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每个人唯一的又是与所有人分享的记忆，是他经历过的时代的痕迹。

我的记忆是从每天收音机里反复播放的歌曲“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在自由的旗帜下前进，人民前进前进……”开始的。

我最爱听歌曲《王大妈要和平》“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她每天动员妇女们来呀么来签名……”五岁的记忆中就是收音机里的歌，我们也跟着唱，所有人都会唱铿锵有力的歌。那时走到哪儿都会听见同样的歌曲。

1949年我一岁（中），左大姐海燕，右二姐海鸥在北海公园

我不懂为什么要跨过鸭绿江也不明白王大妈为什么动员大家签名，我那时已经懵懂知道苏联是老大哥，我们都要紧跟老大哥。

我一岁从大连到北京，一岁半我就被送到托儿所全托，每星期天回家一天。托儿所在后海附近的大翔凤胡同的一个漂亮的四合院里，也不知道从前是谁家的豪宅。后来听同学同事朋友说过“我家以前在哪条哪条胡同有座大院子……”大院子后来怎么没了，各种版本的故事听了让人心酸。

夏天托儿所院子里搭建凉棚，冬天屋子烧暖气，每天早上是我最不爱吃的滴着鱼肝油的牛奶，总之五年托儿所的日日夜夜把我吃出头脑简单的胖姑娘。

我七岁的暑假终于从托儿所回到家里，准备上小学。那时候我家住在景山后街碾儿胡同的一个私人的大四合院，我家租了三间三十平方米左右的北房，我最喜欢回到这个不大但温暖的家。

1955年7月离开托儿所那天，和妈妈姐姐合影

在托儿所整整呆了五年半，回归家庭的我像一个傻子，一个字不认识，什么也不懂，海鸥教我认字画画，帮我准备上学的用具。七岁的整个暑假我亦步亦趋在她左右。

苏联教育大师苏霍姆林斯基说“童年是人生最重要的时期……是真正的、灿烂的、独特的、不可重现的一种生活。”而我的童年5年多是在托儿所里度过，星期天回家怕见父母，怕跟姐姐交流，木讷，不善言表……苏大师要是知道得多么痛心疾首啊。

1954年景山后街大院子的孩子们，前排右一是我（6岁）海鸥（二排左二）海燕（三排右一）

王大娘是我家住在景山后街碾儿胡同四合院里的邻居，她家住外院，我家住西院。我们回家都要经过她家的一溜南房。我们搬到这个院子，妈妈就看上王大娘了，打算让她帮我家干些家务活。守寡的王大娘朴实勤劳，大娘要伺候家里七口人的日常生活，买菜，做饭，洗衣缝补，做衣服做鞋……大娘家中祖孙三代七口人，没有男人支撑这个家，日子过得艰难。

最开始不会做饭的妈妈让大娘帮我家做一顿晚饭，大娘开始还犹豫，表示自己家务事太多，保证不了时间，妈妈说没关系，只要有人帮忙，怎么也行，妈妈对帮助家里干活儿的人从不挑剔。妈妈按月付给她工资的，对大娘家生活拮据的大家庭解决了不小问题。

大娘老家是河北白洋淀人，说的普通话带着老家口音，我们听惯了，喜欢听她说话以及她的公公婆婆说话，我们叫两个老人老爷老奶。

开始时大娘平时就给我家买菜做晚饭，晚饭时家里只有妈妈爸爸还有刚上小学的海鸥，我和妹妹都在住宿的托儿所，海燕在育才学校住宿，我们三个周末才回家。后来慢慢的一些零碎活儿大娘都做，如取奶、洗衣服，每天叫街上挑水的工人把水缸盛满，星期六下午帮爸妈去托儿所接我们（那时我们分别在三个托儿所，海鸥上小学之前是在中山公园托儿所全托）。

那几年妈妈怀小妹妹期间得了胆结石，在协和医院做了孕期胆囊摘除术，术后要补养，生了妹妹后一次坐的三轮车翻车，一只胳膊粉碎性骨折，手术后养伤恢复，幸亏有大娘的帮忙，妈妈度过一次次难关。

我们都喜欢大娘，大娘到我家，我们都是欢天喜地的，我们喜欢她温柔和蔼，不急不恼，对我们姐妹几个耐心有加，我几次嫌她把我头发梳疼了，她都笑着说有那么疼吗？

我和海鸥每天都要到大娘家呆一会儿，看大娘纳鞋底，看老奶搓麻绳，絮棉袄。最喜欢那一锅黄灿灿窝头蒸熟后掀开锅盖满屋飘香的味道，大娘看着我们目不转睛地样子，一定会给我们一人掰一小块，解馋。

