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必强：追念亡朋及其雪泥鸿爪
编者按：今年，是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入学45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1978年秋，安徽大学中文系招来了108位新生，于是诞生了我们安大中文系七八级这样一个群体。45年来，这个群体朝气蓬勃、相亲相爱，毕业后大家虽各奔东西，处于不同地域，做不同行业，任不同职务，但仍能一如既往地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和支持。如今，所有的同学都已跨过花甲，进入了人生的金秋岁月。回望45年来，班上已陆续有9位同学和我们永别，我们的班主任也走了。这一切令人唏嘘，令人扼腕，令人痛惜！在清明到来之际，陈必强（陈墨）同学自告奋勇当文书，收集了诸多同学的往事记忆，写下了两万多字的追述祭奠长文，情真意切，长歌当哭，哀恸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令人泪目！现转发于此，且当是一场特殊的班会，纪念这些走散的同学，也纪念我们曾经的大学时光。此文即是安大中文系78级同学为去世同学献上的清明共祭之文，也是我们同学45年，一辈子都无法忘却的感情记录。
追念亡朋及其雪泥鸿爪
陈必强
好像只打了几个盹，蓦然惊觉，大学毕业已过四十年。
班上最小的同学都已过了退休年龄，按照传统粗略说法，我们都已是老人。
而按照现代精细算法，我们班大部分人都还只是小老人，或青少老人，只是老年第一段；班上的老大哥，也不过是中老人，或中壮老人，也只老年第二段。即便是年纪最大的老大哥，离老老人、老年三段也都还有距离。
然而人生无常。安大中文系七八级共有108+2人，到今年2月，竟已有9人先后与生者永别。同学亡故太早、太多，太让人感伤，太让人无言。
我想自告奋勇，当一回年级临时文书，写一写那些故去的同学。
“亡朋”即亡故的同学，自古同门同学为朋。不说是亡友，一怕误会，二怕高攀，三怕矫情。仅仅是同学，就有足够情缘。毕竟，曾在同一教室上课，同一食堂吃饭，同一图书馆看书，同一球场锻炼，同一礼堂开会，同一舞厅跳舞，同一树林里约会或看别人约会。同船过渡前世修，何况我们在一起四年？
我不是撰写亡故同学的传记，更没资格为他们作悼词，只想把他们的雪泥鸿爪做些整理，辑录在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为了追念，也为自我安慰。
张洪光老师写不写？这是一个问题。按理说，他不是我们同学，用不着写他。但张老师似把自己和中文系七八级拴在一起，难解难分，不写又似乎不行。若写呢，张老师是老师，应该先写他，为与同学区别，可以编号为“0”。又想，题目中有亡朋，那就该同学优先，让张老师压阵，也与老师的身份相符。
西方谚语说，念彼之名，彼即永生。
下面，我要按告别顺序，念这些同学的名字啦——
一、孙兆祥同学
不会有人想到，上大学时就有同学病故。彼时人和社会，都在万物萌动、生机勃勃的春天，满世界葱茏。那时谁会料到，树林中竟有第一片落叶？
至今记得孙兆祥同学的样子，圆眼，圆脸，圆身材，两腮饱满，皮肤发暗，一口巢湖乡音，声音温和醇厚，很好听。他的二胡音更好。我从外面回宿舍，只要听到孙兆祥在拉琴，必定驻足倾听。只一个长音，就足以把我系住。
我也学二胡，只是总也拉不出孙兆祥那样的琴音。于是想向他求教。孙兆祥年长我好多岁——我以为孙兆祥生于1949年，邓建农同学说是生于1952年——我担心他懒得搭理我，又或是不想为一个野路乐手浪费时间。
没想到，孙兆祥十分慷慨，还十二分亲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按他指点的弓法、指法练习，也很用功，似乎也还到位，却总是无法拉出自己的心声。而孙兆祥每天拉琴倾诉无人知晓的心事，让男生宿舍飘出美妙仙音。
孙兆祥不仅琴拉得好，字也写得好，书也读得好。《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这些经典，他已揣摩消化多年，解说起来，绝对是别有一番风味。
此外，他还会理发，也经常给同学理发，邓建农说：“上大学期间，他一直给我理发。他去世以后，我才去理发店理发的。他也经常给其他同学理发，凡是找他的，从不以任何借口推辞。”我也想起孙兆祥为同学理发的场景，那是男生宿舍走廊南端的夕阳剪影，那画面美过一切言辞。
孙兆祥人缘极好，老少咸宜，没人不喜欢。当然也有同学年少轻率，欺他老实软弱自我矮化，不知轻重，往他伤处撒花椒，那绝对是极个别现象。
他同宿舍、同小组同学都称他为“总统”，只因他长得像一部墨西哥电影中的总统，于是得此绰号，孙兆祥居然也答应。时间长了，他也就习惯了做“总统”。实际人生中，他更像总统替身的替身，像是历史的替罪羊。
邓建农说，孙兆祥上大学前一直在农村插队，从1968年到1978年，从16岁到26岁。因是罪人之子，当兵、招工、大学中专招生都没有他的份，但他又不敢绝望，万一老天爷开眼，把他当作“可教育好的子女”呢？我不知道，在农村十年间，他是否爱上哪个姑娘？有没有姑娘爱上他？哪怕暗恋也好啊。
孙兆祥同学有胃病，我的胃也不好。学琴之余，也交流些胃病经验信息。后来才知道，孙兆祥同学所患胃病事小，真正要命的是肝病——张静河回忆，他在校医院听说，孙兆祥在农村时得过血吸虫病。是胃癌转移成肝癌？还是把肝癌当成了胃病？至今无法确定。那时的安医附院，可能要拨乱反正。
孙兆祥做了胃切除手术，1981年寒假归来，听说他又住院了。
人各有命，有的命好，有的命乖。孙兆祥的命最差，他父亲是国民党巢县党部书记，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迅速被羁押，进而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孙兆祥出生到上大学前，从未见过父亲的面。
直到孙爸爸刑满就业，终获准从青海回乡探亲，孙兆祥才从大学赶回家，第一次见父亲。孙爸爸一定会为儿子自豪吧？他一定知道，过去几十年，罪人之子生存不易。不知道孙兆祥和父亲见面，四目是否有泪花？孙兆祥会把人生坎坷归罪于父亲吗？孙爸爸会心疼儿子而忏悔自己吗？这些，我都不得而知。
孙爸爸第二次见儿子，是孙兆祥的病危通知将他催来。父子第二次相见，注定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无人记录他的心痛，无人记录这一家人的心痛。
孙兆祥的短暂人生，不全是悲哀。至少在临终前，他是在同学温情环绕中，当他感到身体不适，去校医院、去安医，都有室友邓建农全程陪同。再次住院时，同班男生轮流守护。顾党胜同学说，他还记得为孙兆祥守夜的情形，是因为和他一起守护的同学见到输血点滴，竟晕倒在地，他吓得不轻。大夫说是晕血症。
陈胜利说，孙兆祥去世不久，《安徽青年报》发了一个整版通讯，记述中文系七八级同学在他生病期间对他的关爱，照料，体现了同窗之间的大爱之情。
孙兆祥同学英年早逝，是安大中文系七八级1981年的一个历史事件。我记得孙兆祥同学的追悼会，仪式隆重，同学表情肃穆，花圈很多，还有挽联——其中有“莘莘学子”四个字，别的都记不清了。
