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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个洗衣妇鸟她一下也能留个后啊|一位印尼华商和他的台湾老兵三哥

丁剑乃辉 丁见印尼纪事 2023-03-23

习惯长篇大论的丁叔叔,难得写一篇短文,算是从我正在撰写的印尼文化名人杨兆骥先生的传记中,撷取一朵浪花作个侧记吧。

1970年代,印尼华人杨兆骥和妻子儿女的合影。

1900年到1950年,20世纪的前半叶,是人类历史发生巨变的风云年代,也是最难以把握和描摹的一个大时代。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成为这一时期的万恶,之源。各国人民骨肉分离,妻离子散,悲欢离合的故事多如牛毛,罄竹难书。

我采访的印尼华人杨兆骥先生,其父母及兄弟姐妹,也在连绵战乱中经历了许多苦难。前些日子,杨老跟我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2020年6月,杨兆骥先生在雅加达接受笔者采访。

前文说过,1924年杨父与杨母(父亲的二房妻子)携次子杨兆荣和女儿杨亲秀从广东梅县雁洋的老家离乡背井,“过番”下南洋到印尼谋生。

杨家时年5岁的长子杨兆赞和年仅1岁的三子杨兆荣被留在老家,跟随长房母亲钟氏和祖父祖母生活。

在这之后,杨兆骥的三哥杨兆荣,人生际遇尤为坎坷,令人嗟叹。

1944年,中国抵御日本的抗战,进入到黎明前的关键时期。这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他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随后,国民党广泛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十万学生兵,编入远征军奔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

此时的杨兆荣,21岁,已在梅县中学毕业,符合征兵条件,于是便投笔从戎,报名参军。他和数百名同乡战友热血沸腾,齐声高唱岳飞的《满江红》,走出国门,出征缅甸去抗击日寇。

国民党远征军在缅甸涉过激流向日军发起冲锋。

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艰苦卓绝的大战历时3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近20万,无数英烈忠魂,埋骨异国他乡。

当时中国远征军有一名满腹才华的士兵作了一首诗,题为《知识青年从军歌》:

一夜捣碎倭奴穴,太平洋水尽赤色,
富士山头扬汉旗,樱花树下醉胡姬。
这首诗,由于饱含深切的民族大义和雄浑豪迈的气魄,迅速在士兵中传抄开来。国民党抗日名将、时任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看到,十分喜爱欣赏,便命人谱曲,遂作为远征军的军歌流传至今。

作为远征军的一员,杨兆荣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总算幸运迎来了抗战胜利。他表现英勇,被提拔为宪兵连长。后几经辗转,跟随所在部队撤退到了台湾。但因战争离乱,国共两党隔海分治,台海两岸几十年老死不相往来。孤身在台的杨兆荣,变成无依无靠的退役老兵,生活很不如意,渐渐与早年下南洋的父母失去联系,也和梅县老家断了音信。

再说杨父杨母来到印尼,在松巴哇岛上养育子女,同样含辛茹苦。但是他们仍时刻惦记着留在家乡的孩子,特别对当兵打仗的三儿子兆荣更是牵肠挂肚。

杨兆骥的父亲杨彩屏在梅县老家是一位晚清秀才,1956年在印尼去世。母亲温银娘来印尼后,生前在松巴哇岛上除操持家务,还以替众多产妇接生而口碑很好。

父母到印尼后1933年才出生的杨兆骥,虽然并未见过这位兆荣三哥,可是从小就常听父母念叨他,后来也从各种渠道传来的信息里,得知三哥去了台湾。

到了六七十年代,杨兆骥经商事业有成,身为杨家老幺,却是兄弟姊妹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几位兄长都得到过他的资助。那时母亲还健在,对三儿子兆荣的思念日复一日,直至临终前仍放心不下,反复叮嘱小儿子,一定要去台湾找到兆荣,并想办法帮助他。

杨兆骥为着母亲的心愿,从雅加达飞往台湾,一来寻找三哥兆荣,二来了解一下台湾的市场。他从台北跑到台南,花费很大精力,到处打听三哥的下落。后来又在多家报纸刊登寻人启事,结果来了三个人找到他下榻的酒店。这三个人同名同姓,都叫杨兆荣,而且都是梅县籍的退伍老兵。但杨兆骥凭着血缘关系的直觉,一眼便认出与其一母同胞的兄长。

兆荣比我大11岁,我们之前从未见过,可是我马上就在三个人里面认定其中一位,就是我的三哥,因为我们长得比较像。再一问父母的名字,兆荣说的分毫不差。我们都很激动,当时抱头大哭。

三哥兆荣此时已年过半百。流落台湾这些年,人生遭受命运的碾压,当年英姿勃勃的国军连长,变成两鬓斑白的老汉。他没有结婚,一个人住在苗栗县的乡下,茅舍简陋不堪,四周都是稻田,屋里家徒四壁,冷锅冷灶,完全是一副穷困潦倒的凄凉景象。

1977年1月,杨兆荣在台湾苗栗县明德乡把自己的这张照片赠送给华侨弟弟杨兆骥留念。

杨兆骥见状痛心不已,忍不住责怪道:“三哥呀,你真没有用!年轻时候为国家出生入死,走南闯北,怎么连个老婆也讨不到?”

