日，父亲一行从学校出发，搭车、步行，一路风雨兼程，经大塘、迁江、宾阳，奔赴昆仑关所在地九塘乡。日记《在南战场的一月》（写于1940年）
一路上，他们深入到国军多个部队的基层连排班，与官兵座谈，听他们讲昆仑关大战：参战国军均为精锐部队，基层军官多受过良好教育，或军校出身。官兵皆久经沙场，打仗勇猛顽强。一位年近六旬、头发花白的老汉，眉宇间透着英气，屡经战场历练的他，已由士兵升任排长。将士们每谈及昆仑关战役，“无不神情昂扬”。战场冲锋（网图）
日军退路被蔡廷锴率部阻断后，陷于重重包围中，便以飞机投放弹药食物，甚至空投指挥官以激励士气。空投的食物，不时落入两军阵地的中间地带。于是天黑后，“夺食战”又开打。还有瓦解日军斗志的攻心战。大战伊始，前线便活跃着《日本在华友战同盟》。离火线仅三百米处，国军架设收放机，开始用国语广播，招来敌方如雨的枪弹，接着用日语广播，枪声渐稀。当播到“今夜是1939年除夕，日本的兄弟们，我们凭什么还以死相逼呢？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军阀财团”时，枪声稀疏到三五声。播毕，又用口琴播放日本歌曲，“敌军竟反响起‘再来一个！’”对敌攻心
国军士兵仇敌心理深极，致日军俘虏甚少。尽管“明知逮住一个鬼子值几百块钱，可当我一见到他们，没有话说，就是一刺刀。荣誉师打到最后，战利品多了，据点也尽拿到手，可缺乏的是俘虏，结果师长悬了许多赏钱，才拿到几个”。这场以国军胜利告终的血战，是将士们英勇捐躯赴国难换来的。荣誉师副师长说：该师仅政工人员就阵亡12人、负伤34人；机枪连长说：全连仅存20余个；步兵班长说：全连生还者10余人。而父亲一行到达野战医院的当晚，半夜送来的10余名伤员中，就有团长马正昌和营长喻天鉴。战场景象惨烈异常。姐妹峰遍山草木焚烧一光，山崖均呈黑色；白凿山成了肉搏之场，血雨腥风处处留痕；扼守昆仑关的左右两个高地，日军为掩护退却，还施放了毒气……至于暗夜奇寒中，道上络绎不绝的骡马炮车、疾行队伍、担架伤兵，路边堆积的战利品，似都在述说官兵的刚毅坚强、战斗的激烈悲壮。手绘《昆仑关大战》地形图
战争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尤以敌机轰炸之下最为惨烈。轰鸣声过，火光四起，尸横遍野，血流满地。距宾阳县城尚有五公里，便见“路旁弹炸后，斑斑痕迹”。在宾阳县城，新旧两个市区“无不满目疮痍，屋瓦败残歪斜，十室十空，整个城内，阴森异常”。在旧城区“断垣残壁处，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妪，哀声求助，景象实凄清怆然！我投一毛又四铜子，邵全声（同乡兼挚友）投以二毛”。在巷贤乡公所，挤着上百个从南宁逃出的难民，单身的，拖家带口的，“此时近阴历年底，天奇寒，老人小孩冻得瑟瑟发抖，彼等颠沛他乡，衣食无着。远处，还在不断传来被炸的轰轰声，不知又有几何同胞血肉横飞？！”
狂轰滥炸（视频截图）
在迁江，父亲遇见一群“新安旅行团”的少年。抗战期间，这些8—20岁的孩子，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念，以长途旅行修学的方式，奔走于大江南北。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被誉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父亲没想到，在昆仑关战役之地，竟然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听孩子们讲述前线情形，看他们互帮互爱的举动，父亲由衷感叹：真是少年强，则国不亡啊！民族解放的小号手（网图）
