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論文丨魯西奇：《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讀後

《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讀後

魯西奇

本文原刊《絲路文明》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59-266頁。如需引用請核對原文。感謝魯西奇先生授權推送！

站在嶺南地域的立場上，中古時代嶺南地區的歷史發展進程，有三條主綫索：一是地方社會的形成與演變，亦即以諸種豪强爲主體的嶺南地方勢力是如何形成、發展并控制、維護各地社會及其秩序的；二是王朝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體系的進入與逐步確立，即王朝國家的軍事、政治力量是怎樣進入嶺南區域、逐步拓展其控制區域、强化其控制力度，從而一步步地將嶺南各地區的不同人群及其經濟形態、社會組織與文化内涵納入王朝國家的控制之下，并進而加以改變的；三是區域經濟的開發、發展以及經濟體系的初步形成，亦即嶺南各地區的經濟開發是怎樣展開的、各地區的經濟聯係是如何建立的，特别是頗具嶺南特點的“外向型經濟”是如何形成的。這三條主綫索，分别對應著嶺南地方社會、王朝國家的嶺南控制制度以及環南海經濟體系三個方面，而此三方面，乃是嶺南地域歷史發展的核心要素。

王承文教授關於唐代環南海區域開發及其地域社會的研究，正是立足於嶺南地域而展開的。在《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的“序説”中，作者開章明義地指出：“自秦朝開闢南越，嶺南一直就是中國的南部邊疆和海疆，是少數民族高度集中的地區。嶺南又是國際性的水陸交通要衝，是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聯係的通道和紐帶。正是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環境，使嶺南長期成爲古代中國疆域内一個極具特色的政治經濟文化區域，并在中國歷史進程中有其重要而特殊的意義。唐朝近三百年間，嶺南既賡續了自秦漢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整體趨勢，又有重大發展和變化，并因此在嶺南兩千多年開發史上占有極爲重要而特殊的地位。”[1]顯然，作者的研究目標，就在於弄清秦漢魏晉南北朝至唐代嶺南歷史發展的總體脈絡，把握此一時期嶺南地區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基本特徵，揭示嶺南及其歷史發展在中華帝國整體格局及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因此，本書的研究意義，也就可以概括爲：立足於唐代的嶺南，去看唐王朝及其前的秦漢魏晉南北朝嶺南的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也去看不同時代的南中國海及其周邊地區的總體格局與歷史進程，進而給唐代的嶺南做出一個歷史定位。

《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書影

作者首先考察嶺南地方社會的形成、結構及其特點，并將之概括爲“溪洞社會”。作者認爲，六朝至唐宋時期的“溪洞”或“洞”，主要是指中國南方山區少數民族的農耕性村落或村寨，其内部一般保留著部族社會的特徵，其部族的首領多被稱爲“首領”或“洞主”等，而“大首領”“渠帥”或“豪酋”則多爲部落聯盟的首領。因此，“溪洞豪族”就是溪洞社會的主體和控制者，而討論嶺南溪洞社會，也就必然先從溪洞豪族著手。本書第一章第一節《中古嶺南南部沿海甯氏家族淵源及其夷夏身份認同》，即主要依據碑刻資料，對嶺南南部沿海地區最著名的溪洞豪族之一——欽州甯氏，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考察，認爲雖然在《隋書》、兩《唐書》等正史記載中，欽州甯氏家族一直被視爲“俚帥”，實際上卻是具有“蠻夷化”傾向的北方家族，并且是漢文化在嶺南溪洞地區的重要傳播者。通過分析欽州甯氏南來、定居、崛起、發展歷程及其文化認同，作者認爲：北人南來後或曾普遍經歷過“染同夷化”亦即“蠻夷化”的過程，并藉此得以融入嶺南土著人群，然後憑靠其强大的社會組織能力和先進的文化水準，積累財富，團聚人群，樹立威望，結交官府，甚或經營武力，征伐異己，逐步控制地方社會，成長爲“溪洞豪族”。

