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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顾土：抓特务，我们玩过的游戏与接受的教育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顾土，本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职媒体，现已退休。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作者：顾土
特务这个词，如今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但在四十多年前，只有特务这个叫法最普及，军统特务、中统特务、国民党特务、台湾特务、美蒋特务、美国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等等，无论中外，只要和特务沾边，都是罪大恶极，一概反动透顶，人人得而诛之，将一个原本中性的词汇，活生生骂成极端的贬义词。
1951年中华书局出版《捉特务的故事》彩绘画册
台湾人徐伯伯，险些成了特务
抓特务，是小时候最常见的游戏，几个小孩凑在一起，先是石头剪刀布，如此决定谁去当特务。那时我住的大院里有两座防空洞，还有清末建筑里的回廊，特务就在里面钻来钻去，躲躲藏藏，我们四面抓捕，抓住后一顿痛打。没抓住的话，如果肚子饿，大伙也不管特务的去向，一哄而散，都跑回家吃饭了，只剩下那个特务，不知还在哪儿蹲着呢。
上学的时代，抓特务的电影，被称为反特片，也是我们的最爱，《英雄小八路》《跟踪追击》《古刹钟声》《秘密图纸》《铁道卫士》一直到文革中的《海霞》，至今不忘，而《羊城暗哨》是我在七十年代末才看的，印象也很深，主演冯喆是我喜爱的明星。
朝鲜反特影片，我们也爱看，有一部《看不见的战线》反复看了多少遍，其中一段接头暗号好像人人可以脱口而出：
你手里拿的什么书？
歌曲集。
什么歌曲集？
阿里郎。
我第一次见到现实版的抓特务，与我家有关。
1962年下半年某日，我记得大人都在议论敌情，说是蒋匪军准备“窜犯东南沿海”。就在那个时候，我父母的老友徐萌山、石敏夫妇来我家做客。多年来，他们一直是我家的常客，因为都是我母亲当年在暨南大学的同学，还是地下党的战友，石敏又是我母亲的入党介绍人。
来访进入我家住的大院，门口传达室都要求填写会客单，会客单内有一栏是：籍贯，还有一栏是：单位。徐伯伯如实填写：台湾，台盟。因为他就是台湾云林斗六人，还当过暨南大学台湾同学会的主席，长期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任职。
当时在大院担任保卫科长的阿姨，也是我家的熟人，老区过来的老革命，为人质朴且敌情观念极强。她一听传达室张大爷说来客是台湾，警惕性就上来了，当即报告公安局：我们这里来了台湾特务，是夫妇！公安局问他们来找谁，科长阿姨回答：找我们这里两个搞档案的。
公安局尽管心存疑惑，也不敢懈怠，当即派了几个人来我家，先稳住徐伯伯、石阿姨，详细查问住址、单位、电话、来访意图，当时我就坐在旁边听着。虽然他们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两位不该是特务，又好像听说过台盟，但还是跑到保卫科接连打了几个电话。台盟回答：那是我们的秘书长啊！全国政协回答：他是我们的政协委员呀！
公安局来人连连道歉。而我父母气得要命，我父亲指着科长阿姨道：他们要真是台湾特务，还会写上吗？晚上在食堂门口见到科长阿姨，她格外热情，问我，拿个馒头去吃吧，我当即回绝：不要！
1956年电影《虎穴追踪》里的女特务王曼丽，叶琳琅饰
再往后没过几年，特务越抓越多，1966年开始，所有地方，包括犄角旮旯，都揪出了大大小小的特务。海外归来的肯定是外国特务，哪国来的就算是哪国的特务；旧政权任职的，也是特务无疑。人人都很亢奋，以为终于挖出了隐藏很深的特务分子，有的还是集团。
我在北京府学胡同小学上学，田老师是中统特务、王老师是军统特务；后来读人民中学，教数学的刘老师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就成了日本特务，教语文的邓老师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便成了美国特务。我住的那个大院，有从美国、英国、日本、苏联、法国、比利时回来的，而且在旧中国经历复杂的有很多，于是，什么样的特务都不缺，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只有法国、比利时这两个地方好像不怎么盛产特务，所以不便说成是法国特务、比利时特务，只好定为西方特务。
留过苏的，俄语讲得溜溜的，中苏友好时当然很吃得开，中苏交恶时基本成了苏修特务，前不久去世的阎明复曾被关押七年半，罪名就是这个。
