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事法小故事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忆，要从1978年开始的。

我从小随军在云南长大，1976年父亲从二炮53基地转业回西安，安排到了华山机械厂。

1978年，复习考大学时，冬天，我在华山厂的子校，每天去厂里的食堂吃饭，当时生活很艰苦，中午吃过饭就带上晚上的饭。因凉拌饸饹面便宜，我就常买一份带回几人拥挤的没有暖气的小宿舍。

一天，我滑倒在雪地上，深色的饸饹面撒在雪白的大地上，很是耀眼，我把地上的饸饹面拾到了饭盒里，依然是一顿晚餐。

在冰冷的小房间中，我复习考上了西北政法学院，当年的考中率是百分之六。

生活告诉我们，如果你身处逆境，你不必自叹不幸，苦难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程，只要你在努力中期待，在期待中奋争，无路处也会柳暗花明。

人生，重要的不是战胜别人，而是战胜自己。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藏书）

一、说《周健军事法文集》　

一九七九年，我当年是17岁，“恰同学少年”，考入西北政法大学。汇入了这一法学教育空前绝后的大潮中。我有幸忝列“法学教育老三届”这些优秀学子之中，年少的我，年轻的军事法学的成长，可以说是不可复制的了。我先后就读了西北政法大学、北京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这一代学子与法学心灵有约，风骨，智识，神情，所言，所思，所写，无论举手投足于何处，无不尽显法学之风格。 世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一种事物的产生与存在，都有其客观的需求作为前导和支撑，军事法学也不例外，时代造就了一代为法学而生的学子，时代造就了她。我从西南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1988年即入伍任教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走上了军事法学的创建之路。 1985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外国法制史硕士，师从林向荣教授，外国法研究的训练，得以了解比较法学之方法，日后，出版了专著《美国军事法》《俄罗斯军事法》《英国军事法》《日本军事法》《外国军事法史（周健军事法文集2）》;2000年时，有缘拜师中国政法大学张晋藩教授，攻读中国法制史博士，完成了42万字的博士论文，日后即《中国军事法史（周健军事法文集1）》。1995年短暂调任中央军委法制局，得以全面细研军事法制状况，日后完成了《军事法原理（周健军事法文集3）》;之后，完成了系列专著战时军事法，即《战时军事法（周健军事法文集4）》;

四卷本曾获中国第二届法学优秀成果奖。2013年调任上海，武警政治学院教授，受聘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将五年来对军事法学的思考，汇成了《军事法的精神》（周健军事法文集5）一书。至此，基本完成了军事法学内容与形式的体系。

军事法学产生的意义就在于深刻地认识到什么才是学科精神的本质。 这个本质不是别的，正是那份对社会的责任心，以及这种责任心对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的认识和把握。 同时还要接续人类文明的虽然是隐性的，但却是真实的断裂，以及提升与改造军事管理原理。 我对军事法学的思考即对当代法学军事领域的接续、提升与改造。明年，将要出版《军事法原理》（英文版）。

不是我有什么才学，而是得益于“老三届”的群体，得益于法学教育这空前绝后的一页，得益于这个时代。

向改革开放四十年致敬！ 

二、为啥叫《军事法的精神》？

话说三十多年前，198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梧桐树已枯黄，尘土飞杨的旧体育场笼罩于喑夜。

在西北政法大学简陋的食堂第一次看女排和日本队打决赛，站在食堂凳子上。

一直欢呼，最后一局紧张得不敢看下去，跑回宿舍。最后，听到了胜利的欢呼。然后烧完了扫帚，一窝蜂地跑出校园走到小寨，我们每个人手拿洗脸盆等，敲盆欢庆、沿长安南路一路狂欢，和陕西师大、西安外院、西安医学院、建筑学院、体育学院、公路学院等大学同学，集合小寨，共同庆祝，小寨十字锣鼓喧天，闹腾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经班委会决定，我做为班上的体育委员，代表七九级二班，走到小寨邮局，用仅有的二十八元班费，给中国女排发了一封贺电。

1981年女排世界杯夺冠后，《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体育比赛的胜利，上升到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从此每逢女排比赛，整个国家都似乎停滞了下来——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各行各业掀起一股学习热潮。女排是一面旗帜，彰显了一个时代的伟大振兴的“女排精神”。自1981年的女排世界杯上，中国女排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中国女排历史上第一次拿下世界冠军，从此就开始了五连冠。到了1984年，几乎与我们同龄的主攻手郎平的神话曾达到巅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夺冠，郎平扣球的形象上了邮票，纪念币、纪念章，她就是民族英雄。中国女排的胜利，在那个没有微信微博，没有互联网和个人电脑，信息闭塞的时代，这个精神是整个国家的强盛的精神，精神是最重要。当时，北大四千多名北大学子涌出房门，有人点燃自己的被子，做成火把，绕未名湖游行，并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国！”。

坚定信念！人是要有精神的，让我们向简单、激情、正直、充满希望的80年代致敬，再次怀念那我们曾经拥有的精神！

多少年前，在西北政法大学老区的老南楼（已拆了），我在八人一间的宿舍睡的是上铺，常打着电筒看法国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三十多年后，2015年，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了《军事法的精神》。

三、导师雷渊深将军

雷渊深将军今年已83岁了，身体非常棒，每次爬山都比年轻人要快的多。

1996年，我年轻气盛，尽管没有学过“军事学”，竟报考了军事科学院军制部部长雷渊深将军的“军事学”博士。

买来了一大堆军事学的书籍，弥补了这方面的欠缺。

当年，军事学的考卷中的论述题是“论邓小平的编制就是法律”，我答的很对路。雷渊深部长召收两人，成绩公布，我考取了。

在1996年的军事法学年会上，雷渊深部长当众宣布我是军事学博士了。

不料风云突变，军事科学院要求全日制上学，西安政治学院只能放我读兼职博士，无奈，与军事学博士失之交臂。

幸运的是，虽然没有了军事法博士之名，但却有了军事法博士之实。

雷渊深部长从此视我为他的弟子，二十多年来，只要有机会，雷渊深部长总是招我伴他左右，游历祖国千山万水，参加各种活动，让我对军事学有了深层次的了解。

雷部长北京搬家时，还专门让我去帮忙，他两个女儿很优秀，小女儿还曾是“鲁豫有约”的编导。

雷渊深部长曾是宋时伦的秘书，雷渊深部长对我军的历史与制度烂熟于心，日常中我耳濡目染，收获日益。

雷渊深部长说他小时候抗日战争时曾在江西生活过几年，但记不清具体在县城什么地方了，只记得有一条河一座桥。

有一年在江西开会，我们决定去找一找70多年前雷渊深部长生活过的地方。雷将军、曾志平、李卫海、赵骞和我等一干人马，驾车出发，横穿江西大地，

踏上寻找雷渊深部长小伙伴的旅途。

长途跋涉，细细搜寻，军事专家带着我们终于找着了他6岁时曾住过的村庄，70多年前的房屋还在，他睡过床也还在，门口坐着的80多岁的老太太，就是雷渊深部长儿时的小伙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真是太神奇了。

