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余琼琼，1951年生，重庆市人、1983年考入原四川财经学院会计系（现西南财大）。中国注册会计师，从事财务工作多年，退休后笔耕。
作者：余琼琼
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饥荒年代，粮食釆用定量制，每人每月小学生19斤、初中生27斤、高中生31斤、教职员工同干部一样21斤。再开个什么动员会，有人出来带头高风亮节捐出两斤，于是老师们都变成每人每月只有19斤定量了。那时所有的人都在食堂吃饭，按规定的定量，每人每月发一版卡片，上面印的是一两、二两、三两。吃饭带上卡吃几两由管理员剪几两。剪完了就只有饿肚子了。当年不知道什么原因，教育局挑选了一批‘’根正苗红‘’的高中生，经过短期培训，就分配到初级中学当老师了。这种赶水式集训出来的教师没法上专业课，一般都安排教体育和政治。我们学校就分来了两男一女，都是某某校高二的学生，一男教体育、一男一女教政治。这种破格提拔当然是好事，只是苦了这几个孩子，粮食定量一下子就减少了12斤。又正是年轻力壮长身体之际，每个月19斤米的饭啷个吃得饱嘛！新来的女老师从学校到学校，以前从没出过远门，突然独立了住在这偏远的学校里。没有朋友，没人商量，饿得心慌就乱了方寸。把管理员剪下来掉地上的“一两”“二两”“三两”饭卡捡回宿舍精心粘贴回去。居然又去窗口打饭。这种低级别的造假立马被揭穿，逮了个正着。这下丢人丢大发了。怎么办呢？得立功赎罪啊！可怜的小姑娘独自冥思苦想了几夜。突然在一天的后半夜，跳出宿舍门大叫：“隔壁的人在喊反动口号！”那年头这所乡村初级中学的老师们住的都是干打垒的平房，一人一间很小，门离得很近，确实不隔音，隔壁住着一位教生物的蓝姓男老师（出生很不好，其哥哥是川军将领）。这一下子全校舍区都惊动了，所有人都出来了。小姑娘说：“他在喊中华民国万岁。”懵里懵懂被叫起来的蓝老师，不知所措地呆立着。庆幸的是我们的校长兼书记李体泉先生可是个明白人了，明察秋毫：“做噩梦了嗦！没事了，都回去睡觉！”“文革”中这事又被抄了出来，蓝老师被批为：做梦都在喊反动口号，挂上了“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李校长本来就成了“走资派”，还被加上一条包庇反革命的罪名。而那位曾经幼稚过的女老师，运动一开始就和学生们出去串联了。整个运动中，她一张大字报没有写，一场对其他同事的批斗会没去参加。而她自己也被造反派当“保皇派”批斗了，总算是真真正正地赎了罪了。60年代初，人们饿得相互的信任荡然无存。为了防止食堂的炊事员偷嘴和管理员作弊，学校规定每天抽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监厨。这两个人整天不上课，都在厨房上班，食品买回来要复称，蒸饭称米要看称，也帮着切切菜……打饭的时候也要监督，不允许谁多吃多占。这天轮着监厨的是体育老师熊和62级的学生吴。熊一米八几的个子在当年确实少有，教体育课每天带着学生跳来跳去也着实消耗大，需求量想来也应该大点吧。一切顺利，十一点钟过了，饭已蒸上，菜也切好，两人也没事干了。只等一会师傅把菜一炒就可开饭了。那天有个菜是烩胡豆：干胡豆煮粑，加点油盐葱花一烩，就是份菜。胡豆已煮好，装在一个大筲箕里，冒着热气只等烩了。吳发现熊一直在筲箕面前转，于是来个外松内紧，装没看，其实一直紧张的盯着。熊此时真的是又饿又馋，粑胡豆香气逼人，终于没能忍住，伸手去筲箕里抓了一把，急急慌慌地装进衣兜。手，还没来得及退出，便被疾步上前的吳抓住了，被逮了个正着。于是被取了个外号“穷得慌”，还叫了好些年。多年后吳已成为某报社主编，提及此事，吴搧着自己的耳光：“懵懂少年，懵懂少年，太不应该了！”1955年，也就是五岁前，我都生活在玄坛庙一个叫郭板恒墙的地方。爸爸给我们兄妹三人每个人每天早上订了三个白糕。那时候玄坛庙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就是有一个穿着整洁，个子又高又瘦的帅伯伯，头顶着一个筲箕、筲箕上又盖着一条洁白的毛巾，里面装着热气腾腾的白糖糕边走边叫卖：“糕～白冻！”孩子们都以为他姓高，就叫他高伯伯，因为听着有趣，买了一次吃，太好吃了，就吵着天天要。每天清晨，只要一听见“高～白冻！”我就会迅速地冲出门去接白糕。高伯伯是个下江人(重庆人对长江下游如南京、上海等地人的统称)，口音听不太明白，但亲切、慈祥。每天从他手中接过白糕，真是愉快的事情。突然有一天，听不到“高～白冻”了。听我奶奶说，“高白冻”走了。我还真伤心了好些天，当然，主要是因为没有白糖糕吃了。太小了，没心没肺的。几年后，我们家搬到了牛草坪，我也长大了，哥哥和“高白冻”家的二儿子成了好朋友，而我有个曹姓同学(还是妈妈姓曹已记不清了)给我讲了她妈妈的故事，我才将‘’高白冻”的事故拼凑完成。