孙兆祥去世时，我还未满21岁，心智蒙昧，精神懵懂，人生经验浅薄。对于生命，既无法完全读懂；对于死亡，更是一无所知。会背“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那纯粹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追悼会上，我只有莫名惆怅；追悼会后也只是想，再也见不到孙兆祥，再也无法向他请教琴艺了。
孙兆祥同学29年人生，我所知浅薄。他在大学里的生活，我其实也了解不多。只记得孙兆祥人很好，会拉琴，多才多艺，温和谦恭。
孙兆祥逝世已42年。如今我已63岁，这时想起孙兆祥，才觉心痛。
二、程世庆同学
程世庆同学病逝，是上苍对安大中文系七八级的又一个恶意玩笑。对程世庆同学和他的家庭，命运的这一玩笑恶意更甚，更无法理解和谅解。
最难受的是，我对程世庆同学所知非常有限，且所知的有限信息还可能模糊不清，甚至有错还有误。例如，我以为程世庆同学是我安庆老乡，张静河同学说，程世庆祖籍是江苏扬州，他还知道程家在扬州的门牌号码。
又，我以为程世庆毕业时直接分配到池州地区，但又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好像他是分配回安庆，然后从安庆分流到池州。那几年池州和安庆分了又合，合了又分，毕业前后安庆与池州又分离，因此，我不敢确定自己所说是真。
又，我以为程世庆分流到池州是因祸得福，因为他是在池州被率先提拔。顾党胜同学纠正说，程世庆同学不是在池州被提拔，而是在安庆时就被领导重用，那位领导要去池州主政，邀程世庆一起从安庆到池州。
好在有一点可以肯定，程世庆应该是我们班——不管一班二班，都是安大中文七八班，即“我们班”——最早晋升到处级的同学之一。
可能有人误会，以为程世庆同学被重用，被迅速提拔，是因为池州地区缺干部，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实情不是这样。我家也有亲戚在池州，貌似也有才干，却无人当上政府副秘书长。程世庆被提拔，应该是因为他有真才。
虽然是老乡，上学时，我和程世庆从没有单独交往。我记得他浓眉大眼，嘴唇有型，形貌俊朗，仪表堂堂，总是未语先笑，极其平易近人，一口安庆话也很亲切。谁都看得出，程世庆忠厚质朴，诚实可靠、心地善良。
上大学时，我对程世庆同学印象很深，因他每天从系里取来报刊书信，一一分发给各位同学。这事，张静河率先做过，程世庆做得更久。
那时我若和程世庆打过交道，多半与信件有关。模糊记得他和我在男生宿舍的走廊上说过话，事由、内容的记忆早已漫漶，他的音容却铭刻在心。
同学们想起程世庆，只怕都是他在各宿舍分发报刊书信的笑容与背影。
人性很有意思。给同学分发报刊书信，第一回肯定有人受宠若惊，第二回也会真诚感谢，第三回可能就习以为常。而第四、第五回，就会觉得理所当然，仿佛程世庆是兼职邮差。他若没有及时出现，受惠者说不定还要骂人。
我们对他人的第一印象总是十分重要，且后续影响极大，甚至可能固化。例如，程世庆给班上同学义务分发邮件，在某些人心中，很可能产生固定印象，觉得此人就是个好心的邮差，全然忘记了，他也是凭本事考入大学中文系。
程世庆最早被提拔，有人感到惊讶，原因可能也在于此吧？
有人以为，他只会默默为同僚做好事，只会帮忙打杂；想不到，论起草文件报告、学习理论要点、分析改革开放形势，程世庆随时能让人刮目相看——因为他有心——若无此等灵气才干，他怎么能考上安徽大学中文系七八级？既是七八级大学生，内秀高材有啥稀奇？
我们班，有人才华横溢，有人英华内敛，程世庆内敛得厉害。有才智，也有能力，不到真正重要时刻绝不显山露水，“不见鬼子不拉弦”。然而是金子就会闪光，他的领导自然能发现程世庆这个人才，提拔重用，让程世庆实至名归——应该说是：实至“衔”归。
我和程世庆同学缘浅，上学时连浅交也谈不上；毕业后天各一方，此生未再相见。之所以敢在这里讲述程世庆，因为有“保长”洪德林背书担保。洪德林上学前曾担任巢县的大队书记，后是我的组长，有他介绍，我有底气。
那年同学聚会，洪德林同学和我说起他毕业后的经历，因为他曾受程世庆召唤，一度从巢湖调往池州。洪德林和程世庆先同学，后同事，算得上是真正知根知底。对程世庆的人品才情，洪德林赞赏有加。有关程世庆同学工作和为人，我实在说不出更多细节信息，还是等着看洪德林的回忆录吧。
造化弄人，程世庆刚刚步入盛年，龙云虎风都具备，正要大展宏图之际，突然查出肝癌。1991年去世时，年仅37岁。事前事后想，是上苍太欺人——孙兆祥同学是好人，早早去世了；程世庆同学是好人，也早早去世了。如果只有一根筋，恐怕就要作推理：凡是好人都会早逝——世上真有俗语“好人命不长”。
不过，我不相信。孙兆祥、程世庆都是好人，都早逝了，那不过是偶然。要做出好人命不长的推理，两个样本根本不够。
程世庆早年生活对他有什么影响？他是工作过于劳累吗？他工作压力太大吗？或因遗传基因变异而患病早逝？这些才是真问题，可惜我都不知道。
程世庆的故事有大片空白。好在同学都知道，他是个非常内秀的好人，或者说，他是人品极好的才子。好人程世庆，我们不会忘记。
三、李珊利同学
安大中文系七八级人数是108+2，其中+2之1，与李珊利同学有关.她在，我们是108人；她走，曾抗美同学来，还是108人（另一个1，是孙兆祥去世，同学少1人；汪予飞同学从本校外语系转来，班级人数又还原为108人）。统计大学同学人数，总不能把中途离去的同学排除在外，只好说我们是108+2人。
若较真，李珊利只能算是我们三分之一同学——她考入的是江西大学，最后在暨南大学毕业，只有中间一段时间在安徽大学。尽管如此，也不能把她一分为三，即便同学一天也算同学，何况李珊利与我们同学一年多。更何况，无论何时、与何人谈及，她对安大中文系七八级的认同和喜爱，都溢于言表。
李珊利是唐式美人，丰腴白皙，明眸红腮。她是高干子弟（否则怎么可能在不同大学间随便溜达），却平易近人，似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她的偏好是诗和梦想，颇像《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只要谈诗，就目有晶光意飞扬。
在安大上学时，我就曾领教过她的诗兴发作。我和李珊利同学几乎不认识，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安大，也不记得她何时离开；上学时，不知道她是否住校，也不知道她在家时多还是在校时多。有一次，她到自修室，居然主动和我说话，话题好像是某一首新诗，当然是她说、我听，我的耳朵嗡嗡作响，她说什么我啥也没记住，只记住了附近同学戏谑的嘘声。此后不久，她就离开了安大。
说李珊利热爱诗与梦想，证据是，暨南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烟草总公司，虽然工资高，待遇好，她却不开心。不久，就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担任作家草明的秘书，这里离诗歌更近，离她的文学梦想更近。
1985年，我到北京上学。再见李珊利时，她请我吃饭，还记住了我的名字。并不是特别偏爱于我，她对所有来京同学都是如此。朱霞把大学同学当作娘家人，李珊利成了她娘家姊妹。朱霞说，有一回她和我吵架（我何时与她吵过架？），她摔门而出，假装离家出走，实际上是约了李珊利到她家附近喝咖啡。
