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军旅生涯40年，

和青春一起走过

作者：范西峰

我是1950年3月出生的，很多战友都认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其实我的出生地在大西北甘肃天水第一野战军第7军军部的大院里。当时，担任7军21师师长的父亲率领的部队正准备挺进大西南，与二野部队一起彻底消灭残留的国民党军。

儿时的记忆是模糊的，长大了以后才知道，5岁之前自己总是随着大部队到处奔波，父母走到哪里我就被带到哪里。直到1954年底父亲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就任北京军区炮兵第一任司令员后，全家终于得以在北京安定下来。

由于从小生活在军队大院这个特殊环境里的缘故，自己对军营、军人、军队生活有一种独特的情结，很早就萌生过长大后一定要参军的愿望。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学校不上课了，学生们到处去看大字报，之后又参加红卫兵去破“四旧”。由于怕我在外面闯祸，父亲支持我于当年8月与北京四中同班同学刘源、薄熙成一起到北京军区70师210团一营一连当兵。但是，随“文革”的展开，父亲的老领导贺龙元帅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政治陷害，父亲随之也被诬陷为“贺龙骨干分子”“二月兵变分子”等，被非法关押审查，我也在一夜之间由“红五类”变成了“黑帮子弟”，并于当年底被迫退伍，致使想在部队长期干的愿望被无情粉碎了。

1968年10月底，我与四中校友李湘鲁、史元旦一起，到河北白洋淀即安新县大田庄公社大田庄大队插队。两年多的农村插队生活，使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农民、中国底层的贫穷与艰辛，既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为日后在部队经受各种考验奠定了基础。

或许是一种机遇吧，父亲虽被审查，但一直没有发现历史上有任何问题。正好父亲的老部下福州军区炮兵参谋长张九德叔叔到北京检查他们单位征兵的情况，故而我非常幸运地于1970年11月第二次入伍，实现了自己的当兵梦。临走前，我和母亲去看望仍被审查的父亲。在专案人员的监视下，父亲很动情地说：“去吧，到部队好好干，一定要当个好兵！”

01. 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向前走

我所到的部队是福州军区炮兵第三师十二团，驻地在福建省南安县洪濑镇。

新兵连的生活是紧张而又艰苦的，完全适应需要一个过程。每一天都是按部就班，起床、出操、整理内务；洗漱、开早饭、正课时间队列训练或政治教育；午饭、午休、晚饭后集体学习、晚点名、九点半准时熄灯。部队就是要求统一行动和整齐划一，不允许过分强调个人的爱好和习惯。久而久之，军人的行为养成和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天职，逐渐在自己的头脑中扎下了根。

一个多月的新兵连生活结束后，我被分到该团三营九连一排一班。下连队后，还是从团首长上大课时得知，这个团诞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烽火硝烟中，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传统。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榴炮十二团，参加过解放泰安、淮县、济南等战役战斗。1950年归建到炮三师后，又先后参加过抗美援朝和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涌现出一大批英模连队和战斗英雄。

在这样的部队当兵，我从内心里感到无上光荣与自豪。同时，尽管我是在七十年代初期入伍的，但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理想主义年代，父辈戎马一生，子女崇军尚武，子承父业，也是我当时下决心扎根军营的初衷。

我们连队的连长、指导员都是五十年代入伍的，连长叫司在怀，安徽人，性格比较内向，平时话不多，很严厉，战士们都有点儿怕他。指导员隋绳武是山东寿光县人，1959年入伍，是从师政治部保卫科干事下来任职的。隋指导员人很开朗热情，思想水平很高，战士们心里有什么事或家庭遇到困难，都愿意向他汇报，他也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我与隋指导员在连队相处两年多时间，结下了很深的感情，我的进步与成长与他的关心帮助有很直接的关系。

我刚当兵的时候，福建还被称为前线，我军与驻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军隔日仍在炮击，我们炮三师部队所属的5个地炮团，就轮流担任炮击金门的任务，尽管双方打的都是宣传弹，没有炸药，只有弹头，但也是会伤人的。

部队训练那时就强调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全团装备的是54式152毫米榴弹炮，每门炮重3640公斤，最大射程12400米，每连四门制。我担任的是炮一班瞄准手，瞄准手要求文化程度比较高，反应快，射击诸元下达后，必须眼动、脑动、手动一气呵成。记得训练我们4个瞄准手的教员是四班副班长彭细根，江西南昌县人，非常认真，在基础训练阶段，光让我们练基本动作就搞了三个多月，而后再进行班排及全连的合成训练。