四、导师张晋藩先生

导师今年88高龄了，仍精神矍铄，笔耕不辍。这个小文，说说我的导师张晋藩先生。

“第一篇文章”：

1954年8月6日的《光明日报》，竖版繁体，《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一文是头条，显眼。

这是先生张晋藩教授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那时他24岁，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

“煌煌巨著”：

1979年我上西北政法大学时，先生張晋藩教授开始主编《中国法制通史》。

1979年秋天中国法学史学会成立时，张晋藩提出了编写多卷本《中国法制通史》的设想。先生在大会说：“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那岂不是我们这一代法制史学人的罪过！”

煌煌十卷本，用字五百万，历时十九年，据说这部书几乎集中了国内法律史学界全部学术力量。

凝结着张晋藩和法律史学界全体学人心血的《中国法制通史》终于问世，成为法律史学世纪之作。

200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三位教授访问意大利名校比萨大学，送给主人的礼物便是这本《中国法制通史》。该书从此声播海外，被西方同仁誉为中国版的《查士丁尼国法大全》。

法制通史的撰写，时间上要上溯到上古的氏族战争，门类上要包含刑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等等诸多项目，每一项都涉及到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集纳提炼。

与新中国法制发展同步，宪法史，民法史、刑法史、行政法史、监察法史、军事法史等其他专门法史的研究脉络。当年国家法制草创，每一项努力都是在填补空白。先生的规划，构成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构架。

当年在先生早年的西三旗的家中，先生给我讲课时，常常教诲要用宏观的角度观察法的发展规律。先生志向高远、格局宏大的风范，这对于正展开军事法思考的我的观念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对学生的关爱”：

在先生家中，先生郑重指导我展开了中国军事法制史的研究。日后，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军事法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答辩时，按规定，先生应回避，但先生给时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朱勇（先生的首届博士）要求参加答辨委员会，答辩会上，先生首先发言，说“周健做了一件我想做而没有做的事。”这个评价让我深深感动。

“诗人教授”

先生天性乐观。1970年拖家带口到江西57干校劳动，采茶、插秧、打石头，夜晚就着煤油灯写文章。

先生出版的一本诗集中，是这样的句子描述当时的艰辛岁月：“绿染江南四月天，潇潇细雨润如烟”“牧童月下归来晚，柳叶当笛信口吹”。

2013年我调任上海武警政治学院，邀请先生来我院讲学，我院副院长知道这个消息后，对我说，《光明日报》多年前曾介绍过先生的诗集，当年的愿望就想收藏一本。我转告先生后，先生来沪时，特意带来了一本珍贵的诗集。

“茶花香处蝴蝶飞，春池水暖鱼儿肥；牧童月下归来晚，柳叶当笛信口吹。”这是先生写于江西。在《思悠集》诗集的自序中，先生这样描述在江西的日子：“春来油菜花和紫云英黄紫相间，把大地装点成锦绣，满山盛开的杜鹃花真个是染红了青山。还有夏夜的岭上赏月，秋天的乌桕红叶，冬季的板桥霜雪，本身就是诗。”

这是1970年，拖家带口地来到江西五七干校，在那里“战天斗地，改造思想”，既非旅游度假，也非田园归隐。

“采茶、插秧、打石头，什么都干过。”但他还是能活出自己的情趣来。当时下放的老师按军事编制分为五个连，他是五连的通信员，白天劳动，晚上编写干校的小报纸。江西夏天炎热，农村蚊虫乱飞，躲在蚊帐里点着煤油灯写稿子。

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这些折磨，对先生来说，只是一个英雄必须承受的代价。

在“文革”十年中，他没有机会出版学术著作，但论文写作从来没有停止过，成果见诸当时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法学研究》。1979年当年，他连发六篇论文，迅速出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著作《中国宪法史略》，撰写的《简明清史》、主编的《法律史论丛》随即在第二年问世。

“师者先生”

先生是令人尊敬令人感动的师者。先生多次对我说，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在中国政法大学，先生曾任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先生主张一切都应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研究生院的所有资源都应该为人才服务。在担任长达十余年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期间，为了融汇各家之所长，他广泛聘请学术大家、名人，为研究生授课，指导研究生进行论文写作。每个研究生每年都有经费参加至少一次学术会议，学位论文的调研费用全部支付给学生使用，为了帮助学生学好外语，两人发给一台收录机。

2005年先生和夫人林中教授迎来了“金婚”之喜，先生的50名博士从全国各地，我也从西安赶为两位先生庆祝。当天的法大新闻网以这样一个题目概括这个美好的聚会——“伉俪五十情愈笃，天下桃李同庆贺”。

先生说了一句金句：但得师生情谊在，天涯处处是乡关。

我自己迄今为止已招收了近百名军事法学硕博研究生，先生的言传身教，我在教学也一直贯彻了先生的一宝贵的教育理念。

“载欣载奔”：

2014年先生来杭州疗养，我陪先生在西湖边住了几天，先生眼疾，看不清字，还每天口授，师母记录在写著作。

前年我在导师家，导师拿出中国政法大学的学术统计表，表上显示，导师论文发表名列前茅。

去年，导师在中央电视台介绍云梦秦简，我问导师读的那些字能看清吗？导师说，字放大了，但都熟记于心了。

正是先生这种精神感染着我，在军事法学研究的道路上，再难也要走下去。

先生2000年70寿诞，把自己新出版的文集命名为《未已集》，先生自己解释这种心境：“在学术道路上，依然‘载欣载奔’。”载欣载奔，求索未已。

“对军事法学的功劳”：

先生1957年公开撰文提出“法律的阶级性不能否定法律的继承性”；1963年撰写教科书《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力图破除苏联教科书理路。然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却从来没有戴过右派帽子，从来没被红卫兵小将武斗，恰恰相反，学生们还主动保护他，这其中的学生，就有日后成为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杨福坤。

30年后，先生的《求索集》问世，国内法律界和法学界的很多知名人士都参加了首发式。先生说，“我始终难忘，‘文革’时有个学生对我说的一句话：‘张老师您怕什么，我们保护你’。这个学生现在就坐在我身边。”时任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的杨福坤少将站了起来，师生俩感慨万千。

杨福坤局长在我的军事法学研究道路上关怀备至，亲自指导我研究现实问题，1997年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赵晓冬硕士论文答辩，他亲自飞来西安政治学院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杨福坤局长为我国军事法制建设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五、导师林向荣先生

我的一生中能成为林向荣先生的硕士生，是特别值得骄傲的经历，但我最为遗憾的是竟然没有与先生的合影照。许多年以后，回西南政法大学讲学，特意在校园的教授墙上找见了先生，照了一张合影。