当时只要不是外交人员，西方国家来的人基本都算是潜伏特务，坐牢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有一美国人叫李敦白，如今叫美国进步人士，此人中国革命资格很老，可以算是来自延安的老干部，应该属于离休这一级了。李敦白努力学习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述，读了焦裕禄的事迹后还热泪盈眶，他的革命精神在1966年以后连中国造反派都自愧不如，最后居然成了中央广播局的负责人，但他两次入狱，第二次在牢里蹲了九年。
毛泽东为李敦白在“红宝书”上签名
美国特务，其中一定要加上中央情报局，全称叫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因为中情局臭名昭著，不加不给力，只要加上这七个字，就会让人感到更为阴险，更加凶狠。1966年开始，大街小巷的大字报再加各类小报都在著名的王女士名前冠以中央情报局特务；1976年底，著名的江女士又被很多人私下议论，说她可能是中央情报局的战略特务。
抓特务抓到1967年，连我的母亲也被打成了“中统特务”，然后就是长达十年的审查。
绝大多数特务，都会加上两个字：嫌疑，所以，特务的另一称呼叫“特嫌”。尽管仅仅只是嫌疑，但照样被审讯、关押、批斗、挨打，亲友也广受株连，远不如早就关押在牢里的真特务、大特务待遇好。真特务、大特务还赶上了特赦，出来后拥有各种荣誉和任职，吃香的喝辣的，但嫌疑不仅遭遇悲惨，还可能一直被嫌疑到死。
革命群众的警惕性极高，眼睛雪亮，抓特务的这根弦也绷得最紧，宁可错抓三千，绝不放走一个。所以，抓特嫌，常常属于基层革命群众的业务范畴。革命群众都是在单位里揭发，在单位里抓、单位里关、单位里审，“嫌疑”们也在单位里监督劳动，当然最终也是由单位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只是平反与基层群众无关。
女特务阿兰：一代少年的性启蒙者
我们这些小孩子如何抓特务呢？当时我们处于熟人社会，人民公社社员都是乡里乡亲，没钱也没粮票，难得出村；城里有单位的都住单位宿舍区，工作和住宿相距不远，同事往往兼邻居，大家知根知底；住大杂院的，虽说不一定是一个单位的，但那时住房常常几十年不变，家里多了个缝纫机、谁家来个人，全院都知道。
在这样的环境下，陌生人跟特务差不多，再加上《地道战》《地雷战》《鸡毛信》看多了，所以见了生人，孩子们都会充满警惕，不是报告父母，就是报告老师。老师也告诫我们，见了生人先几个人上前围住盘问，千万不要单独行事，如果可疑，要告诉大人，再扭送公安机关。
那个年代抓特务，抓到最后，大多以平反告终，所以冤假错案是特征。平反结论里有一句常用：推倒强加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最初平反时还不甘心，有时会留一个尾巴，叫：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也算汉语词汇的一大发明，应该与莫须有属于同一类。最初我一直以为这是政治运动的首创，后来发现在《官场现形记》第三十三回里就有这么一句，原来是有历史渊源的。
我父亲的单位曾经抓出很多特务，最后全部平反。有一位老革命，他不算特务，但怀疑他给特务泄露了机密，机密是说出了某个建筑的位置，而那个特务服务的又是一特别友好国家，所以只给党内处分。给不给这个处分由支部先讨论。我父亲那时是支部委员，说这个泄密就是个大笑话。因为那个建筑当年由苏联专家参与设计、参与建设，苏联人出出进进多少年，怎么算是机密？
说到这个泄密，我也想起了上海五十年代初的一起冤案，被逮捕的人有一条罪名就是向敌人泄露了上海多个公用设施的地点。可经过很多年后平反，大家才恍然大悟，不对啊，敌人刚刚败走，上海的公用设施，他们哪个不门儿清！还需要泄密？
关于特务的冤假错案，1949年前的两起也特别知名，一个是王实味，一个是邵玉魁。
王实味是作家，1937年赴延安，1942年被关押，1946年被定为奸细、特务、反革命托派，1947年被处死，改革开放后被平反昭雪。
电影《徐秋影案件》是五十年代拍摄的，我是在1977年一批被禁锢的影片恢复上映后才看到，当时印象很深，那几个演员也都是名演员，反特故事情节还挺吸引人，所以看过两遍，第二遍是在电视里。这个故事取材于1948年发生的一起杀人案，1954年定案，核心人物邵玉魁被判死缓，几位亲人不是被处死就是被判徒刑，受牵连的人有近两百，邵玉魁在牢里26年，1981年出狱，1987年被平反，原来竟是千古奇冤。无辜的人或冤死，或把牢底几乎坐穿，而真凶却始终逍遥法外。
一件案子当初被拍成电影，教育了几代人，可奇冤是如何锻炼成狱的，又是如何被平反的，这些却没被拍成影视作品，其实，这些才更具警示意义，更有历史价值。杨乃武与小白菜，我们最爱看的正是冤狱形成与沉冤得雪的这几段。
外国这样的事情也不少。一百多年前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就是一起闻名世界的冤案，最终大白于天下，这一案件深刻影响了法国的历史，被不断纪念，蒙冤过程也被写成各类作品，其警示意义至今犹存。
