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悲剧| 到底是谁将在印中国劳工逼入进退两难的泥潭 ？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文件显示，中国为在印的第二大投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9年中国在印的投资额为47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印与印尼签订的合同为140亿美元。其中不乏国内知名的明星企业与明星工程。矿业、电力、制造业等中，中企都是数一数二的佼佼者；中国企业参与了印尼的高速公路、电站、桥梁、水坝等大型项目的建设，甚至造出了东南亚第一条高铁。东南亚第一家最大的冶炼级氧化铝厂也在中企的推进下在印尼落地生根，印尼目前最大的单机容量机组——爪哇7号燃煤电站也在进行中。重庆某山工业、江苏某龙钢铁在印尼工人圈子无人不知，为曲指可数的龙头企业。

除去实业的建设工程，其他行业对印尼的加码也改变了印尼人的生活；印尼人几乎人手持一部vivo或小米oppo手机；印尼人家无论哪家打开自家的网络盒子，上面不是写着ZTE就是HUAWEI的字样；即使你在路上碰到一个稍微只受过一点教育的印尼中学生，你问他为何印尼选择中企做大型建设项目时，他都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因为便宜、高效。也有印尼员工评价中企管理者 “粗暴、小气、守财奴、工作时间很长”；另有其他国籍劳工认为中企是十分好的就业场所，自己在中企中找到了成功的职业生涯并建议其他人也去。

当你在嫌弃广州深圳口岸大量排队的非洲带货青年挡住了你的视线时，你也一定对大批赴印的中国劳工的印象并不陌生。也许你在某一架飞机上也见过他们成群结队的身影，也许他们操着并不流利的普通话，一句英文与印尼文也说不出口，甚至进出航班转机时都要四处询问会说中文的人带路。中企摸黑出海，在第三次全球化中领航；民工摸黑跟着出海，闭着眼就上了船，其实分到的羹少之又少。140亿美元的合同里的内容需要靠无数双工人的双手去建设完成——签合同靠政府与企业合作对接完成，完成合同却靠苦力的双手。中企在印尼为印尼民众也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造就的上下游产业链数不胜数，成就的GDP堪比王者荣耀，是两国的明星。

倘若任何GDP沾血，这还是荣耀与骄傲吗？

长期驻印的人并不陌生，印尼当地工人的薪水极其低廉，他们的技术水平也不高。很多建设工程仍需中国员工自己完成，中国工人的手艺精湛、天生就怕没活干的苦力精神众所周知，而且中国工人还可以长时间加班。一个中国工人可以顶很多个印尼工人也是事实；连印尼的劳工部自己都说，如果中国工人不来，企业就无法正常维持运转；即使是在疫情时代，符合防疫要求的工作者也可进入印尼。一些中企都会招聘大量中国工人赴印协助其完成与印尼签订的项目。在印的外劳的生活状况如何？鲜少有人得知，华文报纸与印尼华文自媒体对其生活状况的确切细节也鲜少有报道，大量中国外劳并不阅读印尼文的新闻，在印尼也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也有很多光鲜亮丽的中国籍外劳在雅加达生活得不错，对于外岛工厂里的事情几乎闻所未闻。但印尼人对与中国相关的工厂并不陌生，在《外交学者》杂志的文章《The Complicated Politics of Chinese Workers in Indonesia 》一文中，人们将在印尼的25000名中国劳工称为“新移民”，并知道写这个词语的拼音，所以你我都是他们眼中的”新移民”，他们认为实际中的“新移民”比25000要多。他们也说道：印尼欢迎中国投资，但是对于中国工人的欢迎程度没有热情；中国工人的到来甚至引发了几次游行。有时连印尼政府都要出面澄清支持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不满的理由是为何不雇佣他们的工人以及他们是否遵守防疫措施等。另有多家印媒和外文报纸对中企常有报道，印尼也有协助中企在印开厂办企业的本地机构。

当中国工人到达印尼的外岛之后，对于雅加达来说，他们几乎失去了消息。我们可以把在雅加达工作的大部分中国劳工称为“中国外劳精英” ，他们也会遭到来自于雇主或员工的压力，但他们肯定有相对较大的自由程度与娱乐选项。这相对于外岛工厂劳工的生存状况还是有天壤之别。也许在外岛名企或非名企工作的民工可以称为“海外民工”或“高级技工”，因为印尼与大部分国家都一样，只允许外劳做本国人不能做的工作，他们本质与“高级技工”相匹配。

