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哲学动态杂志”，原载于《哲学动态》2022年第4期，作者为莫斌先生。

基于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考量，新时代的学术创新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体现为引导和鼓励当代中国学者建构自己的理论，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一、立足中国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1.坚持走出象牙塔与实地调查研究

要推出具有独创性、主体性与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就要走出象牙塔，跳出学术舒适区，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在恢弘的现代化实践中发现和发展真理。

2.高远的理想追求与深沉的家国情怀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严肃的科学事业，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重在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3.从“理”字深入研究“双创”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和呼唤。

二、协同创新视域下的科研能力提升

中国学术研究能否真正走向世界，掌握话语权，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不断提升科研能力，产出创新型成果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1.关注前沿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动态

大科学视野下的学科交叉融合是当前全球学术发展的重大特征，从新的标识性概念到新的概括性命题，再到体系化的学术话语，新的学科分支和新的知识增长点不断涌现。

2.在跨学科视域中构建学术共同体

跨学科研究是当代学术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重大问题都具有多样性、综合性、整体性，无论是问题的发现、提出还是解决，已非单一学科所能胜任，需要多学科力量的融合和支持。

三、创新型国家方位下的学术创新

1.思想实验室与知识形态变迁

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在世界历史前列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这个民族和国家在知识生产中处于领先地位。在知识形态发展的最新趋势下，知识经济是我们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2.作为学术创新阵地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

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要面向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通过发掘、培育和推出有深度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有锐度有意义的学术讨论，引领和推动学术研究走向未来。这具体呈现为创建世界级名刊、挖掘世界级作者、培育世界级文章、解决世界性难题四位一体。

3.彰显中国力量的中国理论

面对普遍存在的民族性、地区性的文化差异，只有从本民族的伟大实践中总结、提炼学术主题，才能展现学术界的责任和担当，立足本土文化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所在。

结语

新时代的学术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要用理论创新的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开放与共享中体现新发展理念。

新时代的学术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

莫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部）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彰显伟大的时代。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加速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深度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表达方式和交往方式。学术的生产、组织、传播等机制也发生着深刻变革，科技创新与市场之间的互动不断驱动理论界反思现有理论范式的阐释效力。基于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考量，新时代的学术创新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体现为引导和鼓励当代中国学者建构自己的理论，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首先，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审视并合理借鉴国外各派学说，充分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使其经典化、体系化与国际化，不断推动中国学术创造性发展。其次，面对不同学科、领域、路向和范式的研究者对话不充分的情况，学术共同体要鼓励和包容原创性思想，遵循“求同存异”原则，推动当代中国学术协同创新发展。最后，创新型国家方位下的学术创新，需要我国胸怀国之大者，聚焦新时代的世界级难题，培育和发掘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世界级作者，孕育世界级的学术作品，搭建世界级的媒体平台，向世界展现新时代的思想中国。

一 立足中国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一是要坚持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积极为人民述学立论；二是要坚持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三是要在文明交融互鉴视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展现中国文化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1.坚持走出象牙塔与实地调查研究

要推出具有独创性、主体性与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就要走出象牙塔，跳出学术舒适区，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在恢弘的现代化实践中发现和发展真理。列宁曾这样写道，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26页）

学者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才能切身体会百姓的日常生活、把握群众思想和文化需求、着力于群众亟需释疑解惑的理论和实践难题。费孝通在《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中讲道：“要明白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得到乡下去看看那些大地的儿女们是怎样生活的……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费孝通，第12页）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之所以能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理论，归根结底是他把毕生精力用在了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和文化思考上，坚持走实地调查这条道路，不断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

2.高远的理想追求与深沉的家国情怀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严肃的科学事业，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重在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与原创性可从两个维度考量，即“共时性同类比较”和“历时性纵深推进”。“共时性同类比较”意在与他方的优势学科比肩，构筑传承有序的学术体系，凸显研究主体的话语力量。如陈康在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时所言：“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全世界。”（《陈康：论希腊哲学》，第xii页）

“历时性纵深推进”是在比肩“共时性”之时，重新梳理学术脉络的义理，建构新的思想平台，统摄学术体系内的基本问题，实现范式转换的推进。兼具普遍性与民族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不仅体现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而且其独创性与引领性展现为新平台、新阐释、新话语。要实现“历时性纵深推进”，让学问扎根群众中，需要有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如孙正聿所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为祖国和人民做大学问、做真学问的担当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的主体意识，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的原创意识。(参见孙正聿)