高伯伯其实姓朱，是浙江人，解放前是国民党部队的军人，有点级别，却没高到能去台湾，也回不了家乡，带着妻儿老小流落到了玄坛庙（重庆曾是陪都，这种人太多了）。解放后政府没有安排工作，只有放下身段，夫妻俩在家做白糕，为了赚钱养家，每天清晨不到六点，朱伯伯就要出来叫卖，一趟又一趟日子过得很艰辛。但是孩子们教育得很好，大儿子考大学连考三年，都因政审不合格落榜，1962年取消提档终于考上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二儿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拉得一手好二胡，上不了音乐学院，连正规的文艺团体都进不去，还是‘’群众川剧团‘’惜才，招收了他，是当然的首席。事故应该发生在1955年冬吧，那时期好像是什么“打老虎运动”，我同学的妈妈是重庆市五医院的会计，被打成了“老虎”。她不服，工作组为了逼她交代，把她关进了医院停尸房。停尸房有道大木门，对着一条小石板路，门上有盏昏黯的灯。石板路另一边是一大片水田，白天还好，晩上我们从来不敢一个人从那里经过。外面朱伯伯已经出来叫卖了，经过停尸房门前，突然矇眬中看见一只惨白的手，手上摊着几毛钱，伸在门缝下面，一个颤抖的声音尖叫着：“买～白～糕！”可怜的朱伯伯一下子掉进了路边的冬水田，又惊又吓又冻。不知道过了多久，被出来干早活儿的农民救起来送到医院，就再也没有走出医院。曹妈妈被放出来后知道了这事，难过得不能自已，后来也变得神叨叨的了。直到现在，我也落下了一个毛病，只要是看见卖白糖糕的，就会感觉又听见了那长声吆吆的“高～白冻！”毛子是成都人，文革前毕业的中专生，（银行学校）分配在成都郊县镇信用社工作。尽管长得高大帅气，但因为“出身不好”（父亲是国民党校官），姑娘们尽管都很喜欢，却没人敢嫁与。有好心人作媒，对方是华阳农村人，在家行三，且称三妹吧。一个周日，毛子约上哥们阿潘前去退圐（说清楚不耍朋友了）。第一次到农家，那年头，农村的家庭都一个样，贫穷、简陋。但全家人却热情似火。准姑爷第一次上门，自然待如上宾。还没来得及开口，一碗滚烫的红糖醪糟糊包蛋（荷包蛋，上面还漂着一层猪油）就递到他们手上了。毛子吃着吃着掉了两滴眼泪在碗里，还好没人看见，退圐的话却再也没有说出口。多年后阿潘报料，我们笑他是两个糊包蛋搞定的姻缘，其实我们都明白：是三妹子家人的朴实、真诚、不嫌弃、温暖了这颗从小就备受冷落、饱经伤害的心。70年代初重庆流传着一个民谣：百货公司“一支花”、煤炭公司“亚非拉”、蔬菜公司“母夜叉”。说的是这三个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行业里女职工的工作状态。百货公司售货员工作环境好，穿着整洁，打扮得漂漂亮亮、煤炭公司卖煤球，难免黑黢黢的，这样调侃都不难理解。蔬菜公司“母夜叉”的名号就有来头了。那年头重庆蔬菜奇缺，买菜一律凭票，一家人一周一张票，只能买五斤菜。当你在白菜、箩卜、大葱三种菜面前犹豫不决时，称菜的大妈就会炸啦啦地吼了：“称不称？不称让别个！”俗话说，物以稀为贵。那时菜价是国家定，人为的贵不了，卖菜人的身份就高贵了，歪一点也很正常。“母夜叉”就由此而得了。应该是1972年春节前，我男朋友来重庆看望我奶奶，还带上他的发小肖同学。他们是成都知青，缺菜的感觉对他们来说不是很直观。这次来，不仅对重庆蔬菜的奇缺有了一次深切的体会，对重庆的辣妹崽儿和“母夜叉”也有了深刻的认识。一天我们上街买东西，刚走到菜店面前，看见来了一辆卡车正在下菜，下的是青菜头（羊角菜），一下子就围了一大群人。只听见菜店的大妈叫道：“排队，排队，一个人称五斤！”我也听说过有时会有不要票的临时到货卖，今天运气好碰上了。
于是我指挥他们两个跟我一起排队，不到一哈儿，一条长龙就排成了。
我男朋友在头，肖同学在中，我殿后，跟着队伍慢慢移动。也真是难为他们二位公子哥儿了。在成都可从来没有这么婆婆妈妈过，是被我急吼吼的样子震住了，勉强而为之。终于排拢了，男朋友称了五斤正低头装菜。突然一个姑娘往肖同学面前挤，肖同学条件反射抬手一挡，姑娘大叫：“他摸我胸脯！”全场大惊，一片肃静。那个年代，这可是犯了流氓大罪了。肖同学乱了方寸，退让在一边，求救地望着我：“我～没～没！”只见称菜大妈不紧不慢地称了一秤盘菜往地下一倒：“拿起爬！五斤菜个嘛，脸都不要了！”全场哄然大笑，姑娘不慌不忙捡菜付钱，用衣襟篼着菜走了。多年以后，肖同学成了成都著名的‘’肖小儿‘’，阅人无数，每每提及当年之事还心有余悸：“在那个乱世，人们唯恐天下不乱，要不是称菜的大妈明察秋亳，后果不堪设想，想想都后怕。”于是乎我送他一幅对联，上联：情急生智泼皮可怕重庆辣妹崽；下联：明察秋亳直率可敬菜店“母夜叉”；横批：有惊无险。余琼琼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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