那时倪似丹同学也在北京，有一次倪似丹怀疑房间被盗，朱霞和我立即赶往中央戏剧学院宿舍楼，帮倪似丹探案。翌日朱霞打电话告诉李珊利，李珊利居然约朱霞再去安慰。面对同学热乎乎的安慰开导，倪似丹终走出疑心梦魇。
对在京的同学如此，对来京的同学亦如此，许辉同学来京，就受到过李珊利的热情接待。许辉在小说《黄色公告》里，对此有生动巧妙的艺术调侃。
凡有同学来，在京任何同学请客，只要给她发邀请，李珊利必来与同学相见。记得某同学来京，见到李珊利，说她是他当年暗恋对象，李珊利笑得非常开心，当着在场同学接受该痴情人的单独邀请，安慰其又苦又甜的单相思。
那些年，李珊利顺风顺水，事业与爱情两翼齐飞。她的男友高且帅，毕业于浙江大学，就职于中国烟草总公司。两人结婚后，公司很快就给他们分了一套两居室（那时候同龄人都住集体宿舍）。再后来，她丈夫又去美国留学。
别人怀孕后大多设法赶往美国，要生一个美国公民；而到美国探亲的李珊利却在身怀六甲时赶回中国生女。朱霞曾问过李珊利，在美国生孩子、找工作不好吗？为什么要巴巴儿地回国？她说，美国有什么好？她实在过不惯那种低人一等的日子，语言又不通，有一次居然将狗粮罐头买回了家。
她的选择可以有截然不同解释。一是她不稀罕美国，甚至不喜欢美国，也有可能是她的工科男丈夫不够贴心。二是她的事业在中国，只有在中文环境中，她的聪明才智和事业热情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后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证明，李珊利回国后，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担任《四海》杂志编辑，在海外华人文学界有不小的知名度和号召力。此外，她还写诗，诗风酣畅，意兴飞扬。
最后几年，李珊利同学有些变化。酒喝得不少，烟抽得更多，以为她担心女儿高考，却发现她从自由派变成了新左派，活跃在“乌有之乡”，网名居然是“大海中的盐”，让人心惊且疼。更让我们担心的是，她把一切不快都归咎于前夫，常当着女儿骂前夫不是东西。她女儿从小就说，父亲是“空气”和“王八蛋”。
我们劝李珊利，不能当面诋毁孩子的父亲。或许人微言轻，劝说全无效果。
女儿考上北师大，李珊利极为高兴，还请在京的同学吃饭庆祝。几个学期后，竟听说她女儿不愿回家。可能是青春期遭遇更年期，李珊利母女的关系明显恶化。女儿复制了妈妈的言行，把妈妈当作怨毒和攻击的对象，母女逐渐成路人。看到李珊利痛苦不堪，我不得不求我女儿去劝她女儿，不要不回家。
女儿的“恶报”，是不是李珊利罹患癌症的诱因？我不知道。只知道，查出癌症后，她并未留在北京治疗，而是立即去广州，回到母亲和哥哥姐姐身边。她担心在北京无人照应，回家是现实选择，也可以说是某种寓言象征。
要谴责她受伤的女儿，实在不忍。要说李珊利的不是，更说不出口——李珊利同学逝世，作为她的同学，只有心痛和唏嘘。
四、吴万平同学
吴万平同学逝世后，深圳报人胡洪侠在他的公众号上发表《深圳落叶》，专写吴万平，每天写一段，总共长达十余万字。杨大鸣同学转发到同学群后，朱霞每天跟踪，还每天都要读给我听。不由我分说，听也要听，不听也得听。
朱霞这样做，有其原因。我们大四时，朱霞和我一起上自习，吴万平同学曾专门警告她：陈必强有女朋友了，每周末都来，要注意啊！朱霞虽后来嫁给了我，对吴万平同学仍终生感念。我也觉得吴万平是好人，证据就是他怜香惜玉。
听了《深圳落叶》，又先后听了于志斌、沈小兰悼念吴万平的文章——朱霞读这些文章让我听，是要我多多了解吴万平，也是在感恩。
在学校时，我和吴万平很少打交道，对他的印象却不浅。他形象文雅，目有英气，身材不低，只是背脊似乎有点驼，脖子好像有点歪。我知他喜欢且善于弈棋，围棋比象棋精。还知他善于思辨也喜欢争论，是我班著名杠爷之一。
吴万平是活跃人物。朱霞记得他是学校广播站名人，我记得他在校报上发表过文章，报道一个物理系同学通过考试即将留学美国、成为李政道的研究生。
毕业时，听说他分配到安徽省图书馆，羡慕老鼠被送进米仓。在他人的纪念文章中，我得知他的两件功德，首先是将馆藏港版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五大本复印后交给安徽文艺出版社，以便出简体字版（那时无版权概念），出版社赚了钱，金庸迷享了福。说起来，我这金庸迷也该向吴万平郑重道谢！
吴万平在省图书馆的另一功德，是发掘出女词人丁宁的《还轩词》油印本，亲自考据注释，交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举意义重大，一是让还轩词的美声雅调重现人间，一是在文学创新宴会上为旧体诗词争得一席，一是在现代化喧嚣中发出勿忘传统的理性呼声：阴和阳，矛和盾，革新和保守，不可分离。
随后，吴万平调到专门出版古籍书的黄山书社，他在这里的壮举，是竞选黄山书社社长职位，高调宣布要让老同志“就地卧倒”，如此书生意气，实不合当时中国国情。此事结果不难预测，老同志没有卧倒，吴万平只能出局。
即便他有超好的艺术洞察力，同时长了过人的商业之眼；即便被提拔为独立对社长负责的策划编辑，他也不可能尽展长才、自我实现，更不可能真开心。
要当弄潮儿，只能去深圳。
深圳潮大浪高，汹涌的是商业和金钱。在深圳蛇口集装箱公司，吴万平的职位和薪水应该不低（不便打听具体数目），他却无法满足。几年后还是调到了《深圳商报》，据说薪水要比公司低得多，吴万平却开心得多。
吴万平有多开心？我其实不知道。只听说他的围棋水平，从业余三段升级到业余五段，且在报纸上写棋话专栏。
吴万平真的开心吗？我同样不敢肯定。我也曾看到过他开心的样子，笑声爽朗，妙语连珠。但我无方法也无能力，测量他内心欢乐舒张指数。
吴万平逝世，我作了一副挽联：
同窗四年，对话两番，一番真情一番苦；
分户千里，独思一句，半句无辞半句哀。
上联的意思很明白，说我和吴万平同学四年，交往却很少，总共只有两番对话。一次是在学校宿舍里，一次是毕业后在深圳街头。
在学校宿舍的那番谈话，事由很简单，大约是我决定退出乐队，至少是不能参加某次演出，吴万平来做工作——至今我也不知道为何是吴万平，但我非常确定是他来我宿舍找我说话——不过三言两语，他就让我改了主意。我记得他轻声细语，条理分明，按照他给出的言语逻辑，我若不答应就简直不是东西。
在深圳街头的那番对话，话题就要沉重得多。我知道他父亲是右派，也是当年的抗日远征军，他说他长时间无法谅解父亲，内心更无法接纳父亲，说他从未当面喊过“爸爸”。我问为什么？他说叫不出口。于是我劝他，一定要叫出口，一定要和父亲和解——其实也是自己与自己和解。我还说，如果一个人，若总是理性要往东，情感要往西，理性和情感长期相互撕扯，弄不好会自我分裂。
下联中“分户千里，独思一句”云云，一是说吴万平南下深圳，与父亲远隔千里，独自思考“父子亲情”，若不叫“爸爸”，亲情无辞，父子都会悲哀。此联也可作另一解释，同门师兄弟分户，独自思考“与父和解”一说，既然爸爸叫不出口，那就只有父子相对悲哀。吴万平是否叫了爸爸？我到最终也不知道。
如果我学过绘画，要画吴万平，一定要画歪头梗脖子模样。那不仅是他杠爷精神定格，也是他生命不屈的象征。因为他是右派之子，生活环境不可能公平，若没有这份倔强，绝难维护人格自尊。若不梗脖子，就没有我们的吴万平。
