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60年前的这所华校吗？雅加达“振强”忆旧

平淡无奇的岁月，之所以值得留恋回味，是因为年轻时满怀纯真和热望。

——本文题记

1957年，杨兆骥在雅加达中华中学高中毕业，旋即考入印尼国民大学（Universitas Nasional）。但他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允许其成为一名全脱产的大学生，还必须找一份工作，以勤工俭学方式完成学业。

1960年代，青年杨兆骥。

2001年11月，印尼华文解禁后的第一张全国性中文报纸《国际日报》创办不久，杨兆骥便在该报发表文章，记述了那两年的工作和生活，纪念这所学校令他难忘的人和事。

提起振强学校，就想起了廖建校长，林载诚主任和黄清林老师。

1957年6月底，我在雅加达中华中学念完高中，毕业后我志愿在雅加达的华校教书.我原来可以留在中华中学执教，但是后来我还是选择了振强学校，原因我当时的家住在Taman Sari地区，靠近振强学校，方便往返。

倘使没有记错的话，1957年6月的某天下午，我不经任何人的介绍，单枪匹马去拜见廖建校长，我告诉他，我有意在振强学校执教，问他愿不愿意让我在振强学校教书。

廖校长问我擅长哪科？我说我可以教初中部的印尼语文和英文，印尼历史和地理等。他问话不多，最后叫我写下姓名和地址。使我吃惊的是，就在当天傍晚，身为振强夜校主任的林载诚先生来到我宿舍和我见面，他说廖校长叫他来告诉我，振强日夜校很愿意聘请我当教师，要我第二天上午就去报到。

据说廖校长打了电话向中华中学领导层了解我的情况。通过这件事，使我深深的感受到廖校长对青年教师的重视和爱护，廖校长的思想和人格，都给了我毕生难忘的印象，并且从而得到关于教育上的许多启示。

我于1957年7月开始在振强学校初中部教华文和英文。并任初中二乙班的班主任，当时振强学校初中二分甲、乙两班，每班学生人数有60多名，而理想的每班学生人数应该是40名。学校人数超额的班级对华文老师负担重。就拿作文课来说，两周一次的习作，加上周记每周一次，每篇习作都要老师去改。

华文教师任务虽然繁重，但我从未听见有老师埋怨，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振强学校的老师们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其次，当时雅城的华校颇多。为什么家长们愿意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振强学校就读？可见家长们都对振强学校的重视和信任。

1959年，我和相恋了七年的蒋愫珊女士结婚。她于1958年在泗水新华中学高中毕业。她家住在东爪哇的外南梦。我当时买不起房子，决定先租一间房来解决住宿的难题，为了使我能安心教书，廖校长特别安排让蒋愫珊在振强小学部教书，我非常感谢廖校长无微不至的关照。我想振强学校的老师们能团结一致，大家都抱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努力把教育工作做好，这跟学校领导层的为人之道有关。

为政不在多言，教育之道亦不在多言。学校领导最重要的条件，应该是领导本身的学问与人格，学问深湛，人格高尚，对老师们非常关心和爱护，对学生始终抱着百年树人的教育态度，加上廖建校长的淳朴勤奋和他树立的有规律的校风，正是以上几个因素，促使振强学校在短短几年间，一跃变成雅城颇有名望的华校之一。

写到这里，我想起辅佐廖校长的廖任樑、黄清林、杨剑锋、林载诚等老师，有了他们对廖校长的支持，以及他们的努力勤奋，加上他们的领导和管理能力，振强学校才能在短短的几年中发展成为有名望的学校。

振强学校的老师阵容相当强大，在我记忆中，小学部有钟秋阳、徐菊珍、张锦江、陈毓秀、钟维恩、戴海燕、赖耀国、陈玉姑、谢彩凤、陆彬鸿、温易安、温银安、邹云乔、孙金清、林炎、宋杞华、饶芷芬、游美娘、赖湘露等老师。中学部有张茂荣、李金穆、李楣青、曾序华、刘德馨、何友进、杨健强、何南森、谢晋汉等老师。

我在振强学校执教前后三年。我记忆中，振强学校就好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整个学校充满着友爱的气氛，老师与老师之间互相关心和互相尊敬。我最钦佩的是黄清林老师，他为人忠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同事非常友善，对学生孜孜不倦，办事能力极强，又富有责任感。学校封闭后，我对他三顾茅庐，请他在我的印刷公司当经理，虽说他未曾在工商界任职，但不出一年，就胜任愉快。