赴前方路上，他见一卖豆饼老头，带着个四岁孩子，便“逗玩小孩甚久，问其长大后作甚，老者代答：打鬼子！”他称“民众们个个善良”，佩服他们虽置身前方，“飞机还在投弹，大炮还在隆响，却平静如常，且准备过年”的镇定与坚强；他到过的村落，总能见到乡长们带着壮丁，去几十公里外，修复被日机炸坏的道路。他们向百姓作抗日宣传，众人凝神静听，时时询问，“讲至痛心处，讲者听者，脸上无不交织着恨与愤的线条，语至兴奋处，民众的抗战情绪十分高涨，意志决心分外坚强”。野战医院70余名医护杂工，多为热情且充满朝气的年轻人，皆自愿前来。其中更有不顾父母妻子劝阻，毅然前往的医学院学生。在大塘，他们偶遇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见到学生们，李“满脸喜悦，双目放光，边说‘我将看看你们’，边走至我们队伍中央，连声说‘好！好！’”随后，李问大家“饭吃得怎样？那次遭炸有损失否？”听到众人回答“八元钱一月伙食，尚堪饱；无甚损失”后，李又说：“青年人来前方看看是应该的，我是很关心你们的”，并“勉励我们工作应尽力”。途经装甲兵团运输连，士兵兄弟“个个极善良，对我们招待之亲热，前所未有”。1月29日，父亲一行从宾阳往昆仑关进发，到达山腰101A军部时，已是零点以后。政治部严主任得知他们到来，“立即披衣起，命人导我等至客室，并约明晨见”。他们来到小民居，“地上已铺妥新稻草，系专为我等而借”。次日晨6时余，师部王主任即来，“派我等到301DS师部”。临别时，他再三叮嘱父亲：“遇大道时分散走，越要道时散而速，免被敌炮兵观察所发觉遭炮击”。1月30日12：40时，父亲一行终于抵达九塘乡六道坡——那曾为昆仑关战役 “肉搏之场”的白凿山。来到山顶301DS师部，副师长惊讶万分：一帮书生，居然能长途摸到前线阵地！谈锋甚健的他，“恐我等初入战地心惴，多加入镇定人心言辞”。交谈过程中，他“电话筒不离口，事务之忙碌，非久经战场者难以应付”。他告知父亲：尽管前线急需绷带救护人才，但自前天下午起，日军开始反攻，战斗异常激烈，我军在前线失利，此地虽暂平静，但离火线仅几百米，不宜于初上战场者。于是，他“继命我等随医务处长，合往五六里外的中光村野战医院”。下午4时许，父亲一行离开前方阵地，循原道折入山巅，赶赴野战医院。来到野战医院，院中官兵见到他们，“惊喜之余，极表欢迎，并客气非凡”。遵命后撤的那天清晨，从师部打探消息回来的院长，虽因前方失守而表情凝重，仍镇静从容地“边指挥属下，边招顾并安慰我等，让我等自惭患难之时，无助人反累人”。当他们与医院上下官兵告别时，双方“莫不深感凄怆”，政治指导员握遍他们的手，一句“想不到……刚出口，下半截话简直连不上来”。他教士兵唱抗战歌曲，一起做游戏，演活报剧和粤语戏，没日没夜地赶制壁报，“累得手足僵硬”。在机枪三连，他撕开笔记本，替幸存的20余名士兵写家信，并贴上自己仅有的一元钱邮票，将信一一发出。即便如此，“仍然总觉在物质上，给他们的慰安太欠缺了！”在野战医院，他给伤员上药、捆绷带、扎伤口，“整夜无入睡时刻”。得知医院严重缺乏担架床，他多次联系乡长，到处找材料，不分昼夜地赶制，还协助乡长征集民伕，“累得浑身散架，几乎趴下”。在伤兵医院，他见院中住着四、五百伤员，“凄苦状不忍尽观”。他到轻伤区，“与挂彩同志谈话，令他们颇兴奋”；他为伤员唱《卖马耍锏》，唱由底层士兵作词、他谱曲的《昆仑关之役胜利了》。他到重伤区探望伤员，“然未到门口，已闻声声惨呼与呓语”。想到重伤员还在昏迷中或神智极度紧张，“我们的安慰，无异于给他们打兴奋剂，很不适合”，便不忍打搅，悄悄退回。他到病区登记“受伤官兵是否领取犒赏费和赏银”，片刻不停。