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华中师大大数据历史”，选自付海晏 主编《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第4辑），原刊于《开放时代》1986年第1期。

▶ 在史学研究中应用现代科学方法，是一场科学革命。从学科体系发展的角度看，这场科学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化程度。

▶ 就学科体系的科学化而言，自然科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为历史学提供了借鉴。

第一，自然科学使用的主要是数学语言，这是一种明晰的、统一的、准确的、高度形式化的语言。

第二，自然科学具有逻辑结构严密的公理系统。

第三，自然科学具有较强的预见性和可证实性。

第四，自然科学学说具有较强的可检验性，即可证伪性。

▶ 提高史学语言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加强史学理论的内在力量，提高史学体系的预见性和可检验性，是现阶段史学研究领域科学革命的主要任务。

▶ 数学语言是最精确的形式化语言，数学推导具有最强的逻辑力量，运用数学方法将大大提高史学研究的科学化程度。而且，从不精确到精确，从简单的定性分析到严格的定量分析，是任何科学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必然过程。

▶ 真正的科学学科，其研究成果的鉴定并不取决于多少人承认它，而取决于观察或实践对它的证实，取决于严密的数学证明。一个科学理论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它对本学科和社会的贡献，而不在于有多少人读过其经典论著。

历史学科学化的断想

陈春声

如果从1979年算起，关于在史学研究中应用现代科学方法的讨论进行了6年。这场讨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正越来越深刻地为人们所认识。本文试图就讨论中未曾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又十分重要的几个问题发表一点看法，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01

在史学研究中应用现代科学方法，从本质上说，是一场科学革命。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说过：“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当前史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正是在这种全球性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渗透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西方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革命不仅是研究方法的更新，而且是一种新的科学范式取代旧的科学范式的过程，它牵涉科学认识的符号的概括、模拟、价值标准、世界观和时代精神等问题。我们有必要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在史学研究中应用现代科学方法的问题。

有人担心在历史研究中引进现代科学方法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作用的否定，也有人宣扬引进现代科学方法就是为了排斥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看法都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方法片面地对立起来。科学方法论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属于哲学方法论，它是最高的统帅一切的层次；而现代科学方法属于一般科学方法论的范畴，受哲学方法论的指导。西方史学家的哲学观是唯心的，他们在吸收现代科学方法后仍摆脱不了唯心史观的局限性，我们的哲学观是唯物的，现代科学方法的引进将有利于更科学地阐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基础之一就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它不应该也不可能与现代科学成就发生矛盾，相反，马克思主义将在汲取现代科学成就的过程中不断发展。

从学科体系发展的角度看，这场科学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化程度。西方的一些科学哲学家认为，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还处于“前科学”或“原始科学”阶段，这种观点我们难以苟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指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物质动因，阐明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从而第一次使历史成为真正的科学。历史学科本身的发展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哲学方法论上保证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而从学科体系和一般科学方法的角度看，历史学的科学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为什么人们习惯上不把历史学家称为“科学家”？为什么自然科学工作者往往可以“少年得志”，而历史学家大都要“大器晚成”？为什么历史研究会有那么多的课题重复，而且有那么一些“重大问题”争论数十年仍然毫无结果？这些都是历史学科学化程度不高的表现。而自然科学正是在这个方面为历史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松岗听涛——在校园与乡土之间》