有时候大娘会嫌我们碍事，给我们俩一人100块钱（后来的一分钱），我们瞬间就跑到胡同口小摊挑吃的。

1952年王大娘送我（4岁）和海鸥去托儿所

我们只和大娘一家相处了三年，我们搬家后的几十年中还去探望她，她老了以后住在女儿家，腿不好，已经不能下地活动了，我们去看她，她还是笑呵呵地看着我们老模老样的姐妹几个，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看着我们折腾淘气撒娇哭闹的眼神……

我的童年离不开一个人就是妈妈从大连带到北京的姑娘史绍梅，我们叫她绍梅阿姨。她从小没有父母，家中兄妹多，跟随哥嫂生活，生活困难，十四岁被人介绍到了我家，介绍人对我妈妈瞒报岁数说她16岁。1949年初，爸爸先去了北京工作，几个月后妈妈带着我们去北京看望生病了的爸爸。绍梅听说妈妈要带我们去北京，马上说她也想去，妈妈带三个幼儿及一堆行李，需要帮手就答应带上她，哥嫂更是乐意，甩掉一个包袱。绍梅负责抱我，那时我还在蹒跚学走呢。14岁女孩子就这么被妈妈带到北京，她拿着她16岁姐姐的户口证明很顺利在北京报上户口。没有人追究这个孩子和我们什么关系？怎么到的北京？

到北京后我们陆续进了托儿所，家里不需要保姆了，妈妈跟全国妇联提出绍梅阿姨能否去机关托儿所工作，解放初期各行各业都缺人，绍梅有点文化，15岁的她顺利进入妇联托儿所当保育员。

有了绍梅阿姨，在托儿所的六天里我就有了靠山，不到两岁的我寸步不离绍梅，直到一次绍梅跟我说：“克阳，这是托儿所，我还有好多工作要做，你不能整天跟着我了。”我只好委屈地离开她，当然我还得参加集体活动，睡觉吃饭，终于脱离了绍梅阿姨的庇护。我懂事了，知道再不能依赖绍梅了，但是每天都想看见她，她不理我，我到她吃饭的地方去看她，她也不理我，其他阿姨叔叔看见我都友好地叫我，抱抱我。

绍梅阿姨星期日有时间就会到我家，爸妈像对女儿一样招待她，带着她和我们姐妹一起去公园。

一次绍梅来我家，她当着爸妈的面把我搂在怀里说：“克阳，阿姨要送你东西，你喜欢什么告诉我。”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说送我东西，不知所措地望望妈妈，爸妈微笑着看着我们，我迟疑半天才别别扭扭地小声说：“我想要围巾。”绍梅高兴地说行。

我那年五岁了，有点小心思了，托儿所几年来都是发的统一的服装鞋袜，没有任何能够修饰自己的饰物，我极羡慕大街上的小孩有手套，围巾，帽子，我一样都没有，虽然爸妈都是高工资，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买这些给我们，我的羡慕嫉妒深深地藏在心底。绍梅阿姨的提议勾起我臭美的欲望。

回到托儿所我很快忘了这事，一天绍梅到我家，把我叫到身边，从书包里掏出两条围巾，一条是红色的，一条是天蓝色的，都是毛线织的，非常漂亮，我的心砰砰跳，又惊又喜，不敢伸手去触碰，绍梅把围巾塞到我怀里说：“给你买了两条，喜欢吗？”我轻轻点点头，抬头看见两个姐姐四只眼盯着围巾，眼馋地说不出话。绍梅从我一岁看着我长大，跟我最有感情，送围巾也是对爸妈感谢的表示，是他们把她带到北京，有了很好的工作，生活大大改善，改变了命运，这是她在大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

1958年大跃进时代，绍梅被招进工厂当工人了，她到家里告诉妈妈，那时我已经是小学生了，对她的去留一点都不在乎。工厂很远，此后好多年没有看见她。

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她带着新婚丈夫来家里跟妈妈告别，说要随丈夫到他的老家江苏南通，丈夫是转业军人，大概工作分配回老家了，看上去很不错的一个南方小伙子，能娶绍梅眼睛有残疾的姑娘，一定是善良的人。绍梅喜气洋洋的，有了丈夫，有了自己的小家，临走她留下他们的结婚照片。绍梅走后来过信，寄一些照片，我一直放在我的相册里。