在后方村庄，他出壁报作漫画，向民众揭示日军的残暴；开村民大会，举实例讲解军民合作之要义；教乡里儿童唱歌；为乡民表演歌咏和活报剧。吃饭难。无论前行还是后撤的路上，常常吃不上饭，有时一天仅一顿无菜的饭食，只能以随身所带之盐佐食。住宿难。能在祠堂庙宇、茅舍草房，躺上稻草堆，便是莫大享受，有时只能睡在野外丛林、山崖岩洞中。行路难。去前方的路上，为赶时间，他们尽可能搭便车。广西山多，路窄道险，“沿道时见坏车，多辆已翻入溪涧”。车况差，抛锚是常态。一次，离目的地尚有几十里，车趴窝了，众人下车推了3个多小时。道路崎岖（视频截图）
回程路更难。国军在昆仑关取胜后，未乘胜追击夺回南宁，而是转入固守。日军乘机重新集结两万余人，于1月27日发起反攻，至2月2日，先后攻占宾阳、思陇、九塘、昆仑关、上林、武鸣一线。国军全线溃退，桂南战役就此结束。
战事突变，父亲接到撤退命令，带队返校。他们从中光村出发，经南绿盆村，巷贤圩、上林、万福、古蓬、渡口、梭罗、嘉仁、永定、石别等地。一路上，后撤部队川流不息，伤兵担架连绵不断，流离难民成千上万，“带箱背包，扶老携幼，尽是悲怆凄凉”。这番回程是溃逃，只能靠双脚。整整七天，父亲一行从清晨到天黑，从更深到黎明，在头昏眼花、精疲力竭中，马不停蹄地走啊走，“时入半睡中，足机械般移动，路滑更无力，几次险入溪涧”。暗夜中，“惟闻行李杂物碰击声，后面的人，目不转睛盯着前人的背包，时以手抓握，连小便也是集体行动。每人都有固定编号，不时连续报数，以免脱节”。过高山时，更是“命与危崖争咫尺！”最险之处，身贴崖壁，一步一挪，心惊腿颤。后撤最后一天，在距宜山仅十五里的泥泞路上，父亲“走坏了足关节，奇痛难忍”。最后一段，他几乎是“拖着红肿膝盖爬回去”的。艰难险境中，最怕有人生病。同伴中有患疟疾的，感觉“时而如埋火堆，时而如落冰窖”，但也只有吞几片药，跟着队伍脚不停歇。一次，一位同学半夜发高烧，怎么也不愿从稻草堆上爬起来。父亲只得强行拉起他，跟着队伍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走了几百米。随后，同伴一头栽倒在地，再也不愿动弹。父亲心急如焚，只得与另一同学“架起他，拖了几里地”。另一次，黑夜中翻越高坡，一位同学滚下去伤了腿，大家只得用简易担架轮流抬着他，在万般疲惫中走了几十里。父亲作为青年学生，有勇气奔赴前方，与鬼子隔空较量，已属不易。然而，求生是人的本能，危急关头，面对险境，他也难免紧张恐惧。从南绿盆村后撤前，他想到“我等身无一武器，又无指南针”，不免心生“求死不易逃生亦难”的悲叹。得知宾阳失守，日军离他们的住地不过二十余华里，死亡威胁步步紧逼，他更是感叹“我们无武器，无向导，无指南针，无详细地图，无战场经验，抛落敌后方，该如何求生存？！”渡过迁江后，距宜山尚有百余里，他再次充当探路先锋。但当地百姓讲壮语，他根本听不懂。因听错地名，与同伴奔出老远后，才发现方向反了。冤枉跑了20多里，来回损失两个多小时！“错走一里，比快走十里更累人”。路过残破碉堡，堡壁上两个黑洞，似蒙面大汉杀气阴森的双眼，让他顿生“惟恐堡中钻出一个怪面好汉”的恐惧。野草封路的尽头，忽见一只野兽，耸立拐弯处，一动不动，让他顿觉“双重恐怖，死在后方不该啊！”好在没等他俩走拢看清，那家伙抢先认怂，溜了。最让他难受的是，宾阳出发时，二十余名同学彼此“互道保重！”归途最后一站重聚时，竟有四位下落不明，“众人相见，惟听凄声，心绪难平”。所幸，失散同学除一人受伤外，其余三人，终平安归来。一路艰辛，筋疲力尽。2月7日，一行人终抵宜山。但宜山也不太平，政府机关忙着撤离，浙大已迁至遵义。费尽周折，总算搭上物资运输车，于2月19日到达浙大在抗战中的最后落脚点——遵义。