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刘石 著《有高楼杂稿》，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P246—P252。

◉ 程毅中先生认为，对于引证，首先要求正确，引用书证一定要忠实于原文，尽可能保持完整。其次，应该尽可能用第一手资料，尽可能找到最早的出处。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不可能全部占有第一手资料，在不得已而转引第二手资料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注明来源，必要时还应注明作者、版本和卷数等。至于引证一定要目验原书。

考察学风的两个案例

刘石

事情的起因是，中华书局《中华活页文选》编辑部王景桐同志在审读来稿《苏轼词赏析》专辑时，发现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又恐琼楼玉宇”句下作者引《大业拾遗记》：

瞿乾祐于江岸玩月，或问：“此中何有？”瞿笑曰：“可随我观之。”俄见月规半天，琼楼玉宇烂然。

可疑，经核《大业拾遗记》原书，果不见此段踪迹。刚好手头有一本拙编《雅词别裁》（学苑出版社，1998年），翻开一看，这一句引的是同一条，便下问于我。这样，就轮到我惭愧了。我首先坦白这一条是从别的注本转抄而来，抄自哪个注本已经忘了。景桐同志素以认真细心著称，但我不甘心，仍将各种本子的《大业拾遗记》查了个遍，结果当然是没有。此书又名《隋遗录》，我便抱一线希望，又翻阅各本《隋遗录》，结果当然还是没有。

不得已，我向古小说研究专家程毅中先生请教。没想到程先生早在10多年前便发现这一问题了。他要我去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所编《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31期（1984年11月），上面有他以笔名崔茅发表的《略谈古典文学注本的引证》一文，文中说：“古典文学的注释，一方面要避免繁琐，不必每一个字都要找到出处；另一方面更要避免疏误，力求翔实可信。”接下举出有“疏误”的数例，其中一例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和张璋选编、黄畬笺注《历代词萃》（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上举苏词注引《大业拾遗记》的错误。程先生并说：

这里所引的《大业拾遗记》到底是谁的作品、什么版本呢？我们知道，通行的《大业拾遗记》是托名颜师古的作品，又名《隋遗录》，见于《说郛》等书，鲁迅曾收入《唐宋传奇集》，讲的是隋炀帝的故事，并没有瞿乾祐玩月的情节。这个情节出自唐人小说，见于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二），原作翟乾祐。为了便于说明，照录《酉阳杂俎》原文如下：“翟天师名乾祐……曾于江岸与弟子数十玩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随吾指观。’弟子中两人见月规半天，琼楼金阙满焉。数息间不复见。”

这个故事又见于《太平广记》卷三十引《仙传拾遗》。所谓《大业拾遗记》大概就是《仙传拾遗》之讹，而瞿乾祐当即翟乾祐之讹。“琼楼玉宇”原作“琼楼金阙”，引文大概是为苏词作注而改的。旧时的注家为了证明古人写诗文“无一字无来历”，甚至妄改古书，捏造典故，削足就履，这种做法实在是不足取的。

太好了，程先生何止是发现了这一问题，他还同时把问题发生的原因揭示出来了。

程先生的确是一个本色的学者，他分析问题的思路不会脱离学术之一途。程先生又是一个忠厚长者，也许他是不愿意从旁的角度去揣度别人。我却以为对一般人而言，若要探究其疏误的原因，本来不必求之过深，这里反映的其实就是当今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学风问题。即以我为例，我的书中引《大业拾遗记》显然不是因《仙传拾遗》而讹，“琼楼金阙”变成“琼楼玉宇”也不是为了削足就履，很简单，是因为我在注释中轻信他人，照抄他人，而又懒得去核验原书。

我想看看有多少人跟我犯一样的毛病，又有多少人跟我不一样，便花去一个闷热的夏夜将寒斋插架有关的书翻了个遍，又在白天工余往图书馆跑了若干趟，呆在为防灰尘而密封甚严的书库里大汗淋漓了好几回。我首先检查了今存最早的苏词注本，南宋傅干的《注坡词》（刘尚荣校证本，巴蜀书社，1993年），卷一“唯恐琼楼玉宇”句注正引段成式语，而不作《大业拾遗记》；又看成书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商务印书馆，1936年），卷一注“琼楼”二字转引傅注引段语，亦不作《大业拾遗记》。这两种今天所能得见的坡词注释的导夫先路之作都不错，那么谁是使用所谓《大业拾遗记》那条错误材料的始作俑者，就很难确指了。

就我这次所能看到的诸家注本或著作来说，可以报告给大家的是：

胡云翼先生《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朱东润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刘乃昌先生《苏轼选集》（齐鲁书社，1980年），

曾凡礼先生《苏东坡词选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于培杰、孙言诚先生《苏东坡词选》（花山文艺出版社，1984年），

石声淮、唐玲玲先生《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第四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修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23次印刷）

等等均注引“《大业拾遗记》”。沈祖棻先生《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甚至省去“大业”二字，成了“《拾遗记》”。而我们知道《拾遗记》是晋人王嘉的作品。果然，在刘乃昌、崔海正先生选注《东坡词》（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我们就看到直称“晋王嘉《拾遗记》”的字样了。这是典型的想当然尔，愈转愈远了。古语所称“治丝而棼”，殆此之谓欤？