我相信，每个同学心里都有自己的吴万平形象。
像他这样聪明睿智的人，心灵世界必定有很多皱褶、很多回路、很多复杂空间。如同一座楼，地上有几层，地下还有几层，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景观。
楼上阳光灿烂。在一些人眼里，他是乐于助人的欢乐天使；在另一些人记忆中，他是倔强不屈的英勇斗士；而在有些人心目中，他是不朽的情人。
楼下潮湿暗黑。有伤痛层，有疾病层，还有不知何时形成的抑郁层——最后几年他身体发胖，到朱阿春那里去休假竟独自酗酒不休，就是证明。
吴万平心底究竟有多少层次，我懂得太少，不敢妄言。
五、胡冰同学
记住胡冰同学，是在大学高年级时，他向全年级同学传授学习经验。那时我才知道，胡冰同学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也是我班高材生。想想也不奇怪，都知道我们班藏龙卧虎，到底藏了多少只，却始终无人数过，想必也无人数得清。
记得讲台上的胡冰，身材不高，大眼白脸，声带沙磁，语调很自信，笑意很谦逊。他在讲台上认真说，讲台下的同学却未必认真听，我也左顾右盼，偶尔看讲台上的胡冰，想到俄国大诗人莱蒙托夫的名诗：《一只孤独的船》。
胡冰讲授的内容，如今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认真态度，为了这场演讲，不知道前一天晚上睡了多少分钟？那天，胡冰的大眼里好像有红丝。
我和胡冰没有交往，所知非常有限，只得向熟悉他的同学请教。首先找邓建农同学，他与胡冰同组同宿舍且曾是上下铺。邓建农下铺本来是孙兆祥，孙兆祥去世后，胡冰成了他的下铺——千万别多想，我不相信床铺有所谓吉与不吉——邓建农印象中的胡冰，是心智过人，喜欢争论，富有人生经验。
张静河同学提供了更多信息。说他与胡冰在上学前就认识了，那时他在芜湖地区青弋江指挥部工程科做测量和施工，胡冰在泾县汽车队以工代干当文书，单位门对门。因为车队伙食好，他常去车队食堂买菜吃，朋友介绍他认识了胡冰，说胡冰很厉害，说胡冰爸爸是一中教语文的胡文波老师（难怪胡冰修养好）。他之前有好几次见到胡冰带人在食堂走廊里出黑板报，胡冰的黑板报出得多，出得漂亮。那时大家穿着都很马虎，胡冰与众不同，中装革履，很整洁（是自我尊重的个性表现）。胡冰认同张静河，对他说“以后要搭车找我。”
张静河还说，大三时与胡冰同宿舍，像所有大学生宿舍一样，每晚都有熄灯后的讨论和争辩：“胡冰、嘉达兄口齿最利，其实相互间感情真诚而深沉。胡冰争执起来是不让步的，面红耳赤，那时候的真性情真好。”
大学毕业分配时，胡冰是留校的两个同学之一。这并不奇怪，他学习好，人缘也好，既然能给同班同学讲学习经验，留校就是顺理成章。
只不过，胡冰留校并不是当教师，也不是学生辅导员，而是校办秘书。在旁人，这是美差；在胡冰，则不一定是。若他想毕生畅游学海，就不可能喜欢当秘书；若他喜欢做秘书，希望从事行政工作，校外有比大学更大的舞台。
没过多久，就听说胡冰离开了安大，调到了安徽省政府办公厅二办。具体是什么机缘，什么路径让胡冰调动成功，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我只知道，胡冰当省府行政官员，似乎比他当大学老师或校办秘书更加得心应手。
胡冰聪慧过人，灵气充沛，目标远大。证据是，他在毕业20年《纪念册》上留言就与众不同：“学了四年，在老师同学的教育下，学好了，毕业了。学了十年，没有学好……又学了十年，还没有学好.于是回到老师同学中，再受教育，争取学好。”这似禅话，也像谜语，可见他灵颖过人；说大学毕业后20年仍未学好，则因为空间不同、目标不同、课程更不同，他期待更大的成就。
胡冰既是高材，自然会被赏识。因才干突出，胡冰调到安徽省交通厅，开始负责纪检监察工作，后任副厅长，主管县乡公路工程。这活不见得好干，出成绩难，出问题易；骨头碴子多，无法作出面子工程。当然，事在人为。
顾党胜同学说，胡冰是干实事的人。
胡冰果然非同凡响，成就让人刮目相看。翟丽萍同学说，胡冰引以为自豪的公路工程，是他主持的泾县到宁国的桃岭公路——也即网红的“皖南川藏公路”——这条路在他的家乡泾县，胡副厅长内举不避乡亲，说明他身正不怕影斜。
“皖南川藏路”的说法是否靠谱？路边风景是否有传说的那么好？观景处是否应该卖门票？这些都与胡冰无关。与胡冰有关的是，普通公路变成了高质量公路，路面平整，路况上佳，成为网红。为此，泾县百姓对胡冰充满感激。
朱霞说，有一年她和周苏、邓建农、韩俊林、铁哲鸣等同学自驾走这条公路，经过打鼓岭，当地人知道是胡冰的同学，直接免去了每人50元观景门票。邓建农说，那村书记竟还要退还餐费（实际没退），说“胡厅长是个好人”，此话让邓建农砰然心动。这也证明，家乡父老口头心上，有座胡冰纪念碑。
胡冰重情。合肥同学说，请客最多的同学，一个是胡冰，一个是沙林森。我和朱霞也可提供旁证，他请过在京同学，宾主都尽欢。又听说，还有同学常常去“扫荡”胡冰的办公室，胡冰却似习以为常。
同学都知道，胡冰的酒量不大，但酒风豪爽，有真性情。顾党胜说：“同学们一起喝酒时，他往往带头把自己灌倒，有时酒后还会上一段有趣的故事。”
张静河回忆：“2017年回去时，刘翠宴请，胡冰兄特地坐在我边上，跟我细细谈起泾县的变化，车队生活的往事。问我是不是能有两天的时间，他陪我回泾县一游。我因时间太紧，说只能下一次回来才行。我不知道他那时肝已经很不好，已经很少参加聚会，可他专门来陪我，喝了两三杯，就像当年在宿舍里大家共同用一两个小茶缸，吵着嚷着拼酒呢，殊不知他是在舍命陪故人。”
说好人多磨难，容易让人灰心。说磨难不分好人歹人，或许更近乎实际。胡冰是好人，晚年却多灾多难，先是出车祸，即便算是工伤，有国家抚恤，胸椎脊椎折损的痛苦，也不可能因此减轻一丝一毫。好在胡冰挺住了。
车祸之后，又查出食道癌，无论胡冰如何注意饮食、怎样刻苦锻炼，最终仍败于肉眼不可见的癌细胞。天妒英才，凡人无奈。
顾党胜说他曾去ICU病房看胡冰，胡冰已不能言，两人眼里都是泪。
据说，胡冰临终前曾吃力写下“安乐”二字，想必是痛苦太难熬，又或是终于明白生命和死亡真相，要把握生死主动权。胡冰真意如何，我猜不透。
假如胡冰再上讲台讲学习经验，我一定认真听课，绝对不走神。
六、陈小潮同学
陈小潮同学，在大学里是一道风景，大学毕业后又成了一个谜。
说陈小潮是一道风景，可能有同学觉得我昏了头。实际上相反，可能是这些同学读书太过专心，从不往窗外看，根本不知有陈小潮这道风景。
说陈小潮是风景，是指他在前面走，有女同学在后面跟。女同学追陈小潮，我不知道，朱霞知道。她甚至知道陈小潮追逐者的姓名（这里不提芳名，因为涉及女同学隐私），我虽未亲眼见过这一场景，却能想象，也相信。
追陈小潮的理由，恐怕不止一条。首先是陈小潮实在很潮。那时候，像我这样从乡下来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潮，但城里青年知道，城里女大学生更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陈小潮喜欢剃平头，穿白衬衫，眼镜永远在鼻梁末端，你永远不知道他是通过眼镜看你，还是用肉眼直接看你，这姿态就能迷倒女生。
