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体系，儿童一般都是7岁上学，小昌仁为何9岁才开始启蒙呢？主要是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负担重。丘家10个兄弟姐妹，一个挨着一个。昌仁7岁时，五弟涛仁四五岁，六弟河仁两三岁、妹妹莲珍一岁多，小妹兰珍刚出生，再过两年，最小的弟弟鸿仁才出世。因此，大哥国仁那时已高中毕业，必须分担爸爸生意上的事情；二哥江仁正在读高二，大姐菊珍即将念完初中，放学回家都要帮忙母亲料理家务。三哥冠仁就读小学三年级，老五昌仁只好在家帮忙照看下面更小的弟弟妹妹，上学的时间就被推迟了两年，9岁才上一年级。丘昌仁一开始就读的学校，是楠榜丹绒加冷一所亲国民党的右派华校——平民学校。大约一年级还没有读完，他又改上另一所左派华校，也在丹绒加冷，而且离家更近，名叫新中学校（下图）。
原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尼与中国建交后，印尼华侨的政治取向立即泾渭分明。大部分华侨拥护中共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另外一部分华侨则延续新中国成立前的立场，继续支持国民党。于是，全印尼的华侨社会分成两派，红派和蓝派（互相戏谑为红屁股和蓝屁股）。两派各自办有同乡会、商会等华社，还有中小学华校。当时直落勿冻有一所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的华联学校，属于进步侨社开办的左派华校。丹绒加冷有两所华侨学校，一所是属于右派性质的平民学校，开办比较早，另一所则是属于进步侨社的左派华校——新中中小学，支持拥护新中国的意思。1955年创办，历史比平民学校要晚一些。此外，丹绒加冷和直落勿冻还另外有两所进步华校，分别是青联学校和中华学校。在丘昌仁还没达到入学年龄的五十年代中期，印尼华侨社会曾经呈现出一派太平和谐景象。那时华侨的政治立场虽有“红、蓝”之分，但一般上“井水不犯河水”，各办各的事情，各做各的生意，日子过得相安无事。当年华侨小商小贩的经营足迹遍布整个印尼城乡，哪怕只有一条街的小村镇，往往也会有一两家华侨店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尼华侨经营的商店。
他们与印尼人关系融洽，生意做得红火。很多华侨宁愿在偏远的小镇开店，只因竞争者少，生意容易做。在那些小地方，随便开一间“亚弄”店，经营得法，勤俭节省，一家七八口人过安逸生活不成问题。并且还能供子女读书，读到小学或中学毕业，甚至送回中国深造。1958年，印尼发生了令蓝派华社几乎遭到灭顶之灾的一件事。那年，国民党台湾当局卷入美国策划的试图推翻印尼苏加诺政府的叛乱活动，蒋介石下令为印尼叛军提供了大量后勤物资。后来反叛者被印尼军队镇压，印尼政府随即对亲国民党的华侨势力进行大规模整肃，抓捕了蓝派侨社的代表人物，封闭国民党在印尼的党部。1960年前后，政府又关闭了蓝派华侨社团和学校，对亲国民党的华侨实行人身控制，没收他们企业的资产。这一系列猛烈的打击，使印尼各地亲国民党的华侨势力急剧衰亡。丘昌仁初入小学，楠榜丹绒加冷的右派侨校平民学校尚未关闭。当时该校师资力量相对雄厚，昌仁的大哥、二哥还有大姐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再加上普通老百姓也没什么政治倾向，丘家老五要读书，“萧规曹随”进去便是。其原因正如前文所说的社会背景，全印尼的右派华校陆续被关闭了，许多孩子只好转学到左派的进步学校，小昌仁也因此成为新中的学生，从此接受的全都是爱国主义的红色教育。那时候，印尼绝大部分华人都还是中国国籍，左派华社及学校统一接受中国使领馆领导，追求进步，爱国热情高涨。一位华校的女生回忆说：“当年每间教室黑板上方的墙壁，都并排挂着两张伟人画像——一张是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另一张就是我们中国的毛主席。每次那些男孩子做了什么坏事，老师就会指着毛主席画像，痛心疾首批评他们——你们这样做，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吗！哈哈，我那时小，不懂得党是什么人，但是知道毛主席是中国人和我们华侨的伟大领袖。”