南川任教时，他积极为前线抗日志士募捐。南川学生钟邦臣，曾在缅怀母亲的文章中写道：“夫妇俩以其多才多艺，给学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俩人曾经多次率领学生们，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从教过程中，他出于教育对象是中学生的现实，为保护这些不谙世事的年青人，他要求他们夯实知识基础，以谋国家民族强盛为己任，刻苦读书。他拒绝在学生中宣传任何党派教义，力使学生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他奉行“培养学生一点起码的正义感和正直性格”的理念，教育他们认清社会是个大染缸，不要同流合污。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他所在学校的学生，为抗议县政府克扣口粮，到政府机关示威游行。结果，被当局扣上“通共”的罪名，准备予以逮捕。父亲担心学生的生命安全，想方设法保护学生。他以自身经历，力劝学生“不要吃眼前亏”；到相关机构，多方疏通，避免了学生被投入监狱。也因此，他和母亲被当局怀疑“有共党嫌疑”，最后不得不逃离南川。然而，父亲又不是一个有远大革命理想、高昂革命激情、热衷革命活动的人。入大学前，尽管他也喊过“抗大！抗大！”但“仅仅是一种无政治基础的情绪宣泄”。当得知既是街邻，又低他两班的徐贤星悄然离校，奔赴陕北时，他“反而暗暗安慰自己：‘人各有志，断了念头吧’”。大学期间，他参加了“黑白文艺社”的外围组织，担任歌曲学习组、平民习艺所工作组的负责人，当得知黑白社的几个地下党员被捕后，他怕受到牵连，“紧张害怕得几天不敢出门教歌”。在南川教音乐课时，他教抗日歌曲，但顾忌自己客处异乡，不想招惹麻烦，便对学生们说：“大家都是中学生，抗战意识已很清楚，我们用不着再在课堂上喊‘大刀’、‘杀’这一类歌词”，从而在选择歌曲时，“凡是吕冀、星海、郑律成等人的曲子都未采用。当然，相反的歌曲，如重庆卫戍部的卫戍歌一类，也一律不教。而是选一些社会人士写的抗日歌曲，或选一些清心寡欲的、超现实的、以旧诗词为主的歌曲”。1946年“沈崇事件”爆发后，女师学生大力声援，积极参与重庆的“抗暴运动”，他则“要求学生彻底划分教训与界限”，奉行“我当我的纯‘教务’主任，不谈政治，不问学运”。所以，在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人人必写的《自我鉴定》里，父亲坦承自己：思想上，自以为多才多艺，超然清脱；学业上，自以为所学机械工程，日后可靠本事吃饭；音乐活动上，只是形式方面靠向大众；文学活动上，虽用高尔基的‘海燕’作为文艺社名称，但简直就是躲在云端里。他批判自己“拼命往小资产阶级的圈子中钻并自鸣超然”，责骂自己是“立场不鲜明、隐藏正义感、做着怀古梦的乌龟型人格”。父亲的上述表白，既是环境所致，也关乎他的性格。因为究其本性，他就是一个阶级观念模糊，崇尚精神自由，向往安宁生活，性格平和又略带忧郁的普通知识分子。因为自己出身贫寒，有过受苦受难的人生经历，所以，他除了“决心一辈子不去高攀有钱有势的人”，还非常同情社会底层人的境遇，理解其心情。在南川当老师时，他夸农家子弟“简朴可爱”，见他们生活贫困，常心有戚戚：“他们除严冬外，一年中都穿着草鞋或打着赤脚，看着真是不忍！”严冬里，农村学生衣着单薄，瑟瑟发抖，他找出自己的衣服送去。开学了，个别农村学生交不起学费，他拿出自己不多的薪酬，无偿为其垫付。物价飞涨后，学校发薪水以大米代替，他便直接用大米，为贫困学生缴付学费。父母哥姐和重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