我是1985年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外国法制史硕士生。当年我国还未开始招法学博士，法学硕士非常少，我这一届外国法制史研究生只招了我一人。

我是1979年上的西北政法大学的文革后首届本科生，

毕业后留校法制史教研室。教研室主任方克勤是林向荣老师的人民大学同学，推荐我报考先生的研究生。

我的研究生录取颇为传奇。当年考西南政法学院外国法制史研究生，只有我一人上线，但专业课又不及格，因为有一道考题是“论日本少年法”共30分，我闻所未闻。当时我认为已上学无望。

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导师林向荣教授要来西安复试我，可以想像当时我整个人惊呆了。

我崇拜的大学者林向荣老师，坐飞机飞抵西安，他非常严肃、严格，第二天复试才见我，我所在教研室的冯卓慧教授担任记录，林老师要求不带纸笔、书籍，问一个问题，答一个问题，即问即答，一上午问了几十个问题，我完全是昏着头答完了。

午饭后，冯卓慧老师通知我，复试通过。林老师让我去给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处发个电报通报一下。

我欣喜若狂，骑单车飞奔至小寨邮局发了电报:“复试通过”。

能来到西政读书，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幸福与幸运，同时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重任与责任。

上学后，第一次陪先生去华东政法大学开外国法制史年会，重庆至上海的火车，开了两天两夜，在旅途中，先生吃了米饭凉了，胃疼了一路，我深深的自责。在上海，华政的何勤华跑前跑后照顾，先生才好了一些。

多年后，我的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的同事来西南政法大学出差，因先生极喜抽烟，我特意让他带了两条“金丝猴”香烟给先生，听说先生很高兴。这时候，当年心中的自责才平复了一些。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日本教育立法初探”，先生对我的选题很赞同。先生日文很好，先生在日本人占领东北时，曾就读于大连的日本人学校。先生指导我查阅日文资料，我上学期间跟着先生学习掌握了日语。毕业前夕，先生去日本参加亚太地区研究日本法学术研讨会，还带去了我的论文。后来我去中国政法大学就读中国法制史博士，第二外语日语免修了。

我上学期间，非常惧怕先生，先生可以长时间不说话，抽着烟，静静地思考着。每逢节日，都要拜望先生，这时，人博兄能带我一起去，在拜望时能调节紧张的气氛，是一件期待的事。

师兄王人博曾说过先生的一件小事:在生活中，我们记忆最深的是为他祝过的唯一一次寿诞，那是老师的七十岁生日。实际上，这次活动是我们与老师多次的谈判与“讨价还价”达成，最后我们不得不依照老师的要求：不去宾馆；不超过五百元的标准；不由外地的弟子参加怕影响他们的工作；不接受任何礼品。最难的是第二条，我们不得不采用欺骗的方式调换账单，当老师看到单子上是494元实际上，一千元左右时，连连说，“不贵，挺便宜的。”老师不媚俗，他最厌恶的也是媚俗。他为我们弟子所献出的是一位倔强的老人毫不妥协的真诚。

西政的校友们，只要知道我是林老师的弟子，特别关爱有加。

先生的恩泽源远流长。

我从小在部队长大，1988年毕业时，恰好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组建军事法学团队，军队又恢复军衔制，西安政治学院来西南政法大学招人，据说我可一去就授予少校军衔，带着美好的期待，我参军了。

离开了外国法制史，参与创建军事法学，就这样走过来了，三十年过去了。

六、对母校的小心意

《七九·二的故事》，自我连续写出30集后，西北政法大学的《青春都在西北政法》网站连载，每期的新生点赞数千人，也有领导表态可以筹拍电视连读剧，出版的校庆纪念文集也收进去了一篇。

每个时代的“人”，都是环绕着个人的历史地位、自我身份而形成的。

我的三十年形成军事法的世界，隐含着必然的被建构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有其自身长久的历史，从我1979年上大学时便已经开始了。

对母校的感恩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个特殊的年代，浓缩了许多巨大社会变革的时代，从1978年至2018年的四十年我们生活的时代，可以说相当于过去数百年的变革与进化。

这个军事法世界，有着独特的社会意识与主体性场域。

这个世界，包括着“反恐怖主义法”。

这种主体性与历史、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的关系错综复杂，是个综合体。它可能是一种主题学诠释，我力图让这种历史产生意义。

我的作品的军事法学社会史，以及个人成长的军事法学学术史，两者混融的独特的军事法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世界，是不可复制的。

我设立的“周健反恐教育助学基金”很快要颁奖了，虽然奖学金不多，然而，这是对母校的一点小心意。

母校成立了我国首家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它所培养的学生主要面向司法、执法、民族宗教事务、涉外部门和其他党政机关，公共组织、大型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库组织，积极满足不同领域对反恐怖主义法治人才的需求。

作为复校后首届学子，希望母校越来越好。

七、周健军事法学奖学金

我的星座是“金牛座”，按星座的说法，该星座的人好像是为了一个理想而不计得失地坚持。

2006年，为鼓励军事法学，虽然没有达至设立个人奖学金的限额，中国政法大学校方还是特例批准设立了“周健军事法学奖学金”，迄今已十二年了。在中国顶尖的一些法学院开设军事法学，这是我多年前的梦想，这一梦想正一步步地在实现。

这是当年法制日报的报道（特约通讯员杨永康）:

“周健军事法学奖学金是由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周健筹资设立的。该奖学金旨在促进军事法学学术发展，奖励军事法学优秀研究生和优秀科研成果。我国军事法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列为法学二级学科后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20多年来，这一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91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军事法学研究团体——中国法学会军事法研究会。1993年，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创办了第一个军事法学系。2003年，我国首个由地方高等院校设立的军事法研究机构——中国政法大学军事法研究中心成立。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开始招收军事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05年，开始招收军事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这是第一个获奖者王涛多年以后的“获奖感言”:

“当2005年被中国政法大学军事法学专业录取的时候，事实上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个专业在地方大学、地方生源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可怜在那之前的十年间，我只是基层法院乡镇法庭的一名小小法官而已，整日里和农村草根百姓的鸡毛蒜皮纠纷打交道，忽然之间到了那么高大上的学校，学习这么开创性的专业，颇有些不适应，实践经验上的优越感和理论修养上的自卑感纠结在一起，写个文章怎么看都是浓浓的一股判决书味儿。

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周老师。在我看来，他是那种能在纯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能做到出类拔萃的人——坐而论道可以侃翻一群书斋里的博导，起而行之同样能够做出一流实绩。蒙他不弃给予了很多指点，使得自己的法律实践与理论有了一点结合。于是，一不小心又成为了获得“周健军事法学奖学金”的第一个。

