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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为一种可以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

立平坐看云起 老孙荐读 2024-01-27

英特纳雄耐尔

记得中学的时候,有一阵子,放学之前都要唱《国际歌》。最后一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铿锵有力,挺激动的。但实际不太懂其中的意思。

实际上,当时老师给我们讲过,英特纳雄耐尔是国际的意思。但懂的也就仅此而已,但国际就一定要实现是什么意思?还是懵懵懂懂。后来才明白,这里实际上说的是一种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实现。前些年,曹征路曾经写过一篇引起相当轰动的小说,叫《那儿》,就描写了懵懵懂懂的耐尔到了老年时如何变成了那儿。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工人无祖国。更确切地说,是资本有祖国,而工人无祖国。因为按照工业社会的逻辑,资本(主要是工业资本)需要矿山、厂房,因而资本是离不开祖国的。而工人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国家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具有了基于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就有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但历史是个幽默大师。后来的演变却呈现了另外一种相反的过程。

从工人无祖国到资本无国界

事实表明,在之后全球化的过程中,真正无国界的并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到今天已经很清楚,作为资本象征的华尔街,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别不明晰的存在。

这源于资本的基因。资本的最大特征是逐利性,哪里有钱挣,它可能就会去哪里。而发达的金融业,仿佛为资本打造了一种畅行无阻的直通车。资本变成一组数字,瞬间到达,毋须走路。即使是资产形态的资本,由于各种资本运作形式的出现,其流动性也在明显加强。实际上,都不用说资本,如果你手里有一笔钱,存在了某个银行里,现在有个银行有一种利率更高的储蓄品种,你也会把钱转到利息更高的银行里去。

然而问题是,劳动力与居民意义上的个人的流动性与资本的流动性有明显差别。

相对而言,作为同样是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流动性要弱得多,因为劳动力是嵌入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之中的,其流动要受到各种牵制。而作为居民的流动性是最差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居住地改变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国与国之间,国籍是其中最重要的壁垒。其结果就是,劳动力与居民不能伴随资本流动。

于是就出现了资本的抽离与结构的坍塌。

资本抽离和结构坍塌,是我在分析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的社会背景时提出来的。美国上次的总统大选,即特朗普获胜的那一次,彰显的就是这个问题。资本的抽离,尤其是制造业产业资本的抽离,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坍塌,被全球化抛离的那部分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红脖子,成为支持特朗普的重要力量。

管理一个财富社会比管理一个人头社会更难

现在我们把话题稍微变换一下,范围也再扩大一点,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资本而是财富的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之后,中国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就是开始从一个真正无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多少有点财产的社会。这个过程当然与房地产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这时,另一个变化随之发生:从管理一个人头社会到管理一个财富社会。

前者的管理对象是人,赤裸裸的没有财产的人。而后者管理的是人与财富。这两种管理是很不同的。人是有名有姓有国籍而且不能化整为零的。因此,你只要把人头管住就行了。甚至你管不住了,别人还可以替你管。

而财富这个东西不一样。它无名无姓无国籍,可以化整为零也可以化零为整,可以装在钱包里,可以放在口袋中,甚至还可以变成一组数字存在账户上。加密货币就更是可以使其来无影去无踪。也就是说,财富比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甚至是无形而隐秘的流动性。

这也就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使得这些财富能安安稳稳地在你这个社会里待着?

这里的关键是看你能否提供一个能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这个容器是什么?就是真正的法治。在人头时代,把人管住就是了,这种管理权力就可以做到。但在一个财富的时代不同了。在一个财富时代,也许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为一种使财富不至于跑冒滴漏的容器。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法治,创造出的财富可能都难以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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