沿著此一研究理路，作者非常重視南來北人在嶺南地區經濟開發與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本書第四、五兩章，以較大篇幅，從多方面比較系統地探討了唐代北方家族向嶺南移民的具體背景、主要方式及其對嶺南社會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作者指出：在唐代移民浪潮的推動下，嶺南一些比較封閉落後的丘陵山區得到較爲全面的開發，六朝時期的“溪洞”很多已被開闢爲比較富庶的農耕區，受到豪酋控制的“溪洞社會”基本解體，“民族融合完成，王朝國家也將這些地區完全整合成直接統治的區域”；而“唐代以後，作爲中古嶺南‘溪洞’主要居民的‘俚獠’等民族已很少見於記載。這無疑標識著嶺南社會風尚的重大改觀”。此種重大改觀的核心表現，就是嶺南地區的“儒教化”。“除了王朝國家及其地方官員以行政權力推行封建教化的不懈努力外，嶺南地方社會深層意義的‘儒教化’，亦有賴於這些地區家族結構的變遷。” [2]换言之，南來北人在嶺南地區扎根、發展，建構家族，重視禮教，傳播文化，引導了嶺南土著人群的社會發展方向，逐步導致了嶺南文化的根本性變革。當然，北方家族南來只是嶺南溪洞社會變化崩解、嶺南地區逐步納入王朝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體系的動因之一，更重要的動因，則來自王朝國家所主導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進程，其中最重要的制度性舉措，就是“南選”。本書第一章第二、三兩節細緻分析了唐代“南選”制度與嶺南溪洞社會及其變遷之間的關係，認爲唐初“南選”實施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六朝以來嶺南“溪洞豪族”世襲的政治特權及其對地方社會的控制與唐王朝主導的統一的政治控制體系之間的矛盾；“南選”的實質，就是要抑制嶺南“溪洞豪族”勢力，把嶺南地方州縣官的選拔，直接納入中央王朝控制的政治體制中；其最直接的影響，則是六朝以來“溪洞豪族”階層的最後衰滅和嶺南社會的深刻變革。

這裏實際上涉及中國古代王朝國家制度的統一性及其地方多樣性的問題。統一的制度及其在各地區的實行，向來被認爲是中華帝國實現并維護其統一的基礎。一般認爲：歷代王朝在建立之初，即通過大規模的制度建設與不斷調整，確立了王朝國家的基本架構與制度框架，設計并建立起“統一的制度”，并將之逐步推行到全國各個地區，從而實現了對各地區的有效控制以及王朝國家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統一。可是，中國幅員廣闊，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及其基本形態均有很多差異，其政治文化背景亦各不相同。要將“統一的制度”推行到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背景有著巨大差異的各地區，勢必遭遇程度不同的阻力和困難，也就需要采取相應的策略，甚至對制度本身做出“因地制宜”的調整。“南選”就是適用於唐朝政治需要與嶺南社會實際的選官用人制度，它比較符合嶺南以及黔中地區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的狀況，是一種“因地制宜”的制度。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樣，“唐代‘南選’選官的標準固然要低於中央吏部主持的全國統一性銓選，然而唐代國家通過‘南選’制度，則可以不斷地將嶺南、黔中、福建等地各階層人才吸收進地方州縣統治機構，促使地方官員隊伍保持活力。” [3]因此，“南選”制度雖然是具有地方特點的制度，但在王朝國家統一的政治體系形成過程中，卻是不可或缺的。

《隋書•地理志》綜述嶺南風俗，説“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并所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4]《唐大和上東征傳》説萬安州大首領馮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爲己貨，掠人爲奴婢。其奴婢居處，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總是若芳奴婢之住處也。若芳會客，常用乳頭香爲燈燭，一燒一百餘斤。其宅後，蘇芳木露積如山，其餘財物，亦稱此焉。”[5]因此，貿易向來被認爲是古代嶺南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及其最重要的經濟特徵，也是嶺南經濟體系及其“外向型”格局形成的根本動因，而中古時期嶺南貿易的大宗，又是奢侈品和奴婢。本書第一章第四節《唐代嶺南地區的奴婢問題與社會變遷》指出：唐代嶺南很多“溪洞”地區盛行公開掠賣人口的習俗，奴婢充斥了生産與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嶺南也是唐代全國最主要的奴婢供應地。而唐代嶺南奴婢的大量存在與買賣，不僅與嶺南“溪洞”地區的歷史傳統及其經濟社會結構的特殊性密切相關，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嶺南各地區之間及其與唐帝國其他地區乃至南海各國間的聯係。