毕业后我回到了老家，与家人在一起。忽忽七年过去，如今我只是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一名普通的公务员，为家乡4600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居民服务是我现在的工作。这个层级上的政府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交汇处，但曾经的纠结已经不复存在，这都要感谢周健老师当年的教诲和指点。

显然，在“周健军事法学奖学金”的获得者中我不是最出色的。事实上，我更希望我作为第一个是最差的一个。”

军事是国之大事，军事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军事法它涉及国防、军事、战争等，是国家法治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各大国均极为重视。美国50卷的《美国法典》有两卷涉及军事（“军事法卷”“国防外交卷”）。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篇开学典礼致词中说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律与一切均有关系。甚至在反恐战争中，联邦最高法院提醒我们，政府必须遵守战争法。仅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的4个开庭期来看，至少有25个重大案件涉及到全球化。在这个开庭期，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日程表上，包括了关塔那摩未决囚犯案件和Madellin案件，后一案件涉及墨西哥籍死刑犯的权利，按照《维也纳领事权公约》本应协商解决

大学教育的本质应是人格的养成，如果当今大学教育只是贩卖知识，法学院只是法律实践教育，那则是根本乱源。只有科学、科技、哲学、宗教、文艺、人格养成教育回归一体，回归本位，均衡发展，才有希望。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著一个新的危机。军事法学如何融入大学的法学教育，是我十二年前设立“周健军事法学奖学金”时思考的问题，今天，我还在思考。大学教育要有广大的胸怀和对他人的理解，同时要对自己的军事法文化懂得反思，明白它的来历，这样才能取长补短，首先要尊重自己民族的军事法文化，培育好、发展好本民族军事法文化。每个民族的军事法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粹。同时要尊重其他民族军事法文化。在法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和睦相处。

法科学生应以这样的心态来完成学业。

设立“周健军事法学奖学金”，其宗旨是弘扬军事法学。

军事法正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们所了解。

以我的博士论文为例，这么专业的博士论文，迄今竟然达2577人下载，可见，军事法学的发展速度之快。注:我的博士论文是《中国军事法的传统及近代转型》。

八、聆听苏州河

苏州河其实在上海，是静悄悄穿过华东政法大学的一条河。在白天的喧闹中，你是听不见水流的声，只有在夜色中，你才能聆听静水深流。

五年来，每个星期的一天，我总是一大早出门，坐上了地铁2号线。去华东政法大学讲学，教室在韬奋楼。

华东政法大学的大门就正对着中山公园的后门。地铁2号线，有中山公园站。出2号线4号口，穿过中山公园，步行十多分钟，即看到华东政法大学（老校区）。

苏州河在这里转了180度的弯，使此处成为一个美丽恬静的半岛。华东政法大学的前身是圣约翰大学，简称“约大”。

老上海都知道这所由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即是上海创办最早的高等学府。因为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美国的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现代史上许多名人如南开系列学校创办人张伯苓，外交家颜惠庆、施肇基、顾维钧、王正廷，名医颜福庆、牛惠霖、牛惠生，会计师潘序伦、民族资本金荣毅仁、刘鸿生，作家林语堂，建筑家贝律铭，出版家邹韬奋，宋氏家族的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等都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据说张爱玲曾想入约大，因交不起学费而未成。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大学之一，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成立圣约翰书院。地址在在沪西曹家渡以西的梵王渡，以白银六千五百两购地84亩。圣约翰书院初设国文、神学两部，光绪六年（1880年），圣约翰增设医科，为上海近代医学堂之肇始。1881年增设英文部，是中国当时英文教育最好的大学。1905年学校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正式改称圣约翰大学，1911年购进梵皇渡路以北的霍格花园土地，于1947年向国民政府注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圣约翰大学被分拆的详细情况如下：1949年--1952年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外文系、中文系（部分）并入复旦大学；1951年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1952年圣约翰大学机械工程系并入交通大学；1952年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1952年圣约翰大学政治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1952年圣约翰大学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教育系、中文系（部分）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参与组建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取消神学院，学生转入南京的宗教学校。

这是约大的校歌，值得看一下:

Leaving the lowlands，faces to the dawning， Scaling the mountain heights，heeding not fears warning， Sons of the Orient，children of morning， Seekers of light we come!

Heirs to the wisdom，taughtby saints and sages，Gathered from every clime，treasuresof ages. Never closing wisdom’s book， turning still new pages，Seekersof truth we come!

Then college days done，stirredby high ambition，Armed’ gainst the foes of man，viceand superstition，Our native land to serve， this shall be our mission，Solight and truth shall come!

Johannean Spirit 表现在凝聚在圣约翰的校歌里面。这只校歌对于每一个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许多同学接受了这样一个“圣约翰精神”。

校歌有三节：

第一节是讲我们应该做寻求光明的人，我们是“东方之子”，是“清早的儿女”，要我们攀登高峰。

第二节是要做寻求真理的人，智慧的书永远不要关起来，要翻到新的一页。

第三节是毕业之后要满怀雄心壮志，同罪恶，同迷信，同人类的敌人去战斗，为祖国服务是我们的使命。

我始终认为，法学教育，就是法律文化的传承。

华东政法大学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院校、全国首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单位、五院四系成员、亚洲法律学会创始成员，是以法学学科为主，兼有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理学等学科的上海市重点大学，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华东政法大学前身为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震旦大学等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合并组建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1979年3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复校；2007年3月学校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后在松江建了新的校区，规模宏大，占地面积约1200余亩。

2013年的春天，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与我联系，说，听说我要调任上海的军校，希望与我商谈有关发展军事法学的事宜。

春节一过，我就来到了上海。在华政“交谊楼”对面一个古朴的办公楼中，校领导隆重接待了我，双方交流后，达成共识，协助华东政法大学设立军事法学硕士点，进而招收军事法学博士，成立军事法学研究中心，归口国际法学院。

我于2013年4月正式调任武警政治学院，来院后，武警政治学院即与华东政法大学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双方领导悉数出席，热烈祝贺。

2013年我受聘华东政法大学军事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2014年受聘为博士生导师。

我先后就读了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50多岁后竟与华东政法大学又有了这样的缘份。

 迄今为止，华东政法大学已培养了五届军事法学硕士生，一届军事法学博士生，主办了两届“中国军事法学青年学子论坛”，承担了国家重大军事法学科研项目。

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近现代的无数领域的历史。建在圣约翰大学旧址上的华东政法大学遵循“笃行致知，明德崇法”的校训，我受聘为该校博导后，亲身体验海派之法学，汇入海派之文化洪流。中国的法学整体上，完成了它向西方的学习。特有的地域和特有的文化下产生的中国法学，将成为世界法学精彩的一部分。中国法学不仅要探究中国的政治，而更应在政治的中国里发展。同时，将法学的研究融入文化，与儒法、道法、禅法映照比较，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学才刚刚开始。一百多年前的名校已在文化的长河中消弭，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又在文化的洪流中重续荣光。法学之精神，如何凝炼文化之魂？