在21兵工厂时，他见隔壁两位工人，皆靠一人挣钱养家糊口，家中孩子多，生活很困难，便主动拿钱拿物，帮助他们。他说爷爷借钱给人，从不知讨要归还，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有人管他借，他从不拒绝，也从不问人还期。他走后，这些借款不了了之，以致母亲说：“我和你爸爸以往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他发现所在技术科的小青年，经济拮据，打着单身。便在周末协助母亲，做一桌好饭菜，呼他们来家，大快朵颐。几个年轻人酒酣耳热后，在大床上东歪西倒，鼾声大作，有时还污物吐一地。逢此时，父亲埋头清扫。下个周末，继续“笑意显、酒饭全”。他深谙“会说是能力，会听是修养”之理。与人交谈，耐心倾听，即便开口，也话语暖心。在桂南战场，见撤退士兵吃了小贩的糯米饭团欲走，卖者不敢吱声，他上前说：“目前军队纪律良好，请你放心，兵士决不是白食之人，不过是开玩笑。果然，士兵听后，欣然付钱”。他去车间检验产品，每次进大门前，总要先咳嗽一声，提醒工人“我来了，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以维护他们的自尊心”。哪怕是赠给工人米面，他也要再三声明：“这绝不是施舍或赏赐”，以免受惠人产生心理负担。他秉承爷爷“心善是路，谦让是腿”的祖训，与人相处，不争强好胜，面对应得利益，也要谦让。从21兵工厂调到建设机床厂后，厂里按规定，给他分配了住房。但他考虑到从21兵工厂调来的少数工人，家住江北，每天上下班要乘过河船，再走很远的路，比自己更辛苦，便主动将房子让了出去。上大学时，他思念家乡亲人。然而，烽火连天，家书难抵。无奈中的父亲，但凡听说有人来自浙江，便会找上门，打探家乡和亲人的消息。一旦收到爷爷的信，便在回信中放入新邮票，叮嘱爷爷“最多隔三个月，一定要让铭弟（我叔叔）给我写封信”。即便在桂南前线终日紧张忙碌，只要路过县城看见邮局，他就会给家里发张明信片报平安。从前线回到宜山的当晚，他迫不及待地“写了四张明信片，寄给铭弟，好让大家放心”。他深知父母供自己读书不易，工作后，便将多半薪水寄给家里，宁可自己生活苦点，也要尽到赡养之责。所以母亲说：“自我认识你爸爸以来，他的衣着用物比我还差，穿的是拍卖行买的两件旧衣服，只有一个旧的假皮皮箱。那时他已工作两年，却还是这么穷。生活上，他是不讲享受的，没有做过一件毛呢料衣服”。1948年7月，大哥因高烧抽搐，在21兵工厂医院住院，父亲每天来回奔波，不幸感染伤寒，住进了重庆宽仁医院。这种由伤寒杆菌引发的传染病，虽不会迅速致人死命，但因能引起肠出血、肠穿孔等严重并发症，危险性与致死率很高。即便是在恢复期，饮食稍不注意，也会要人命。住院不久，父亲的病情得到控制，食欲逐渐恢复，但饮食须少食多餐有营养。母亲冒着酷暑，提着饭盒，挺着凸肚（已怀上二姐六个月），乘过河船到医院，给父亲送鸡汤面。父亲病房里，另有两位病员，他们的病程与父亲相似。俩人身体好转后，难抑旺盛食欲，父亲总是极力相劝：“忍得一时饥，免得丢小命”，又说：“我还有妻儿，都在等我回去，我不能搁下这副担子！肚子再饿，心头再想吃，也要忍！”结果，三位同病相怜的人，一位啃了一只肉包，一位嚼了半根油条，引发了肠穿孔，没能挺过去。只有父亲，最终走出了病房。他调到建设机床厂后，单位离家远，公交车少又收车早。想到母亲独自在家照料小儿女，他就难以安心。于是，他只要下班时间稍早，晚上定要回家，哪怕步行两三个小时，到家时已近午夜；哪怕第二天晨曦微露，便要出门。