第一次参加全团的野营拉练和实弹射击是8月底。福建的8月是最炎热的季节，气温高达39至40度，在这样的气候下进行实战化演练，训练的强度难度对每个战士是非常严峻的考验。一个炮兵班9个人，仅挖炮掩体、车掩体就得连续作业近两天两夜，人累得几乎都虚脱了，但我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

当兵第一年，除了军事训练特别艰苦以外，再就是部队对政治学习抓得非常紧。那时还在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背毛主席语录，每个星期天晚上开班务会，人人都要自觉对照检查，斗私批修。在学习上我自感有优势，在学校时就把毛选四卷通读过好几遍，因而经常受到连队的表扬。

由于我在连队方方面面都表现得比较突出，因而当兵9个月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年新兵中第一个加入党组织的。第二年底被任命为班长，第三年7月又被提升为排长。后来，我还先后担任过炮三师十二团政治处宣传股副连职干事、二营四连指导员，一营副教导员、一营教导员，在基层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把所有台阶都走了一遍。应该说，我在部队基层的任职经历是相当扎实和丰富的，正是这种不同岗位的实践，使我真正了解了战士，了解了军队。

另外，我的两位老领导即炮三师师长薄恒香、炮三师政委司成对我的教育培养，更是使我终生难忘。

薄师长是一位很有个性的老首长，他1943年入伍，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很强的部队管理能力，干工作雷厉风行，说一不二，要求严标准高，而且记忆力超群，全师6个团1000多名干部，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每个人的姓名以及籍贯、特点。我1982年10月当教导员时，全营远离团部单独在面对大金门的莲河地区担任战备值班任务，社情复杂，单位人员分散，管理任务繁重。期间，薄师长多次不打招呼就直接深入到一线炮阵地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即毫不留情面地严厉批评，同时手把手传授自己的部队工作经验，使我受益匪浅，特别是应对各种繁杂情况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

司政委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兵，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这位老首长的特点是，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循循善诱，点滴入微，关心和爱护部属堪称楷模，在全师有着很高的威望。他常说，一个优秀的政工干部，无论干什么，必须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你要求别人、部属做什么，自己首先要带头做到。再就是要真诚地关心部属，为人处事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讲假话，勇于担当。当年司成政委的这些教诲，对我之后几十年的军旅之路影响之深远一直至今。

02. 在军队各级政治机关任职，综合素质能力不断得到提高

我当兵40多年，先后在团、师、军、大军区、总政治部机关都任过职，这在部队也是不多的。其中在福州军区近17年时间，干得最长的单位是大军区即福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之前，我先后在团政治处宣传股、师政治部宣传科（时间很短）、军区炮兵政治部宣传处任过干事，开始是当新闻干事，到军里两年以至到大军区宣传部都是担任理论干事。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多次强调要在全党、全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动，警惕林彪、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在这种大背景下，军队各级对理论学习抓得很紧。我在团里当过学习标兵，多次介绍过学习经验，故组织上叫我改行担任理论干事。

然而，一旦真的从事干部理论教育工作，我才深感自己理论基础之薄弱。当时我最佩服的就是军区宣传部洪家德部长、杨承琳副部长、理论研究科陈嘉禄科长，他们3人的理论水平相当高，对一些马列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可以说甚至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对此，我曾不止一次地向几位领导请教，有什么学习的诀窍？他们都非常中肯地告诉我，没有什么捷径，只能多读书，勤思考，持之以恒，慢慢积累才行。在他们的指教下，我结合担任军区师以上干部读书班教员的工作需要，先后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以及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六本书《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写了1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扎扎实实地完成了自己理论上的“原始积累”。那时，即使在大军区机关也没有电视，每周只能看一次电影，从而为我晚上集中时间读书创造了条件。军区宣传部有一个图书室，大约有各种图书10多万册，我在军区宣传部的8年多时间里，利用业余时间有选择地看了1600多册。

多年来，理论上的积淀，是促使我思想和工作水平能力提高的关键。我29岁就担任了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心组的学习秘书，每月除了参加中心组学习记录外，有时还要给首长们进行理论学习辅导，同时完成了一些重要讲话、文件的起草工作，多次被评为优秀机关干部并在军区机关荣立两次三等功。

1986年底，由于全军精简整编，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我的军旅生涯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折。这年11月，经军区宣传部陈嘉禄部长推荐，我离开福建调入全军政治工作最高领率机关——总政治部。

在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的12年里，我先后任部队教育局副团职干事、正团职干事、副师职干事8年，宣传局和编研室副局长4年。期间，经历和参与了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