“海派法学”，这是我定义的一个词。

和北京法学大腕不同，上海的法学也与海派文化同一腔调。北京的法学家，基本上都号称中国法学家，更甚一点的优则仕，以学问号令天下。海派则内敛许多。

近年来海派法学异军突起，华东政法大学在全国法学院校获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上名列前茅，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曾在域外排名中列国內第一。上海政法学院获几个国家重大科研基地。从学科看，法理法史方面将外国法全面移介，细心梳理;刑法方面金融等经济犯罪着力较深;国际法及国际经济法独领风骚;民法诉讼法在实务研究上精到胜出。总之，除京城外海派法学应是最优秀的。法学仅是文化之一隅，是融在文化之中的。理解了文化，才能知道法治的着力点，否则我们只是在游荡。法治的出路，隐藏在文化之中，文化的伟力，我们从海派文化的发展中已深切感受到了。文化的洪流是一种合力，滚滾向前！克里希那穆提说:你改变不了一座山的轮廓，改变不了一只鸟的飞翔轨迹，改变不了河水流淌的速度，所以只是观察它，发现它的美就够了。聆听苏州河，细心体味这博大的法文化。

2018年的一天，一个老人不慎落入苏州河中，华政培养的一名军事法学研究生奋勇跳入河中，救起了老人。该生被称“华政英雄”广为流传。这也是华东政法大学的军事法学教育的丰项成果。

我叙述的故事，是军事法世界的缩影。我如此依恋军事法学，我手中的笔永远无法离开军事法学，军事法学也告诉了我许多:人生与历史，现实与梦想。

探索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是一个美好的追求，只有美好的事物，才不会辜负活着的意义。

军事法学在长江以南开花结果，是我多年在心里隐藏着的一个梦想。

我用最基本的词语建造了一个军事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我的影子。生命是一个等待，很多年过去了，我们在这儿等待了，我们应该知道，再过去许多年，能够等待我们的，依旧是静悄悄坐在寂静的无边的夜色里的你。

这静静流淌的苏州河水，诉说着一个军事法的故事。

九、西班牙反恐特战队

几年前，作为武警部队的法学教授，考察了西班牙的反恐特战队。

飞行了12个小时，抵达西班牙地中海之滨的巴塞罗那。沐浴在地中海的余晖中，开始了军事法的国际行程。

西班牙的国家级警察主要分为两部分，即国家警察（CNP）和国民警卫队（宪兵）。主要负责城市地区治安管理，处置犯罪及司法、恐怖活动和移民等相关事务。从2015年开始，西班牙针对恐怖组织的防御级别就始终保持在4级。

我近距离观看了反恐特战队的实弹表演。

警方发言人称：“我们认为，在出现任何危险的情况下，开枪是作为正当防卫机制最佳的选择，也是最有效的，我们当然不希望选择用开枪的方式来终结一个糟糕的形势，但面对ISIS残暴的威胁，只有我们比他们更强势才能捍卫我们公民的生命安全。”

在反恐方面，西班牙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国家，西班牙反恐特别行动小组(GEO)被认为是当前世界上训练素养最高、装备最好的反恐精英部队之一，与英国特种空勤队(SAS)、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GlGN)、德国边防警察第九大队(GSG9)、奥地利“眼镜蛇”国家宪兵特勤队(Cob ra)、意大利警方特勤组(GIS)和政要保护小组(NOCS)、葡萄牙特种警察部队(GOE)等齐名。

2016年6月28日，我国武警部队“猎鹰突击队”和“雪豹突击队”两支国家级反恐力量首次共同赴俄参加联合反恐训练，是中国武警部队和俄罗斯国民近卫军加强交流、增进互信、提高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能力的一次重大探索和实践。

在西班牙，参观了400多年前的托莱多古城堡，这里走出了一位绅士，他有一支竖在木架上的长矛，一面古盾牌，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和一条猎狗。他的忠诚的仆人桑丘·潘沙陪伴着他一次次远征，他大战风车，他冲散羊群，他解救流放的囚犯，他狂热地迷恋着乡间丑姑娘——杜尔西内亚……这一切在他的眼中是巨人武士，是厮杀得难分难解的士兵，是被迫害的善良人和美丽夺目的公主。

了不起的唐·吉诃德，上大学时，就很喜欢他。

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朵蓝莲花

2002年，我从中国政法大学博士毕业。毕业前夕，徐显明校长指示要将我作为人才引进，在中国政法大学首设我国的第一个军事法学博士点。

于是，副校长拟好了合同，在教室里找着我，让我先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上写明引进费是120平米一套房并有一等人才引进费，条款非常诱人。

我解释说军人不能随便签这个字，离开部队要有严格的程序。为了完成任务，副校长叫来了她的丈夫（我本科同学）也给我做工作。最终，合同没有签。

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向西安政治学院发函，特聘我为兼职博士生导师。

于是，我于2003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军事法学的博士生导师。

长达十几年的孤独的往返西安至北京的铁路旅程开始了。学院教学繁忙、家事繁忙，所以我常常是利用周末往返于两地，军事法学前途遥远，我并忍受着诸多不解和嘲讽孤独行走。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是我的军事法学的万里长征。军事法学必须要走向民间，这是我在本世纪初就坚定的信念，不管有多难，这条路一定走过去，要翻过这个坎。

你的世界，是由你创造出来的，你的一切，都是你创造出来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导演。

你是阳光，你的世界充满阳光，你是爱，你就生活在爱的氛围里；你是快乐，你就是在笑声里。

我坚持生活在我的军事法世界中，坚持走军事法走向民间之路，是使命使然，在漫长的旅途中，常常默念“坚持”。

接下是筹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点。

政法大学不出一个人，法学院让我自己先找人，月薪2000元。我先找了军事科学院的老部长，老部长说他很忙，来不了。我又找国防大学刚退休的知名教授，教授精力旺盛，欣然应允，于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军事法学的博士点就建立起来了。

此时，法律出版社的丁编辑来西安找我，说出版拟出版一套21世纪法学丛书，破例首次将《军事法学》入书目，并决定由我来写。我找了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开始谋划。

同时，编制招生计划，筹建教学点。当时政法大学老校区房子很紧张，经多方联系，给了半间房，因里面还有一个律考辅导招生网站。与此同时，西安政治学院也开始申请军事法学博士点。

2004年，西安政治学院也通过了评审，开始招收军事法学博士，我也被原单位正式任命为博士生导师。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我招收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军事法学博士，同年，在西安政治学院也招收了军事法学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我指导的博士生《论军事权》于2006年通过答辩，提前一年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个军事法学博士。