三哥告诉弟弟,在台湾,他们这些大陆来的退伍老兵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大多数人因早年间准备“反攻大陆”而虚耗了岁月,加之社会圈子狭窄、生活贫困,返乡无望,有的就会自暴自弃,到了一把年纪还是一个人。

2015年,几位年逾九旬的国军老兵出席台湾抗战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他们大多是孤苦伶仃的单身汉,一辈子没有结婚成家。

兆荣喃喃地说:“我没有钱,没有钱啊!所以就蹉跎岁月,一拖再拖,硬汉也被拖成了老汉,早已过了适婚年龄,佳偶难觅。谁肯嫁给我这样的‘荣民伯伯’呢!”

“哎呀三哥,你怎么这么老实!中国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没有钱,就算娶不到有文化、如花似玉的女人,难道在乡下连一个干粗活的农妇也找不到吗!”

他这个当弟弟的,由于万分同情哥哥的境遇,情急之下甚至讲起了粗话:

“你身为一个男人,没有女人怎么忍受?大不了找个洗衣妇,你鸟她一下,怀孕了,也能给你生个一男半女,延续香火,到老了也有个依靠啊!”

杨兆骥当年把自己这张在印尼的全家福合影送给在台湾无依无靠的三哥兆荣。

三哥噙着眼泪,沉痛地说:“兆骥,你不知道。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告老还乡,回到梅县叶落归根。如果能在家乡找个老伴,过上安定的晚年生活,死也瞑目了。可是两岸还是敌对状态,我回不去,也不敢回去呀!”

杨兆骥听罢,也是热泪盈眶。他对兆荣发誓:“三哥,你放心。大陆和台湾不会永远隔绝,等到政策松动,我一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他拿出一笔钱给三哥改善生活,又在苗栗住了几天,便与兆荣洒泪而别。

回到印尼,杨兆骥时刻关注台海两岸的时事政治,翘首以盼合适的机会。

1979年元旦,中国大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此举令很多台湾的外省人怦然心动。

然而,当时的台湾当局依然秉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1980年有人撰文主张开放大陆探亲,还被当局以“与匪唱和”“为匪宣传”判处有期徒刑5年。但思乡之情愈压抑愈浓重,到1987年已经喷薄欲出。因为1949年到台湾的老兵最年轻的也都50多岁了,算起来,他们在大陆的父母已经七八十岁,再不返乡,恐怕无缘再见爹娘。

1984年台湾电影《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剧照。叙述台湾退伍老兵老莫不愿过老迈孤寂的生活,卖掉存了半辈子的金饰,娶来一个叫玉梅的山地少女为妻。一对年龄上有若父女的夫妻,在生活上难免有误解、差距和苦乐。玉梅却认命且勤俭,并怀上了老莫的孩子,老莫欣喜地盼望带妻儿回山东老家。影片因大胆地揭示了台湾退伍军人的晚景生涯及老兵与山地少女的买卖婚姻而令人瞩目。影片曾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但这只是电影中的故事,老兵们真实的生活远不如这样圆满。

1987年6月,国军老兵成立的“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又在台北金华中学举办了一场“想回家怎么办?”的活动。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兵,站在台上合唱《母亲你在何方》:“雁儿啊,我想问你,我的母亲可有消息?儿时的情景似梦般依稀,母爱的温暖永远难忘记,母亲啊,我真想你,恨不能时光倒移……”歌声并不悠扬,但一唱到“母亲”,台上的老兵泣不成声,台下观众也哭成一片……

生不能相见,死也要回乡,不仅是回家,而且是寻根归根。

“想家”老兵当年在台北街头发传单 图片来源:网络

杨兆荣也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他们苦苦的诉求,终于迎来了两岸坚冰的融化。这一年的11月2日,台湾领导人、时任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有感于两岸之间的亲人分离太久,终于顺应历史潮流及民意,决定开放老兵及民众赴大陆探亲,从而结束了海峡两岸38年的隔绝状态。

杨兆荣第一时间写信给印尼的弟弟,通报了这个消息。杨兆骥闻讯后立即赶往台湾,陪三哥经香港过境深圳,一起回到梅县雁洋的祖籍地。

他回忆说:“我们回到老家,受到亲友的热情欢迎,但是那个时候家乡人还很贫困,我就置办酒席招待大家。三哥开始不敢出门,怕给共产党抓去。后来县乡来了干部,安慰他不要怕,国共恩怨已成为历史。还说欢迎他回来定居,三哥才放下心来。”

杨兆骥在老家的街上,为兆荣买了一套带门面的房子,又出钱请亲戚帮忙,替兆荣介绍了一位单身的中年妇女,撮合他们结婚成家。

三哥已经那么老了,终于在家乡娶到一个老婆。可是他有糖尿病,久旱逢甘霖,可能是夜夜笙歌,那个乡下妇女人也比较粗糙,不大懂得照顾兆荣。结果只过了七八年,三哥才活到75岁,就病重去世了。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帮他实现了落叶归根,安度晚年的心愿。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时值今日,88岁的杨老回忆这段往事,仍不禁为三哥兆荣颠沛流离、缺少温暖的一生叹息流泪:“政党之争,国共内战,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人间悲剧。”

接着,又习惯性地大叫一声:唉!——悲哀呀!

2020年7月,88岁的杨兆骥先生回忆往事,十分伤感。她的86岁的夫人蒋愫珊阿姨在一旁充满关切地望着老伴。

末了,杨老又吟诵了那首李后主《虞美人》词中的名句: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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