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的爱犬被部下无故打死，大怒之后的举动出乎所有人意料——抗战“淬火”岁月的人和事
研读抗战史，无论你的政治观点如何，都不能不叹服共产党的眼光和能量！尤其在开辟敌后根据地，经营生存发展空间的战略博弈中，中共的表现犹如一位泰斗级的棋手，每走一步，每落一子，都是文攻武卫，从容应对；既讲究排兵布阵，绵里藏针，又不乏大刀阔斧的搏杀，环环相扣，激情四射，且时不时就有人们意想不到的妙招出现，真令人拍案叫绝，热血沸腾！
比如聂荣臻挂帅的晋察冀——这块共产党和八路军开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原本是从国民党手里接过的一盘残局，敌强我弱，情况复杂，日伪军重兵进击，单论军事实力，对阵双方相差好几个量级，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可是共产党一经接手，马上就步步为营，见缝插针，运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内外兼修，撒豆成兵，收编各股势力，扩充人马地盘，固党、建军、建政，组织群众团体，发动减租减息，甚至还成立了民主选举的边区参议会，把各项工作都开展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单是冀中地区，据资料统计：早在1937年11月，“我党我军在冀中平原已占近20座县城”，“冀中平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已发展到两万余人。”到1938年10月，冀中部队竟已发展到63000多人，控制着44个县(其中有24个完整县)，人口约800万的地盘。
共产党那时在冀中根据地，不仅有招兵买马，武装占领 “硬”的一手，也不乏宣传发动，文化影响“软”的一面：创办发行了《冀中导报》；成立了“火线剧社”和“新世纪剧社”，用当地方言排练演出了大量抗日题材的话剧和戏剧，为农民演戏，极受欢迎。除此之外，还在乡村办教育，教妇女识字，甚至以1941年5月27日这天为题，发动了一个“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整个冀中军区参加写作的有10万人，稿件有5万份，编委会的稿件，要用麻袋装，大车拉。打起仗来，还得用大车拉着打游击。经过海选以后，编出236份短文，用麦草纸出版印刷了真实朴素的《冀中一日》。
“孙高尔基”办军校
再讲一个与本书主人公直接相关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培养人才的例证。即使在条件那样艰苦，环境那样简陋，战情那样紧急的年代，中共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各个根据地大办特办抗日军政大学，丝毫也没有放松对其精英团队的培训。
1940年2月，冀中军区三十二团团长刘秉彦，奉命离开前线，骑马来到灵寿县陈庄镇韩信台庄，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受训。
抗大二分校办学历时四年多，先后培养出了武工队长、游击队长、县大队长和八路军师团一级的干部共2万多人，从中走出了76名共和国的将军，陈伯钧、孙毅、李志民、邵式平、李中权、陶汉章、詹才芳等一批高级将领都曾在这里办学。
刘秉彦是抗大二分校“高上科”第三期学员，学制一年半。所谓高上科，乃高级干部、上级干部培训科的简称。
刘秉彦初入学时，主持抗大二分校工作的是第一任校长陈伯均。陈伯均是个四川人，革命资历深厚，上过黄埔军校，当过红军师长和军团长。他为抗大二分校写了一首校歌，由作曲家吕骥谱曲，让学员们整天高唱着，群情激奋，斗志高昂：
祖国在腥血中，河山已破碎。
不除敌寇怎生存，不除敌寇怎生存！
我们是民族的新的长城，耸立像太行山的雄峰……
这首歌，伴随着抗大二分校后来改名扩建为“华北军政大学”，一直唱到现在，仍是石家庄陆军学院的校歌。
刘秉彦入学几个月后，校长陈伯钧被调回延安，另一位绰号“孙胡子”的老资格领导——冀中军区参谋长孙毅接任了抗大二分校的校长。这位蓄着贺龙式胡子的孙校长，面容清瘦，颧骨很高，模样有几分像苏联作家高尔基，到了抗大二分校之后，人们除了叫他“孙胡子”之外，又给他加了个绰号——孙高尔基。