香港《大公报》、美国北美网等作了专题报道。

此后，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一直招收军事法学博士，先后有近十位优秀的博士生。

两篇博士论文曾获政法大学十佳博士论文。

当时没有高铁，每次去北京都要过夜，在咣咣声中默待天边的朝阳。

孤独的旅途，通过暗夜，终于有了曙光，人生就是这样，要穿过多少暗夜，才能成为人生赢家。

在往返西安至北京的孤独的旅途中，有一件小事记忆尤新:

当年我指导的一位博士论文答辩，我作为导师虽然不能参加答辩委员会，但可以旁听。为给学生助威，我买了火车票去北京。

那天细雨霏霏，我打着伞，哼着小曲，欢快地在西安火车站转悠着排队上车，进站时掏票，楞了，包里钱包被偷了！

所有证件和钱都没有了。怎么办，答辩在即，要及时赶到现场助威。

我返回到学院干部处开了一张身份证明，买了一张机票，飞往北京。

许魏唱的《蓝莲花》很好听，写的是玄裝的心声。歌中唱道: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地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地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地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地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歌声悠扬，很感人，尤其是你站在长安大雁塔南广场玄裝雕像前听这首歌。

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朵蓝莲花。

 十一、遥远的“苹果梨”

在上海，收到了来自张掖民乐县的一箱苹果梨。是老家在甘肃的一个学生寄过来的。

30年前的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

1988年从军到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的军法教研室，被授予上尉军衔。

一年后，根据规定，入伍大学生必须到部队锻炼。于是，在1990年的冬天，我们几个地方院校入伍的大学生，去甘肃张掖的基层部队锻炼。

我分配至连队任副指导员，与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汉元鼎六年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置张掖郡。地处河西走廊咽喉地带的张掖，则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张掖，自古以来亦是军事重镇。

张掖民乐县“苹果梨”型似苹果，其质为梨，故得其名。特点是味甜、汁多、核小、极耐储藏。民乐“苹果梨”系苹果与梨的杂交产品，在民乐的沙性土壤、光照丰富、日温差高等形成独特的品味，具有色泽鲜艳、果面光亮、皮薄肉细、质脆汁多、含糖量高、营养丰富、极耐贮藏等特点，多次蝉联全国梨品第一名，被誉为“中国一代梨王”。

我的部长驻地旁边就是大片大片的苹果梨园。

当年，除了原来是军人的法科大学生毕业又回军队，像我这样法学硕士毕业参军入伍的，应该是最早一拨的。

在部队锻炼期间，中央军委法制局来函西安政治学院调我，我院说我正在部队锻炼，未同意，我也就安心在部队锻炼着。

当兵锻炼，是要真正完成自己从大学生到合格军人的转变。是从事军事法学研究教学的必经之路。

到部队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军事训练，而是内务的整理，要将被子叠的跟豆腐块没什么两样的形状，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非常难。

开训动员后，就在班长的带领下开始进行基础动作训练，首先是停止间的立正、稍息、跨立、向左右看齐、向左右后转、脱帽、敬礼，然后是三大步伐，齐步、正步、跑步。最累的是正步，要求是：踢腿如风，落地砸坑。再往后是步伐变换、队型变换，班队列动作等等。随着动作训练的进行也要进行器械训练，单双杠、木马和军体拳都是要进行的科目。

不是天天都在训练场上，还要进行政治学习，要明白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要明白为谁抗枪的道理，还要掌握军事知识。

晚上要进行自学和唱歌，《团结就是力量》《战友之歌》是必教唱内容。后期，就要进行操枪训练了。随后是5公里越野，开始是徒手，后来要负重越野。

最后要进行投弹和射击了。

我射击时，连长吓了一跳，全连二十四年无事故，我射击时枪托后座力震碎了我的眼镜，连长自责了好一阵子。

当年在张掖连队营房边就是苹果梨的园子，满目的鲜果，祁连山的雪水流过。

映衬着村子里几个脸蛋红朴朴的姑娘。

连长晚上总结时，常训导全连战士，要看护好老百姓的苹果梨，不要和红脸蛋姑娘说话。

在西北荒凉的大地上，远处是一排排笔直的白杨树，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田野，我常常一个人走很远的路，思考这样的军队如何用法来治理。

当时没有手机，每天集合起来7点看电视新闻联播。只带了几本书。

晚上在营房中昏暗的灯光下，我开始凭记忆写论文，构思军事法专著，在当时的“法制日报”连载军事法的论文，90年代即出版了《军事法史纲》，完成了《军事法论纲》。

同住的战士们很照顾我，认为我在做很大的事，处处为我的吃饭休息操心。至今想起来还感动着，战友情一世情。

从部队回来，1992年，我30岁，就破格评为副教授了。1994年开始招收第一批中国的军事法学研究生。

1999年，37岁，又被破格评为教授，几年后招收了军事法学博士研究生。

今天，在部队服役的早期法科毕业的大学生，只有一俩个人了。已奔60，再期老境，现在的心愿是，在军旅生涯中能完成十卷本的文集亦足也。

毛主席在他的《实践论》中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吃着香甜的苹果梨，回味这近三十年军法研究与教育的路程，嗯，这个苹果梨味道很好。

十二、中国军事法学发展，路在何方

（西安政治学院报2009年04期，作者杨蕾）

周健与军事法，这事一组无法分割的词。无论你先提到其中的哪一个，另一个也必然会随之出现。这就是周健的人生，这也是军事法的历程。一个人与一门学科的最终凝聚为了这样的形式，这或许已经得到了圆满。自20世纪80年代军事法学创立伊始就开始军事法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到在西安政治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博导，再到培养出中国第一位军事法学硕士和军事法学博士，在中国政法大学设立“周建军事法奖学金”；从1996年开始构思首部军事法专著《军事法史纲》，到2002年出版的《中国军事法传统》、2004年《战时军事法学》再到2008年《军事法文集》……以崇高的守望生命理想的学术精神、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和“十年磨一剑”的创新勇气，与军事法学界学术同仁共同努力，让短短20年生命的军事法学在中国法治的大时代下拥有一席之地。但周健本人却不认为这是一种圆满，他总是说，人生日日在征途，完满不可达到，超越永无止境，彼岸恒久存在。作品是暂时的，而探索是永远的。不断钻研，不断追求，臻于完美，应是他毕生的追求。军事法学现在创建阶段，现在更应该放低姿态，如何更好地把军事法学推向社会，普及于民间，让更多人关注军事法的发展，这是他当下最为紧迫的责任。

而周健却还在反复强调：“我们的军事法学现在要做得很多，基本含义、基本理论、研究范式，这些是要做根基的工作需要我们做，新的社会变化对于军事法的需要是军事法新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我们要探索的，所以我们的责任是更重大的。”

