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政党自身建设是群众性政党的基本特点，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作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与执政党建设基本规律，创造性地将现代治理理念、系统观念、辩证思维运用到管党治党之中，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客观上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使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新境界，是新时代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使命是奋斗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任何时代，要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与目标导向；进行党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必须明确并紧紧围绕理论创新的主题主线与价值目标来进行理论创新，以有效回答时代之问、解决实际问题。那么，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主题主线、价值目标是什么？这是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重大理论创新首先必须明确的基本问题与基本理路。

从一般意义上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元命题”。然而，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国情、党情、历史方位与形势任务不同，党的建设的时代主题、建设主线、基本目标也必然有所不同。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发展史看，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为显著标志，着重从纲领上建党，致力于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民主团结、有组织有纪律、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的共产党，是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的显著特点与基本目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当时俄国国情相结合，旨在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组织严密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着重从理论上、组织上建党，把“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判断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标准，可谓列宁党建学说的显著特点。

时空形势切换至20世纪初的中国，在救亡图存种种方案试行无果的情况下，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如何建设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这是建党初期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大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致力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明确将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党建路线，即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党，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加强党的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党在全国范围的全面执政，“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客观上成为党的建设的核心命题，如何实现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成为关键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通过加强干部理论学习和知识培训、整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浪费，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坚决惩治腐败等来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开启了执政党建设新局面。然而，由于受“革命党思维定势”、国际上“两大阵营”以及“左”倾思想等多方面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才开始深入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等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历史方位与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把党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的重大政治判断；明确提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求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要求“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那么，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主题主线与根本目标是什么？这必须结合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任务进行深入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与“四风腐败”日益蔓延的严峻形势，立足于信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与“两个大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坚持守正创新、革故鼎新，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命题，从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高度来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党的自我革命，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把“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把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目标，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必由之路，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命题。从党的建设百年发展史看，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命题与“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既坚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把从严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基本方针的优良传统，又根据新形势新任务进行守正创新，开辟了百年大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新局面、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从根本上看，党的建设的主题、主线、基本目标相辅相成；只有紧紧围绕党的建设主题主线、基本目标来加强党的建设，才能有效解决实践问题、提高党建质量与成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总结党八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建设主线，明确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主线；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党的建设主线中增加了“纯洁性建设”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化认识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命题与鲜明主题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建设主线的认识，强调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把“四自能力”、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纳入执政能力建设，强调“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而且，概括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使得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均得以齐备，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主线的四大支柱与有力支撑。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化时代化党建理论发展史上，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建设主题、主线与目标的发展变化往往具有里程碑意义，成为党的建设理论发展的显著标志。对新时代党的建设主题、主线与目标的分析研判、概括凝练，无疑也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

进一步而言，任何理论逻辑背后都有政治立场与价值判断。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首要内容与“政治灵魂”，明确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深刻分析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与基本观点，坚持使命引领、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目标导向的有机统一，从继承与发展、守正与创新中去分析研判；必须立足于党的初心使命，紧紧围绕党的建设的主题、主线与基本目标来进行系统性的分析研判；必须坚持“全面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既要深刻把握那些具有系统性、全面性、整体性的重大理论创新，也要深刻把握那些致力于有效解决党的建设某一方面问题的重要创新点，而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轻重与主次。实际上，无论是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是二十大报告，对党的建设的相关论述都是坚持“全面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理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建史看，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理念、管党治党理念不同，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也明显有所不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的事业相辅相成、新时代“四个伟大”相互贯通的高度来系统思考新时代党的建设，强调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与治国理政相辅相成，创造性地将现代治理理念、系统观念、辩证思维运用到管党治党之中，使新时代党的建设理念得到创新与升华，并以党的建设理念创新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方式方法创新。

1.创造性地将现代治理理念运用到管党治党之中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看，现代治理理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二是现代法治思维与法治理念。就前者而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求既要深化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也要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就现代法治思维与法治理念而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久之举，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要求把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又要求将法治理念贯彻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之中，依法规范公共权力运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现代治理理念充分运用到管党治党之中，将管党治党的权力、责任、监督、问责等有机统一起来，这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整体上强调“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要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二是强调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要求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抓作风建设、反腐败乃至管党治党；要求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要求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着力推进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制度化、规范化。三是要求牢固树立公私分明、纪法分开、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新理念，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作风。四是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要求建立与完善管党治党责任制，加强和改进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2.创造性地将系统观念运用到管党治党之中，进行系统集成、树立系统的大党建观，打破“小党建观”的视野局限性、克服党的建设就事论事倾向