刘秉彦对孙毅的最初印象，是孙校长上任后的首次训话。
夏日的灵寿山区，万木争秀，处处蝉鸣。700多分校学员和教职员工聚集在村北的树林，各区队人员分片坐在树荫下，聆听新任校长讲话。那时也没有扩音器，孙毅登上一个土台子就凭着大嗓门讲起来。他说：“我们抗大二分校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办学，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必须咬紧牙关，来克服这重重困难’。腹地缺粮，我们就到边远地区去背粮、运粮，到游击区去和抢粮的敌人作斗争。如果找不到粮食，我们就吃黑豆、马料、野菜、树叶；缺:油少盐怎么办哪？就吃硝盐、辣椒；一套棉军衣，可以当作几季衣服穿，既是棉衣，又是夹衣、单衣……”
“我今天给你们提出‘苦、严、行、正’四个字，要把它当作我们的校训和二分校的精神。”
孙校长说到这里，树上的知了吱吱直叫，干扰了讲究，性格爽朗的孙毅就大声命令台下的听众：“为了压过蝉叫，全体同志热烈鼓掌！”——一声令下，掌声如雷，果然知了都不叫了。孙毅发出号召：“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在战斗中学，在学习中战斗，为加速培养大批军政干部而努力奋斗！”
说完，一声大吼：“听清楚了没有？”
大家也亮开嗓子齐声回答：“听清楚了！”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孙毅。
不久，孙毅校长向“高上科”学员发出了“下马令”，刘秉彦支持校长决定，带头执行这个命令，也给孙毅留下良好的印象。
原来“高上科”的团以上干部入学时，不少人带马，带饲养员，营级干部带勤务兵。校长孙毅看不顺眼，便当众宣布：“到学校学习的干部要过学员生活，不管什么人进了学校都要‘下马’。把带来的马编到后勤部门，成立运输队，由战马驮军粮，减少学员背粮人数。”
“下马令”一出，有人不满意。但曾在战前上过大学，已在冀中部队当团长的刘秉彦说：“我又上大学啦，上学就要当学员，我带来的马听的从调遣。”
孙毅从此记住了刘秉彦。而刘秉彦在学习期间，也从这位令人尊敬的校长身上学到了很多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使其在后来回部队带兵，以及在其他各个领导岗位上受益匪浅。
比如：听第一堂课——凡有新教员首次亮相讲课，孙校长必亲自倾听，课后评语多为鼓励，不足之处另告训练部门加强指导。
午餐进饭堂——校长进炊事班先看炊事员手指甲剪过没有，笼屉布干不干净，再伸手捞一下泔水缸，看一看缸里的沉淀物。
处理办公文件——校长每天下午到办公室审批文件。他不满足各单位的文字报告，常把有关人员叫来，边谈边处理，工作效率很高。
与兵同乐——根据季节不同，晚饭前后的某一小时，定为学员游嬉时间。校长常常从校部步行至各队游戏场，观察、寻问，也一起活动，从中了解学员的情绪。
风雪中查哨——一年四季，白天黑夜，校长到底查过多少次哨位，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人们都知道，越是风天、雨天、雪天，校长越是要去看望哨兵。
深夜查铺——校长经常一人在深夜走进学员宿舍，查看学员是否入睡。经过长期观察、积累、记载，他总结出几十种学员睡姿，并告诉机关科长和学员队长，尽量为学员睡好创造好的条件。
解放战争时期，孙毅曾一度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成为分区司令刘秉彦的顶头上司，这对有着师生关系的上下级在战争中配合默契，结下深厚的情意，一直到晚年仍保持频繁往来，关系愈发密切。
晚年的刘秉彦在家与登门拜访的老领导孙毅叙旧。
他们都是“淬火”的大师
——晋察冀将帅轶事
当年刘秉彦参军四年，便一路升迁，27岁即担任师一级的军分区司令。搁在现在，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那个血火年代，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
为什么呢？
老实说，从文史资料中留下的与主人公有关的那些战斗故事里，无论精彩与否，我其实并末找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当我翻阅了涉及更多抗战将帅和普通战士的回忆文章，乃至趣闻轶事之后，我突然发现，抑或是感悟到了解释上述问题的合理逻辑——