中国学者要主动打造易于为国际学术界所理解、接受和认可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善于接着讲，善于用中国理论解读活泼泼的中国实践，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与设置重大议题，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更要勇于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日益走近世界学术舞台的中央。

3.从“理”字深入研究“双创”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和呼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要深入理解和阐释中华文明。理解和阐释中华文明，应立足大历史观，深入发掘中国元素、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其次，要注重从“理”字下功夫，深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研究，从理论需求端把握新时代的新需求，用心揣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介入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可行路径。基于以上两点，弘扬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当代中国思想创新成果，尤其要放到时代精神大背景下去理解和阐释。真正的理论必须能够把握它的时代,提出自己的时代性课题。在科研工作中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近年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至上、小康社会与美好生活、新发展理念等一批核心范畴和根本理念产生于伟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这些新概括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提出了新的哲学理念，是“两个结合”原则的实践运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中华文明积聚了无数先人的实践智慧和宝贵经验，凝结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民族始终在“交融互鉴”与“求同存异”中反思自身文明与异域文明，应对每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深厚土壤中，我们需要以体用一如、综合融通、古今贯通、守正创新的态度，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发出能够凝聚中华文明价值和中华民族力量，回应人类共同命运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参见张志强)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现代化内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中，中国理论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二.协同创新视域下的科研能力提升

由于新兴科技的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全球化的大格局，人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大背景下，学术研究的创新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影响着全球学术生态的演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术研究能否真正走向世界，掌握话语权，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不断提升科研能力，产出创新型成果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必须正视中国学术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当代中国学术水平与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还不相称，主要体现为学术话语创新不足，不善于用学术话语关切现实，不善于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如何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关键是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新时代新发展阶段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抓住原创这个关键，推动重大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创新。(参见谢伏瞻,2022年)新时代新使命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加快创新发展，在探索中前行，比如塑造“学科+”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打造国际性跨学科平台，主动融入全球学术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能力和学术竞争能力。

1.关注前沿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动态

全球化的进程已成定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这就需要全人类的智慧，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互补长短。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认识生活和解释生活的使命。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人类社会生活，哲学社会科学认识和解释生活的方式也应不断更新。一方面，不断革新的生活方式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新问题，改变着原有的问题域。另一方面，学科发展出现综合化趋势，一级学科内部的二级学科之间以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都在相互渗透。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性与交叉性就体现在对新生活、新问题和新热点的回应上。可以说，大科学视野下的学科交叉融合是当前全球学术发展的重大特征，从新的标识性概念到新的概括性命题，再到体系化的学术话语，新的学科分支和新的知识增长点不断涌现。正是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健全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在学科专业目录上设置“交叉学科”门类，以增强社会各界对交叉学科的认同度，为交叉学科提供更好的发展通道和平台。（参见梁丹）

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看，国家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关乎人的创造能力，而人的创造能力和复杂思维能力无一不与思想的革故鼎新相关。当下交叉研究领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随着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也将生发出许多理论生长点。以哲学与认知科学的交互作用为例，哲学与前沿的认知科学在某些条件下既构成双向挑战的态势,又具有双向推进科学和哲学发展的效应,这种效应为实现哲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融合提供了重要启示，有助于解决引领性创新人才和成果不足的瓶颈问题。（参见刘晓力）基础科学中极富思维挑战的根本性难题需要哲学的洞见，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研究也需要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参与。在科学又将迎来大变革的时代，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启发和深度联盟，有助于人们探索各学科中重大的基础性难题，有助于发展出拥有跨学科特点的新方法，从而创造出具有全新境界的科学。（参见刘闯、朱科夫）

2.在跨学科视域中构建学术共同体

跨学科研究是当代学术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重大问题都具有多样性、综合性、整体性，无论是问题的发现、提出还是解决，已非单一学科所能胜任，需要多学科力量的融合和支持，包括研究对象的交叉重合、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研究成果的彼此渗透等。比如，“发展”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主题，特别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遭遇种种现实困境之时，如何重新理解“发展”的意义，对于评估全球化的未来、维护生态文明、推进现代制度建设、完善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并进而为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参照，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重新理解“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这样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单一学科的研究无法真正有效地面对现实生存处境与世界图景的变化。