金銀生産與流通也是嶺南貿易網路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方面。《隋書•食貨志》説南朝蕭梁時“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6]本書第三章《晉唐時代嶺南地區金銀生産和流通論考》系統地考察了晉唐嶺南金銀生産和流通的背景、發展演變過程及其與嶺南地域經濟社會的關係，分析了這一現象對唐宋國家貨幣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作者指出：東晉以來，廣、交二州主要以金銀作爲貨幣，主要是中央王朝禁止銅錢流入嶺南造成的，也與海外貿易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自漢代以來，金、銀、絲綢就一直是南海國際貿易的主要支付手段，六朝以來更一直存在一個以金銀爲通貨的南海國際貿易圈，而本地區流通與國際貿易的需求，促進了嶺南地區金銀的生産與流通。因此，嶺南地區的金銀生産與流通，乃是南海國際貿易圈的組成部分，并將南海國際貿易圈與唐帝國經濟體系聯通在一起。

貿易固然在嶺南以及環南海經濟體系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更爲重要的，仍然是王朝國家的經略。本書第二章《隋唐碑刻所見中央王朝對交州地區的經略及其影響》即主要根據碑刻資料，圍繞九真郡黎氏家族的興衰、隋仁壽元年（601）交州舍利塔的興建，以及晚唐“天威遥”運河之開鑿三個重要事件，討論南朝至隋唐時期中央王朝對於交州地區的經略與控制。作者認爲：漢唐時期中央王朝對安南地區的經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通往安南的海上通道，由於今廣西江山半島白龍灣一帶存在衆多險灘暗礁，給海上航運帶來嚴重困難，所以從漢代馬援到晚唐高駢都試圖從半島中部開鑿出一條運河，以使來往船舶避開半島頂端“白龍尾”一帶的險灘暗礁。“天威遥”運河的鑿通，對於保障廣州與安南間的海上通道、穩定唐末安南局勢，發揮了重要作用。作者通過細緻深入的研究，考定了淹没在荒榛溝壑中的“天威遥”的確切地點，并通過這一案例，揭示出唐王朝開拓南部邊疆和南海地區的具體策略和進程，從而將嶺南地域社會的研究擴展爲“環南海”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網路的研究。

本書是一部由系列論文構成的專著，其核心内容在此前均是以論文形式寫作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本項研究的專題性和創新性。如果説“溪洞社會”、國家控制體系、區域開發與經濟體系乃是其三個核心論題的話，那麽本書的學術創新，也就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溪洞社會”概念的提出及相關研究理路的形成。如何認識并界定漢唐時期嶺南地域社會的基本特徵及其演變的基本脈絡，乃是古代嶺南地區歷史研究的核心問題。本書關於“溪洞”的考察與解釋，關於“溪洞社會”及其特徵、結構與形成演變歷程的認識與描述，以及“溪洞社會”作爲一種社會組織類型的意義的討論，都還存在一定的商榷餘地或進一步闡發的空間，但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非凡的創新價值。作爲一種分析工具，“溪洞社會”在中國古代社會組織及其演變的區域性差異的研究上，或許會發揮更爲重要的作用。不僅如此，作者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特點的研究理路，即以“溪洞豪族”及其不同類型爲切入點，以各種豪强家族的興衰爲核心綫索，以“南選”這一王朝國家的制度性安排的背景及其影響爲契機，考察“溪洞社會”的形成、結構、特徵及其崩解。這一研究理路，對於嶺南以外的地域社會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參考與借鑒價值。