1988年2月，我和国防大学教员王日中一起，负责起草实行新的军衔制的宣传教育提纲。考虑到此次恢复军衔制与1955年的不同情况，我们深入到20多个军、师、团单位进行调研，召开各种类型人员座谈会30多次，针对一些干部的疑惑及各种问题，专门就实行新的军衔制度的必要性，军衔等级划分的特点，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与外军的区别，首次授予军官军衔权限的提高等进行了充分阐述，提纲写好后受到军委和总部领导的肯定并印发全军。此外，我还参与起草了《全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要点》《平息反革命暴乱教育要点》《军队住房制度改革宣传提纲》《全军院校改革教育提纲》《全军工资改革宣传提纲》《深入开展坚持社会主义信念教育讲话》等上百份文件、文稿。

在总政治部这样的高级机关工作，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理论基础打得牢不牢，调查研究的功夫强不强，文字表述到不到位，都与平时多读书、勤思考分不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拓展并创新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才能高质量地完成好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真正发挥好在高级领率机关的“参谋作用”。

人生中有一些经历是会让人难以忘怀的，1994年7月，我由宣传部部队教育局副师职干事改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局副局长（对外同时称新闻出版局），这对于一个经过20多年历练而走上师级岗位的领导干部，无异于肩负着更大责任与挑战。

宣传局是一个任务相当繁重的单位，主要负责全军的新闻宣传、出版管理和对外宣传工作。在前后两任局长马树学、王登平的统一领导协调下，我除了参与、组织一些全军重大典型的宣传外，主要负责出版管理业务。当时全军共有26家图书出版社，7家音像出版社，30多家报纸，150多种期刊杂志，仅每年需要审核签发的书号就达几万个，而且是由分管副局长一支笔终审签发。为了确保不发生政治性差错，在局里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本着对工作精益求精的原则，我和大家齐心协力，认真负责，加班加点，特别对重大选题书稿严格把关，从而在几年时间里未发生大的差错。

在总政机关工作期间，我还参与了驻港部队组建和首次开放的宣传。1993年6月，参加由总参副总长徐惠滋带领的三总部工作组，先后到广西柳州的驻港部队航空兵团，广东东莞的驻港部队步兵旅，广东汕头的驻港部队舰艇大队调研，详细了解部队组建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官兵的思想状况，并写出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军委。鉴于驻港部队是执行特殊使命的部队，其军官和士兵的人选条件和要求必须高于其他部队的实际，严格按照总政治部关于《选调驻港部队干部条件的规定》和三总部联合下发的《关于驻香港部队士兵条件的规定》，认真检查、核实、把关，及时发现和解决相关问题。1996年1月底，我又专门负责组织驻港部队在深圳第一次公开亮相的新闻宣传，审核把关50多家媒体的新闻稿件，使驻港部队立即为世人所瞩目。

总之，在总政机关任职的12年，是我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最快的12年，是我走上军队师级领导岗位，完成和处理涉及全军性重大任务、重要工作、疑难问题最多的12年，也是我军旅人生中最难以忘怀的12年。

03. 到总政治部直属单位任主官，努力开创单位全面建设新局面

在总政领导的关心和总政宣传部历任老领导尤其是赵可铭部长、屈全绳部长的帮助和培养下，我于1998年7月又走上军队正师级领导岗位，被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任命为总政治部解放军画报社政治委员，开启了自己军旅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没到解放军画报社任职前，我在宣传局曾分管过一段时间画报社的业务。到任后经过深入了解，才知该社是全军最早组建的新闻出版单位，于1950年9月成立，1951年2月创刊，毛泽东主席亲自为《解放军画报》题写了刊名，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对画报社的建设予以高度重视。其实，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就一贯重视运用摄影、图画这种形象直观的手段加大宣传的力度，古田会议决议还专门强调“军政治部要出版石印或油印的画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党我军的画报事业不断壮大，到全国解放前夕，各解放区和野战军创办的画报画刊就达25种之多。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决定，从全军抽调专业骨干，组建代表全军的大型画报——《解放军画报》。

面对这份刊物的光荣历史和传统，我深感责任重大。在先后担任解放军画报社政治委员、社长和党委书记的7年多时间里，我紧紧团结党委一班人，从“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做模范”的高度，扎扎实实地抓好单位的全面建设，多次受到总政领导和总政直属党委的好评及表彰。

首先，在《解放军画报》的宣传导向上把好关。每年都始终坚持以突出的版面、在最重要的位置，集中宣传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军事实践活动，宣传军队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英模单位和重大典型，宣传全军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诸多成果等。