谁抄的谁，无法确指，也不必深究，但这些著述中存在辗转相抄而又不覆核原书的情形，却通过这条注释一览无遗。这条注释如此，那么书中其他的注释呢？读其书者也就有理由在心中打个问号了。

《素以为绚的风景》

接下来很有必要着重提到俞平伯和王水照先生。前者在《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中，后者在《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中，都准确无误地引了《酉阳杂俎》中的那段话来注坡词。有上述众多注家作衬托，这两位先生就显得特别的难能可贵。

这是由一条错误的引证暴露出辗转抄引的问题，如果辗转抄引的材料本身没有错或没有大错，那我们是很难发现的。

比如说到词，我们知道有“豪放”、“婉约”两种相对的风格，而在文章中引过这样一段话的研究者更不知凡几：

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所录为式者，必是婉约，庶得词体，又有唯取音节中调，不暇择其词之工者，览者详之。

这通常被认为最早以“豪放”、“婉约”二分对举论词的经典言论，人们在引述时几乎一律注明出自明人张綖《诗余图谱·凡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前言”引张綖此段，仅标“明代张綖说”，注出处为“王又华《古今词论》引”。这种诚实的做法并不多见。】。但我当年因撰文用到此条，特意去核查毛晋汲古阁《词苑英华》本《诗余图谱》，结果发现连《凡例》也无有，更不用说这段话了。而《诗余图谱》通行的本子就这一种，并无别本可查。不得已，在文章中写下这一疑惑，窃盼方家有以教我。不久果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先生赐函，谓他经询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知北京图书馆藏本有“凡例”云云。但我仍然不能得其详，亦无机会向王先生请教或去北图目验。后来偶然读到王水照先生早在1984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唐宋文学论集》，其中有《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一文，文中引上述张綖这段话后，似乎是专门为我解惑，在当页加了个脚注：

《诗余图谱》之明刻通行者为汲古阁《词苑英华》本，却无《凡例》及按语。此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明刊本及万历二十九年游元泾校刊的《增正诗余图谱》本。

虽然这段话就字面看还多少有些让人不踏实处（“所藏明刊本”似乎有些语焉不详，且“万历二十九年刊本”自然也是明刊本，二者是何关系？【近读王水照先生撰于1999年的《我向唐老通信问学的一段经历》（载钟振振编《词学的辉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提及他1983年就张綖语出处请教唐圭璋先生，是唐先生建议他去查《诗余图谱》的善本，终于在上海图书馆藏明游元泾校刊《增正诗余图谱》和北京图书馆所藏另一明刊《诗余图谱》中发现了“凡例”及其后面的这段“按语”。又近阅王先生所著《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亦收入《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该注“万年二十九年”前已加“上海图书馆所藏”数字，这就让人踏实了。作者校时附记，2002年冬日。】），但毕竟可以放心：上引那段话的所有权的确是属于张綖的。只不过有一点：准确说它不出自《诗余图谱·凡例》，而是见于《凡例》后所附，王先生脚注所谓“按语”是也。王先生在文中引此段时说，“他（指张綖——引者）在《诗余图谱·凡例》后云”，行文的表述非常精确。

由上述不难推断，研究者在文章中使用张綖这段话可能大都属于辗转贩抄，因为这些引用者中肯定有一部分根本无心去复查原书；一部分有心去复查原书的人如笔者又只能在《词苑英华》本前途穷而返；大多数人未必会注意到王水照先生那篇文章中的那个脚注；注意到了也不见得有机会去北图看那个本子；有机会去北图的人又未必有兴趣或愿意花这个功夫。幸好它还真是张綖的话，如果也像《大业拾遗记》那样的张冠李戴或根本就子虚乌有呢？

程毅中先生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说：

作为一种新的注本，对于引证，首先要求正确，引用书证一定要忠实于原文，尽可能保持完整。其次，应该尽可能用第一手资料，尽可能找到最早的出处。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不可能全部占有第一手资料，在不得已而转引第二手资料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注明来源，必要时还应注明作者、版本和卷数等。至于引证一定要目验原书，而不能凭记忆和想象，更是不待言的了。否则又怎能让读者信赖你的注释呢？

这是针对古籍注本说的，应该也适用于所有的学术研究。无奈言易行难，实际上我们做得并不够好。我愿意坦言我的文章中类似转引他人而又不加目验的情形并不止这一桩，偏偏这一桩成了一个靶子，不过是因为极偶然地，它的错误被察觉了而已。还有多少类似的例子以及相应的错误藏在我的文章中呢？又有多少类似的例子和相应的错误藏在读到这篇拙文的诸位同仁的文章中呢？我们的心里可能没数，但如果有兴趣，我们不妨随时留心着，情况也许会比我们以为的严重。

日前读王仲闻先生《李清照集校注》，引用书目多达150余种，在书的《后记》中看见这么一段话：“《引用书目》里面，有几种没有见过原书，只见过照片和胶卷。”老辈学者谨严的学风与从中体现出的诚实的人格宛如一幅美丽而发黄的老相片，让今天的我们看了，心中满是憧憬和无尽的感慨。

《诗画之间》

刘石，1963年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有高楼杂稿》《有高楼续稿》《诗画之间》《素以为绚的风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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