首先，刘秉彦们当年生活战斗的岁月，可以称之为是一个“淬火”的时代。那时候充满激情理想，而又极富活力的共产党，确实仿佛一座巨大的熔炉，烈焰熊熊，炉火正红，无数像主人公一样的有志青年，则如同一块又一块生铁，或自觉自愿，或被人引领，投入到这熔炉里经受冶炼。而那一个个已经在早期大革命年代百炼成钢的先行者，此时已变成了“淬火”的“铁匠”，站在这熔炉四周，分批分次，言传身教，对熔炉里炼出的“铁块”进行“淬火”锻造，使之迅速成为堪为大用的“精钢”。
在这个过程中，或因“材料”自身不过关，或因“淬火”的时间、火候及力度把握的不够好，也会出现许多“废品”，被革命的洪流所淘汰，甚至走向了革命的反面。
刘秉彦是那个“淬火”岁月脱颖而出的“精钢”之一，这是一个英雄的群体。他们的幸运在于，领导、锻造，或影响他们的是，一批精于“淬火”的大师。
从那时到现在，直到永远，我们都应当敬仰下面这些人的名字。
聂荣臻
在抗战时期一直到建国后的20多年里，聂荣臻始终是刘秉彦的老首长。在晋察冀时代，聂荣臻是大军区主帅，刘秉彦是冀中军区下属十分区司令，中间还隔着一个层级，准确地说聂荣臻那时是其领导的领导。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刘秉彦这位年轻有为，精明强干的军分区晓将，聂司令当年就已知道，并相当欣赏，否则刘秉彦也不可能在那个年代被提拔得这么快。建国后聂荣臻元帅长期主管国防科技领域，刘秉彦则是负责导弹研发生产的七机部副部长，由此形成了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刘秉彦向聂荣臻汇报工作的频率便直线上升。
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聂荣臻，被认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其资历之深在老帅中间也不遑多让。别的贡献不讲，单论他在抗战期间以数千之众深入敌后，数年之后即为中共奠定了华北数省地盘，数千万人口，近六十万军队，成为名副其实一方诸侯，可谓盖世之功。行伍之人，能创下如此勋业，被授予元帅军衔当之无愧。
聂荣臻向哨兵敬礼。
从军者收获元帅头衔，不可能没有传奇故事，这里只摘录王瑞阳先生讲述的一段“八路军团长左叶打死聂荣臻爱犬”的轶事，可从另一个侧面印证这位晋察冀主帅的胸襟气度。
1942年春，时任团长的左叶赴军区开会，一进院子，聂荣臻司令员养的大狼狗就叫了起来，左叶拔出枪当场将狼狗击毙，然后说到：“我们在前方吃黑豆，这狗养得这么肥，今天中午吃狗肉。”
聂荣臻养的这条大狼狗，标准的德国“黑贝”牧羊犬，系老部下、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杨成武转赠的战利品，想不到聂荣臻非常喜欢，一直养在自己身边。当时，所有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开会的八路军干部，都见过这条聂老总十分喜爱的狼狗。
听到枪声，聂荣臻冲出会议室，一看是自己的爱犬被无缘无故地打死了，气得指着左叶的鼻子就大骂起来。聂荣臻是公认的儒将，发这样大的脾气还真是破天荒。大家都认定左叶这下可闯了大祸了。
到了中午，当狗肉端上来，聂荣臻把左叶也拉到桌前，大家有说有笑，大口地吃起狗肉来。
大狼狗在军区司令部被杀的消息传回到一分区，一分区许多干部都觉得惋惜：“早知道如此，还不我们门自己杀了吃肉呢。”
这就是他们这一代，敢怒敢骂敢承担，生气归生气，骂人归骂人，打完骂完，照样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贺龙
贺龙是旧军队出身的高级将领，但他信仰了共产党，毅然参与发动了南昌起义，并担任起义总指挥，当时军职高于起义前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的朱德。以此显赫资历，使其建国后跻身于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五的行列。