爷爷奶奶家人丁不旺，父亲希望自家多有几个儿女，也对儿女特别上心。在21兵工厂时，母亲在厂子弟中学教书，逢下午有课，无法照顾哥姐睡午觉，父亲便将大哥大姐带到工厂宿舍，待俩人熟睡后，在枕边放几颗糖或几块饼干。哥姐醒后，第一时间就找父亲放的东西，猴急地往嘴里塞。父亲若碰巧看到俩人的吃相，会佯装“虎口夺食”。然后，仨人床上地下，追来撵去，嘻嘻哈哈，闹作一团。他下班时，母亲常会带着哥姐，在厂门口等他。看见三个小家伙，父亲肩上扛一个，一手抱一个，吹着口哨，哼着小曲，踏上回家路。两双脚下，一地残阳余辉，分分合合，散散聚聚，他说：“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光阴”。大哥温顺安静，向来循规蹈矩。身为长子，他被父母寄予了厚望。5岁时，母亲送他去读小学，因为年纪小，一学期后，收效甚微。母亲有点沮丧，父亲却说：“很不错嘛，至少他晓得热爱毛主席”，而没把大哥一棍子打出局。转眼到了学年末，大哥的语文数学考试都及格了，顺利升到二年级。不想，期末考算术，考题标明减号，他嫌麻烦，心想若改成加号，会算得更快，便随手将试题中，凡有一横的地方，都加上一竖。减法变加法，他是班里第一个交卷的。大哥自作聪明的代价是，算术考试不及格。父亲同母亲商量：他还是太小了，就留一级，再读一个二年级吧。由此，大哥的就学史上，有了唯一的蹲班记录。父母和大哥（家中墙上唯一悬挂的照片）
父亲到北京出差，隔几天就给母亲来信。每封信中，他都单独给大哥写两句：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照顾妹妹，回来给你买好东西。大哥则按母亲的要求，给父亲回信。那时不兴练毛笔字，亦未推广简化字。大哥信上的繁体字，身材胖瘦不一，站队参差不齐。但父亲却从大哥的一笔一划中，看出长子如己，身上有股子认真劲。所以，他挺舒心。
大姐活泼好动，有点小“叛逆”。两岁多时，她喜欢跳阳沟玩。但人小腿短，总是“咚”的一声掉沟里。沟底满是黑乎乎、臭烘烘的烂泥，母亲将泥猴般的她“捞”上来，从头到脚冲洗一遍，换上一身干净衣服，打几下屁股，再三警告她“不准再去了！”可不到十分钟，又听见屋后阳沟，传来小泥猴的呼救声。母亲气得抹泪，父亲却说：“她有点个性，也蛮好的”。父亲爱逗大姐。他伤寒痊愈回家后，母亲仍给他煮鸡汤挂面。每见父亲端起面碗，大姐会大叫“不吃鱼肝油，吃命（面）”，他便假装大口吞面，然后再喂她。晚上，他给大姐洗脚，总是一只手抱着她，一只手往她的肉脚板上浇热水，嘴里念念有词：“大妹呀，大妹，冲上前打架，口叫手又挥。天发懵，地吓退，坏蛋打颤腿，哎哟哟，淘气又有味。大妹呀，大妹，妈妈不喜欢，爸爸也难为。看你怎么办，我的小大妹！”逢此时，大姐依偎着父亲，显得特别听话，还不时笑出声来。她心里想的是，只要有爸爸给我洗脚，管得妈妈喜欢不喜欢。二姐生来眉清目秀，打小就聪明伶俐。她小嘴利索，每天“吧嗒吧嗒”不停歇。二姐的胳膊腿又白又嫩，肉皮都包不住似的，父亲给她取小名“藕节”，唤她时，她立马“我来了！”应答声又脆又响。父亲得空时，喜欢把她抱在腿上，抖动双腿，颠过来，倒过去，一口一声“我的小观音菩萨”。二姐不爱喝牛奶，一喝就往外吐，见此，父亲会抱起她，边哄边喂。二姐哭了，父亲会耐心地给她讲道理，不管她是否听得懂，听懂了多少。二哥出生后，身体很瘦弱，父亲工作很忙，却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亲自照料他：哄他睡觉，半夜给他兑牛奶……二哥的五官不如大哥标致，但皮肤特白，父亲说他“丑乖丑乖的”，叫他“白儿”。二哥还在蹒跚学步时，会摇晃到家门口，望着树上的树叶，恭恭敬敬地一迭连声“叶叶”。父亲以为他在喊“爷爷”，说他“这么小就有联想力了”，言外之意，夸二哥聪明。拥有两儿两女，父亲感觉家庭生活格外圆满。1953年2月底，他出差到北京，写信告诉母亲“很想几个孩子”。母亲马上领着四个哥姐，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寄给他。这张照片，父亲一直放在他的内衣口袋里，他说自己“每天都要拿出来看看”。四个哥姐（1953年3月）