军事法学需要务实的研究者。仅仅从理论论证一个学科的意义，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太容易了。那么，军事法学该如何发展？周健教授有着他自己的思考。采访前，编辑洋洋洒洒准备了近10个问题。可当开始对话时，周健教授却自己提议要颠覆下采访的固有形式，无需搞得一板一眼，让他自己自由来谈，谈的内容肯定会把我们想问的问题回答了的。他反复强调，法学应该是鲜活的，是生动，是生活化的。在采访结束后，他还不忘提醒编辑，形成文章一定要鲜活、生动，蕴含文采与诗意。的确，一个新的学科的创建，是需要创新的勇气、理想主义和诗意情愫。与周健教授分享他的军法人生，让人感受颇多。但最感染人的是他的笑，周健教授很喜欢笑，而且那种是爽朗的大笑，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个大侠。

十三、《愿将一生伴军法》

（《中国军法》2011年第四期“军法人物”，作者胡世洪）

2011年5月21日，在“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英雄城南昌，“中国军事法学青年学子论坛”即将结束之际，周健代表与会全体人员选读《“中国军事法学青年学子论坛”南昌共识》。

1、执著的求学之路

周健是陕西泾阳人，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5月间出生于西南边陲的军营中。

崇山峻岭、涧水潺潺，绿色方阵、军号声声。在这个满目青翠的环境中度过自己的童年，使幼年的周健就对军营文化有了深切的感受，对军人职业有着美好的向往。

1979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16岁的周健报考了西北政法学院，有幸成为该院复办后的第一批法律专业大学生。4年的本科生活，使周健对法律专业知识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和掌握，也为周健后来从事军事法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5年，大学毕业，周健又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从大西北到大西南，对周健而言，不仅仅是就学地点的变迁，也是周健人生选择的开始。

1988年，周健如愿拿到硕士学位时，正逢全军重新恢复军衔制，军校法学教育伴随着“一五”普法活动也全面启动，在此之际，面对部队的召唤，周健与同窗女友从山城重庆一起步入西安政治学院大门，成为最早一批走进军校的法学研究生。

火热的军营、静谧的校园，使周健立下了奋斗的目标：将法学与军事结合起来，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依法治军之路。

在军事院校研究军事法，需要对部队法制建设有全面系统的了解，有幸的是，在此之后，周健被抽调到军委、总部有关机关，参与研究军队军事法制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草拟相关文件材料。这对于周健而言，在兴奋之余，又深感自己法学理论知识的欠缺和实践功底的不足。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周健国军事法学刚被列入法学二级学科，依法治军的提法还受到质疑，理论研究领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开垦”时的艰辛让周健刻骨铭心。从部队、机关回到军校，伴随周健的是一种强烈的学术孤独感：对话、交流、切磋的缺失，与整个法学界长期的隔膜，特殊的军校教育体制，加之自己身单力薄，常常使周健倍感茫然。周健甚至开始怀疑当初的选择。

然而，也许正是这样的背景，才让周健积攒了更强烈的求知欲。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难以割舍的军法情缘，周健决意把孤独作为生活的常态，将寂寞视为学科研究的一种体验，坚持走一边辛勤耕耘、一边不断汲取养分的道路。

2000年春天，周健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制史博士学位，师从中国法制史泰斗张晋藩先生。3年寒窗，周健不仅获得了博士学位，更收获了一份自信。

从学士、硕士到博士，从西北、西南到北京，从院校、部队再回到院校，周健的人生舞台拉开了一道道帷幕：周健参与西安政治学院设立中国唯一的军事法学本科班、第一个军事法学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曾几何时，周健也成为学院最年轻的上尉、最年轻的教授、最年轻的博导、最年轻的大校……

2、不懈的拓荒者

多年来，周健与军事法学界同仁携手努力，亲历了军事法学的建立、发展和成熟，让刚及弱冠之年的军事法学在中国法治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拥有了一席之地。

刑起于兵，因利益而萌生的战争孵化出用来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胎儿，这或许历史般地暗含了战争与法律无法切割的脐带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自打跨入西安政治学院的大门，周健便开始了对军事法的不懈追求。

从1996年起，周健潜心研究军事法的历史起源和发展演变。1998年，《军事法史纲》完成，2000年，周健的博士论文在初涉历史的“史纲”基础上，深化了对中国军事法文化的系统思考，形成了《中国军事法的传统》。

在这两部军事法史专著中周健提出三大点：一是将军事法律制度和军事法律思想的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既包括了军事法律制度的起源和变革，又涉及军事法律思想的发端和演进。从生产力的发展、战争形态、武器更新、科技水平、地理环境、社会文化氛围、政治制度、民族特征等视角阐述军事法，揭示了中国军事法的产生和各历史阶段军事法的具体形态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二是将中国军事法史划分为古代军事法史和近代军事法史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在这一架构下，专著对军事立法、军事行政法、军事刑法和军事司法等逐一进行研究和评析，展现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军事法律制度的全貌。三是采用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来分析中国特有的军事法律文化，寻求军事法的发展轨迹，努力展现军事法学的学术自主性。

在2000年出版的《军事法论纲》中，周健首次提出了“核心军事法”这一概念。广义上的军事法应由三大类构成，即调整国防领域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调整武装力量建设领域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调整国际军事交往和武装冲突领域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其中，调整武装力量建设领域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是“核心军事法”。此概念的提出，对于军事法的体系构成做出了进一步划分，将军事法限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内，明晰了军事法的基本概念和范畴。

2002年周健的《比较军事法丛书》出版。这套丛书由《美国军事法》《英国军事法》《俄罗斯军事法》和《日本军事法》等分册构成，通过对几个国家军事法律制度的充分解析，在不同层面和领域做了比较全面的比较研究，剖析出这几个国家军事法律制度的异同点，与中国军事法在宏观和横向层面做了比较研究。该丛书于2004年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西安政治学院年度科研精品奖，得到了专家的高度评价。

探究战争与法之道，是周健为适应军事斗争准备需要而拓展的又一学术占城。军事法是调整军事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其核心价值是为以战争为己任的军队生成和提高战斗力提供法律保障，也就是“一切为打赢”。于是，战争与法、枪炮与正义的关系，成了军事法这门学科必须要研究并解决的课题。周健率众弟子团体作战，于2004年完成了《战时军事法丛书》。该丛书由《战时军事法总论》《战时军事行政法》《战时军事刑法》《战时军事刑事诉讼法》《战争法》五分册组成，聚焦军事前沿，紧贴实战需求，首次构建了战时军事法体系。战争与法的关系、国防动员、战时组织指挥和管理、战时犯罪的惩治、战争行为规范等问题，都在丛书中得到阐述，从而在法律上军队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高技术战争提供了理论支撑。