我想，作为特务，因为需要特殊训练，所以肯定是极少数人，如果是特殊人才，经过训练后既能完成任务又不被发现，那就是出色的特务，更是少数人中的少数。那种大嘴巴的，做事毛毛糙糙的，健忘的，估计都不属于特务人才。
受过特殊训练，还能被人一眼识破，被普通人轻易发觉，这种特务不成器，估计属于失败型。所以我看特务，始终认为他们应该善于伪装，很会隐藏，尤其能迷惑人，他们的外在表现与内心认知截然相反。小说《红岩》里最厉害的特务就叫“红旗特务”，他们看起来特别进步，甚至比进步青年还进步，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爱国辞藻、革命词汇尤其能熟练掌握，运用自如。就因为这层伪装，使大家足以深信他们，自甘受他们蛊惑。假如这个特务是个白旗模样，一看就明白，恐怕也没多大威胁了。
一说起特务，就会想到刺探情报，而绝大多数人一辈子有可能与特务沾边的，大概就是泄密了，只有一小撮叫出卖情报。可是，秘密分多种，无论什么秘密，泄密和出卖首先要有资格，资格自然是有职有权，所以，没职没权的人不必害怕泄密，也没什么可卖的。因为没职没权的人还知道的秘密，不是公开的秘密，就是小道消息。
1957年电影《静静的山林》中的女特务李文英，白玫饰
我们从小抓特务，从小也被教育要保密，但那个年代，保密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原因就是秘密太多、内部太多，而知道秘密和内部消息的人更多。所谓人多嘴杂，一不留神就泄密了。当年各类造反组织自写自编的小报也曾泄露过很多机密，小报特别抢手，听内部讲话的人又特别多，于是，那些讲话瞬间传播于天下。
那时什么都叫内部，内部单位、内部发行、内部读物、内部材料、内部讲话、内部传达、内部电影、内部演出、内部消息、内部文件、内部参观、内部道路、内部聚餐、还有内部消化，不是内部的实在不多。好像农村不怎么时兴内部这个词，因为生产大队原本都是乡里乡亲，半个村可能还是血亲，天生就是个内部。
所谓内部就是不公开，外人无从知晓。而且一叫内部，人人脸上都会洋溢着自豪感，以为自己属于内部人了。
内部的关键是内外有别，可那些内部秘密，常常让你感觉很神秘，事实却又是公开的秘密。
还有的内部，建筑是文物，人家在门口徘徊，甚至拍几张照片，理所当然，可这种地方都是不准拍照，不许徘徊，更不能逗留，否则就有嫌疑。我曾经住在这样的地方，保卫处老是在门口轰人，还立着牌子：内部单位，严禁拍照、禁止参观。可是人家万一拍了，发出去，算什么？特嫌？
当时的《参考消息》是内部阅读，我有几次坐在院里、驻足路边阅读，都被叔叔阿姨提醒：这是内部的，别在这里看！按理说，你也不该看！
有一家出版社，我寄信过去，写上了出版社的名称，不料人家打来电话，警告我这是泄密。因为他们出版社不对外公开。
只有内部电影，大家看过，还四处宣扬，尽管属于内部，也没人追查，大概因为那些电影本来就是人家外部的。
我读中学时，课堂有一项内容就是隔三差五传达内部文件。
林彪事件出来时，我正上初中。忽然有一天，学校召集全体同学排队去附近的长虹电影院开会，进去一听，原来是传达内部文件，林彪由副统帅、亲密战友变成了阴谋政变、仓皇出逃的反党头子。散会前，学校一再叮嘱，这是秘密，所有同学不准外传，父母也不能说。那时我年纪不大，一听终于有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兴奋得不行，回家在餐桌上才发现原来父母早知道了，全家人对话都在打哑谜。最后还是我母亲憋不住了，冒出一句：连小孩子都知道的秘密算什么秘密！
后来工作了，虽然我什么都不是，一个芝麻官都没做过，可天天有一堆内部讲话、内部文件、内部参考放在那里，我害怕泄密，看也不看，全部送回。
经过多少年的体验，我得出了结论，如果想保住秘密：
一是秘密一定要少，秘密一大堆，不泄露反倒是怪事。
二是知道秘密的人一定要少，十个人知道的秘密肯定比一千个人知道的秘密容易保得住，知道秘密的人数与泄密概率成正比。
三是保密的人必须是可以保密的人。秘密告诉大嘴巴，转眼就说给全世界，这明摆着是想泄密。秘密告诉平头百姓，而平头百姓保密的传统方式就是交头接耳，然后一传十、十传百，每个人还都会神神秘秘地叮嘱：这是秘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四是秘密要有界限，不能泛化，把什么都当成秘密就是没有秘密。说一个旧事也是个笑话。很多年前去某市参加内部文艺汇演，参演队伍来自各地，天天晚上一辆一辆车出出进进，几家礼堂都是灯火通明，还有岗哨、还会封路。当地老百姓不知何事，一见我们就打听，因为是内部演出，我们故作神秘，也不回答。事后大家开玩笑，说特务要来搜集情报，只能搜集节目单，破解的文件恐怕就是数来宝、大鼓词、三句半了。
好了，抓特务、保密，扯得有点多。都是往事，人老了，难免忆旧，拉拉杂杂，到此为止。
顾土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