所以，父亲的同事和朋友，都羡慕他有一位聪颖能干的贤妻、两双活泼可爱的儿女、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文革”中，大哥曾给母亲去信，询问她对父亲的看法，“我对他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除了有点太好说话，他说不上有任何较严重的缺点”，母亲这样回复。其实，在母亲心中，父亲岂止是“没有任何较严重的缺点”，几乎就是一个完人。母亲85岁以后，记忆力明显衰退，却仍能不时忆及与父亲相处的点滴，重复那句她说过无数次的话：你们爸爸太全面了，你们五个，除了两个儿子1.74米的身高与他一样，其它方面，没有一个比得上他，更没有哪个超过了他。是的，父亲多才多艺。他学的是工科，但在文艺方面也颇有才气。他有文学和诗词的功底。大学时，他与外文系的邵全声，成立了《海燕》青年文艺社，组织同学阅读讨论世界名著。他热爱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任教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学习品鉴佳作名篇。即便在桂南战场躲警报的间隙，他也会或面朝绿溪，岩石当桌，或借洞中弱光，跪膝为椅，记前线官兵的不屈斗志和可泣功绩，写桂南的诗意山水和淳朴风情。他喜欢音乐戏曲。这得益于江南的如画景色和民间厚重的诗风雅韵。两三岁时，爷爷常把他扛在肩上，到戏馆茶楼或露天戏场，听绍剧、越剧、金华剧，乃至京戏，使他受到传统艺术的熏陶。在南川教音乐课时，他将李白的《月下独酌》、李煜的《虞美人》等诗词谱曲，教学生吟唱。在重庆任教导主任时，他甚至在一个学期内，组织举办过10余次全校性的学艺活动。他爱唱歌能演剧。父亲嗓音亮，标准的男中音，浑厚铿锵，富有磁性。他能用德语、英语唱歌，甚至用德语写歌词，谱曲后，扯起喉咙自嗨。即便在赴桂南战场的紧张日夜，他也会趁候车的片刻，面对崇山峻岭，一遍遍高唱激励斗志的战歌；在蚊蝇轰炸的茅舍牛圈，创作恨愤交织的《先锋号》旋律。不仅唱歌，“你爸爸京戏唱得有模有样，地方戏更是演得惟妙惟肖”，母亲曾多次说过。他擅长吹奏乐器。“笛子、笙、箫、口琴……只要是用嘴吹的乐器，没有你爸爸不会的。哪怕一片树叶，他放在嘴里，都能吹出很好听的调子”，母亲曾反复提及。然而这一切，都随着父亲的离去，戛然而止，随风而去。我曾在母亲晚年，同她聊起父亲早逝之因，“你爸爸若不是将分配的住房让给工人住，若不是在生死关头拉救少先队员，他是不会抛下我们的”，母亲如是说。潸然泪下中，哀痛难遣，思慕未尽。噩耗传来，母亲悲痛欲绝，终日以泪洗面，半年时间下不了床。那一年，父亲留下的四个儿女，大儿7岁，大女6岁，小女4岁半，小儿1岁两个月，母腹中的我，只有17天。面对四个嗷嗷待哺的幼小儿女，母亲最终意识到：我要站起来！我必须站起来！丈夫留下的血脉，需要自己扶养，丈夫未竟的心愿，等待他的儿女去了却。母亲终于挺过来了！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母亲生下了我。为纪念父亲，母亲给我取名“忆石”。之后的岁月，母亲以她的无私、坚韧、智慧、勇气和能力，为我们撑起了这个家。