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究竟想掩饰什么？精英大学招生透明度调查的来龙去脉
多年以来，媒体一直尝试让精英大学公开招生过程。如今正在进行的一个诉讼庭审很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不过后果却难以预料。
上周，针对平权行动的长期战争再度白热化。在一个被全美各界广泛关注的诉讼中，哈佛大学和代表亚裔申请人的律师在波士顿的一个联邦法庭再次对簿公堂。该诉讼可能终止美国大学在其招生过程中考虑种族问题。
一
我本人是个久经这场征战的老兵。近三十年前，作为一个学生，我成为当时一项运动的急先锋；该运动在有关平权运动的激烈争辩中并不支持任何一方，但倡导比平权运动更为激进的宗旨：揭开精英大学如何挑选候选人之谜。
赢得常青藤盟校的就读机会成为一项日益艰巨的重任。如果学校没有将名额拍卖给出价最高者，这些（获得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联邦资金并享受大量税务优惠的）大学均有道德义务捍卫其录取政策。学生、家长、教师和校友也有权知道学校就如何发放那些令人梦寐以求名额的声明并非不实之词。
我在这场斗争中担当的角色在当时也导致了联邦法院的一次审判。
法庭对哈佛招生政策的简要调查始于1990年10月5日。由前总统里根任命的美国地区法院法官道格拉斯·伍德洛克（Douglas Woodlock）在周五下午对此举行听证会，当时联邦政府由于预算僵局即将停摆。
就在此前一天，教育部正式完成对哈佛大学招生实践为期两年的调查——这与今天联邦审判的焦点几乎完全一样：精英学校在招生过程中是否歧视亚裔。
作为哈佛校报记者，我曾两度根据“信息自由法案（FOIA）”提交请求查阅教育部调查细节。但均遭到代理官员的拒绝，理由是需要保护调查的正常进行，尽管第二次提交申请后，负责此案的律师答应将其记录在案并待调查结束后予以处理。
没有被我们或公众获悉的是，随着调查的开展，联邦政府终止了与哈佛关于对学校招生记录保密的协议。哈佛大学不愿交出一份数据储存磁带，从中调查人员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并关联所有该校申请人的参数——例如，特招运动员的SAT分数或被拒绝的拉丁裔学生的高中排名。哈佛管理人员将原因归结于对隐私问题的担忧和教育部调查人员可能误解上述信息。
这项私密协议使教育部能够获取哈佛大学内部敏感信息，但必须基于以下两个条件：联邦政府不会核准任何通过FOIA要求披露上述信息的请求，以及在调查结束后将相关信息归还哈佛。（联邦雇员怎么可以承诺“抵制”国会通过的法律，这至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当通过一封告知调查结束的信件得知这一安排时，我们感到非常气愤。由于之前曾被告知我们的请求在调查终止后会被满足，即使大部分最有价值的数据已经被安排归还哈佛。
因此，我们迅速起草了申诉，并匆忙赶到法庭，当时没有律师阻止我们递交申诉。虽然我们并不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但对于我们请求的临时限制令，伍德洛克法官几乎立即同意进行听证。
一位来自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表示，她说不清楚哪些文件已归还哈佛大学，但教育部向法官承诺，除非我们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的请求已被处理，不会再有其他数据将移交至哈佛大学，因此法院就没有下达“正式”指令。但这位律师的承诺事后证明纯属空话，数据储存磁带和约1300份记录了招生官归纳申请材料内容的“简要概述”已于一天前还给了哈佛大学。
储存磁带中的数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宝藏，有助于我们验证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关于种族地位、校友角色、运动能力、是否就读预科名校等种种说法的真伪。这些数据还将展示哈佛如何在某些个案中降低招生标准及其程度和频率。