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内容之一，其核心要义在于坚持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反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思想方法，不断提高科学思维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系统思维运用到管党治党之中，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进行系统思考与顶层设计，概括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这一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具有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是党的建设根本目的、基本方针、建设主线、政治性质、发展动力、内容布局、质量要求、建设目标等诸多党建要素的有机统一，其重大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紧密联系起来，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党的建设的直接目的，把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有效克服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分离”倾向。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树立起“大党建观”、克服“小党建观”的视野局限性。所谓“小党建观”，即人们经常所言的党的自身建设，将党的建设局限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等几个方面。所谓“大党建”，即从党的自身建设、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党的事业发展相辅相成高度来看待党的建设，如从“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打铁必须自身硬”高度来看待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从“四个伟大”相统一高度来定位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作用，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全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之，“大党建观”的主要内容，既包括党的自身建设，也包括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党的事业发展等基本内容；“大党建观”的确立，无疑是对传统“小党建观”与“狭隘党建思维”的突破。

其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党的建设内容布局。从党的建设学说发展史看，党的建设基本内容布局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在毛泽东党建思想里，党的建设主要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三大布局、三大基本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制度建设开始成为党的建设的第四大布局、第四大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腐倡廉问题凸显，历史性地成为党的建设的第五大布局、第五大内容。到了党的十八大，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布局定格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五大建设、五大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坚持并发展完善党的建设基本内容布局，着力强调党的政治建设与纪律建设、把二者新增纳入党的建设基本内容，把“反腐倡廉”发展完善为“反腐败斗争”，从而将新时代党的建设基本内容布局丰富发展为“5＋2”的基本内容格局，使党的建设内容布局更加全面、更加科学。

其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系统思维运用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之中，不仅着力强调党的领导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而且突出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要求在党的建设各个方面都突出系统性、注重体系建设，例如：要求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健全党内法规体系与制度体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上述体系性要求，无疑充分体现了系统观念在管党治党之中的具体运用。

3.创造性地将辩证思维运用到管党治党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辩证思维与辩证思维能力，认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要求党员干部“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从根本上看，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密切相关，二者都要求反对“盲人摸象、坐井观天、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都要求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要求坚持“两点论”，既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又不忽视次要矛盾与次要问题，既讲“全面论”，又讲“重点论”，反对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思想倾向与工作倾向。

比如，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强调制度治党、思想建党、依规治党、以德治党相辅相成。既明确提出制度治党，又强调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经不会或不大习惯于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有的甚至认为组织找自己谈话是多此一举。正是这样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来可以落实的制度得不到落实、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发生。”

具体而言，在党的领导方面，既强调党的领导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又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把“两个维护”作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关键所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既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系列要求，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突破口”，把从严治吏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与重点；既强调严整“四风”、严惩腐败，又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既强调党的先进性与高标准，又强调底线思维，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严格遵守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与道德底线。正如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固本培元、守正创新，创造性地将现代治理理念、系统观念、辩证思维运用到管党治党之中，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概括说来，至少集中体现在五大方面：概括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党的建设进行系统规划，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形成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理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与理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形成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提出与推进依规治党，形成依规治党理论。这五大方面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其中，对于概括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前文已有所论述，在此主要就后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1.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形成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提出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强调的“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基本经验，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时代命题，不仅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求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而且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

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理论可以用“党的全面领导论”来概括，其基本思想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全面认识党的领导地位，明确把“坚持党的领导”列为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首，明确把党的领导视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明确把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二是科学认识党的领导作用，明确提出“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重大政治判断，要求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明确把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界定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上，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明确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三是明确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与首要任务，明确提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四是加强党的领导制度建设，要求系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要求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进一步而言，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旨在做到“三个确保”，即确保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经过十年不懈努力，“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使得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

2.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与理论

从根本上看，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体系完善、纪律严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应有之义；从党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严格的纪律要求。例如：1921年党的一大纲领明确要求全体党员必须保守党的秘密、自觉接受监督；党的二大制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以“纪律”专章（第四章）形式明确规定了八条纪律，基本形成了以“四个服从”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组织纪律与政治纪律，彰显了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但从理念形成、概念提出与理论创新角度看，尽管在建党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从严治党之实，但并未明确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说。直到党的十三大报告，才从推行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角度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边强调“党政不分使党顾不上抓自身的建设，党政分开才能保证做到‘党要管党’”，一边指出“从严治党，除了必须把少数腐败分子开除出党之外，还必须着眼于对绝大多数党员经常地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然而，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分开论述的，并未明确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基本方针。党的十四大报告把坚持党要管党与从严治党连在一起，要求“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方针来阐述，强调“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八项规定”为切入点和突破点，自上而下严整“四风”、严惩腐败，以从严治吏为重点从严治党。早在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从严治党八项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上述八项要求标志着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初步构建。随着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时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随后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要义所在。