她要上班，要抚养五个幼小儿女，一身兼任严父慈母的双重角色，辛苦、劳累、忙碌、艰难……可想而知，又一言难尽。在那个政治至上的年代，母亲作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除了工作、生活的重担，还要面对政治运动的压力。坚强的母亲，虽时常心情郁闷，却始终信念坚定：一定要把丈夫留下的儿女们，抚养长大，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母亲给予了我们一切，从物质生活的照顾，到精神世界的滋养，从品德人格的培育，到行为规范的养成。母亲管教我们很严，她要我们从小懂得：刻苦学习、踏实做事、谦逊处世、宽厚待人。1964年，大哥考上了清华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母亲冲口而出“同你爸爸专业一样”。我们知道，她的话里除了自豪，更有因哥哥的争气，而对父亲的告慰。“文革”期间，我们5个子女中，3个到偏远山区插队落户，大哥分配到四川自贡远郊的工厂守仓库，一家人天各一方，艰难度目。虽如此，母亲却常以她和父亲的经历告诫我们：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任何时候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母亲终于等到了改革开放！她的晚年生活有了极大改观：增加了退休工资，搬进了新房，身边有儿女日夜伴陪、悉心照料。母亲88岁因心衰安详辞世，父亲在天之灵若有知，会感到宽慰的。
较之父母，我们有很大差距。父母留下的精神财富，却让我们终身受益。父母都是大学生，自然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迎来了命运的转机。3个儿女在1978年考上大学，已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大哥，也于同年考入重庆大学继续深造。这样，除二姐当年因生孩子错失高考良机，4个儿女都了却了他的心愿。而且，大哥所学的机械专业与父亲相同，大姐所学的化学专业与母亲一致，也算“袭冶承弓”了。早逝的父亲，虽没等到这一天到来，但猝然亡故的他，在天之灵定会为之欣喜。父母或一段时期或终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受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大学毕业后，都先后加入了教师队伍。早逝的父亲，虽没亲见这幕场景，但长眠九泉的他，定会对此满意。像父母一样，我们只是平头百姓，没有显赫业绩，且始终甘于平凡。但靠自律，我们活成了善良正直的人。早逝的父亲，虽没亲历儿女成长的全过程，但移居天国的他，定会因此安心。父亲的一生，虽短暂，却久长。父亲的经历，不复杂，却丰富。父亲的生活，有苦闷，也有欢乐。父亲的精神星空，有愁云，更有明丽。父亲活出了“谦谦君子德”的风范，这得益于他的心，总被良善之光吸引，他的足，总在仁爱路上追寻。今生，我没有，也根本不会有机会见到父亲。父亲的身影，只有，也永远只有出现在我的梦境。梦中的他，和我说话，陪我们玩耍，那么亲切，那么和气。然而，片刻，只有片刻，他便转过身，离开了，走远了，模糊了，任凭我大声喊，快步追，却没有任何回应。最后，只剩下缥缥缈缈的背影：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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