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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 杨帆：弄潮，从深圳特区到天津开发区
杨帆，教授、博导，经济学家，1951年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日本经济研究所，获世界经济硕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任多所大学的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涉外经济。同时涉及社会、文化以及国际问题的研究。
原题
1985年的深圳经历
从1978年上吉林大学经济系，1982年上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研究生，夏天登记结婚，1984年得子，1985年毕业。经二姨高克地介绍，张迪龙老师推荐，中央财经学院愿意聘用我和我爱人，还分我一间筒子楼房。我爱人在大连海军政治学院，一个人带孩子，急等进京团聚。
此时吕贵品来了。
他是中文系77级学生，留校在党委学生工作部。他帮助我组织了我生平第一次讲座，题目是“对外开放”，在当时非常超前。吕贵品非常激动地讲述了去深圳海南考察的见闻，其中有一句名言：“去了深圳才知道什么是性感”。他和徐敬亚、王小妮夫妇二人已联系好去《深圳青年报》工作。
国家已于1979年建立经济特区，此时又开放14个沿海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郝一生介绍，我决定先不去中央财经学院报到，去特区闯一闯。天津开发区主任张炜欢迎我去。我先到了天津，张炜看着我的大头鞋和棉衣棉帽，笑着说：真是从东北来的。
我档案没转不能发工资，即登上火车连续36小时到深圳。我在北京听过袁中印介绍蛇口，一到深圳就给他打电话，他说最近介绍人太多了，要我自己去应聘。蛇口工业区是我向往的地方，气氛非常之自由。管委会大门无站岗，不登记，我看到了袁庚、黄宗英等许多人。但蛇口没要我，说《深圳青年报》有人说我坏话。我一问原来是曹长青。我们只谈过几句，不知哪句话他不爱听了，竟阻断了我进蛇口之路。
人民大学法律系78级的徐建（律师事务所所长 ）介绍我到中国银行研究部工作4个月，工资300元，准备分90平方米一个单元。我在北京是20年后才达到这个水平。
中国银行派我和张康敏去蛇口调查“外汇平衡”，蛇口借了3000万港币，中国银行是大债主，几次派人去了解财务状况都无功而返。我们在蛇口住了5天，到处考察询问，各部门也很开放，问什么答什么，当然有多少真的我就不知道了。我的结论是蛇口不能达到自身外汇平衡。研究室主任陶老师非常高兴，带我去蛇口开会，说得他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回来以后几位行长专门听我汇报是怎么算出来的。我说一是到处打听，二是根据自己的“外汇平衡模型”推算。结论肯定没有错，特区许多企业靠进口赚钱，自己的出口补偿不了外汇花销，只能利用香港外汇黑市换汇。香港陈文鸿教授写了《深圳的秘密在哪里》，在当时震动很大，说的就是特区靠炒外汇房地产发财，这也是一种资本原始积累。
陶老师70岁被行长张鸿义从上海聘过来，下班后常和我聊天。他高度赞扬中国银行财务制度之完善。说自己通过香港代理， 把深圳中行的外汇分成50多笔，存在全世界各国银行，一年赚了几百万美元加几千万港币。他租了一条伦敦金融市场的信息，每天晚上打出的字条堆满一地，是各国的汇率利率。陶老师的父亲在解放前是中国银行老员工，他自己却被打成“右派”，关进监狱十几年。改革开放使他再度辉煌。一年后我去深圳见到他，已辞职成立公司，把套利套汇的技术拿来为自己赚钱了。
碰巧深圳中行副行长许国威是我四中同学，他父亲在香港银行界是重要人物，我研究生7年，他已飞黄腾达。一年后张鸿义当了深圳副市长，两位老行长退休，许国威34岁就当了正行长。他当时鼓励我留在深圳，说你到我家看看，香港人有什么，我家就有什么。我在深圳4个月已打开局面，前途光明，即使不得提拔，发财是肯定的。
深圳政策灵活，许多人跑来投亲靠友住一个星期，拿上两三个单位的商调函回去。大部分单位不放，许多人因此放弃档案，在深圳重建。我的去向很快在母校传开，不少同学跑来找我，有的就住我宿舍。数年后我去深圳见到一海关干部，说是徐敬亚的妹夫，1985年去深圳找工作，在我宿舍休息过。