其次，陈小潮是吉他手。说他是艺术家，我怕有些老土，吉他手才够时髦。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自己的乐队，也不知道他是否有组织乐队的想法，但我领教过他的吉他乐音，那不止是动人心弦，简直能勾魂摄魄。尤其是那电吉他，只需拨一个音，就能把人直接送到瑶台，自愿接受鬼使神差。
再次，陈小潮是干部子弟，他父亲先是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后是安徽省出版局副局长，曾当过新四军。因为家境优裕，陈小潮信心满满，风度翩翩，结交的是我只能远观不敢近视的华贵子弟和艺术家。他的生活圈，肯定有人羡慕有人嫉妒有人恨。追逐陈小潮的，多半是门当户对的新时代金枝玉叶。
实际上，陈小潮本人就是一道风景。那些追逐他的女生，不过是这道风景中不太重要的那部分。我这样说，又有人觉得我发昏吧？也是，当年我不会这样说，因为我不这么想；而今时过境迁，回想大学往事，看法有所改变。
陈小潮不以热爱学习、勤奋用功见长，说穿了，他不会认真读书上课，恐怕也没有认真念书的想法。他有纨绔习气，有公子哥儿特征，那又怎么样？那时在大学里的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认真读书学习，这是常态，是风景却不迷人。正因如此，不认真学习而骑车逍遥过马路的陈小潮，才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都误解过陈小潮。不想做学问，就以为他完全不读书；不准备当作家，就以为他没有文学艺术的洞察力。大学里的陈小潮，曾经用他的音乐刺激过我们，用他对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等多种艺术门类的知识信息启发过我们，如沙丁鱼堆里的鲇鱼，有陈小潮这样的人在，一舱鱼都不会闷死。
所以说，陈小潮是一片风景。
大学毕业分配，陈小潮分到安徽省广播电台。八十年代初期很少有私家车，陈小潮却弄了一辆旧车，在合肥街头四处飞奔，陈小潮依旧领新潮。
后来，听说他去了澳大利亚。哪些年，同学们大多相忘于江湖，有的去跳龙门，有的去戏活水，有的当地觅食，有的飘洋过海。陈小潮出国时，据说在飞往澳洲的飞机上，他连英文“茶”和“咖啡”都分不清，却毫无惧色，勇往直前。
再后来，又听说陈小潮从澳大利亚转到香港工作。后来又因为工作成绩突出，成为安徽省政协的海外委员。那几年，陈小潮春风得意，也更潮。
有一年，陈小潮翩然来北京，通知在京同学到友谊宾馆聚会，居然派卡迪拉克车挨家接人。他为在京同学摆下了一场盛宴，让同学眼耳鼻舌都忙。
或许知道我喜欢金庸小说，陈小潮对我说，他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和金庸、梁羽生是同事。我有些纳闷，金、梁虽曾是《大公报》职工，但梁羽生1985年就已退休，而金庸则在1958年就离开了《大公报》系，陈小潮如何与金、梁二老同事？没等我问，他已换了话题，我当然不会故意煞风景。
陈小潮同学究竟从事什么工作？这是一个谜。我猜想，他去澳大利亚当编辑或记者，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应该是真。只是在他言谈中，他从事的工作远不止新闻传播，而是与政治经济都有关联。他曾拥有过本国大领导的签名文件，又有与外国大领导的合影。到底做什么？无人说得清。
是所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有一次聚会时，陈胜利同学一本正经地告诉我：陈小潮可能是国安特工。我吓了一大跳，不可能吧？像他这样洒脱不羁的人，能做国安？陈胜利反问：怎么不能？他又论证了十几分钟，我仍将信将疑。只能说：陈小潮是个谜。
顾党胜回忆：“2012年我们在合肥聚会时，陈胜利、潘军、吴万平几个人很想弄清小潮是干什么的。于是我们开车，让小潮领着去了他的公司。小潮的公司名称好像是叫‘香港联合集团’，他那次拿到聚会上的酒也标注的是这个名称，他的公司有人，但不多。他的办公室很大，办公家具一应俱全，但从家具和地板上的灰尘看，他可能很少坐在办公室里。潘军和陈胜利反复‘审问’小潮，但到最后也没问出个名堂。估计这就是胜利说小潮是国安特务的缘由。”
2019年张洪光老师来京就医，与在京同学聚会时谈及陈小潮，接连抛出了五颗炸弹。一是陈小潮患了肺癌，已有好几年了；二是他没有医疗保险，想找关系办理国内医疗保险未果；三是他失去了澳大利亚绿卡，因而得不到澳洲医疗资助；四是他成了虔诚的佛教徒，房间里摆了许多佛像；五是他不愿见人，连同学也不想见。每条消息都难以置信，但张老师不可能专程来说谎骗人。
他没有国内医疗保险，国安猜想就不攻自破。再作任何猜想都没有意义，就算他是顽主，不结婚，不懂生计，没有固定职业，更没有房地产，那又怎么样？无论如何，他还是比我们所有人都有勇气。敢于冒险，敢于追逐梦想，敢于成为自己且努力成为自己。即便把梦想当作了实际生活，或是在虚拟情境中游戏而忘记回家，那又怎么样？
不久，传来陈小潮同学去世的噩耗。
刘翠同学说：陈小潮为人善良、人畜无害。其实何止于此？陈小潮极重同学情，同学相聚他送酒，同学集会他献艺，请同学吃饭喝酒还要派车接送——临终前不愿见同学，或许只是想让同学永远记住他年轻健康模样。
写到此，心里全都是辛酸。
七、朱阿春同学
在我们班九位逝者中，朱阿春年龄最小——出生时间最晚。虽然活得比孙兆祥、程世庆、李珊利稍长，但也没到60岁，终年定格于59。如果真有阎王爷，我愿意拼了我的贱命，要拔了阎王胡子，质问他为何这般昏庸！？
朱阿春是我们班的阳光大男孩。不仅我和朱霞这样想，翟丽萍、刘翠同学也不约而同地这样说。阿春是应届高中生，入学时年方16岁，一派纯朴天真。
阿春喜欢诗，喜欢顾城和北岛，似乎更喜欢女诗人舒婷。从刚刚入学时起，他就敢随时随地捉住同学谈诗，彼时阿春，脸上有真光。阿春自己也写诗，而且从不惧给同学看。我记得他有个笔记本，上面是他得意的诗句。
阿春的诗或许有些稚嫩，但那是他自己的声音，其中有江南山野的灵气，也闻得出长江风之味，每一句都如天籁。不像我，从小学时起，就唱电影里战斗的歌，抄报纸上的作文，说广播里的话，上大学后不得不找自己的歌喉。
某日突然发现，阿春颇像作家张贤亮。长相有四五分像（眼睛的相似度更高），声音相似到八九分！才情也相似，若说不同，是阿春缺少张贤亮那22年苦难人生，恐怕无法用心血和肝肠把沙砾磨练成珍珠。如今我改了想法，为什么要比张贤亮？为什么要阿春去受苦？阿春做阿春自己岂不更好？
大学毕业时，阿春分配到黄山管理局，离屯溪很近。只是那时有大小黄山市，黄山管理局与大黄山市（原徽州地区）脱钩，我和阿春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我为他欢喜，黄山成就了黄宾虹，提升了刘海粟，也能让阿春诗才大放光芒。
后来听说，阿春调到了省外办，在老大哥沙林森麾下工作。这也很自然，阿春所在的黄山管理局，即使不是外办直管，也与外办关系密切。阿春荣升到省城，最高兴的恐怕是他父母，老一代人的文化信条是学而优则仕。要仕，当然是省城比县城好。阿春调省城，他自己高兴程度如何？我不知道。
有一年我经过合肥，老沙请客，阿春鞍前马后忙。见到同学，阿春开心，我也开心。那时候，我没有在他笑容和笑声背后，看出或听出他内心的落寞。