这些来自中国的民工即使与其他行业的人都被称为“新移民" ，但这个名字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在疫情期间也需要住在卫生条件堪忧的多人宿舍，仍然需要长时间的出卖自己的体力。他们在国内的时候”讨薪“了很多年，来了印尼也要经历“讨薪“，甚至更为复杂与黑暗。即使在国内，黑道文化与讨薪文化早遭唾弃，但它似乎在印尼开始死灰复燃，再度崛起。来印尼工作，扣押中国籍员工的护照是一种特色，大部分由中国籍管理者建议实行。我从未在其他国家的劳工中听过扣押护照的管理手段，但中国籍员工对此并不陌生。我自己在第一年赴印的工作中也需要将护照上缴，当时没有考虑到 “ 被任何人扣押护照都属于违法行为”事宜，另有其他人告诉我他的护照曾被扣押五年之久；除去在印尼的第一年工作，我的护照没有再被任何人或是企业扣押过。

中国民工到达印尼后，大多需要将护照上缴，然后进入管理森严的工业园区工作。工业园区偶尔也会遭到一些来自本地的抵制与打砸，园区入口有持枪保安站岗。工业园区传出过很多粗暴的事件，比如工头持棍叫工人上岗、工人持器具将工头捅伤事件、工人要自杀事件、工人跳楼事件等，事发后不得讨论；某些领导去处理一些事件时会带持枪保安协助。如果有领导去处理，这还算好事，大部分工人都说很多时候几乎无人管理，尽管只是去询问文员一些基本事件也会遭到无礼与轻视对待；文员甚至不与小工对话，遇到任何困难任何担忧都投诉无门，外包内包之间关系混杂，几乎找不到责任人。还要找关系再找关系花钱说话；来了工厂其他领导几乎没见过，被印尼人个人欺负的情况较少。工厂甚至传出”买卖人头"事件，即“来了的人就不能走，走就得交钱”，“拿护照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即使做满了当初约定的工期，也是自费回国” 、“ 再多问一句就踢出群” 、“其他的钱从扣押的工资里扣” 、"500块一天变300块”、“不允许收快递是防疫要求”、“你洗澡的时候没有带口罩不符合防疫要求” 、"给你发薪？你还要倒找我钱“、 ”商会是做什么的？会管我们么？要给多少钱？” “有的手或者脚断了也停留在工厂不能回国，有的面部瘫痪分不清脸上是哭还是笑也滞留在工厂”、“ 打大使馆的电话有用吗？”  等, 即使可以熬到去雅加达机场，也可能会有内保相陪，内保仍然在酒店下方24小时站岗，不允许与其他外人见面，“很多工人也没活儿干，就在那耗着”、"不听话"会被停饭等。外岛手机信号不好，有时网页都打不开；很多人从没用过谷歌地图，连自己在哪里都说不清楚。

一场疫情来袭导致工人状况雪上加霜，他们在国内时是弱势群体，到了海外是弱势群体中的底层，几乎无人监管与问津。他们认为在国内的时候可以上访、可以找熟识的朋友帮忙、可以向当地报警等，而这里似乎成为了法外之地。有的工人认为自己即使核酸检测是阴，也永远达不到使馆的Igg，Igm的回国要求，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数值到底是多少，因为每个地方说的数值都不一样，也没有能力分解信息几乎放弃回国希望。如果在雅加达一直等待隔离签证也会过期，还需要支付酒店和食物费，另外还有血汗钱换天价机票犹如一只大手卡住了脖颈。工厂传言有的工人铤而走险直接跳上了货车或海上来的中国送货货轮，在海上漂泊两个月回国再去海关自首。另有工人在雅加达隔离十个月后返回工厂。

有一部分人认为外劳自作自受，活该，素质不高也不好管理。也有人认为任何大型项目中都有牺牲，这种牺牲是应该的。当然也有很多人关注外劳但认为官方机构介入管理才可以解决。在印尼劳工有工会、还有政府制定的《劳工法》；工会很活跃，保护劳工的法律制度沿袭荷兰留下来的法律影子，也十分完善。倘若对待中国劳工的情况都属实，那中国劳工的状态也会震惊整个印尼社会。收取护照、停饭、威胁压迫工人、暴力管理其实无论在中印，都不再被主流价值观所接受。

印尼的《劳工法》同样保护外籍工人，一样保护在印的中国民工。只是暂未有任何中国民工使用此项权利，这证明在印外劳普法率极低，并不清楚自己拥有何种权利。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有义务，那配合着的是你也有权利。在印尼发生的事情在印尼诉讼的难度相对于回国审理要低，在印尼保留的证据也在印尼适用，不一定在国内适用。印尼海盗案件也曾在中国受审，案件审理不一定要在母国。在当事国审理成功率不低。外包公司雇佣员工在有冲突时可以起诉外包公司，但外包员工与总公司之间一般没有直接的法律责任。总公司与自己签订的外包公司之间有直接法律责任，不规范的外包公司会使企业承担更大的风险。外包公司的利润并不大，印尼曾经不允许外包公司做核心业务，为了拉投资和给予企业灵活性才允许了外包业务。