我在深圳详细考察了蛇口，写了一份日本独资三洋手表厂调查。女工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20个人一个房间，食堂拥挤不堪，晚上数百人挤在食堂里看电视，其生活状况使我想起日本电影《野麦岭》，感情上相当同情农民工。但她们周六日加班双份工资拿港币，总收入每月折1000多元人民币。特别是蛇口免费培训，从会计秘书到语文外语。女工15岁出来， 到25岁就把眼睛干坏了她们要在10年中完成一生的“原始积累”，下了班就参加各种培训。中国4亿“农村过剩人口”，打工是好出路，40年长久不衰。
这次调查奠定了我的改革开放观，没有接受国际新左“中心外围论”。西方经济学以“充分就业”为前提，而中国有4亿过剩人口。马克思所说“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在80年代后期流行于中国思想界，指的是历史进步性和道德残酷性的矛盾。
中国数万亿课题费，我没看到一份像样的农民工调查：应该做个普查， 1985年走出农村打工的女孩子们现在什么样了，这比左右派几十年打嘴仗，大家挤在独木桥上追求“诺贝尔奖”，权威刊物文章，要有意义得多了。
夫人和儿子在天津开发区
我考察了深圳的“一种商品两种标价”。父亲来深圳出差，我和他谈到此事。他推荐了《陕甘宁边区两币流通论文集》，我惊讶于1943年陕甘宁已遇到逆差贬值通胀难题，在陈云领导下巧妙解决。几十篇论文朴实无华，摆数字讲问题提对策，没有数学模型。1989年父亲和我在权威刊物《历史研究》发表了两币流通的论文，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成果，有原创性，至今仍在学术界和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价值。
邓小平说特区要“跳出现行体制之外”，有香港为参照系，特区吸引了内地国有单位、有理想的大学生，想发财的、想挣脱婚姻枷锁的，纷纷来此。
在深圳4个月是难忘的。我每晚不是和徐建在一起，就是找吕贵品、徐敬亚、王小妮吃饭，见到许多闯天下的人士，斗志昂扬雄心勃勃。几乎每晚都有公司开业，大街上鞭炮齐鸣。报社常收到请柬，吕贵品让我一起去，我没请柬，他说你尽管往里走，开业的总希望人越多越好。我混了两次，果然，门口的礼仪小姐笑容可掬，不收请柬。
我虽支持特区，但也有许多看不惯的地方：如金钱崇拜；奢靡之风，蛇口已在建七星级酒店。真正赚大钱的是内地特权人物和港商，而不是我们这些拿300元的所谓人才。我也看不惯宝安县的土干部，掌握各单位人事大权。有朋友告诉我：在深圳你不能生病，没人关心你。正如马克思所说：脉脉含情的面纱被撕开，社会陷入利己主义冰水之中。面对现实，我有点“叶公好龙”。
夫人和儿子在天津开发区
吕贵品、徐敬亚、王小妮是文学家，世界观比我彻底，他们在长春已挨整，能到深圳绝不离开。后来吉林省强迫他们回去，吕贵品回到吉林大学，徐敬亚没工作。但深圳市给他们分了房，允许妻子留下，等于把他们留了下来。在他们看来，特区所有地方都比旧体制好，都是历史进步，道德也不残酷，比内地整人好，比农民在家受穷好。
就在我准备留深圳时，郭保平来6封信转达张炜邀请，说开发区有了政策，可借钱开工资，等档案转来再还。但开发区工资只有110元，给我一套60平方米两室一厅，我全家户口住房只能在塘沽。郭保平先到一步，很快当上了研究室主任，户口和房子都落在了天津市。
我的选择很艰难。我爱人心向北京，但尊重我的意见，愿跟我到天涯海角。母亲想独占两间平房，根本不希望我回北京，说了一大堆歇斯底里的脏话。父亲没表态，他知道我的抱负。大学同学刘云德来自农村，对体制没眷恋。他来信说，自由开放大环境最重要。他聪明绝顶，能赶潮流。大学期间被学校推荐到埃及联合国人口中心上研究生，回来后创办社会学系。他还真的没有崇洋媚外，写书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封建迷信”，如盛行于农村的“听房”，其实是自发的性启蒙教育。他的讲演学生听得高兴了，就有节奏地地跺脚，结果把刘云德跺昏了头……。他在吉大珠海分校立足，经营旅游成功，他对我说现在有了资产，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我的失败又在哪里？
儿子在天津开发区
当时天津开发区对我的吸引力在于一把手屡次邀请。30年后吕贵品说我有“北京情结”，是指我的宏观意识和文化优越感太强。我对体制和领导人总抱幻想，想以自己的忠君爱国换取“明君”支持，以实现文人士大夫式的政治理想。最后使天平倾斜的是我担心肠炎受不了炎热。我低估了技术发展，没想到空调这么快能够进入家庭。
我去深圳犹豫了五个月，最受苦的是我爱人。她在大连海军部队当教员，几乎没有带孩子的条件，体力透支，精神焦虑，终于倒下了。等我赶到大连，她躺在校医院里输液已四五天，孩子才一岁，竟然没人看。多亏同住一个单元的炊事兵小李，他妻子小张来探亲，他们自己还没小孩，非常喜欢小孩，帮助看了几天。