后来听说阿春辞职下海了，离开了合肥，回到了黄山脚下。对阿春这一选择，有种种猜测，有人猜是因安徽省遴选干部赴美进修意外落选，也有人猜是阿春受了某人蛊惑。张静河说，阿春曾去国外工作和生活了一段时间。翟丽萍问沙林森，老沙说那是他为了补偿，安排阿春去美国帮助中国侨联工作。
这就多了一种可能性，阿春失去到美国进修机会，深入了解了中国官场规则或潜规则；而到美国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真正领悟了现代社会个人化、自我实现、自主自由的重要性，于是重新选择人生路。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
阿春回到黄山脚下，太平湖边，不是去追寻梦园诗境，而是去做锱铢必较的逐利商人。很快，阿春就做得风生水起，当真是能者无所不能。
阿春创建的是什么公司？他管理几个公司？他的创业之路有多难？他的生意有多好？我不知道，也不是我关心的重点。
阿春重情。重亲情，重友情，也重师门同学情。写诗也好，从政也好，下海也好，重情作风一直如初。2018年同学聚会，阿春捐资万元，买茶叶送给所有聚会同学。大聚会后，他在太平还举行了一次小规模同学聚会。
据说，同学毕业30年聚会时，阿春也曾捐资万元。刘翠同学说，疫情期间，阿春给她爸爸送去茶叶，他给刘元树教授的真情留言，被刘翠拍摄珍藏。刘翠有难时，阿春托裴善明同学送来茶叶，刘翠说，这是阿春送来的道义支持。
吴万平逝世，阿春在同学微信群里留言，他写的是：“一直喜欢吴万平的率真，喜欢他的慷慨激昂，前年他曾来我这儿小住了几日。可惜成天沉迷在酒中，特别是睡前躺在床上还要喝个四两、半斤白酒。他已全然没有学校时的脾气和火气，我有时故意抛个他本该发火的话题，他只眯缝着小眼喝酒，懒得理我。跟他聊天，也只是早上清醒，下午和晚上糊涂。我看到他眼里已经空无一物，真正超然物外。只有谈到同学，还能在他眯缝的小眼里，捕捉到一丝火苗。祝愿吴万平一路走好！祝愿所有的同学保重，且行且珍惜！”
上面这段话，以及这段话背后的故事场景，应算作阿春珍惜同学情谊的经典文本。他的地盘，似乎成了同学聚会或散心的特别分舵。翟丽萍同学说，她曾帮过阿春弟弟一点忙，阿春念念不忘，盛情邀请她和朋友去黄山太平湖一游，只可惜当时没有应约，今后再也没有履约的机会了。
阿春是否保重自己的身体？这是个问题，也是个谜。或许阿春自己都无法回答。不可能有谁能料到，年富力强的阿春，会在游泳锻炼身体时猝死。
事后诸葛之说，是阿春的弟弟、父亲接连离世，必定给重亲情的阿春致命打击。何况他还要一面给父亲发丧，一面安抚在养老院中的母亲。
人类见识浅，从来都看不透命运的真义。让阿春父子兄弟接二连三去世，似是老天爷最不讲道理的恶意判罚；让阿春本人无疾而终，悠游去黄泉，不受老、病之苦，又似是老天爷对阿春的特别宠爱，究竟该如何精算？
想起阿春，想起阳光大男孩，必然脸上微笑，心底哀伤。
八、左克诚同学
左克诚同学生于1951年，2023年2月辞世时，已年满71岁，虚岁可说73。他是第一位年逾古稀后去世的同学，按说应该悲痛稍减，实际不然。因为他去世前，曾受命运三连击，吃官司、离婚、患绝症，同学为他意难平。
朱霞与左克诚同小组，更是痛苦、愤懑且哀伤。左克诚接近她的完美男人定义：有理想、有目标、有热情、有能力，善良、真诚、正直，低调做人、不卑不亢。因此，她要我写《追思左克诚同学》，要让他生命留迹于电子宇宙中。
左克诚身材瘦削，其貌不扬，眼如驯鹿，见谁都是笑容。与他无交往的人很容易把他当作路边灌木，不屑一顾。相处半小时以上，当会发现此人内秀而倔强，善良却不可欺。如海明威笔下的桑提亚哥，可以被打到，绝对打他不垮。
在学校里，我对左克诚有两个印象，一是他背着大书包匆匆赶往教室，或从图书馆赶回宿舍；一是他在宿舍里或校园某处与人争辩，合肥腔，声音大，面红脖子粗。说左克诚是“杠爷”恐怕有些冤枉，他喜欢争论，未必总是抬杠。
如今我手头有左克诚的两部遗著，《生命倔强的回声——丁玲小说创作论》和长篇小说《青春祭》（署名林莽），如同两只“漂流瓶”，其中装有左克诚留给世界的人生寄语和生命信息。按照两部书的内容主题及其作者后记，可以重现左克诚在大学读书时的历史轨迹，也可追踪他的心路历程。
左爸爸是右派，左克诚为此吃过苦头。他在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上看到丁玲小说《杜晚香》，不禁欣喜。丁玲复出，右派平反就不是空穴来风。
左克诚是有故事的人。15岁参加合肥学生武斗，17岁上山下乡，其后10年漂泊宿松。27岁考上大学中文系，目的就是要学本领写出自己的故事。
左克诚对丁玲念念不忘，到图书馆借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书有霉味，更有隔世之感，却与他有缘。读第一章，左克诚就有了自己的“啊哈时刻”（悟道激动的那一刻），从此成为丁玲书迷，是丁玲私淑弟子和艺术知交。
说1979年的那一刻是左克诚的“啊哈时刻”，是因为，一，他以此为契机，把图书馆里所有的丁玲小说都找来看了，也找到了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丁玲小说创作论。二，他从丁玲小说中发现了文学创作的要诀：“真正的文学完全不应该是脱离生活的说教，而应该是像《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样，与生活水乳交融在一起。”“如果说她有什么秘密的话，那这秘密大概就是抓住了‘真挚’二字，抓住了对现实生活的真挚感受。”（左克诚《生命倔强的回声——丁玲小说创作论·后记》）。
恐怕没几个同学注意到，那一刻之后，左克诚就不再是昔日吴下阿蒙。再看到左克诚碎步匆匆，显然并非随意前行，而是目标明确，意志坚定，他要练习讲述自己的故事——开始写小说了。此意，他肯定告诉过关系密切的王昭华同学。王昭华说，那时候左克诚和他走得最近，周末经常带他回家玩。
小说《青春祭》的初稿是在大学里完成的，这一点王昭华同学可以证实，陈胜利同学也可以证实（他在给我文章的留言中提及此事）。
与此同时，左克诚也在思考和写作另一作品，即丁玲小说创作研究，这也是他的毕业论文题目。大一下学期至大二上学期就找到了毕业论文题目，并开始搜集材料、思考写作提纲，除左克诚外，这样的人恐怕不多。左克诚辞世后，刘珏同学在同学群中回忆与左克诚就丁玲小说展开争论的情形，可以为证。
大学毕业时，左克诚被分配到安徽省经贸委，以他的能力和人品，这里可让他大展宏图。但左克诚却是心不在焉，他的心，始终在丁玲小说创作研究、长篇小说《青春祭》这两个作品上，两个作品都值得打磨，也都需要打磨。
不久后，他请席广辉同学引荐，调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左克诚主动申请“下放”，是因为放不下自己的两部书稿。丁玲小说研究曾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杨桂欣的赏识，又得到东北师大王中忱教授的肯定，怎忍搁置？1991年，此书终于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是同学中最早出版学术论著者之一。