1939年1月，贺龙率120师主力来到冀中，帮助巩固抗日根据地，并乘势壮大自己。贺龙在冀中时，并未与本书主人公刘秉彦直接打过交道，但是刘秉彦当时作为独立一支队第一大队长，曾经一度划归贺龙的副师长萧克指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贺龙一度担任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并主管过国防工业，因此与刘秉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贺龙长相英武，富有传奇色彩，个人魅力十足。由于他在当代军界的崇高辈份和鼎鼎大名，使冀中军民及官兵一听到贺龙这个名字便会肃然起敬，连冀中大将吕正操也是他的崇拜者之一。
吕正操回忆，贺龙一见他就很风趣地说：“你这个司令官不小呀，冀中的人口比陕甘宁还多两倍呐！”特别让吕正操难忘的，是贺龙在当天晚上举行的军民联欢大会上的讲话。他说：“日本鬼子有啥了不起，他不比谁高嘛！管他小鬼、大鬼，都能打败它！”那天的会一直开到深夜才散。天气虽冷，但歌声、掌声、欢呼声，把会场搞得热气腾腾，那真是强将鼓舞三军志，勇师振奋万人心呐。
在一些老人记忆中：“贺龙是位十分俊朗的将军，留着一撇小胡子，双目炯炯，神采飞扬。当时会场上没有麦克风，但贺龙师长站在简易的台子上，那洪亮的带有浓重湘西口音的声音，竟使上万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他的讲话极富感染力，使得每一个聆听的将士们都士气振奋，情绪激昂。”老人们感叹：嘿！那才是带兵打仗的真帅才呢！
贺龙与聂荣臻在晋察冀。
贺龙最让人佩服的是，打仗时出奇的从容和镇定。吕正操在冀中不止一次地目睹过：“常常在敌人打到离我们驻地十里左右、枪炮声清晰可闻的时候，贺龙同志还叼着烟斗，悠然自得地和同志们聊天。”
贺龙同喜欢马，喜欢骑上一匹好马在平野上驰骋。作家沙汀回忆：“有一次，因为听说冀中抗联会主任有一匹小黄马，被夸为冀中第一，贺龙就前往访问了。还未坐定，他就用一种行家口气问起这匹小黄马来：“跑的是野鸡柳子吗，蝉头？”我们都莫名其妙，于是他又用手势和声响，区别着马的种种步法。但是，我们仍然插不上嘴！
最后，他向警卫员叫道：“张娃儿！去把那匹小黄马牵来，骑起给主任看看！”于是我们一同到村外去了。但他并不满意，老是惋惜着年轻警卫员和小黄马的错误：“又颠了！”或者：“他压不住它！”末了叫道：“一定叫马兵骑坏了！”随即，贺龙同志脱掉大衣，亲自骑上那匹小黄马，在广阔的平野上驰骋起来。而小黄马因为有了老练的骑手，它的步法，精神面貌也随之而变了：平稳、欢腾……”
吕正操、杨成武、程子华、黄敬
我们在前文说过，1938年初，刘秉彦一参军，就加入了吕正操创建的冀中人民自卫军。在吕正操的领导下，刘秉彦早期的军旅生涯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仅用四年时间，他便跃过了从副团级特派员到正师级分区司令员的晋升之路。因此，无论刘秉彦后来的工作岗位发生过多少次变动，他都把吕正操将军视为自己一生的首长。
时光回溯到70多年前的抗战时期，吕正操这个名字在冀中一带可谓如日中天。而在1941年7月，冀中军区司令部驻扎的安平县，当地军民甚至唱着这样一首歌曲，来表达对吕正操的敬爱：
我们英明的吕司令，给八百万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在广大的平原上，栽上了自由的火种，在滹沱河两岸，你领导着我们走上了神圣的自卫战争……我们永远跟随着你，吕司令，我们高唱着向你致敬，我们永远跟随着你，吕司令！
说起吕司令，冀中的老人们都说他“像个军人”，又黑又瘦，衣着整洁。倔强，不服输，沉着，严肃。又说他“局面大”，“很豁亮”。吕司令说，打小在铁路边住，受日本人的气，所以恨透了日本人，“总想着长大了可以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没想到小时候的梦想成了真，长大了，真的成为一员战将。
吕司令从来不服日本人，他说在北平城里驻防时，瞧着日本人挺厉害，可拿手枪一逼，那日本人也就老实了。吕司令说：“这日本人也他妈怪，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到冀中后，有一次警卫营护送吕司令去路西，夜里中了敌人的伏击。日本人在村里当街都堆上了柴火。这样人一走，碰上了就有声响。中了伏击，大伙都有些慌。但吕司令却不慌不忙，穿着马靴，“哗啦”、“哗啦”在柴火上走着，带着队伍安全突了出来。到了安全地方，再开会。吕司令很严肃地说：“你们骑兵营干什么去了?敌人还没冲过来，你们倒先冲过来了。我问你们，假如我被敌人抓住，你们怎么交代?”这一次遭遇，吕司令的坐骑丢了。警卫人员想起来也是后怕，同时也很佩服吕司令遇到危急敌情，十分沉着。
