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苏拉威西|现代的包身工还是曾经的种植园黑奴？

                            中国包身工（摘自百度）

“包身工是旧中国工厂中实行的一种定期卖身的雇佣制度。首先实行于日商在华的纱厂。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残酷的奴役制度。包身工一般多为农村来的女童工。由包工头迫使他们的父母或保人接受极少的包身费，订立包身契约。包身期间，包身工没有人身自由，一切听命于包工头，不准回家，不准到其他厂家劳动，全部工资归包工头所有。包工头仅提供极差的食宿条件。包身工身受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不少被迫致死。

新中国建立后，废除了包身工制。包身工一入包老板之手，就与世隔绝。包老板怕他们逃跑，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上下班由包老板押送，或由厂中派人来领。包工期间不得回家，甚至连父母亲属也不准来探望。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住上二、三十人，还要轮流睡觉。有的是二层架，三层架，人叠人。有的没有床铺，睡在地板上。房内通常只有一支洗脸用的木桶，一支大小便用的马桶。没有洗澡场所，身上又脏又臭。

1934年，上海有一位记者报导：“每个铺位铺着一些稻草，稻草上盖一床草席，有的铺草席上堆着一些破棉絮，其余的草席上连破棉絮也没有。问包老板为什么不见被子，包老板说，习惯了，没有被头也会睡觉的。”

包身工的衣服，合约上是包老板供给的。事实上，包老板只供给两套衣服，一单一棉。单衣是用质量最差的布做的，棉衣薄得可以照见阳光。她们是靠家里带来的衣服，补了再补，渡过三年。包老板不给她们鞋袜，包身工要省下饭钱，积起来买些鞋袜穿。

包身工吃的就更令人惨不忍睹。包老板给他们两粥一饭，但轮到做夜班时，老板就只给吃两餐粥。下午四点多钟吃了去上班，要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才吃到第二顿，午饭就没有了。所谓粥实际上是碎米汤，还限制每人两碗。饭是上工前才给吃，有时是发霉的糙米、烂菜汤。

在这种居住环境和生活情况下，包身工很容易染病。她们几乎没有不是患有烂脚、红眼，和皮肤病等。还有许多人有肺病、胃病、黄疸病、妇女病，经过几年，她们都被折磨得不像人样。在工厂里，她们身上没有标记，但由于他们都是蓬头赤脚，面黄骨瘦，眼睛凹陷，生疮，烂脚，红眼睛，所以一望就知道她们是包身工。”

    包身工制度结局（摘自百度）

“49年后，永安纱厂的包老板回忆说：“包身工每人每月的工资收入为10至12元，每年130元至150元。而每月支出最多6元，每年为72元。每人每年可赚70至80元，最多可达96元。因此，当一个包工头，只要包三、四个人，自己便可生活。”当时的包老板通常包三、四十人，所以每月净收入大大超过工头。
包身工最初的反抗只是逃跑。由于工运的发展，她们得到其它工友的支持，不断与资本家交涉，使她们学会了团结，学会了对付资本家、包老板和工头的方法。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爆发后，日本纱厂停工，包老板把她们送入难民收容所。包身工一和社会接触，她们的悲惨遭遇就传开了。这时正值抗日运动高涨，有人对包身工进行了采访，真相公布后，群情激愤，舆严厉指责。上海市社会局立即颁布了八项“处理包身工制工人问题之办法”。以后，纱厂老板再不敢用包身工，这个制度也就此趋于灭亡。”
                       
                大西洋出海奴隶贸易（摘自维基百科）

“大西洋奴隶贸易，或称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指16世纪至19世纪时期（也有人认为早至15世纪，并持续至20世纪），在环大西洋地区将非洲大陆人民作为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美洲大陆殖民地地区的一种贸易。奴隶的来源主要是非洲西部和中部，黑人被欧洲人通过贸易或袭击、绑架等手段抓获贩往美洲大陆。这一贸易活动在近代也被称为黑奴贸易，然后实际上这一说法并不妥当，因为早在中世纪之前，就有黑奴的贸易活动出现了所以应当加上跨大西洋字样。

奴隶贸易者包括（根据规模排序）：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美国人。部分贸易者在非洲的海岸拥有前哨，前哨有他们收买的当地的部落首领为他们提供奴隶。在长达约400年的带有强烈殖民主义色彩的黑奴贸易中，目前估计约有1200万人从非洲运到美洲的奴隶，部分学者得到的数据相对更高，尤其是从非洲得到的。将航运死亡的一千万人计算入内后，非洲人口损失数据可以达到三千万。

在黑奴和印第安人的反抗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不幸的事实：起来反抗的奴隶们，经常大肆杀戮白人。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这个现象看作是黑人、印第安人的野蛮落后，那是很不公正的。起义奴隶对于白人的仇恨，完全是因为白人殖民者的暴行所引起的。这个不幸的事实，将会对黑人和印第安人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以后会说到。