振强学校的老师们，喜欢在下午放学后一起打乒乓球。记得何南森、黄清林和温懋和老师的乒乓球艺最好。何南森老师经常带领振强学校的乒乓球队参加校际比赛。许岩石老师是体育科的老师，他是雅城篮球界的健将，李紫明老师也是体育科的老师，他是雅城有名的篮球裁判。他们两个人在，振强学校打篮球的活动非常活跃，连没有运动天资的我也被感染，也不时以配角的身份参加打篮球。

我感到最了不起的，是振强夜校。夜校属于业余教育，由于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华侨青年或家庭妇女文化程度不高或不谙印尼文，给谋职或生活带来许多不便，许多侨团或华校都很重视举办业余教育，开办不少夜校或补习班，利用假日或夜间在华侨学校上课。

据笔者华中同学、后来回国从事华侨研究的暨南大学教授黄昆章提供的数据：“1957 年雅加达的补习班有 16 所，学员有 2 653 人，其中中国籍者有1741 人，印尼籍者有 463 人，教师有 86 人。华侨业余学校收费低廉。如雅加达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创办的振强夜校商科初级班只收 10 盾，高级班只收 20 盾，有困难者还可申请酌减。”

我在振强夜校教印尼文，参加我班的都是成人学生，每班人数有三四十名之多。这些成人学生的学习热情非常之高，他们很少旷课，我最记得的夜校学生是现在为“普德拉集团”的老板贝南隆先生，他勤奋好学，又善于交际，所以后来发了财。振强夜校所开的科目相当多，其中有英文、会计、初中数理化、裁缝、摄影和汽车修理等。

那是1959和1960年，许多曾经失学的青壮年面临回国浪潮，都想争取学会一技之长。现居香港和上海的张茂荣老师在他所写的《缅怀振强夜校》的一篇文章里指出，振强夜校成立于1952年，学校设施虽然简陋，但学生人数非常之多。是雅城规模最大的华人办的夜校。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当夜幕笼罩大地，振强夜校如同万家灯火，十几个教室的电灯一起放光。上课钟一响，学生们一个个涌进教室，接着老师们也走进各自的教室，开始讲课。

振强夜校办得生气勃勃，有声有色，这是我身为教师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我为此而特别怀念振强夜校，怀念为它呕心沥血的廖健校长、林载诚主任和夜校的全体老师们。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年岁比我大的老师：昌良老师。李球老师、李文庆老师、凌海珊老师，以及许烈老师，他们个个都很和蔼，对我这位年轻一辈的老师一点都不倚老卖老。如今事隔40多年，有些老师已经作古，还健在的都已是耄耋老人了。

1959年，我和印尼文专家陈燕生先生合作成立翡翠文化基金会，我们先出版月刊《印度尼西亚语学习》，由陈燕生当主编，我是执行编辑。当时由于华人学习印尼语文的热情非常之高，所以我们的月刊进步很快，发行量不断增加。两年后，我们开始出版印华文艺爱好者所写的文艺作品的单行本，后来还主办了印华文艺征文比赛。

这时候我实在太忙了，每天很晚才能回到家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请求廖校长允许我辞去振强学校的教职，以便专心搞翡翠文化基金会的华文出版工作。我就这样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洒泪告别了振强学校。

在振强学校期间，杨兆骥的教学水平和工作态度，也给同学们留下良好的印象。如今住在广东佛山的印尼归侨李肃珍女士，是振强学校五九届毕业生，杨兆骥是她当年的班主任。

杨兆骥老师备课认真，讲课时不看讲稿，能把枯燥的历史课讲的有声有色，把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背景、人物及前因后果讲解的清晰、透彻，仿佛有一条细线栓着同学的心，使我们的思维跟着老师的思路走，印象特别深刻。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对违规的同学都要“留堂”进行批评教育。杨兆骥老师性格要强好胜，也总是鼓励同学们敢于争先。学校举办各种文体歌咏活动，还有数学和作文等学科比赛，他都与任课老师一起推荐同学参加，并自己出钱买些笔记本奖励优胜者……

一次采访时，杨老找出了自己在佛山的学生李肃珍的电话，让我拨通之后，米寿之年的老师和年逾古稀的学生说了一会话，彼此都有无限感慨。

丰子恺漫画：《儿童不知青，问草何故绿》

放下电话，杨老陷入长时间沉默。我打开手机百度，搜索到这首李叔同（弘一法师）写下的百年老歌《夕歌》，放给杨老听：

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