吕正操虽说具有军人的气质，但却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至多是个粗识文墨的旧军人。史立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吕司令时的印象时写道：“起初我以为他是一个四十开外在白军工作的党员军人，及至相见，才知道他是一位英俊的青年军官，在一副军人庄严肃穆的仪表下，又显得温文尔雅，城府很深……他说古论今，谈笑风生，毫不造作。既懂马列主义，又懂国故经典，从高蠡暴动谈到勤工俭学和颜(颜习斋)李(李恕谷)的‘四存’哲学，听来又像一个知识分子。”
冀中的另两位主要领导人，是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和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
程子华，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解县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26年入党。在冀中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中，他年龄最大，资格最老。论年龄，是位兄长，论资历，是位老红军。冀中的老人们说，程政委的确像位兄长一样，待人和气，很少板脸。部下来汇报事情，有时卡住壳，说不下去了，程政委老是操着山西口音，亲切地说：“别着急，再想想。”
1942年7月5日，刘秉彦接替周彪，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十分区司令员。
一个月后，他收到了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的一封信：“你留下，要团结一批同志回到大清河北。只要你们回去了，别的地方会增强坚持斗争的信心。”
刘秉彦晚年回忆：“1943年11月27日，我到北岳区向子华同志汇报，军区驻陈庄北山山沟一排窑洞，作战科长唐永健同志把我安排去子华同志相邻一个窑洞里。没等我去看他，他立即来看我。两支因伤致残的手，紧紧握着我的右手，我觉得热呼呼的，他的两只手是扭转冀中平原形势的手。我觉得特别安慰。他亲切的说：‘累了吧！好好休息几天。’他知道我是从十分区步行过来的，跨越了大清河，铁路和其他封锁沟。就说汇报完，再‘吹吹’——聊聊天，虽然子华同志在和我们聊天时，他自己很少说话。但是他只用眼神和微笑，就能让每一个聊天的同志向他掏心窝子。这是他的爱好，或者说是做下级思想工作的‘独门绝技’。”
黄敬，原名俞启威（前中央常委俞正声之父），1938年春任冀中区党委书记，1942年秋调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平原军区政委，也是冀中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黄敬是大官僚家庭出身。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他虽是学生出身，但绝无书生气，能盘个腿坐在炕头上，和农民聊一宿。冀中的老人们说起黄敬，都说这人太聪明了，知识渊博，精力过人。“他工作起来严肃认真，可以不眠不休。但休息时又能很快精通多种娱乐的技巧，打起猎来一般是弹无虚发，打台球可以半个小时不失一杆，这是很多人办不到的。他本来是浙江绍兴人，但到哪里很快就能说哪里的方言。”解放后当天津市市委书记，能用天津话做报告。除了打猎、台球，跳舞、烹调也都会。爱说，也能说，会餐时，他到哪桌，哪桌就热闹。黄敬喜欢接近老百姓，主政天津时，经常自己开个车出去。后来总理为此特意规定：司局级以上干部不准自己驾车。
一说起这些当年的老领导，冀中的老人们总是感叹不已，说：吕司令、程政委、黄书记，这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都是些厉害人物哟!”