其次，一以贯之地坚持面向部队、面向基层的办刊宗旨，使《解放军画报》真正成为部队广大官兵的良师益友。我们重视教育引导画报社的记者、编辑自觉把镜头对准军营、聚焦官兵，特别是要充分反映坚守在祖国边防、海防、荒漠、深山等艰苦环境的基层单位和官兵的工作生活情况，发扬我军新闻工作的优良作风，打造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事摄影队伍。

1999年11月，在参加＂纪念毛岸英同志牺牲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范西峰与邵华合影

第三，不断提高《解放军画报》的质量。经过不断努力，在我的任期内，使《解放军画报》以高昂的政治格调、鲜明的军事特色和崇高的艺术品位，成为全军乃至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宣传刊物之一。1999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2000年被总政治部评为全军首届期刊奖。

第四，抓好单位的内部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从全军部队考察选调了十多名干部充实到画报社，为单位的长远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在解放军画报社工作的十多年时间里，对组织上交给的各项工作是尽心尽职的，单位的全面建设年年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上将和分管副主任唐天标上将先后到社里检查指导，并予以充分肯定。

回顾自己在军营走过的40多年路程，我深深感到，是人民军队这个革命大熔炉和各级党委、领导的关心帮助，才使我从一个幼稚的青年学生逐级走上军队正师级领导岗位，实现了自己当初要当个好兵，当个一辈子兵的愿望。在这个光荣的群体中，我认为对自己军旅人生影响最深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是军人必须具有的忠诚和信仰。我在部队40多年，其中有近20年时间从事部队干部教育工作。早在我军初创时期，毛主席就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要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也就是说军队必须重视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特殊群体。对一支部队而言，思想才是军人真正的灵魂，只有把党的奋斗目标真正融化成军人的忠诚和信仰，这支军队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09年9月，范西峰到西藏军区部队调研采访期间，在布达拉宫广场留影

第二，是军人必须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由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刘源上将担任军事顾问的电视剧《亮剑》，我是百看不厌，看一次就有一次新的感知。其实，亮剑精神我认为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无畏精神的另一种表述。军人是要打仗的，国家养军队，平时就要练为战，要舍得吃苦流汗，不断提高战斗力；一旦发生战事，为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每个军人都应该勇于担当，勇往直前，把坚决服从命令和牺牲个人生命作为自己的本职。美国著名将领麦克阿瑟退役后讲的“老兵不死”，我理解也是倡导军人的这种勇于牺牲献身的精神。尽管国家制度不同，但军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是相通的。

第三，是我们这支人民的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每一名军人从入伍之日起，就应当逐步确立这种意识、观念和思想。在我军历史上，红军时期张国焘依仗自己管辖的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的优势，竟然要搞“枪指挥党”，这一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是一句空话，一个口号，它体现在军队全面建设的方方面面。郭伯雄，徐才厚任军委副主席期间，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致使我军这一最根本的制度受到了极大破坏。因此，彻底肃清郭、徐流毒和影响应长期抓下去。

第四，是在军队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使用上，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毛主席早就提出，政策和制度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军队用人，提拔干部，首先就是看你打仗怕不怕死，指挥作战能力高不高；其次是看人品，看干部的德如何，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做老实人，讲党性、听党的话，跟党走。进入和平时期，罗荣桓元帅当总政治部主任时，尤为重视考查军队干部的官德表现，对那些投机取巧，阿谀奉承，专门迎合上级领导心思，吹吹拍拍的人坚决不用。

我在福州军区工作的十多年，从1973年7月提升为干部，由正排级一级一级干到副团级，从来没有给领导送过什么礼，也从来不干溜须拍马的事。那时的团师领导大多是战争年代过来的，风气非常正，提拔使用干部讲原则，注重干部的综合素质能力、德才表现，特别是德的表现。后来我从大军区机关调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正式调令下达后，因符合提升条件，不需要找任何领导，马上就被调为正团职干事。

在正团职任上干了四年半时间（因受机关副师职编配比例限制），1992年调为副师职干事直至担任副局长，又干了五年半时间晋升为正师职，每一步晋升都公开、公正、公平。总之，我在总政宣传部工作了12年，宣传部的历任部长威信都特别高，确实是风清气正。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干工作，干部的成长发展是健康的，也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

第五，是军队历来就重视优良传统、红色基因的教育与传承。作为开国将军子弟，这一点我感受得更深一些。父亲是湖北天门县人，当时属于洪湖地区。受大革命时期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影响，父亲1927年初参加当地的农民协会，历任农会会员、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兼赤卫队队长，1932年5月参加贺龙领导的红三军。红军初创时期敌强我弱，战斗频繁，战争相当残酷。父亲从当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政委、团总支书记，三年多时间就干到了团政治委员。然而就这3年多时间，他先后10多次负伤，两次负重伤差一点牺牲。