02

就学科体系的科学化而言，自然科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为历史学提供了借鉴。

第一，自然科学使用的主要是数学语言，这是一种明晰的、统一的、准确的、高度形式化的语言。例如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E=mc2，E表示能量，m表示质量，c表示光速。当E的单位为焦耳时，m的单位为千克，c的单位为米/秒。这是十分明晰、没有歧义的，甚至有人从中发现某种“科学美”。这种语言不会因使用者所属的民族、阶级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而目前史学研究使用的是多义的、不精确的和民族化的语言。因此，在史学研究中，许多所谓“重大理论问题”，实质上是一种语义学上的争论。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了半个世纪没有什么结果，原因就在于对经典著作有关论述的语义诠释理解不同；一段时间里就“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争得不亦乐乎，原因在于“动力”二字可作多种理解。应该看到，社会科学研究语言的精确化和形式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17世纪，莱布尼茨为了解决自然语言的不精确问题，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精确的普通语言的工作，从而创立数理逻辑；乔姆斯基的结构语言学之所以被称为“语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把自然语言形式化了；当代西方有所谓语言哲学，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语言问题；西方历史哲学家中也有人专门研究史学语言。当然，在现阶段的史学研究中完全采用形式化的语言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应该尽量注意史学语言的精确性和科学性，尽量向史学语言形式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自然科学具有逻辑结构严密的公理系统。公理系统是指从某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出发，依据特定的演绎规则，推导一系列定理，从而形成的演绎系统。这里的公理系统指的是科学体系的表述方式，并不等于科学认识的发展模式。真正成熟的科学学科都是由公理系统组成的，这一特点在数学和物理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经典物理学中，经典声学、经典热力学、经典电磁学等都以经典力学为基础，而经典力学又建立在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上，几乎所有的定律都可以用数学方法从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导出。像这样具有极强的内在逻辑力量的公理体系大厦在历史学中还没有见到，历史研究目前采用的仍然是复述和评论的方法，论证主要是归纳推理而不是演绎推理。借用公理系统来提高历史学科内部的逻辑性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自然科学具有较强的预见性和可证实性（可证实性是逻辑经验主义讨论科学意义问题时使用的一条主要原则，这一原则后来遭到普波等科学哲学家的反对，我们只是在对科学预言的证实这一点上使用这个术语）。由于具有逻辑结构严密的公理系统，自然科学有着较强的预见性。这种预见性既表现为预知未出现的事物，更表现为预知原来已存在但未被人们所知的事物（如海王星的发现），或解释原来人们所知但未能解释的事物（如广义相对论对水星近日点进动的解释）。预见性的存在使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可证实性。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1919年爱丁顿的日全食观测，这一观测验证了光线通过引力场发生弯曲的预见，从而使广义相对论得到广泛承认。相比之下，历史学家的预见性和可证实性还很有提高的必要。历史学家大都“大器晩成”，主要原因就在于史学成果的可证实性不强，被社会承认需要较长的时间。历史学的所谓“预见性”，主要不在于准确、详尽地描述未来的事物，而在于揭示历史上存在的但尚未为今人所发现的事件、联系、现象和规律，在于更准确、更科学地阐释人们已知但难以解释的历史现象，在于更精确地说明偶然因素对历史进程的作用。

第四，自然科学学说具有较强的可检验性，即可证伪性。可检验性是普波哲学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可否证伪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神学之所以是伪科学，不在于它不能被人的感觉证实，而在于它是无法证伪的）。可证伪性是指在逻辑上或事实上有可能被经验检验，而不是说在逻辑上或事实上已被经验证伪。任何科学学说都必须有被检验的可能性。证伪在科学革命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例如，1887年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对“以太”的存在提出了证伪。这个结果成为19世纪末“经典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之一，从而动摇了整个经典物理学大厦的根基，这场危机又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相比之下，由于缺乏公理体系，整个史学体系的可检验性是比较差的。对某一个结论的证伪并不能引起整个史学理论的变革，甚至由于许多具体的史学结论本身就是不确定、不严密和多义的，所以也不可能对其证伪。许多讨论旷日持久，无终无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命题缺乏必要的清晰性，造成理论体系的可检验性差。

我们指出自然科学学科体系对历史学的借鉴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在可预见时间内，历史学会采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结构体系，我们只是认为，提高史学语言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加强史学理论的内在力量，提高史学体系的预见性和可检验性，是现阶段史学研究领域科学革命的主要任务。

《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

03

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在史学研究中应用现代科学方法的途径是很多的。例如，利用一些自然科学手段进行考古学、文献学的鉴定（C14、红外线、TL法、古地磁法等）；将古气象学、古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利用电子计算机对历史资料进行整理、收集和分类；借鉴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一些方法和理论；运用数学方法；等等。这些方法的采用无疑都有助于史学研究的进步，但它们对于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影响是不同的。正如许多人指出的，历史研究科学化的根本途径是史学计量化。

数学语言是最精确的形式化语言，数学推导具有最强的逻辑力量，运用数学方法将大大提高史学研究的科学化程度。而且，从不精确到精确，从简单的定性分析到严格的定量分析，是任何科学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必然过程。马克思就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当代社会科学的计量学倾向是十分明显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对1900—1965年的重大社会科学进展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其中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占三分之二，1930年以来的社会科学重大进展中运用计量分析方法的占六分之五。20世纪50年代末，国外已开始有人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历史学计量学派。对这一趋向我们应高度重视。