二是“王朝國家主導的地域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開發論”觀點的提出和論證。地域社會與王朝國家的關係，既是地域史研究的核心論題，也關涉對王朝國家基本形態特别是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認識，亦即如何認識王朝國家的統一性與地方差異的問題，故向來受到論者關注。在這一問題上，作者基本上持“王朝國家主導論”，他認爲：“古代嶺南的開發，最主要體現爲政治開發。王朝國家一般都首先通過軍事征服和地方行政機構的完善，以確立有效的統治網絡和政治秩序，并使之與統治中心地區在政治上基本保持一致，然後再以國家力量來强制性地推行經濟開發。”他强調，“唐朝統治者非常重視政令的統一，在嶺南實行了與北方内地基本相同的編户制度與賦税制度，諸如府兵制、租庸調制以及兩税法，都在嶺南地區得以推行”。而“唐代在嶺南所實行的政治制度、邊疆制度和民族政策，等等，對宋代及以後嶺南歷史的發展都産生了極爲深遠的影響”。[7]這些論斷，構成了本書“王朝國家主導嶺南區域開發”論的基礎，并成爲本書幾個專題研究的出發點。本書關於中央王朝對交州地區經略的三個案例研究，關於唐代北方家族在嶺南開發與社會變遷中所發揮作用的考察，實際上都是建立在“王朝國家主導論”之上并爲之做出具體論證的。

三是“環南海”的研究取向。雖然作者并没有明確説明，但本書以“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爲題，卻已鮮明地展示出作者的研究取向，并非限於“嶺南地區”，而是面向南海，試圖將嶺南地區作爲“環南海區域”的組成部分，加以考察。這一研究取向，其實預設了一個更大的研究視野，它隱含著將嶺南區域納入“南海國際貿易體系”之中的研究目標。在關於唐代嶺南金銀的生産與流通、奴婢買賣的考察中，作者的視野均已超越嶺南地區，而包括了更爲廣大的“環南海”區域。可是，由於作者没有對“環南海”區域作出界定與説明，實際上也未能探討嶺南區域開發在“環南海區域”開發中的意義，所以，“環南海”在本書研究中主要表現爲一種研究取向，而未能落到實處。儘管如此，這種研究取向，仍然表現出作者宏大的研究視野，説明作者的研究并不僅僅是嶺南的地域史。

本項研究是一項相當成熟的研究。作者在此一領域耕耘數十年，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力與研究積累；相關專題論文又均曾在重要刊物上發表過，在編集本書時又做過細緻修改、核對，故其疏漏甚少，偶有遺存，亦僅是白璧微瑕，并無傷其論點之成立。然從精益求精、止於至善的立場出發，亦或有可商之處。兹檢出三條，或可供作者在修改重版時作爲參考。

（1）第55頁，述及正史關於甯氏族源的不同説法，引《新唐書•南蠻傳》所謂“有烏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飲藥，故自鑿齒”，“有甯氏，世爲南平渠帥”，在二句之間，加上“其中”二字，從而將甯氏作爲“烏武獠”或“南平獠”。今考《新唐書•南蠻傳》“南平獠”下叙述，實雜揉相關記事而來。《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西南蠻傳》記有南平獠，謂：

據《舊唐書•地理志》，南平爲渝州屬縣，“貞觀四年，分巴縣置。於縣南界置南平州，領南平、清谷、周泉、昆川、和山、白溪、瀛山七縣。八年，改南平州爲霸州。十三年，州廢，省清谷等縣，以南平縣屬渝州。”[9]所謂南平獠，當即南平州獠。智州，據《新唐書•地理志》夷州義泉縣下原注，乃武德二年立，本名義州，五年改爲智州，領信安、義泉、綏陽、都牢、洋川等五縣；貞觀十一年改稱牢州。[10]上引關於南平獠的記載謂其東距智州，則其所記，當是唐初武德五年至貞觀十一年間事。南平獠處於智州、渝州、涪州之間，當即在貞觀十六年所置之溱州、珍州地。《元和郡縣圖志》謂溱州“本巴郡之南境，貞觀十六年，有渝州萬壽縣人牟智才上封事，請於西南夷竇渝之界招慰不庭，建立州縣。至十七年置，以南有溱溪水爲名。”珍州“本徼外蠻夷之地，貞觀十六年置”，其“西接夷獠界”；所屬夜郎、麗皋、樂源三縣，“并貞觀十六年，開山洞與州同置。三縣并在州側近，或十里，或二十里，隨所畬種田處移轉，不常厥所。”[11]南平獠在唐時屬於“劍南諸獠”，在渝州以南、溱珍二州之地，距嶺南甚遠，與烏武獠（烏滸獠）没有關係。《新唐書•南蠻傳》將嶺南海邊的“烏武獠”系於劍南南部的“南平獠”之下，本即毫無道理；而後世因之將烏武獠與南平獠聯係在一起，將甯氏作爲“南平渠帥”，愈發混亂。此點若能加辨析，則更可明正史有關甯氏族源之記載不足爲憑。與此相關的問題，是第163-164頁，引《新唐書•地理志》謂牢州，本義州，“武德二年以巴蜀徼外蠻夷地置。”武德二年“以巴蜀徼外蠻夷地”所置之義州，五年改爲智州，貞觀十一年改爲牢州，亦在巴蜀南部地區（已見上文），與嶺南之牢州非爲一。《新唐書•地理志》將二牢州混爲一談，遂致誤。