丘昌仁及其同龄人的那些华校生，入学不久，就把一首颂歌唱到滚瓜烂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新中中小学内设小学部和初中部，学校不是很大，五六百名师生，有一幢教学楼，两层，空间比较高，看上去也蛮气派。丘昌仁班上50多个孩子，他9岁上学，年纪要比班里大部分同学大一两岁，但是因为那时个头瘦小，看上去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那个年代，海外华侨学校的学制、课程设置、教学思想和教科书的内容，基本上与国内同类学校一致，朴素、健康、向上；既保留了民国时期小学课文的清新与淳朴，又洋溢着新中国成立后特有的昂扬奋进的情怀。比如，丘昌仁和同学们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有这样两首儿歌：在学校图书馆，昌仁和同学们最爱看中国寄来的《人民画报》，那上面刊载的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以及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还有美丽动人的电影明星，每每令这些南洋华侨子弟热血沸腾、无限神往。每到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楠榜华社都要集会庆祝游行，擅长舞狮、打“蔡李佛拳”的广肇会馆，还会组织人马舞狮献艺，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小昌仁一听见舞狮的鼓声，便迫不及待冲出家门，跑去街上一直追着看，不到散场不回来。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自己竟然被选为印尼龙狮运动联合会的总主席，从而有机会继往开来，把这项中华文化的传统习俗推广到印尼27个省区。
此外，那时候印尼各城市华侨开的电影院，还大量放映新中国影片，如：《刘三姐》、《小兵张嘎》、《董存瑞》、《南征北战》、《女篮五号》、《柳堡的故事》等故事片，都吸引了大批华侨影迷，如醉如痴。丹绒加冷也有一座华侨戏院，放映《小兵张嘎》和《上甘岭》时，丘昌仁所在的学校就包场组织学生集体观看，孩子们为此津津乐道。
当年楠榜新中师生在小礼堂里开大会，台上的校领导正在为参加文体活动比赛的优胜者颁奖。
2023年4月的一天，丘先生请我和一班朋友去他雅加达龙狮会所的歌厅听歌，几位华语歌星演唱了一组华人风味的流行歌曲后。丘昌仁取出一只麦克风走过去，对乐队说：“我来唱一首红歌洪湖水浪打浪吧，请伴奏一下。”洪湖水呀
浪呀嘛浪打浪啊
洪湖岸边
是呀嘛是家乡啊
清早儿船儿呀，去呀去撒网
晚上回来鱼满舱啊……
一曲唱罢，博得掌声一片。我颇感惊奇，问道：“丘先生，你在印尼出生长大，怎么学会唱这首中国红色电影老歌呢？”丘先生笑笑回答说：“这不奇怪啊！我读小学二年级，楠榜戏院放映《洪湖赤卫队》，我看过好几遍，当时就会唱了，60年过去，很高兴我还没有忘记。”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丘昌仁的整个小学时代的表现并不突出。他学习中上，不多讲话，除了爱运动，喜欢看课外书，羽毛球打得好，其他方面没有给大家留下太多印象。相比之下，同在新中的三哥冠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温文尔雅，聪明好学，堪称文武双全，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冠仁新中初中毕业，又去直落勿冻的华联中学读了高中。他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尤其作文写得好，遣词造句严谨，又能博引旁证，逻辑性强，颇有说服力。如果不是后来遭遇车祸重度致残，不论做学问还是做生意，冠仁三哥都绝对是把好手。2018年9月，冠仁、昌仁兄弟俩专程回到楠榜，与聂志广等校友一起，在班达楠榜Gatot Subroto街Novotel酒店，共同组织举办了新中学校师生第二届大联欢。丘昌仁的三哥丘冠仁先生在楠榜新中校友联合会上发言。
400多名师生校友欢聚一堂，场面热烈隆重。三哥冠仁代表全体校友致辞演讲，虽然坐着轮椅上台，但豪情不减当年。为勉励大家，他作了下面这段发言：许多同学在闲谈中，时不时感叹自己老了，不中用了！但是邻国大马老政治家马哈迪尔，竟然能于92岁高龄当选为新一届的马来西亚总理。
中国有句老话：姜毕竟是老的辣。我们乐龄人士除了体力和记忆力稍逊之外，阅历和智慧有哪一点会输给年轻人！
所以大家应该感到自豪才对。希望各位同学校友顺应潮流，跟上时代，并且还能为传承中华文化，以及弘扬华夏文明，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只要我们自强不息，老当益壮，身心健康，就一定能够在夕阳无限美的路上发挥所长……