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海地，体现了一个规律：越是富裕的殖民地，对于黑奴的剥削越是残酷，黑奴的反抗越是激烈，黑人对白人的仇恨也越强。海地的黑奴在多次爆发起义后，1791年，再次爆发大规模起义。这次起义被历史称为“海地革命”。”

黑奴觉醒，“海地革命”的意义（摘自百度）

“海地革命”的意义在于，它最终在美洲建立了一个黑人国家，这个国家的形式，完全参照西方的现代国家观念。而且，不同于美洲其他地方以往的黑人“国家”，海地独立后，没有被镇压，而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延续到了今天。因此，海地成为美洲殖民土地上，真正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
然而，这个曾经富饶的殖民地，从此便落入了贫穷和战乱。富裕一去不复返，民主政体的宪法最终没能保障民主，相反，独裁者纷纷出现，皇帝一个接一个。面对这一切，后人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真的如种族主义所说的那样，黑人就是愚昧，就是不如白人，就是必须由白人来统治？

                   
          中国打工人—— “活着只是为了干活”（摘自三辉图书）

“他们“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像机器人一样工作的意愿使得漱石这样结束他为《朝日新闻》的资产阶级读者撰写的东亚游记：“中国苦力是最优秀的工人……而且，他们十分温顺。”

美国学者马克弟在《绝对欲望，绝对奇异》一书中描写了1905—1945年间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对中国劳工的剥削。“马克思使用‘中国人的工资’一词来形容世界上报酬最少、受压迫最深的工人群体。许多日本资本家心想，既然没有苦力要求增加工资，也没有苦力需要多余的生活条件，为什么要付他们许多钱呢？”当时的中国劳工用自己的血汗建造了日本在关东州的基础设施，提供了日本资本在满洲殖民地的全部利润，他们所释放的能量维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运作，但他们自身的勤劳和逆来顺受，在资本家的眼里是“活着只是为了干活”，“成群结队，像黄蜂一样”。

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的相似之处：从一百年前的“黄蜂”到如今的“韭菜”，生命被当作资本扩张的燃料，源源不断地供其开疆拓土；宣传支持着这种逻辑，合理化劳工的不平等境遇；被榨取者无可选择，为了求生积极顺应这种逻辑。而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个世纪过去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照理已退出这片土地，中国劳工的生命却依然在被榨取？如今又是谁在榨取他们的生命？”

“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劳工描述为“黑潮”，“活着只是为了干活”的生命政治主体，四处游荡、目不识丁，任其在大连市郊或塌陷的满铁煤矿自生自灭。“中国劳工”的话语产物是“活着只是为了干活”，我们将其生命政治倒转过来，则是有尊严地“干活是为了求生”。如上文及本书的第三部分所述，寻求“亚洲解放”的总体战动员将“干活是为了求生”扭曲成“为了生存而拼命干活”，最终变形为“干活是为了求死”的死亡政治。

形式吸纳所塑造的生命政治主体性暗含着种族歧视的偏见，这使得苦力成为超人般强壮的工人，非人般愚蠢的个体，以及牲畜般服从日本殖民者和中国老板的奴隶。中国苦力不像愤怒的朝鲜工人或骄傲的日本工人，他们从不招惹上司（MSSK，38）。苦力被塑造成沉溺于鸦片、没头没脑、“逆来顺受”的主体，日本人以此来建构形式吸纳和殖民——被殖民关系的合法性。日本人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他们为苦力提供了工作岗位。用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位当代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的话来说，他们晚上睡得很安稳（至少比“他们的”苦力睡在帐篷里安稳），因为他们把世界弄平了，劳动和商品市场可以自由流动了。”

印尼苏拉威西

“我们不听话会被关进小黑屋，有的一关就是一两个月” 、“昨晚三期又死了一个人，不是被打死的，身体突然不舒服，送医较晚，已经死亡，尸体被印尼人拉走了。我们这里死人不奇怪，医疗条件极差的，园区没医生啊。”

“不知道几个从架子上掉下来死掉的，从前晚上作业视野不好。”“他们撂下话，死了你就去找某龙赔钱吧。” “两年没回中国了！”“只要活着回去就可以了。”“ 不知道，都是这亲戚那亲戚的。”

 "省里的大企业，我们不敢说。” “ 什么都没买过，每天就干活。”“人数大概15000吧，中国来的。“ 没去过巴厘岛，没有身份证件。”“ 做完永远不会再来印尼，也不知道这辈子回得去吗？” "不知道，走不出园区，关卡太多，出去了会死在路上。” “ 有跳海的。” “ 工资是唯一的命根子，不断被找理由一扣再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