再以科学与哲学的联姻为例。时代之现实呼唤反思性的元哲学，探寻现实世界亟需哲学智慧。具备引领性“头脑风暴”创新力的科学家，尤其是在科学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科学家，往往兼备哲学思维头脑和禀赋。（参见朱菁）2020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设立属于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其目标定位于以哲学家和科学家共同关切的重大问题为研究导向，聚焦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和当代科技前沿中的哲学问题，以及与科技发展密切关联的价值、文化和制度问题，搭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协作对话平台。这类科研机构存在的价值，在于聚焦基础问题而组织跨学科的对话交流，参与营建有助于哲人科学家成长的土壤与氛围。（参见同上）

近期以来，国内哲学界从哲学视角关注科技进步的大方向，从“科技为人”与“科技向善”方面为中国的科技原创能力的提升贡献哲学智慧。类似北京大学哲学与人类未来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等一批从国家宏观战略需求出发建立的新型科研机构，遵从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着力应对当代科学技术引发的哲学挑战。这些机构通过创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加强哲学与科学的对话，推进跨学科的研究与教学，有助于为未来的科学革命寻求更为坚实、更富活力的概念根基，促进科技向善、哲学发展和文明进步。

三.创新型国家方位下的学术创新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创新理论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要充分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习近平,第31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创新型国家方位下的学术创新，需要我们胸怀国之大者，一是要积极打造回应重大时代问题的思想实验室，二是要努力办好作为学术创新阵地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传播彰显中国力量的本土理论；三是要在全面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向世界展现新时代的思想中国。

1.思想实验室与知识形态变迁

智能时代的科研与写作需要在变化中重塑自身，学术生产也面临供给侧改革。我们需要思考，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学术研究如何发展；到2050年，学术研究将呈现出何种形态。从研究的方式来说，当下学科教育与研究越来越专业化，甚至呈现碎片化的趋势。顶尖学者与普通学者平行化，同质产品过剩。当代学术培养机制训练了一批精致的工匠型研究人员。从学科建设和发展来看，系统严格的训练、长期的积累是必要的。但只有这些，是否就足够了？学者是采取一种概念式的、历史性文本梳理式的工作方法（即一种容易的方式），当一位“学术啃老族”，还是在多元的、跨文化视域中进行创造性阐释（即一种难的方式）？这成了一个选择。客观地说，从“知识之树”看学科的功能定位与分工，也许只有少部分比较有天赋之人从事理论创新，进行元理论层面的范式转换；一部分人从事学术史研究，开展经典阅读与通识教育；另一部分人从事实践类研究，调研并提炼问题，比如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跨学科门类。

对于上述若干问题，我们可从知识形态变迁角度去理解。人类知识形态经历了从经验形态到分科的原理形态,再从原理形态发展到在信息技术平台上形成的差异化知识。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在世界历史前列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这个民族和国家在知识生产中处于领先地位。在知识形态发展的最新趋势下，知识经济是我们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信息时代的创新和知识生产很大程度上是算法厚度和市场规模的双重竞争。这体现在现象级海量用户数据的涌入和基于原始数据积累的算法更新速度。现阶段中国的核心优势就是高质量的规模优势。看清楚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我们才能认识到自身的有利条件,坚定走向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的信心。（参见韩震）

可以说，难题是思想对话的阶梯，需要思想实验室与锦标赛机制并存。学术史证明，提炼学术难题是一项伟大的事情，也是一件冒险的事情。难题的提出和解答，不仅可以激励中国学者的探索兴趣，而且可以让公众了解当今世界发展的态势。我们不仅需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而且还需要回答“怎么办”。这种命题、破题和解题的过程，孕育着“世界眼光、人类情怀、中国视角”，推动着当代中国的学术体系建设与发展。理论的力量来源于思想的原创性和深刻性、逻辑的贯通性和自洽性，来源于对实践之问的解剖力、把握力和解决力，对时代变革、文明进步和学术发展的引领力和塑造力。（参见方军，2022年）