后来告诉我们：你这儿子真能哭，晚上哭起来声音极大，而且不带停的。要不是他们帮助，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给小张做了一身好衣服作为报答，以后小李复员回山东音信全无，想再报答也没机会了，他们是善良之人。比起那个在我爱人怀孕期间欺负她的当地小干部子女，真有天壤之别。
我在天津开发区耗时4年，在张炜支持下搞“民主评议会”，名声大振，理想很快实现很快消失。
1988年我准备二次去深圳体改委，档案已转过去了，此时父亲来信说国家有新政策：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如身边无子女，可进京一个，连同爱人孩子一起解决户口。我感觉这是天意，不能再为了自己虚无缥缈的改革理想耽误爱人孩子了。塘沽水含氟量高，长期饮用牙齿要发黄的。
4年后再进北京，我的条件就差多了。我爱人失去了进高校的机会，我耽误了出国留学机会，为分房不得不进国家机关，又延误5年。1992年全民下海，中学同学范文辉在中农信香港分公司做副总经理，聘我做投资部长，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去，我害怕身体不好，也觉得自己脾气太大，对付不了“八个大盖帽”。
大学同学赵大鸣（后来成为著名艺术家）说我“不够精明”。何止是不够，我这辈子多次受骗，被人陷害利用。每次冲锋陷阵都是我，果实都被别人拿去。我不仅不会处事而且没心机，不会盘算，不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学术界是我唯一出路，但至少可以评上教授。我因说话太直得罪许多人，我情商太低，挫折都是自找。
在国家机关房子是分了，但提不了职，终于在44岁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头做起。我在天津开发区评的讲师，到副教授耗时8年。45岁那年，国家放宽博士年限，算是天意，我在最后一年考上在职研究生，导师张曙光，他只比我大12岁，嫌我老在外边跑，又卡了我一年，我49 岁才拿到博士学位， 53岁才拿到一个空头“研究员”，只评不聘。
2003年终于有了机遇。教育部搞211，大学急需正教授。李曙光介绍我入政法大学，称为“教育部特殊人才”，给40万元买房补贴，我一家才住进大房子。
政法大学高兴之余干了一件傻事，在合同里写明聘用我到退休，而不是每年一聘。商学院很快同时拿下硕士点和博士点，主要依靠我的成果（10篇权威刊物论文）。以后用不着我了，一伙人用各种办法赶我走。但我55岁以后也走不了，双方死磨硬抗了12年，直到我65岁以教育部二级教授退休。政法大学不返聘我，我把他们以“妨害名誉”告上了法庭，我早知道会败诉，但我通过法律形式给历史留下真像，至于老天爷是否真的有眼，我就不知道了。
我一生调动6次，多数是自己理想主义太不务实，处不好人际关系，还不如当初留在中央财经学院或深圳。后来转了一圈，还是回到高校，一家人承受了不应有的挫折，表面是性格害了我，深层次是世界观害了我。实践证明我选择天津开发区是错的，明君贤臣清官只在戏台上有，我就是小时看京戏看多了。我并非没有自知之明，我自幼的座右铭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滩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人必非之。”但性格难改，在现实处处碰壁，我只能进入虚拟空间。
2016年徐建带我去看吕贵品、徐敬亚。30年未见，吕贵品曾受聘为总经理年薪百万，现身患重病，每天透析几小时，徐敬亚和王小妮受聘于海南大学当教授，退休后回到深圳。我问王小妮怎不来，徐敬亚说她喜独处，一个人的世界对她来说已足够了。
过了一年我又去看吕贵品，他每天写一首诗。他说他和徐敬亚已是新诗圈子的老前辈。可不是吗，我们已经老了。
我的回忆录断断续续刚写到中学。忧虑于吕贵品身体，提前写了这篇，后面还有一篇《我的大学经历》，希望他都能看得到。
在理想主义的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我选择工作时，吕贵品、郝一生、郭保平热心帮我做了错误选择，最后决定是我作出的，怨不得他们。
我年近70写回忆录，的确心有不甘，无论如何，这段经历充满对“真善美”的追求，可在以后的戏台上继续感动个别年轻人，去选择艰难的理想之路。
2023年10月又去看吕贵品，他换了一个肾，身体还可以。我是觉得他活不长了，其实也许是哪知自己归来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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