2007年12月，《周健军事法文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前四卷为《中国军事法史》《外国军事法史》《军事法原理》《战时军事法》。军委法制局局长宋丹少将欣然为之作序道：“如果说前两卷的内容更多地体现作者作为一名法律人的独特思维的话，那么后两卷的内容则更多地体现出作者作为一名军队学者特有的责任意识和时代情怀”“让周健们看到了中外军事法那神秘独特而又精彩纷呈的一面，为周健们更好地了解中西军事法律思想和文化提供了一面镜子，也为军事法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96年开始构思首部军事法专著《军事法史纲》，到2002年出版《中国军事法的传统》，从2004年的《战时军事法丛书》，再到2007年的《军事法文集》，一系列著作的问世，都是周健对中国军事法学术的不懈努力和真挚情怀，也是周健在军事法学领域摸爬滚打20载的真实记录。

3、多彩的人生追求

周健喜欢学术，也钟情军法。周健始终认为，人生短暂，要活得精彩应该有多种人生：军人、法律人、军法人。

作为军人，多年来周健潜心从理论上为部队服务，利用自己特长，为维护官兵合法权益，先后代理涉军案件近百起，挽回经济损失近千万元。也曾自费不远千里、长途跋涉为部队打官司。在开展函授教学过程中，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为基层官兵普法。曾在零下36度的气温下，驱车赶赴黑河为边防连长补课。

2000年，周健利用在部队调研的机会，通过向基层官兵开展法律咨询服务，收集、整理了大量问题，自编自费出版《军人法律手册》，并将2万册书送给官兵。

多年来，周健先后培养硕士生50多人，博士生20多人，其中，周健培养的中国第一位军事法学硕士和博士，曾引起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周健始终认为，法律发展的中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断，而在社会本身，法学需要走向社会，军事法学亦然，这是周健多年以来的强烈信念。未来的战争是国家之间庞大体系的立体对抗，国防建设需要高度的军民合力。只有“驶向大海，走进社会”，才能有效促进这一学科的科学发展和完善成熟，从而解决军事法所关切的重大问题，体现其维护国家军事利益的核心价值。为了使军事法“走向民间”，近年来，周健每次参加全国、全军性的研讨会，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军法研究和发展鼓与呼，使军事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从2010年底开始，周健开始策划《周健•军法之门》系列丛书。周健的责任是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军法，搞哲学必须通过“康德之门”，而军法也必须穿越“军法之门”，这样才能达到新的境界。军法门里，容尽了世间的沧海桑田、战争与和平、法律与道德。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这首《少年壮志不言愁》是周健平时最喜欢哼唱的，也是周健多年来孜孜不倦从事军事法研究的真实写照。任何事物不可能达到完满，超越永无止境，彼岸永恒存在，对军事法学的探索和研究也是如此，不断钻研，不断超越，永不懈怠，是周健军法人生的不变追求。

 “注”:此文经时任《中国军法》张建田副总编修改定稿。

十四、《武警法学研究领域“拓荒者”——记武警政治学院军法教研室博士生导师周健教授》

（2016年11月3日《法制日报》中国武警，作者陈丽平）

10月31日上午，全国首家以武警法学研究为主要职能的工作室——周健工作室，在武警政治学院揭牌成立。今后，全军知名法学专家、武警政治学院军法教研室博士生导师周健教授将依托这一平台，带领学院法学团队，为武警法学这一新兴学科提供理论研究支撑，成为武警法学学科建设新的增长点。

这是武警部队首家以专家命名的工作室。作为军法专家、武警法学学科带头人，周健参与领航中国军事法学团队多年，缔造了军法研究业内的多项国家级第一:第一次提出了“核心军事法”这一全新概念，培养了中国第一个军事法学硕士、第一个军事法学博士，出版了第一套系统研究军事法学的文集……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部队的召唤，刚拿到法学硕士学位的周健步入军校，开始了与中国军法的不解之缘。然而，那时的军事法学刚被列入法学二级学科，依法治军的提法还未得到普遍接受，理论研究领域基本一片空白。

开垦的艰辛让周健至今难忘。刚到军校时，伴随他的是一种强烈的学术孤独感:对话、交流、切磋缺失，与整个法学界长期隔离，军校特殊教育体制，这些都让他感到迷茫。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健积蓄了更为强烈的求知欲。他以守望理想的学术精神、强烈的学术责任和敢为人先的创新与勇气，与法学界同仁携手努力，亲历了军事法学的建立、发展和成熟，让刚及弱冠之年的军事法学在中国法治蓬勃发展进程中终于拥有了一席之地，《周健军事法文集》《周健·军事法之门》丛书、“周健军事法奖学基金(中国政法大学设立)”，这些使得周健这个名字与军事法成为一组不可分割的名词。

2014年3月，周健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调入武警政治学院。从古都西安到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对周健而言，绝不仅仅是工作地点的转变，更是踏入了一个全新的学科领域——武警法学。

与已成潇洒青年的军事法学相比，武警法学更像是嗷嗷待哺的婴儿。摆在周健面前的武警法学，既缺少系统的研究成果，又没有相对成熟的教材，更谈不上成体系的研究队伍，是一块布满荆棘的“荒地”。

凭借着在军法研究领域近20年的厚积薄发，周健再次扮演了“拓荒者”的角色。他率领学生以及教研室同事团体，分课题，分任务，到机关走访，下部队调研，经过夜以继日的奋战，短时间内初步勾勒出了武警法学的发展框架.《武警法深度解读》《参与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法律运用》等12个专题课相继走进了教育课堂，《武警法学》等4卷著作出版，填补了武警法学理论研究的空白。

在教学实践中，周健汲取著名教育家钱伟长教授“拆掉四堵墙”的教育思想精髓。在他的倡导下，学院大力改进教学模式，在武警法学教学中大大提高实践性教学的比例。模拟审判、法律运用训练等课程应运而生;以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为大背景，模拟真实的任务场景，学员扮演相应的角色，身临其境地处置任务中可能遇到的涉法问题……此举凸显了武警法学的实践特点，有效提高了学员运用法律解决遂行任务中涉法问题的能力。

周健在《军事法之门》丛书的跋中写道:“军事法不能做井底之蛙，应该走向社会。”他认为，军事法不能是“悬崖边的学科”，而应该是“驶向大海的军事法”“融入社会的军事法”。为此，早在10年前，周健就不遗余力地将军事法推向社会，努力让军事法教育走向社会，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西北政法大学等地方院校推动设立军事法学博士点和硕士点。

到武警部队工作后，把武警法学科推向部队和社会成了周健的首要目标。他坚持认为，武警法不能关起门来研究，武警法学与社会、与官兵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为此，周健积极推动武警法教学“开门办学”。

到武警部队工作后，周健每年都要下到部队基层送法普法。这些年，他和他的团队穿天山、越沙漠、走戈壁、进团场，先后在16个支队(团)以上机关，32个基层大、中队，为官兵上法治教育课50余场次，召开干部、战士座谈会14场次，举办法律、心理咨询16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