有人以为社会现象过于复杂，又过多地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很难在社会历史研究中采用计量方法。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我们要看到，客观世界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在原则上都可以进行定量分析；有些对象目前难以用数学语言来描述，是由于现阶段还没有描述这些对象的数学工具，随着数学的发展和我们对研究对象量的方面的认识加深，将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对象可以进行数量分析。数学本身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16世纪以前，数学只包括算术、初等代数、初等几何和三角函数。17世纪，人们获得“变量”这一重要概念，又出现了微积分，数学开始被广泛地运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样，各门自然科学学科才成为真正的科学。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采用的是归纳法，所以，以归纳法为基本特点的第二代数学——概率数学的出现，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计量经济学、计量史学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近来又有所谓第三代数学——模糊数学出现，其贡献在于把数学研究的对象从确定性现象扩大到模糊性对象。已有人预言它在人文社会学科中有广泛的用途，因为模糊性问题在社会现象中有更明显的表现。此外，现代数学已不仅仅是一种定量分析的工具，正如结构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数学的现代发展与传统数学相反，不是着重于量的观点，而是更强调质的方面。”还有，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也为史学计量化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辅助手段。总之，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史学研究的计量化前景保持乐观态度。

第二，我们还要看到，在现阶段，数学和其他现代科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首先，人们对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还没有达到可以普遍使用定量分析的程度；其次，数学和其他现代科学能够为史学研究提供的手段和方法还不足以保证史学计量化的完成；再次，史学工作者的现代科学素养有待提高；最后，评价史学研究成果的价值观念还有待更新。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个问题恐怕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其一，对历史学科学化进程所需要的时间和代价要有充分的认识，要准备做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为了发一两篇文章而随意套几个时髦名词是容易的，但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良好的现代科学素养，终是一事无成。因此，目前最需要的是一大批具有学科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实干家。其二，史学计量化要求从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进程内部发现其数量关系，再对这些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联系。历史学的科学化绝不是从自然科学中找一两个现成的模式，再选择一些对自己有用的史料往模式里套，这种做法不过是一种新的“以论带史”而已。目前一些史学新方法的讨论文章中常有一些本可避免的常识性错误，这种情况的存在反映了作者（包括笔者本人）史学基本功不够扎实，长此以往，史学的科学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应该认识到，史学计量化程度的提高有赖于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不仅仅取决于数学方法的进步；数学方法的采取也不是对传统史学方法的摒弃或简单取代，而是对传统方法的发展和精确化。其三，既然史学计量化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对不成熟的阶段性成果要采取支持和宽容的态度。只要是有利于史学计量化，有助于提高史学理论的内在逻辑性、可证实性和可检验性的尝试，即使问题较多，也要注意扶持，提出善意的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意见。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

04

许多人有这样的忧虑：历史研究中大量采用现代科学方法之后，史学论著可能会失去大量的读者，历史学再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了。这里实际上提出的是历史研究的价值评判问题。

现在，我们说一个史学研究结论正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被大多数人接受，说一篇史学论文或一部史学专著有价值，是由于许多人读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实际上，用这种方式来评判史学研究成果，正是历史学科学化程度有待提高的表现之一。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库恩认为，科学与原始科学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是一门深奥的、孤立的、大部分是自足的学科，而后者是一门仍然志在同自己的专业人员之外的更多听众交流并且说服他们的学科。他认为，当一门学科的从业者形成一个封闭的专家集团，大致就是这门学科达到成熟期的时候，这是成熟科学的标志之一。应该承认，他的观点是有启发性的。

真正的科学学科，其研究成果的鉴定并不取决于多少人承认它，而取决于观察或实践对它的证实，取决于严密的数学证明。科学史上真理在少数人手里的情况是普遍的。爱因斯坦刚提出相对论时，很少人能够理解和承认，就是今天，懂得相对论也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一个科学理论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它对本学科和社会的贡献，而不在于有多少人读过其经典论著。实际上，如果历史研究不思变革，维持现状，跟不上时代潮流，最终也会失去大量读者，前段时间的所谓“史学危机”就是一种预兆。

作者简介

陈春声，1959年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松岗听涛——在校园与乡土之间》《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信仰与秩序——明清粤东与台湾民间神明崇拜研究》《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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