文革中我们和绍梅失去联系，家里信件全部销毁了。我一直想找到她，到公安局查寻她，但是告诉我“查无此人”。我依稀记得她是在江苏某个城，后来才知道我把她去的南通给公安局写成常州了。

2018年，通过网络，我终于找到离别六十年的绍梅阿姨，当她坐在我家的沙发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85岁的老人了，再见的感慨恍如昨日的梦。

如今绍梅阿姨经住了三年瘟疫的考验，健康乐观地生活着。

2018年，我（右一）在北京家里接待离散六十年的绍梅（中）

小学一年级开学不久我家搬到隆福寺崔府夹道的一个四合院。

在这个四合院里度过童年欢快的时光。此后我的人生的三分之一在这所四合院里度过，如今离开它四十年，忘不了那院那屋那树，有爸爸妈妈的气息，有姐妹的喜怒哀乐。

四合院是爸爸翻译《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稿费5000块钱买的。院子里有十一间屋子，爸爸最高兴的是有他办公的地方，妈妈神经衰弱，可以远离吵吵闹闹我们几个，有她自己的卧室也是她办公所在。

院子里铺了方砖，留出种果树的土地，种了桃树、梨树、柿子树、葡萄等，爸爸种了十几盆花。

院子中央放了一口保姆阿巧前东家给的顶欠她工资的大缸，我们在里面养着金鱼。文革后爸爸怕红卫兵把缸砸了，他通知故宫把它抬走，故宫来人抬走大缸那天我在家，看着陪伴我们近二十的大缸被抬走，我童年的欢乐也随之被永远抬走了。几天后收到故宫来信，是一封鉴定书“收到明末茶色大缸一口”附带十张一毛钱一张的故宫门票。

文革前的十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安静温馨的院子里，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十五年我还是生活在这座已强行搬进了四家人的院子里，直到我们最后离开它。

我家院子离我们姐妹的培元小学很近，十几分钟就走到了。我们在同一所小学。小学原是女子小学，到大姐海燕到这个学校（她是四年级转学过来的），她们班才有一个男生。我上学时班上有11个男生，三十多女生。

我们姐妹每天结伴上学放学，更多的时候是喜欢跟同学一起走回家，最高兴的是邀请同学到家里看书。

小学六年我所在的班换了三个班主任，两年换一个，三四年级是广东人黄老师，五六年级是于老师，她们都是未嫁的老姑娘。于老师没有笑脸，我有点怕她。她即使偶尔一笑也是对她认为好学生的表示，我不属于好学生之列又胆小怕事，一般都是躲在后面偷看她。

一天晨检，就是老师检查我们的个人卫生，我至今不懂为什么要检查个人卫生，这跟学习有什么关系。于老师走到一个男生面前，二话不说，揪着他的耳朵拽出队伍说：“瞧瞧……脖子赛车轴！大家都看看……”顿时传来一些同学的嘲笑声，我难受地看着那个男生的表情，他的脸已经涨得通红，脖子的颜色随之更加深了。我在后面缩着脖儿，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洗过脖子，每天洗脸就糊弄抹一下，洗不洗脖子我全然不知道，更不懂什么是“车轴”。“车轴”这个词一直到我上了高中学会骑自行车，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东西。

小学三年级，耳边的歌曲旋律似乎有些轻快的《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曲调容易上口，老少都会唱。我只是跟着唱，歌词说的什么并不关心。

记忆最深刻的几个小学同学：

叶同学。小学三年级我才注意文静而且学习极佳的她，那是因为一天爸爸跟我说：“我们外文部的叶明珍的妹妹在你们学校，应该跟你差不多大。”我一听叶明珍这个名字，马上联系上我们班的叶同学，第二天我就告诉叶同学她姐姐跟我爸爸是同事，她也说姐姐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她姐姐才从保加利亚留学回来，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保加利亚文。跟叶同学有了这层关系，我们俩走得近了。她不爱说话，脾气温和，我喜欢她的性格。她妈妈在中华医学会上班，离我家很近，她每天放学到妈妈单位去，晚上跟妈妈一起回家，所以我们俩每天放学后一起走，我把她送到医学会楼下，我才回家，直到后来她能自己坐公交车回家。