如果中国民工在印受到了雇主的欺压，与其拿起刀和钢管，不如拿起法律武器保卫自己，很多悲剧都是因为不懂法和常识而产生。为了给予被告与原告足够的时间，印尼的审判次数相对于国内较多，次数较多不是为了为难任何人，而是为了得到更加公平的审判结果。在受到雇主威胁或者非法扣押证件时，可以通知当地警方；只需要在手机下载一个谷歌地图，搜索“police” 字样就可以找到附近警方的电话号码，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可以请人代打电话，但无论何事都需要当事人首先提出报备。也许外籍人士不相信印尼的法律或当地警方，但印尼确实也可以承载大部分诉讼，另外私人的法律机构也很多，你只需要找到一个法律顾问或者一个当地律师，诉讼的程序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如果你不懂法，通过网络其实可以查到很多条款，如果你不懂语言，你可以通过谷歌翻译软件进行自动翻译。大部分人认为官官相互投诉无门，信与不信官和民只有自己做了才知道，不去尝试就是自我维护了这条歪理。倘若无论如何就是什么都不相信，仍然可以去寻求与政府或公司无关的独立团体的帮助。

很多劳工在遇到事情的第一件事就是只知道可以找“自家人”——当地大使馆，偶尔也有使馆的电话被打爆造成无法接通的状况，当地使馆接电话的时间确实不多，也确实难打。有些人在无人接听电话时情绪几乎崩溃，但是中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与咨询12308电话24小时都可以打，另外在打印尼驻中国大使馆电话无人接听时会转接到中国国内外交部领事保护热线，接线员会记录并再次报备给当地大使馆，我暂时还没有听过向使馆和外交部报备了的情况后没任何人管的情况。来自印尼中国劳工的投诉事件不是一两个，所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电话可能很繁忙，转接到国内外交部的可能性较大，他甚至会更快捷的报备给当地使馆。但如果你什么都没说而一直等待使馆主动给你打电话问询，那是不现实的。如果你认为报备会遭到打击报复是可以申请人身安全协助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国家无故横尸他乡。我在印尼的七年里为朋友打过两次领事保护咨询，两次对方都给予了支持与协助，有一次的通话快半个小时。当然打电话不是一打就通，两次我都拨打了很多次才打通。对于我遇到的问题，外交部热线的回复是“不会坐视不管”，第一次打时在第二天就给予了回应，但没有再回访或询问。任何事最后都需要自己解决，寻求当地的法律援助是最有效的解决途径之一，并不是每一件事都需要靠钱买通，很多协助是不需要支付钱的。钱只是交了智商税。

但是，只要你在第二国，任何外交部的决定和行为都要通过当地执法机构配合与执行。也就是最好的方式仍然去寻求当地的执法机构协助，当地的法律适用于当地的企业。去当地执法机构报备你的案例时你最好列举证据，这并不难，很多人想到这里就停止了自保行为并继续自虐，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一个悲剧，你应该相信印尼有基本的法律协助和警务处理能力。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执法机构是完美的，它们都有缺陷。但是如果你因为不相信与各种害怕还有阴谋论而不提出诉讼，任何人和机构都无法帮到你。“无知的恐惧”是一种自我折磨的心魔，而“恐惧又源于无知”，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是为了害人，而是为了在处于弱势中的你寻找出路。任何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寻求法律与人道主义帮助”只是一条基本底线，大多数时候会得到回应。

“大人物聘请律师天团游走于法律之间是在法律中寻找保护伞”，“小人物必须尝试接触法律自我保护，这是寻找一个合理的武器进行自卫”，大打出手没有任何意义，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何不交给法律去解决？这个世界没有“等着他人来替我解决的的奇迹”，除非是外星人不小心来访，只有自己替自己的决定负责的后果。解决事情的第一步是开口说实话或向他人寻求帮助，第二步是要求提供律师，任何人都可以要求一个律师，如果你钱不够，印尼甚至有民间团体会进行捐助。https://www.surialaw.com/free-legal-advice 这个雅加达网站提供免费律师咨询，另外印尼有很多家大大小小的律师行，律师费用很有可能比现在的飞机票更便宜。