2.作为学术创新阵地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

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要面向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通过发掘、培育和推出有深度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有锐度有意义的学术讨论，引领和推动学术研究走向未来。这具体呈现为创建世界级名刊、挖掘世界级作者、培育世界级文章、解决世界性难题四位一体。要加强选题策划，提高学术创新的领悟力和执行力，让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成为国内外熟知的思想议题。整体而言，选题策划要关注学科内部的基础性问题和命题，着眼于对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进行反思。重点要处理好话语体系建设与学科发展、理论本土化与理论创新的关系。议题的统筹与设置要体现理论性、公共性、大众化三结合。理论性重在关注本学科内部比较精致的、有见识的研究；公共性重在人文社科领域产生共鸣尤其是引起讨论与争鸣；大众化并不单指面向大众，也从相对狭义上说，让自然科学的学者有所借鉴。

同时，我们也需要正确认识培育高质量论文、挖掘高水平作者的困难。一是一些学者和编辑仍然不太善于概括和提炼“好的学术命题”，容易停留在“学术舒适区”。要大力倡导科学地提出高质量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真问题，即能够真切而深刻地代表时代声音，引领时代变革、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和理论创新的问题。（参见方军，2021年a）学术期刊要重点挖掘和推出从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出发、以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以中国实践为根基构建中国理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思想穿透力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参见方军，2021年b）二是学术共同体内，作者、编辑与刊物之间的定位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刊物等出版平台属于学术成果孵化器，如果发挥不了培育功能，就只是一个论文发表市场。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为我国学术期刊如何办成高品质学术期刊指明了方向。高品质学术期刊肩负着引领和推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新使命。要建成更多世界一流期刊，用高品质学术期刊推动优秀学术人才建设，让高品质学术期刊成为优秀学术人才的孵化器。（参见刘梦等）

3.彰显中国力量的中国理论

中国实践是极其独特和深刻的，对于发展中国理论具有本源性意义。（参见方军，2022年）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语言和文化等都有其独特性，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评价标准明显不同，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可以直接量化的评价标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哲学界的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就重点了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突出人文科学的价值尺度与功能。而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中国思想界的“科玄之争”，其实质则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尤其是西方科学思维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守护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普遍存在的民族性、地区性的文化差异，只有从本民族的伟大实践中总结、提炼学术主题，才能展现学术界的责任和担当，立足本土文化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所在。本土文化不可能也不允许以“全球化”的名义削弱。需要警醒的是，在西方学术掌控话语权与评价权的背景下，中国学界在与国际学界对话时，一些学者不自觉地依附西方的思想，脱离了本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缺少学术自信，难以获得独立、平等的学术尊严。这种情况阻碍了中国学术的良性发展，导致中国理论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学术公信力与影响力仍偏弱。

尤其是近一个时期以来，从虚无主义的思想起源和脉络表征来看，“修昔底德陷阱”“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都不只归属于某个具体学科，而是有文化战略理论的意味。西方思想界不断预设大量的理论议题，试图修葺理论的护城河。面对这一挑战，不断有中国学者坚持彰显中国理论的力量，拆解这些西方理论陷阱，把西方理论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以“修昔底德陷阱”为例，这个套路就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托名”“伪造”。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是托名修昔底德的“伪修昔底德陷阱”。而如何避免跌落“陷阱”，就转化为如何避免掉进西方学者的“圈套”。出路在于全面准确地认识世界、认识美国、认识中国，走出伪“陷阱”的阴影。（参见陈村富）本质上，我们还是要坚持“四个自信”，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桎梏、厘清历史终结论的缺陷、辨析文明冲突论的狭隘。

结语

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全球创新版图、重构全球知识结构，把世界推进到智能时代。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学术历史和深厚的学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快速发展的中国改变了全球发展观念，从制度建构、治理经验、文化自信等方面，为世界历史进程提供了最为鲜活的中国经验，为世界学术提供了内容最丰富、最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标识性理论为世界文明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内容。因此，新时代的学术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要用理论创新的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开放与共享中体现新发展理念。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出了积极努力，学术创新思想不断体系化，学术生产与组织方式不断融媒体化与智能化；学术产品的高质量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与个性化需求，同时这种需求又不断催生学术供给结构的新变化。推动高质量的学术创新，就是要不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这对于增进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体系间的理解与合作，增强我国的学术话语权、思想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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