《青春祭》的命运较为坎坷，左克诚认识许多出版社编辑，却很难推销自己书稿。原因是，小说写文革故事。许多出版社只是听了书名、看了内容提要，就婉言谢绝。直到1994年，《青春祭》才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生命倔强的回声——丁玲小说创作论》学术质量如何？《青春祭》艺术成色如何？大可见仁见智。我的看法是，丁玲的倔强，实是左克诚的倔强。书写《青春祭》，是左克诚自我疗愈的手段，小说主人公赵峻峰热情成灰，此灰能制成心病解药。也可以说，左克诚把1966年被贬为“狗崽子”的那个少年，永远封存于自己的心灵深处，灵魂的呼喊与细语，隐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
从安徽文艺社副社长调任黄山书社总编、社长，左克诚让这家专出古籍的出版社更上层楼，面貌一新。左社长的业绩和情怀，席广辉、姜汉春、韩结根等业内同行，梅森、王秋生、何静恒等该社作者，更有资格和水平总结评说。
退休后，左克诚担任时代华文书局公司总编辑，到北京拓展出版业务。那时我曾与他有过交流，印象有二，一是他真热爱出版事业，二是他真不贪财。
左克诚吃官司，冤不冤？有多冤？我不知道。因我没机会旁听庭审，也无从查阅案卷，不了解案件详请，不敢乱说。我的朋友、安徽人民出版社前社长汪鹏生了解左克诚，他有一段话：“老左是个热血汉子，很容易被大话蛊惑，更容易被看起来很真诚的忽悠所迷惑，而积极投身其中……老左是个勇于冲锋的人，这也是扭曲的生态造成的悲剧命运。”这话有见识，远比我高明，值得参考。
左克诚重同学情。别的且不说，只说最新证据。此次我要写吴万平，想看同学哀悼留言。照例找朱霞，朱霞找刘翠，刘翠找顾党胜，顾党胜提供了当时同学微信群里所有悼言的完整档案，其间还精心配上了好些图片。朱霞告诉我，这档案的制作和保存者“流连忘返”就是左克诚的网名。
如今左克诚同学作古，同学们吊唁他的电子档案，应该也有人为他保存吧？
九、孙嘉达同学
孙嘉达同学人高马大，虎背熊腰，阔脸大嘴，声如洪钟，说他是北方游牧民族后裔，想必有人相信。当然也会有人质疑，因为他白皮肤、戴眼镜，语调绵缓，心思细密，作风斯文，是典型的安庆城里人。
孙嘉达是我的安庆老乡。只不过，我一直不大敢认。大学四年，我从未与他说过话。此事说来话长，原因在我不在他。
老实交代：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顿时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真是曹子建的亲外孙（我妈确实姓曹）。不幸的是，与梅森、许辉同组同宿舍，梅森在我上铺，我坐着也只能摸到许辉的脚。同学的实学真才，让我自惭形秽，狂妄自负的气泡很快被戳破，才子自画像碎成一地鸡毛。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自卑。
孙嘉达是什么人？他是安庆一中1966届高中生，如果文革晚几个月，他必定是某个名牌大学新生，那年我才6岁，显然不可能望到他脚下灰尘。
如今他和我同学，望尘可及了吗？我仍没有丝毫自信。至少在大学第一学期，见到他就会低头溜过。孙嘉达笑声宏亮，我疑心他是故意笑我无知；此人嘴角有一抹笑纹，看上去似笑似讥，我疑心他讽刺我假冒伪劣。
那时，我觉得大学很像鱼苗池。大鱼苗日子最好过，想沉底就沉底，想兴波浪就兴波浪。中鱼苗也很悠闲，想觅食就觅食，想娱乐就娱乐。小鱼苗只好溜边找小虫子，还要谨防被大鱼鱼鳍碰伤戳伤。孙嘉达显然是大鱼：副班长、老三届高中、安庆一中高材生，每个头衔都让我矮一节。所以我怕。
后来我才知道，在其他同学眼里，孙嘉达并非专吃小鱼的巨鲨大鳄。孙嘉达逝世后，陈胜利吊唁说：“在校时，嘉达与我同组同宿舍，每晚就寝关灯时，嘉达喜欢插科打诨，取乐调笑，很是热闹。他在怀宁当宣传部长时，我和老姚、孟晓阳、伍先翔，《安徽日报》几个同学喜欢去怀宁采访写稿，玩，记忆中都是欢乐。”此说有很多人作旁证。邓建农也这样说，张静河也这样说。
后来，我还亲眼见识过应杰苗同学与孙嘉达对话，说是交流，实际是打趣，完全没大没小。孙嘉达是典型的为老不尊，像是好脾气老叔面对顽皮侄儿，无奈表情掩饰不住欢喜与疼爱。这，是真正的同学情深。可惜我都错过。
陈胜利、顾党胜、蔡传扬等同学全都知道，孙嘉达会打乒乓球，那是童子功，他还是安大乒乓球校队主力，后来当过安庆市乒协主席。陈胜利回忆说，孙嘉达为了把国家级乒超联赛引到安庆，还专门到北京公关，请中央电视台的负责人吃饭，结果乒超如愿在安庆举办了一场。蔡传扬的回忆更生动：2006年他和孙嘉达同在省委党校学习时，两人到省体委看乒乓球队训练，（孙）还与省队运动员打了一场。他记得孙嘉达在安庆曾组织过王励勤与波尔两位世界冠军的对抗赛。
原来孙嘉达是这么好玩的人啊！可惜我不知道。否则，我一定会找孙嘉达讨票看比赛。从大四那年国内乒乓球世界冠军们到合肥打表演赛时起，我就成了国乒的铁杆球迷，从江嘉良到王楚钦我都知道，够资格和孙嘉达对话吧？
记得大学毕业时，孙嘉达同学分回了安庆行署，后到怀宁县任职十来年，再后来回安庆市大观区任主要领导，最后是安庆市人大副主任，兼市科协主席、市乒协主席。以他的才干，担任任何职务，做任何工作，必如大厨烹小鲜。
他在大学毕业20年纪念册中说，“我似乎习惯于在基层工作，因为那里有事可做，心里充实，也自由些。”这话大体属实，“似乎”二字却又大有文章。不信调他到高层任职试试看？我相信，大厨仍是大厨，小鲜还是小鲜。
毕业二十年内，我一直没见过孙嘉达。虽然每年回家探亲都要路过安庆，但我从不去找同学。倒不完全是自卑，因为毕业时我已从小鱼苗长成了小鱼。不找同学的具体原因有二，一是我不愿从政，毕业没回家乡，让我妈很失望、很生气。我见同学，我妈肯定要问对方什么职务，若说实话，必会让我妈没完没了啰嗦，问我为何不从政。二呢，知道同学都很忙，不敢随意消费同学的时间。
2002年，我父亲在安庆海军116医院住院，我守护父亲病榻数周，没有告诉安庆的同学。后来我父亲去世，朱霞和我回家奔丧，孙嘉达等同学知道这一消息，定要设宴款待我们。那次，见到了孙嘉达、王仲东、邵光、鲁昭才、汪予飞诸位学长。20年相忘于江湖，再见时丝毫不生疏，确实是同学情谊真纯。
更让我感动的是，第二天，孙嘉达等同学还赶到望江县八房村，为我父亲吊丧。从市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领导——望江县领导应杰苗同学也来了——让我妈高兴之情溢于言表，脸上光彩，差点忘了自己是未亡人。
徐麟同学说“孙嘉达为人豁达、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我信。我和朱霞的这段温暖经历，是最好的证明。
邓建农同学说，孙嘉达的家庭出身不好，好像是资本家一类。若真如此，我在大学时对孙嘉达同学的“疑心”，就真是错得离谱了——
他喜欢笑，原来不是讥讽我，也不是嘘声嘲弄世界，而是达观个性的自然表现；又像是黑夜走过坟地时高声唱歌，掩饰内心恐惧。嘴角的笑纹，也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亦不是讥人讽世，而是他向世界表达友善的讯号。如果不带笑容，很可能被判不安好心。他的微笑，或许夹杂了我所不知的凄苦。孙嘉达习惯挺胸，那也不是高傲，而是他心理长期自我暗示的结果，是生命姿态的固化和象征，就像吴万平梗脖子，必须如此倔强坚韧，否则可能被无情命运摧垮。