刘秉彦的十分区在其隶属的冀中军区，前后经历了三任司令员，同样威名显赫的杨成武系第二任军区司令。
头脑灵活很会打仗的杨成武显然非常欣赏和他有类似特质的刘秉彦，因此从1944年之后，整整12年里，刘秉彦都是杨成武的部下，直到1956年杨成武任司令的防空军撤销，刘秉彦才由防空军副参谋长的岗位调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新中国导弹研发生产的领导工作。
刘秉彦任河北省人大主任期间接待老首长杨成武（左）和夫人。
杨成武20出头就做了红四团的政委，到延安后，又升了师长；抗战开始，他只是115师的独立团团长，随着115师的分兵，他随聂荣臻北进开辟晋察冀，部队急速扩张，他又当上了独立师师长。
1939年11月，在日本军界享有“俊才”、“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盛誉的阿部规秀中将，丧命于太行山黄土岭之役，震惊日本朝野，鼓舞了抗日健儿。被晋察冀一分区司令杨成武手下炮兵一炮击毙的那朵“名将之花”，凋谢时享年52岁，倘若阿部知道其对手杨成武年仅25岁，怕是死不瞑目。
1944年9月，当杨成武、林铁分别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时候，日军已面临总崩溃的前夜，但是仍在疯狂挣扎，调集大量伪绥靖军，不断向冀中反扑，其重点便是以刘秉彦、旷伏兆领导的十分区大清河以北地区。在杨成武为首的冀中军区部署下，刘秉彦率领所属部队与兄弟部队一起奋起迎敌，从游击战转为战略反攻，连续发动了势如破竹的五次战役，在冀中平原上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有人说，战争需要勇敢的士兵，更需要杰出的将军。还有句老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反过来呢？当然是“兵强强一个，将强强一批”。而战场则是一位严厉公正的考官，凡是合格者未被淘汰的，必有过关斩将的神勇智谋。
刘秉彦之所以几年之内就打出八面威风，成为一员骁勇善战的年轻司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指挥或影响他的上述人物，无一不是人们公认的将帅之才。他们都堪称在共产党“熔炉”里练就的“淬火”大师，各自的经验又相互交织，光芒万丈，从而成就了这部壮怀激烈的战争史。
痛歼“伊豆剔抉队”
看过功夫片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印象：两个实力悬殊的武林中人在徒手格斗。强悍凶猛的一方步步紧逼，招招致命，势单力薄的一方则避实就虚，左右腾挪。后者渐渐地被前者逼入死角，只有招架之功，似无还手之力，眼看已被打翻在地，难以动弹，强势的一方正在那里得意狞笑，冷不防弱势的一方突然跃起，使出几记连环飞脚，重重踹在强势者的痛处，趁对方疼痛难耐，弱势者即逃出魔掌，脱险后苦练一番，功力大长，再行挑战，终于胜出。
从某种角度讲，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八路军在冀中对付日军泰山压顶一般的穷追猛打，就像那弱势的习武者，在吃了大亏，受够了鬼子的窝囊气之后，奋起反击，也打了几场鼓舞人心的漂亮仗。
这一年6月，冀中所属部队接连进行了三场战斗，替根据地的军民好好出了几口恶气。
一是6月9日，冀中二十二团在团长左叶的指挥下，于深泽县打响的宋庄保卫战。创造了八路军以少胜多的典范，闻名全国，并成为典型战例写进了我军军史。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中，冀中部队损失惨重。只有宋庄保卫战，是我八路军打得最漂亮最完美的一战。击毙日本鬼子600多，伤300多，我军仅阵亡32人，伤41人。
二是6月12日，冀中区党政机关及大队人马在吕正操亲自指挥下，于邢台威县章台镇掌史村打的一场防御战，史称“掌史战斗”。
三是6月23日，十分区部队在司令员周彪和参谋长刘秉彦共同指挥下，于任丘县发起的“边家铺之战”。此战全歼了由日军特种兵组成的“伊豆文雄剔抉队”，并生擒了队长伊豆文雄，在冀中军区轰动一时。