具体而言，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紧紧围绕“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来加强党的建设”而展开，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着力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强化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着力从严从细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着力进行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以从严治吏为重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着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把权力装进制度笼子里；坚持权力、责任、监督、问责有机统一，贯彻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制，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等等。经过十年全面从严治党，有效实现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根本转变，并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简而言之，坚持循序渐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纪律上、法规制度上、反腐败斗争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认真贯彻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制，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的显著特点。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党的建设理念、理论、制度与实践创新的时代产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体，其中既包括理论体系、制度体系，还包括实践方式与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新时代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既要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要拾级而上，做到“三个更加突出”“三个全覆盖、一个全贯通”，不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其中，“三个更加突出”即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三个全覆盖、一个全贯通”，即把全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把制度建设要求体现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真正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毫无疑问，“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理论开创性。

3.提出并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形成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从党的性质与初心使命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以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政权的“革命党”身份面世的，党的革命精神与生俱来。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革命精神主要体现在革命斗争与武装革命中，主要是通过武装革命来“革”反动派与敌人的“命”。尽管党的革命精神也可以拓展运用到党的自身建设，但在党的十八大以前，“党的自我革命”一词在党的经典文献中并未出现。直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之后，“党的自我革命”一词才“呼之欲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因此“党的自我革命”一词是新时代在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把自我革命作为党的政治勇气、精神品格、显著标志，而且明确把党的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与成功路径。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言：“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相关讲话，深刻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源头、基本内涵、核心要义、具体要求、实践路径与制度保障，基本上构建起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源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监督是内在一致的，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看，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根本动力，党的自我革命与伟大建党精神密切相关、一脉相承。关于基本内涵与核心要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乃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内涵所在，“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乃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核心要义。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具体要求，则需要加以分述，其中自我净化要求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纯洁党的队伍、提高政治免疫力、保证党的肌体健康；自我完善要求补短板、强弱项、修复机体、健全机制、丰富功能，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自身发展能力；自我革新要求破除因循守旧与僵化保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提高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不断增强党的建设本领、领导能力、执政能力、拒腐防变能力等。对于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六个方面的要求，即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要求“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基础、以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为前提，以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为关键，进一步健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进一步而言，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密切相关：“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解决好以“六个如何始终保持”为基本内容的大党独有难题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乃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基本举措与必由之路。故，党的自我革命的时代要求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具有一致性；但二者在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目标指向上有所不同。比较而言，党的自我革命并未止于党的自身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而是直接指向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时代内涵的社会革命；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与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密切相关，但二者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从理论创新角度看，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创新价值。

4.提出并推行依规治党，形成新时代依规治党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管党治党既涉及理念与理论，也涉及法规制度与模式方式。从党的建设发展史看，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党内法规概念，强调“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但在党的建设史上明确提出与使用依规治党概念则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正式使用依规治党概念，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强调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求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解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等现象与问题。明确提出与使用“制度治党”概念也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制度治党”概念，强调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依规治党、标本兼治”载入党章，把依规治党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与基本要求之一。由此而言，无论是“制度治党”还是“依规治党”概念，都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发扬“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优良传统、汲取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而概括提出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明确提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概念，而且统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紧密联系起来，将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要求“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作用，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要求大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依规治党可谓力度空前、成效显著。时至今日，党内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严格制度执行，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形成了新时代依规治党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的相关论述，不仅明确指出了依规治党的重要性、基本内涵、价值目标、基本要求，而且明确提出了依规治党的实践方略与实践路径。对于依规治党的基本内涵与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依规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基本政治保障。对于依规治党的价值目标与基本要求，要求增强依规治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牢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继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求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重大作用，确保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对于依规治党的实践方略与实践路径，要求把党章作为依规治党的总依据，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实行与推进依规治党；要求坚持科学立规、民主立规、高质量立规，做到有规可依、有规必依、执规必严、违规必究；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学规、知规与遵规；等等。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明确指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要求必须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把制度的刚性立起来，坚决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要求强化制度执行、增强制度执行力，坚决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努力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求健全问责机制，努力做到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的强大推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既有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理论创新，又有重点性的理论概括与理论突破，还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比较而言，概括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形成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理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依规治党理论，这几大理论创新具有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概括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与伟大建党精神等，则具有重点突破性。其中，就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而言，在坚持党的干部路线与干部方针、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以干部队伍与人才队伍为两大着力点，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基本方针，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价值目标，明确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的主题与主线。就伟大建党精神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概括提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主要内容的伟大建党精神，并将伟大建党精神视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的概括提出，使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有了“源头活水”，使党的伟大精神成为一套完整的精神体系；而且，深刻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精神伟力与成功密码。

进一步具体而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与实践中，对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论断。在党的领导与现代化建设方面，明确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在党的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在党的思想建设与理论强党方面，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强调“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要求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在反腐败斗争方面，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这些耳熟能详的新论断新要求，从不同层面生动地展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