翟丽萍同学回忆，大学毕业时，孙嘉达积极且急切要入党，说“学中文的，若不入党，出去能干什么？”此话通俗易懂。一解，是他未雨绸缪，为从政做充分准备。二解，是他出身不好，入党是一种身份和心理补偿。
又想，历史不仅让孙嘉达及老三届浪费了十多年青春时光，更严重的是让孙嘉达们丧失了自由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假如他高中毕业时没闹动乱，他会进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大学毕业时会别无选择吗？
此话从来无人问过。是否有人能答？我不知道。
0、张洪光老师
张洪光老师是老师，与同学不应是同一序列。所以编号为“0”。0不见得就是空无，其重要性超乎想象，十、百、千、万都少不了这个符号。
0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大学政治辅导员也是发明，这一制度是否伟大，是否必须，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可能有不同的评价，同一社会与时代中不同的人可能也有不同认知。同学对张洪光老师的印象和评价，肯定不会一致。
张洪光老师身材不高，方脸细眼，颇有古貌。他有一副金丝眼镜，显示现代斯文。一口镇江官话，声音宏亮，有金石音，还夹杂点磁性。只要他不说教，不发火，不骂人，张老师就称得上作风和善、平易近人。
据说张老师是从无线电系调来，有中等技术专科学历，是由工厂政治积极分子提升为中文系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的职责，首先当然是政治辅导，确保同学在校期间政治安全、思想安全、人身安全。由于掌握学生入党、毕业分配等权力，辅导员多是人见人敬，也人见人怕，谁有斗胆敢得罪辅导员？
辅导员有多大威势？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与我同宿舍的王祥，一度很懒，不愿见人，甚至成天不起床，我问他为什么这样？他一直都不回答。临毕业时，王祥才对我说，他是在打扫卫生时碰破了宿舍日光灯管（我完全不记得此事），害怕张老师问罪，干脆破罐子破摔。
千万别误会，我不是控诉张老师。王祥同学心理抑郁、精神萎靡，那是一种病态，有其自身的原因，并不是张老师迫害的结果。他如此害怕张老师，只能说明他天生胆小。此例只想说明，政治辅导员确实威势吓人。
张老师为人其实不坏。这也有例子证明，那一年合肥工业大学有学生猝死，安大学生要去游行声援，张老师竭力劝阻，当时有同学冲上去将他推到一边，抢了他的话筒。这同学也是我同小组的，想必有同学记得那个场景。我要说的重点是，张老师后来好像也没有给该同学穿小鞋。
作为一个人，张老师当然有他的特点。或许，他更偏爱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一些的同学，偏爱看起来发展前途大一点的同学，偏爱喜欢找他汇报思想的同学，偏爱经常到他家去联络感情的同学，这都是人之常情。
翟丽萍同学说，张老师曾要求她充当眼线，定期向他汇报女同学的言行情况，被她拒绝了，她说她不喜欢张老师找同学当密探。我赞同翟丽萍。我也要说，找人当细作监视自己人，虽然龌龊，却是古来如此，不是张老师发明。
我知道我不是张老师偏爱的类型，也从没有把自己当作一根葱，最大胆的估计，我也不过是一颗土豆，甚或一粒高粱，没指望张老师喜欢。好在我也不怎么怕他，是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我在中学时，近乎刘心武小说《班主任》中宋宝琦一路——我不认为自己是小流氓，但我妈非常担心我是——缺乏文化修养，有自由野性，不喜欢谢惠敏，不喜欢说教，也不喜欢开会。上了大学，当然不会喜欢政治辅导员。
大学四年里，我若见到张老师，经常是绕着走，躲不开就假装没看见。不是不喜欢他这个人，而是不喜欢他的身份，不好玩。好在张老师对我根本不在意，能把我的名字和我的脸联系在一起，那是因为他训练有素。
大学毕业时，张老师似乎找我谈过话，问我对分配有什么想法，我说：除了安庆地区，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包括青海西藏；除了行政单位，任何工作都可以干，包括中小学老师。张老师似乎松了一口气，点点头，没再说话。多年后，我对这段记忆有点不放心，怕这段对话场景是我自己虚构的，目的是想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我是否有足够胆量对张老师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一个问题。
不管事实如何，上述表白的内容倒是我真实心愿。首先是我不想从政，因为我父母是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我实在不喜欢。我妈很强势，如果我分配回安庆地区，肯定逃不脱我妈的掌心，不仅要我做行政学徒，说不定我老娘一高兴还要找一个她看中的姑娘给我做老婆。所以，家乡绝对不能回。
分配方案公布，谢天谢地，我的去向是徽州师专中文科。只是苦了朱霞，因为和我谈恋爱，我分配到屯溪，她被分配到黟县。全年级女同学都分配到中等以上城市，只有她一人被分配到县城。朱霞委屈吗？有点。怨恨学校吗？不。原因很简单，我被分配到徽州师专，占了屯溪名额。为了各种平衡，只好让朱霞去交通不便的黟县，这我懂。我们更明白，作为普通土豆，有坑就不错。
多年后某一天，周维培同学给我打电话，说，张洪光老师来北京了，想见见你和朱霞，不知道你们愿不愿见？我觉得有点怪，张老师要见我们，为何要周维来当说客？我回答说：我们与张老师无怨更无仇，怎么会不愿见面？
见面时，张老师拉着朱霞的手，说：“丫头，分配时对不起啊！”（作者按：我记得张老师是叫“姑娘”；朱霞硬说是“丫头”，照例要由她说了算。）
朱霞天性善良。对当年被分配到黟县一事，并未真正在意。又不是林冲发配沧州，又没有高衙内故意陷害，介什么意？她不觉得张老师有必要内疚。而张老师居然说对不起，还当着在场同学公开表达，让朱霞很感动。我也觉得，此举是张老师人性善良的证明。那一顿饭师生齐心，把所有芥蒂都吃光。
后来张老师来北京，刘锦玉同学召集聚会，我和朱霞又召之即来。
张老师逝世，我也感伤。虽然朱霞和我都与张老师从不亲近，但他毕竟是我们的辅导员，陪伴我们度过大学四年时光，是我们青春成长的见证人。
张老师值得缅怀追思。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翠、翟丽萍、徐麟、张静河、顾党胜、邓建农、陈胜利、史学成等同学的热心帮助和支持，方雨瑞同学精心编辑制作了发表文本，张东明同学提供了珍贵的配文照片，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此外还要说明，朱霞照例帮助我作了许多采访，搜集许多资料。她是我妻子，也是同学，同样要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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