这场“边家铺之战”，因为与本书主人公有直接关系，故整理史料详述如下。
当时十分区的主要领导是：司令员周彪，政委帅荣，参谋长刘秉彦。刘秉彦的老同学——十分区十九团团崔文炳，此时也在司令部协助工作。周、帅两位军政主官皆为南方来的老红军，年纪比刘秉彦大好几岁，但在军事行动上都很器重这个年轻有为的参谋长。
急行军中，刘秉彦向周彪提出了自己的作战方案：
如果敌人合围任丘——鄚州公路的东侧，就是我们估计错了，就要坚决打，坚持到天黑突围，准备夜渡大清河到堡垒群里去，这总比跟敌人的主力作战好处得多，若白天突围，将造成重大伤亡。分区领导机关坚持村落战，要调二十九团一个连来。村落防御战要有一定的预备队，尽管依托二十九团，也要掌握必要的反冲锋连队。
周彪同意刘秉彦的意见，并把在一线指挥战斗的重任托付给他。这样，侯疙瘩村、边家铺和边家铺南庄形成了村落连环防御的犄角之势。做好了坚决打的准备。
据田汀老人回忆：
6月24日，我们到任邱县东边四十里路的边家铺，终于被敌人发现了，并立即组织兵力向我们进行“合击”。敌人的主力五、六百人，在离边家铺三四里路的侯疙瘩向我进攻，受到二十九团的战士们英勇阻击，敌人多次冲锋，都被打退，伤亡不少人，也未能得逞。另一股八十多人，作为另一路，则向边家铺打来。
边家铺当时是十分区机关直属队驻地。说是“直属队”，实际上有战斗力的部队并不多。一个特务连，一个便衣队。便衣队是手枪多，在战斗上发挥不了威力。而特务连除了侦察兵、通讯兵以外，有战斗力的人员也就不多。
为了保卫机关安全，从二十九团调来个一连。这个连就首当其冲，担任了阻击这股敌人的主力。我当时在十分区政治部。反“扫荡”开始时，我被留在宣传科帮助工作，随二十九团一连行动。这样，直接参加了和这股敌人作战的全过程。
这股敌人是由经过多次战斗的老兵组成的“剔抉队”，是一个中队的建制。队长叫伊豆文雄，因此该队番号就称为“伊豆剔抉队”。
所谓“剔”，就是从“缝隙”里把我军“剔”出来；所谓“抉”，就是从“窟窿”里把我军“掘”出来的意思。在敌人看来，经过几十天“清剿”、“扫荡”，八路军的大部队，已经没有了。但是，除下的小分队和个别零星人员，仍在老百姓中间隐藏起来，不断进行地下活动，给“大皇军”的“治安确保”以很大威胁。不除掉这个隐患，寝食不安。所以敌人组成担任这一任务的成员，都是抽调的一些老兵，个个身强力壮，经过严格训练，有作战经验，技术精熟。但他们终于在我军英勇顽强的抗击下遭到毁灭的失败。据我的观察，他们失败的原因，主要的是指挥官太过骄横。他们既错误估计了我军的力量，又错误估计了我军的顽强战斗精神。以为都是“土八路”，“散兵游勇”，又没有什么武器，“一打就垮”。万没有想到，这里还有一支兵力相当大、而且战斗力相当强的部队，一下子碰到钉子上，因此吃了大亏。
关于这次战斗，刘秉彦本人也写过《伊豆文雄剔抉队的覆灭》一文：
敌人的冲锋开始了，我们反冲锋的准备是从容的，我命令两位连长将一切火力点和特等射手瞄准敌人的冲锋出发地，准备好手榴弹，要反冲锋部队上刺刀，把子弹推上膛。
敌人在火力支持下，不是端起刺刀冲锋，而是滚到苇坑沿前的二十米处与跃起冲锋，敌人刚一跃起，我们就组织了连续的齐射，打得敌人慌忙退缩。但是少数敌人占领了苇坑，组织火力向我阵地的纵深处射击，并“呀、呀、呀”地直叫喊。这是我军最好的冲锋时机。我一声令下，魏宝堂同志带领反冲锋排迅猛地压了过去，张玉璞同志的一连从外壕内跳出来冲劲苇坑，跟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顿时，小苇坑里杀声大作，形成边家铺战斗的高潮。敌人拼命和我反冲锋的勇士刺杀，我反冲锋分队的每个人都有一颗推上膛的子弹，在拼刺中先给敌人一枪 人端着刺刀向他冲来时，他扣动枪机，一枪打死了两个敌人，敌人大约一个连的兵力八十多人，几乎被我全歼。
音乐家田汀作为当时直接在火线上拼杀的战斗人员，以真实生动的文字，这样记述了日军剔抉队覆灭，及中队长伊豆文雄被俘时的情景：
骄横的伊豆指挥官，对我军既蔑视，又加上伤亡很大，怒气上升，把仅余的几十个士兵组织起来，采取“中央突破”的方法，对我再一次发起冲锋。这次冲锋，前进了三十多米，把我方压缩到村口的掩墙内，占领了交通壕。