即使你放弃了法律，又害怕到不敢说任何话，还有人道主义援助。人道主义援助也处理过很多奇奇怪怪的案例，他们更加专业，在印尼有人道主义援助组织；中国人建立的援助组织较少、力量较薄弱，也没有听说任何商会发挥其作用插手任何民工与其他员工案例。人道主义最起码可以给你提供一个住处或相关咨询。很多人对政府有一种极端的害怕，但任何一个政府不可能不支持你走法律途径和寻求帮助的。仅仅只是因为自己对事务无端的恐惧，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大部分人都担心自己做出上述任何决定都会受到比自己强势的人的的“报复”和“穿小鞋” ，领事保护中有一条就是“对海外公民进行人身安全保护”；即使在印尼社会，你也可以走入任何一户印尼家庭寻求人身安全庇护；持枪内保和外保都没有权利向任何国家的工人开枪，持枪应该大部分基于一种威慑作用。倘若枪走火射伤任何一人再经两地曝光，企业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小。印尼官方曾对一项目做出停工指令，原因是有工人伤亡。

通过很多案例都可以说明中企应该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拥有企业是好事 ，为国家和个人都创造了利益。没有坏的企业，只有不好的管理者与运营者，一切取决于企业中的灵魂——人。企业管理者与员工共同创造了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体现了一个企业的成熟度与公共愿景，拥有“黑道强势文化”的企业会给人带来不安和恐惧，也不会长存，员工也无法发挥自己的实力为企业奋斗。中级管理者的工作十分难做，里外不是人，上下都受气，犹如一个肉夹馍里的菜，但他们的位置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一环腐坏，夹着的两瓣肉夹馍都不得不过期腐烂。工人建设了整个国家，无论在中印都是国家宝贵的财富，对国家建设有极大的贡献。没有工人的公司是一具空壳，没有工人的国家不可能维持正常运转 。2020年新华网刊登《期待民工不再年终讨薪》文章，维护国内外民工的利益一直是大势所趋。

如果一个企业中的任何上级滥用职权从下属身上套取卖身利益，那很有可能是杀鸡取卵。也许很多企业员工确实很难沟通，凡事出自两方面，堵住一方的嘴并不能阻止任何事的发生。物极必反，企业何不设置匿名投诉与建议信箱，留取一部分有用信息进行观察与判断。民工也应该提高自己的个人素质和沟通技能，学习当地语言、适应当地文化；学习外语也可以对自己进行基本保护，而且成本极低。企业与工人之间都有很大的磨合和合作空间。

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民工对企业有好的反馈，并希望可以长做：在厂里就算出了一件小事，领导都会主动来问询；并且好几个领导都会来尝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怪罪任何人，没有人有大架子，我们不需要四处找关系反馈情况。有人身自由，放假还可以出去旅游。

在印尼的民工拥有和在“雅加达外劳精英”一样的权利，没有任何法律说明在印民工不可以在印尼享受生活而只可以劳作 。以下行为无论在中印还是国际法中都属于违法行为：

1，扣押护照或其他任何身份证件

2，被拘禁超过24小时（也适用于执法人员）

3，不允许拥有法律协助

4，逼迫签署文件

5， 殴打、恐吓；量刑时根据对被害人的残害程度决定

6，逼迫延长工作时间行为

7，收买贿赂

8，限制人身自由

9，滥用职权

10，打击报复

以下行为在印尼是允许的：

1，疫情期间可以收取快递和食物，印尼从未说过公司和个人不能在新冠期间收取任何物品

2，外劳可以对任何企业与个人提起诉讼，外劳有人身自由，可以出行享受生活

3，洗澡与吃饭的时候不用戴口罩

4，手脚断了可以申请回国

5，神经不正常也可以申请回国，可以询问身边的人协助申请回国；没有任何分辨能力的人被同事发现应主动告知上级或其他工友向外界寻求帮助

6，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申请回国，其余约定应参照与企业签订的合同与中国防疫政策。回国政策中的igg igm没有固定的数值，而是一个数值区间，也就是你的igg Igm偏高时仍然可以申请绿码回国，南航最新发布的登机政策中的igg 8 以内数值可以接受，但需要多提交最多2份的检测报告。使馆审核绿码是根据综合情况判断回国条件而不是以数学题的形式对任何单一的一项数值进行判断和打勾叉，也就是说你抗体偏高并不是不能回国。没有任何人说过回国规定是igg 0.7,igm0.8 ，其他数值也不是官方数值，外交部也没有公布回国抗体具体数值。在任何情况下受到他方的报复、打击威胁时可以寻求庇护和领事保护，当地警方也有保护你人身安全的义务。

7，可以正当防卫。

中企出海才刚刚开始，出海企业也很有可能被淘汰；这不是第一批出海的公司，也不会是最后一批，后面还有很多百年。这不是第一批遭遇困境的外劳，也不会是最后一批，但希望是最后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