一天课间休息她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说这是她哥哥。那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站在一条船旁边，我看了看没说什么，多少年后我跟她提起那张照片，她都忘记了，她说那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现在八十多岁了，从台湾回上海定居。每年只去美国女儿家住些日子，不回台湾了，在大陆颐养晚年。我才明白那张黑白照片是她哥哥从台湾寄来的。

叶同学的叔叔是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有名教授叶公超，后随胡适等一干北大教授去了台湾，曾任国民党外交部长，台湾驻美大使等。

叶同学1968年去东北兵团，在那里结婚生了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随她聪明优秀。她被聘为北京专家库的专家，经常有工作叫她。

刘同学。一个野性十足的男孩子。他的姐姐和海鸥一班，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自认为刘同学也应该对我不错，但是恰恰相反，他看见我不是骂就是挥动拳头向我示威。在班上他调皮捣蛋第一名。

一次我跟姐姐到他家去玩，他没有理我，第二天到学校一看见我就当着同学们的面骂我，嘲笑我在他家怎么出丑了，我委屈极了，我什么也没干，只是跟在姐姐后面不敢乱说乱动。我气得说不出话来，让他结结实实羞辱了我一顿，我浑身发抖，含着眼泪躲开他。我离他远远的，不正眼看他。

刘同学五年级转学走了，是跟随他父母去了新疆，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因为他父亲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发配到新疆了。在新疆他们全家吃了很多苦，他的姐姐学习非常好，文革中到北京想解决父亲的问题，结果看到的是所有单位瘫痪，能证明父亲的人都自身难保，她顿时精神失常，此后几十年靠药物维持。

刘同学在新疆阿克苏生活了五十多年，退休后跟女儿一家移居到上海了，安度晚年。

2010年我在杭州见到分别五十多年的刘同学，已经认不出来了，一米八的高个，说话办事有板有眼，俨然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中年人，让我刮目相看。

从此我们再建联系至今。

与刘同学五十年后相遇

林同学。她又瘦又高，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位子。小学时就戴上眼镜了。她十分聪明，每门功课都是满分，每逢考试，多难的题目都难不倒她，考初中时她考上女一中，好像她姐姐也是这个学校的，高中她考上女校中最好的师大女附中，她是小学同学中的佼佼者。

林同学的父母都是医生，她妈妈在我们小学三年级时就病逝了。我记得四年级一次写作文《我的妈妈》，我看了她的作文，她写了她妈妈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即将建成的协和医学院的大楼，欣慰地说将来这里可以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医生。文章中流露她对妈妈的无限深情。林同学的性格像男孩子一样，很强很倔，幼小的年龄就失去母爱，对她来说太残忍了。我非常欣赏她的聪明和有个性，虽然我的学习不好，她一点都没有小看我，对我很好，特别是每年元旦，她自己手工做贺年片，做得精致有创意，第一个送给我，送了一个再送一个，我都珍藏在我的抽屉里，文革后都没有了。

插队回来后，我在街上遇到她，她已经认不出我了，毕竟二十多年没有再见了，但是我一眼就认出她了，一米七五的个子，在人群中非常显眼。她也逃不过文革的罪孽，到山西山阴县插队。回北京后应该是上学工作，搞外贸之类的工作，我看见她时，她是陪着洋人吃快餐。我没有跟她多谈，她居然记得我家的四合院，还有我家的小人书。

她的姐姐也是我小学的学姐，学习优秀，后来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调到北京市政府当副市长，又调到台湾联盟当主席，我才得知原来她们的祖籍是台湾。

许同学。许同学说她是二年级转到我们班的，我不记得了。她从小好像就是很成熟的样子，大姐一样。我们很快就知道她会唱昆曲，我们不知道昆曲是何物，但是都好奇。逢年过节班上表演节目都少不了她的昆曲，昆曲的腔调又慢又长又听不懂，坐不住的同学就自顾自地玩起来，我每次都为她难受，争取认真听下去。有一天早上刚到教室，我看见她的耳朵后面有红色的油彩，我悄悄问她：“你昨天晚上演出啦？”她很惊奇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你脸上的油彩没洗干净，她不好意思笑了。