当时形势很紧，机关干部都准备棍棒菜刀，以防万一，敌人再向前进就决一死战。但是，敌人终究因为兵力不足，既没有两翼的牵制和配合，更没有二梯队跟进，来扩大战果。而且，他们占领交通壕之后，因交通壕是横向的，只能左右移动，不能前后移动，反而使自己陷入“绝地”。这次冲锋成了最后孤注一掷，我方指挥员看出了敌方的弱点，迅速地指挥部队反冲锋。战士们隐蔽接近敌人后，突然打出一排手榴弹，不偏不倚，都扔到交通壕里。敌人前进不能，后退也无路，左冲右突，一阵乱喊乱叫，就统统被炸死在壕里。
我是和战士一起冲上去的。当我顺交通壕搜索时，有两个抢救伤员的战士，抬来一块门板赶到。我们前后走着，前边那个战士停下来喊道：“哎，奇怪！怎么这个鬼子身上没有伤就死了？”另一个说：“管他死的活的，等我再给他一枪。”说着就拉枪栓。我赶紧制止了他们，我说：“不要打，让我看看。” 我把这个“死尸”翻了过来，发现他身上只有几处轻伤。而且从部位看，不是致命之处。因此我断定他是装死，就告诉战士注意，如果他装死，胸脯就会起落。果然，我们等了一会儿，他熬不下去了，呼吸起来。我就让战士把他搭到门板上。为防止他乘我不备时突然夺枪逃走，就用绳子捆了几道。当时我们很高兴，一边走一边说：“弄个活的也不错！”就这样，我们从战场上“捡来”了一个俘虏。
从现有资料来看，八年抗战中，俘虏日军中队长也是“很罕见的事情”。俘虏日军大队长、中队长如此之少，这不能不说是日军军官多为狂热的“武士道”信徒，战斗意志又格外顽强的结果。
边家铺之战歼灭一支“剔抉队”，俘获一名中队长，成为1942年冀中反扫荡辉煌的战绩之一，《晋察冀画报》随后发表了报道这次战斗的两张新闻照片：一张是《追歼狼狈溃逃敌军》，另一张是《俘虏日寇中队长伊豆文雄》。
八路军战士和他们看押的日军俘虏。
再说伊豆文雄被俘之后，也跟随十分区司令部一起被转移押送到白洋淀。上级要求十分区派人把人把这位骄横的日军中队长送往延安。临行前，伊豆文雄再次来到审讯过他的刘秉彦面前。伊豆文雄通过翻译，不服气地对刘秉彦说：“有朝一日，我若能回到自己的部队，必重整旗鼓，希望能够再和阁下指挥的士兵决一死战。”
刘秉彦呵呵冷笑，睁大一双圆眼：“好！没问题，我接受你下的战表。”说着，他让警卫员倒了两杯酒，一杯自己端着，另一杯递给伊豆文雄，大声说：“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来！和我干上一杯，算是我对你的优待。”
说罢，两人都把这杯酒喝了。
刘秉彦没想到，14年后，他竟然又和老冤家伊豆文雄在北京重逢了。
五十年代初，中共中央联络部和外交部在北京长辛店云岗区开办了一所培训日本共产党人的学校，那里同时也是遣返日本俘虏的训练基地。1956年，刘秉彦调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并负责为生产导弹的工厂寻找一处合适的地点。他看上了中联部下属的长辛店日本共产党学校这块地方，中联部、外交部也表示大力支持，并决定将该校的产权移交给国防部五院。
这年4月，当刘秉彦前往这间日本人党校办理接收事宜时，外交部司长连贯把一位看上去30多岁的日本男人领到刘秉彦身边。
连贯说：“秉彦同志，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日本反战同盟的伊豆文雄同志。”说着，他又面对伊豆文雄介绍道：“这位是国防部的将军刘秉彦同志。”;
刘秉彦和伊豆文雄相互打量了一番，都不由自主地愣住了：
“你是……”刘秉彦盯着对方喃喃地说。
“首长好！”望着刘秉彦肩章上金光闪闪少将军衔，伊豆文雄忍不激动的心情，按照解放军的传统，向这位昔日战场上的对手问好。
“啊！你是伊豆文雄。原来你早已经加入日本反战同盟啦！”刘秉彦惊喜地叫道。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956年，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右）视察防空军武器装备，听取时任防空军副参谋长的刘秉彦少将的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