（2）第118頁，述唐前期在嶺南平定的諸起反叛，中有“龔州東、西玉洞獠”，所據爲《新唐書•南蠻傳》。今檢《新唐書•南蠻傳》下，此條記事作：“貞觀七年，東、西玉洞獠反，以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平之。”[12]作者所引并不誤。然此條記事亦見於《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八年正月辛丑，作“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討東、西五洞反獠，平之。”[13]龔州，《元和郡縣圖志》云：“古越地也，漢平南越，置蒼梧郡，今州即蒼梧郡猛陵縣之地。晉分猛陵置永平郡，又爲隋永平郡之武林縣地也。貞觀三年，於此置鷰州，七年移鷰州於今州東六十五里，於鷰州舊理置龔州都督府，因龔江爲名也。”[14]龔州（治在今廣西平南縣）處於潯江中游盆地的東端，其東即著名的大藤峽。《舊唐書•地理志》載，貞觀七年所置龔州都督府，督龔、潯、蒙、賓、澄、鷰、〔藤〕等七州，當即平定東西五洞獠之後的措置，七州亦即張士貴龔州道行軍總管所轄之地。在平定東、西五洞獠之後，龔州增立平南、西平、歸政、大同等四縣，當即“東五洞獠”之地；增設潯州，領桂平、陵江、大賓、皇化四縣，其中，皇化即漢晉阿林縣故地，漢晉南朝以來即爲獠人集聚之區，故上述四縣，或即“西五洞獠”之地。[15] 因此，所謂“龔州東、西玉洞獠”，當改作“龔州東、西五洞獠”爲妥。

（3）第116頁，引《資治通鑑》卷一九三唐太宗貞觀五年下記事，“羅、竇諸洞獠反，敕高州總管馮盎帥部落二萬，爲諸軍前鋒”。而第164頁引同一條記事，作“羅竇諸洞獠反，敕（馮）盎帥部落二萬，爲諸軍前鋒。”今檢核原書，當以第164頁所引爲是。這裏的關鍵是當作“羅、竇諸洞”還是“羅竇諸洞”，蓋前者是指羅州、竇州境内的諸洞，而後者則是指“羅竇洞”等洞。今考《舊唐書•地理志》竇州“信義”縣叙云：“漢端溪縣地，屬蒼梧。隋爲懷德縣。武德四年，析懷德縣置信義縣，仍置南扶州。貞觀中，改爲竇州，取州界有羅竇洞爲名也。”[16]《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八》竇州引《十道志》，謂竇州“先管羅竇洞，因爲名。”[17]據此，則當以“羅竇諸洞”爲是，羅、竇二字之間不當斷。

此類屑碎問題，論者均不能免。於此檢出，以與作者互勉。

[作者魯西奇，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注釋

[1] 王承文：《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1頁。

[2] 王承文：《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第859、868-870頁。

[3] 王承文：《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第220頁。

[4] 《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887-888頁。

[5] （日）真人元開著、汪向榮校注：《唐大和上東征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68頁。

[6]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上，第689頁。

[7] 王承文：《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第32-33頁。

[8] 《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西南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277頁。

[9] 《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第1542頁。

[10] 《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074頁。

[11]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江南道六，“溱州”“珍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43-745頁。

[12]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下，第6327頁。

[13]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第43頁。

[14]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七，嶺南道四，“龔州”，第929頁。

[15] 《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四，第1729-1731頁。

[16] 《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四，第1723-1724頁。

[17] 《太平御覽》卷一七二《州郡部十八》，嶺南道竇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第8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