还有一天早上，我们都坐在教室等待上课，许同学的爷爷拄着拐棍走进教室，怒视着前方说：“是谁欺负许同学了，谁要是再欺负她，我就不客气了……”爷爷说得我一头雾水，我偷偷看看周围的同学，都面面相觑，只有几个淘气的男生头低到桌面，还有男生表示没有自己什么事，把头抬得高高的，幸灾乐祸地东张西望。爷爷把拐杖敲打在地面，咚咚响，这时老师已经站在教室门口了，进退两难，爷爷看见老师来了退出教室，老师进来免不了把全班同学训斥一顿。有这样的爷爷真好，可惜我家只有爸爸妈妈。

后来插队她跟我一个村子，她在上街我在下街，每天劳动完了，不想动，近在咫尺很少往来。

小学同学聚会，我问她还唱昆曲吗，她说还唱，并且还教学生，她说现在很多年轻人痴迷昆曲，好多大学生是她的学生。没想到这古老的曲调能够从她延续下去。

张同学。张同学最大的特征是黑浓的眉毛，像个男孩子。她家在王府井金鱼胡同清朝官宦的大宅子里。她的曾祖父是清朝的重臣那桐，清华大学大门上“清华园”牌匾是他题写的。她家宅子因为占地二十六亩，院内亭台楼阁，还有戏台，中西结合的建筑，所以被誉为“那家花园”。她就是出生在这个富足的大家族，从小成长在优裕的家庭里。

她家离学校不远，她妈妈有时候坐着三轮车送她上学，张妈妈是典型的美人，画着淡妆，穿着时尚得体，一看就不是一般家庭的妇女。那时我们只知道她家族人口众多，她的弟弟妹妹，堂姐，堂妹都在我们小学，因为是私立学校，每个学期张家的一群公子小姐们要付出一般家庭绝不可能支付的高昂学费。学校到家只是公共汽车两站地的距离，她家也包了三轮车接送她。

我跟她的一次密切接触是小学六年级，快要毕业了，一天我们正要上课，有两个不认识的成年人走进教室，站在教室前面观察我们每一个人，我以为是挑选献花的同学，我们学校一直以来都是指定给中央首长和外国政要献花的学校，一般都是挑选漂亮，学习好，家境优裕的女生。我曾经被挑选过一次，但是出发前被另一个同学把我替换了（几十年后她看见我居然给我道歉），让我郁闷好几天。

下课后，老师把我和张同学顾同学叫到办公室，说你们三个被刚才来的舞蹈学校的老师看中，让你们星期日去考试，我听了简直不相信，但是站在老师办公室里的对话还是觉得是真的，小学六年我没有被选中参加任何活动，我的学习不优秀，又不是听话的学生，这次被选上考舞蹈学校，让我的头也昂起来了。我们仨走出办公室，没有说话，应该都在窃喜吧。

星期日姐姐们帮我找出她们认为最漂亮的衬衣和裙子，帮我把辫子梳了又梳。我们三个同学约好了一起到了舞蹈学校。一下车就把我吓得够呛，大街两边站满了等待考试的家长和孩子，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也不知道等了几个钟头，轮到我走进教室，只是从这扇门进从那扇门出，十几秒钟就让我们走下去了，我知道是被淘汰的意思，走出学校，我万分后悔来这干什么呀。我们仨都没选上。

爸爸认识舞蹈学校的某个领导，但是他并没有为我说话找关系。我庆幸没有上舞蹈学校，因为我后来的个子矮，腿也不长，骨头硬邦邦的。

文革中张同学家没能幸免，父亲自杀，被抄家长达一个多星期，全家被赶出院子……以往家族的繁荣景象再也不存在。

小学同学模样和事情太值得回忆了，一共相处了六年，那是黄金时代的六年。分别四十五年后，由热心的耿同学领头找到三十个同学，有四五个同学已经离开我们了，没有经历文革“洗礼”的小学同学之间没有任何芥蒂，谈笑风生，嘘寒问暖。

小学的三个班主任老师从来不搭理我这个学习一般，胆小又不很听话的学生，不记得小学六年学的什么，就是惦记玩。

住进四合院，房子大了，随之书就多了，家里逐渐添进的书柜书架有六七个，我们姐妹的书柜书架就有三个，其中一个衣柜被我们也当做书柜，因为我们的衣服少书多。

 我四岁生日时，妈妈送我的礼物是小人书，那时每上映一部电影就出一本同名的电影小人书，小人书是苏联电影《晴朗的天》，说的是集体农庄的故事，妈妈在第一页写“克阳好孩子，妈妈1952年8月19日”。这本我最心爱的书不知道在哪个造纸厂化为纸浆了。