我小的时候，父亲很少跟我家孩子讲这些事，但对我们的日常教育却抓得很紧，要求我们要艰苦朴素，不说假话，诚实做人，克服高干子弟的优越感。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日久天长的灌输中，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作风，逐渐在我的心里打下了烙印。

我到福建当兵后，又多次接触过父亲红军时期一个连、一个团的老战友，即福州军区廖海光副政委、朱绍清副司令员，他们跟我说的最多的，也还是红军时期异常艰苦的生活及战斗经历。应当说我父亲他们那一辈开国将军们的红色传承，的确整整影响了我的一生。

另一个方面，我在部队任过职的单位较多，我发现每个单位都设有荣誉室，军以上单位还编写有军史。这些部队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战斗故事、英雄模范等的教育与传承，至今仍在影响着走上从军之路的年轻官兵们。

综上五点体会，可以说是我40多年军旅生涯中感受最深、对自己影响最长远的东西。尽管由于年龄的限制，每一名职业军人都不可能永远工作战斗在军营，但却是军人一生永恒的追求。对军队的这种感情，凡是穿过这身军装的人，这辈子都会魂牵梦绕，难以割舍。

04. 在部队政治生态一度恶化的情况下，尽管个人仕途受到影响，但我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在军旅40年，我认为前30年部队的风气还是很好的，特别是在用人导向上，强调任人为贤，五湖四海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干部，注重干部人品的鉴别，即对党忠诚，廉洁自律，实事求是，不说假话。我在福州军区和总政宣传部工作的近30年时间里，从正排职一级一级提升到正师职，各级领导对自己要求都非常严格，你如果给领导送礼，不仅会受到严厉的批评，而且很可能就此断了自己的“官路”。每个干部只要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全身心地投入，干出突出的成绩，个人进步问题组织上会给你考虑。

自从郭伯雄、徐才厚当上军委领导后，部队的风气开始发生变化，以至最终发展到政治生态日益恶化。我感到这种恶化是从郭、徐带头开始的，上行下效，一步步发展扩大。其主要表现为：

2010年4月，与1966年8月第一次参军的老同学到北京卫戌区警卫十三团老连队，与当年一营一连战友合影。左起苏斌(华国锋之子)、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刘源（刘少奇之子）、粟戎生(粟裕之子)、范西峰、刘冀燕(刘澜涛之子)

一是少数领导干部以权力“寻租”，利用能给部属入党、上学、调工作、晋升职务之机，把权力商品化。有的甚至形成所谓的潜规则，给多少钱就办多少事。如我认识的一个大军区干部部长，原来也在总政机关工作过，当大军区干部部长后，利用其能帮助他人提升职务的权力大肆敛财，对金钱的贪婪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这样的干部走向犯罪是必然的。

二是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监督。多年来，军队关于反腐倡廉的各种制度规定，从大的方面到具体的开支标准，已经细得不能再细了。问题是制度能不能真正落实，制度能不能把权力限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制度能不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非常悲哀的是，恰恰是上面带头违反制度规定，从而使制度形成虚设。

三是在用人问题上的腐败是对军队建设的最大损害。郭伯雄、徐才厚作为军委一级领导带头腐败，竟然把提升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明码标价，把敢送钱、舍得送大钱、是不是圈子里的人作为提拔使用干部的标准，彻底损害了部队的风气，恶化了部队的政治生态，致使少数信仰缺失、道德败坏、贪污腐化、吹牛拍马的人顺风顺水，一路高升，直接给部队建设造成极大的危害。

我就是在这种逐渐恶化的政治生态下，任正师职12年，个人进步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直接影响。过去人们常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作为开国将军子弟，作为一名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正师职领导干部，离将军只差一步之遥，不想当那肯定是假话。当时，也确实有人暗示我找一下上面，按照潜规则打通关系。对此，我常常想起父母对自己的要求与期望，想起党组织和历任老首长对自己的教育培养，如果靠送钱去提军职干部当将军，首先是对父辈的背叛，也是我坚决不干的，而且当这种将军我认为是一种耻辱，是对军衔制度的巨大讽刺。

每年清明时节，范西峰都要到父亲老家湖北省天门市杨林镇聂范村扫墓

尽管在部队没有实现自己的将军梦，但我始终没有丝毫的埋怨或后悔，因为我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没有辜负父亲让我当一个好兵的期望。

人生苦短，岁月如梭。在我已完成40多年军旅生涯之际，使我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些在自己成长进步道路上无私帮助过我的老领导、老战友们，我将永远感谢和怀念他们。

（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