《印华日报》报道：“丘冠仁校友这番演讲，全场校友鼓掌为他点赞。”丘昌仁在致词中，则深深感念新中老师和父母对自己的培养，感谢他们当年辛勤的付出，循循善诱，言传身教，教会了大家做人的道理，后来走向社会取得成功，并且懂得尊重恩师和祖先的功德。在他儿时记忆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循规蹈矩听话的孩子。但几十年后，当他成为华商大佬，同学聚会时，却有女生“揭发”说：昌仁小时候也会淘气，搞恶作剧，比如做弄前排女同学——把人家的辫子悄悄系在椅背上……丘昌仁听罢，睁大眼睛吃惊地问，有这回事吗？我好像记得没有过哩！女同学笑道，怎么会没有，你是贵人多忘事啊！于是，丘昌仁便开玩笑地拱拱手：“那我就表示一下迟来的歉意，向你说声对不起啦！”
这张来自《楠榜新中中小学65周年》纪念特刊的照片，是丘昌仁他们班同学现如今唯一能找到的合影。因图像不清晰，主人公是哪一位已很难辨认。
2023年4月，笔者跟随丘昌仁先生回楠榜省亲，参观了新中华校的旧址。他指着身后的建筑说，这就是我小时候读书的母校。时过境迁，当年的校舍早已被拆除。1966年被政府接管后，变成了一座印尼国民学校。丘昌仁读到六年级，新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班主任叶玉华老师。叶老师也是楠榜人，初中毕业去了西爪哇省城万隆，考入著名的万隆华侨中学，高中一毕业又回到楠榜，接受新中学校聘请，当了丘昌仁他们班的国文老师兼班主任。叶玉华老师当时只有20来岁，也就比班上的同学大七八岁而已。她后来回忆，我听说这个班的孩子，有不少家里是做土产生意的，比较富有，调皮捣蛋的多。我虽然刚出校门，但是喜欢接受挑战，觉得如果能把那些后进学生改造过来，会更有成就感，所以就主动要求当了他们的班主任。年轻时的叶玉华老师。老照片虽已模糊，但叶老师当年留给同学们的印象却仍然记忆犹新。叶老师对付调皮鬼的招数也很简单：就是专门挑他们当班干部或小组长，让他们参与班级管理，用荣誉感和责任感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半年下来，颇见成效，几个调皮大王变得守纪律了，全班的学习成绩也有提高。有意思的是，这位年轻的女班主任当时一门心思对付那几个喜欢“犯上作乱”的家伙，又是家访，又是个别谈心，印象很深。结果几十年后，凡是班上的调皮鬼，她都记住了，而对很多表现良好的同学却叫不出名字。2023年清明节丘昌仁先生回楠榜扫墓，又特意宴请叶玉华老师和十多位同学聚会。叶老师年近八旬，仍精神矍铄，风采照人。她离开学校即投身商场，与家人经营制药公司，分别在万隆和楠榜创办了几间大型兽药工厂，成为富甲一方的女企业家。席间，我问叶老师：“您当年对丘昌仁同学有印象吗？在您眼里他是个怎样的孩子？”叶老师快人快语：“说实话，昌仁小时候不声不响的，我没什么印象，但是那些调皮捣蛋的都记住了。”她解释说：“毕竟我教他们前后不到一年，所以很多同学叫不上名字，倒是他们记得我。现在大家都有年纪了，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彼此都变成了要好的朋友。”2023年4月，丘昌仁回楠榜省亲时，又特意宴请叶老师（左五）和部分同班同学欢聚留影。
再说当年的叶玉华老师，正当她雄心勃勃，准备把那套教育管理大法好好施展一番，因政坛风云突变，印尼华文教育戛然而止，一场历史性的悲剧降临到每个华侨师生的头上。1965年印尼发生了“9·30”事件，华校被陆续查封，校舍和资产被政府接管和没收。到1966年5月，全印尼629所华校统统被关闭，其中也包括楠榜新中学校，27.2万学生被迫失学。15岁的丘昌仁和同学们刚读完小学，在这场洪流中亦不能幸免，全都成为上述失学群体的受害者。华文学校和华人在印尼堂而皇之接受华文教育的历史暂告终结,印尼从此变成32年没有华文教育的国家。尽管丘昌仁当年只读到小学六年级，便无缘再升中学，但那几年接受的华校教育，却给他打下了较为坚实的中文底子，使他能够领悟到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后来又坚持自修，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可以找到的中文书籍，从而受益终生。2018年9月9日，楠榜市新中校友基金会举办第二届新中师生大联欢。丘昌仁向当年的老师献花并颁发纪念奖牌。
回首那段短暂的求学经历，他在遗憾中也感到庆幸，曾不止一次地对笔者感叹过：“如果我没有读过中文学校，真不敢想象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倘若丘先生不谙中文，绝不会成为中华文化的“铁杆粉丝”，即使他照样成为企业巨头，也不可能有这部中文传记的诞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