此后我们大了自己能买书了，我们用零花钱和过年节妈妈给的钱陆续购进了上千本小人书，家里成了同学的小图书室，姐妹四个招一群不同年级的同学放学后或寒暑假来看书，一看上就入迷了，抬不起脚回家，直到天黑。

 爸爸翻译界的同事朋友只要翻译出版新书一定要互相赠送，爸爸第一时间拿给我们，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留言，都是“辽逸同志指正”。

姐姐们都争相阅读，交流读后感。我们最爱的书是许磊然阿姨翻译的苏联的《教育诗》，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前夜》，她的先生叶水夫先生翻译的《青年近卫军》，梅益翻译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汝龙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复活》，契柯夫的短篇小说，谢素台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金人翻译的《静静的顿河》，这些翻译家都是爸爸出版社的同事或者翻译界的朋友。还有爸爸翻译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童年》《绞刑下的报告》《哈吉·穆拉特》《杜布罗夫斯基》以及果戈里的《外套》等等。

小时候翻开书就看见各种笔体的赠言，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翻译家们出了书一定要互相赠送，互通文字上的有无。

 丰富的存书让姐姐们百读不厌，家中的阅读气氛深深熏陶着我，我从初中才开始看文学作品，一发不可收。

直到与苏联交恶之后，苏俄小说就少了，但是爸爸把出版社的中文小说以及中国古典名著源源不断地带回家。

两个姐姐中学上的是女十二中，这是一所民国初年的老校，图书馆有英美小说，她们得知后马上就去借，一本好小说得排队等候。当时女孩子们盛传《简·爱》，这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写的脍炙人口的小说。海燕说马上可以借到《简·爱》了，但是只限两天时间看完，有好多同学等着呢，海燕夜以继日地看完，逼着海鸥马上看，因为好多同学知道此书轮到谁手了，谁要是不按时还，那些排队等急了同学就会找上门（教室）要书。

一天她们放学回家，晚上在饭桌上说起当天发生在学校的事，下午全校广播，校长讲话，先说了些官话，突然说：最近学校不少同学传看《简·爱》的书，同学们现在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这本书不是就是说简简单单的爱情吗，不适合同学们看……此话还没落音，各班教室里传出阵阵爆笑声，没看过《简·爱》的同学不知所云，似乎知道校长说错话了。

 姐姐们不屑地挖苦校长，“丢人现眼”“没文化”……爸爸妈妈在旁边听见，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几个已经长大的女孩子聊天议论。

 家里除了书多就是杂志多，我们订了如《人民文学》《译文》（后改《世界文学》）《大众电影》《上影画报》《少年文艺》《儿童时代》《小朋友》等等。《文艺报》《新观察》《民间文学》等杂志是赠送的。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两本杂志送来，我放学首先要看桌子上有什么新杂志或者报纸，拿起来就放不下，把作业温习功课都放在脑后，本来就不爱学习，因为有书，更把学习放在第二，所以学习一直不好。

几十年后小学同学看见我都问起“你们家的书呢，我们到你家看过小人书”，这个话题只能让我心酸，书没有了，四合院没有了，妈妈爸爸在天的那一边了……留在我脑海里的永远是爸爸坐在书房抽着烟斗，拿着钢笔在稿纸上写呀写；妈妈晚饭后拿出下班后带回家的读者信件和要发表的稿件一遍一遍看和批改，还有就是一边阅读一边手中不停地为我们姐妹织毛衣毛裤，她永远是同时干两件事；海燕坐在书桌旁边一动不动地看书写字写日记直到吃饭才不情愿地起身；海鸥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看书，记忆超常，一次次考入重点学校……完整的记忆留下的只能是影像。

我五六年级时候，我们的歌曲变成了风靡一时的《外国名歌200首》。

这是南斯拉夫民歌，到处传唱。我那时候知道南斯拉夫和我们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怎么有那么优美的歌？

爱尔兰民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托赛里的《小夜曲》舒伯特的《摇篮曲》是我最爱的歌曲，姐姐拿着200首歌本的频率比课本多多了，她唱我跟着唱，那是最美好的时光。

我不懂喜爱西方古典名歌的那个时候因为正值我的青春期，试图探究更不一样的东西。那时候我不问政治，可我们的课本里充满政治内容和语句，脑子里却是：

我想做好孩子，听话，努力学习，但是老是做不到。

我的童年在13岁迈入中学那一刻戛然停止，再不是懵懂无知的女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