虽然我们没有接触到这些原始数据，但数千页的调查笔记、电脑打印件和数据分析仍然留在联邦政府手中。所以我们不断坚持。随后几个月，在我们根据“信息自由法案”不懈请求下，这些记录渐渐浮出水面。
教育部官员部分调查笔记
尽管这些文件多年来变更贮藏地点并由于地下室潮湿变得破损和变色，现在已经可以上网检索（有兴趣的读者请在后台留言索取具体检索方式），这可以证明哈佛招生实践有违该校一些关键的招生原则。
哈佛长期以来声称，该校对特招运动员和校友子女（亦称“传承legacy”）申请人的关照，仅在他们与其他申请人的条件“大致相同”时体现平局优势。哈佛管理人员还指出传承申请人，不足为奇地，考试分数和其他量化指标都优于其他申请生源。
但教育部获取的数据包含了一些爆炸性信息。这表明，那些被录取的特招运动员和所谓的传承申请人的SAT分数低于同年级其他学生，而且负责录取的哈佛招生官员认为上述学生的总体吸引力不足。
这些官员在录取校友子女的申请档案写下的一些评论不容置疑地显示出（传承地位）远不止平局优势。一位申请材料审阅者写道：“血统是主要因素，”，“父母双方血统，但问题很多…无法平衡”，在另一份录取档案的评论表示：“多重血统…无法对其说不，”但另外一份则说：“经典案例很难向老爸解释。”
对于亚裔公开歧视的证据数量不多但并非完全不存在。许多被拒绝的亚裔被形容为“羞于表达”或“沉默寡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形容词也用来描述被录取的校友子女。
哈佛招生官评价亚裔申请人的部分笔记内容
“没有任何特别突出的地方…沉默寡言…哈佛不适合她。”一位哈佛毕业生女儿的档案中招生官如此评价。教育部文件显示，尽管这位申请人在每个指标上都表现平平，她最终还是获得录取。
调查人员的笔记还显示，哈佛大学愿意录取那些学术背景远远低于该校常规标准的运动员。一位被录取的游泳明星SAT总分仅为970（当时SAT满分1600）。一个优秀的摔跤选手凭借1090的SAT获得了入学资格。在联邦政府调查期间，非校友子女或特招运动员的录取学生SAT均分超过1300。
尽管调查人员发现学术不够格的运动员和校友子女颇具统计意义，但哈佛本科招生主任威廉·菲兹西蒙（William Fitzsimmons）认为这并不重要。他在1990年对哈佛校报表示：“很多事情可能具有统计意学意义上的显著性，而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无关紧要。”
哈佛内部指示同样直言不讳地表明对校友子女的特殊待遇。一份备忘录显示，“WRF（菲兹西蒙）应该看到所有哈佛和雷德克利夫学院校友和教职员工子女的档案”，这意味着招生主任亲自审阅传承申请人的申请材料。
哈佛文件还显示，虽然来自“拉美”、“波多黎各”、“原住民”和“黑人”的申请材料均转至同族裔的招生官审阅，不过该名单另一项内容则鲜有所闻：“蓝领亚裔”。
哈佛大学官员表示，当时唯一亚裔招生官员，苏珊·赵（Susie Chao）被指派审阅所有父母为蓝领背景的亚裔申请人，以及很多来自富裕家庭的亚裔申请人。档案显示，其他少数族裔申请人，无论其家庭背景，均由一位同族裔招生官先行审阅。
一些哈佛招生人员告诉调查者，学校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招收少数族裔申请人。非裔招生官戴维·埃文斯（David Evans）表示，调查人员对于“招生人员就少数族裔遭受歧视无动于衷深感惊讶，例如：教师推荐函等”。
调查人员所记录的其他哈佛招生官的评论则更为隐晦，甚至漠然。这使得亚裔在招生过程是否受到优待或歧视无从确定。请看这一记录：“菲兹西蒙指出巴克（最高法院关于平权法案的一项关键判例）曾说过种族背景已经成为招生过程的‘一个’（评估）因素。‘一个‘因素不一定就是‘一个积极因素’。种族平权显然不会被忽视。‘在很多案例中这确实起到作用。’菲兹西蒙指出种族在某些特定的案例中可能是一个积极因素，而且在任何时候种族总会成为‘一个’因素。”
最终，教育部得到的核心结论是亚裔没有被故意歧视，不过他们在哈佛招生过程中由于该校对运动员和校友子女的呵护而处于不利地位。联邦政府接受哈佛大学的说法，即对校友子女小小的“照顾”有助于筹措资金并鼓励校友积极参与学校事务。
在有关上周开始的哈佛庭审的种种故事中，往往将其描述称为哈佛首次公开其招生体系，但（接近三十年前）长达两年的联邦政府调查以及相关文字内容，所洞察到无数内幕远远不止亚裔、校友子女或运动员的待遇问题。
调查后公布的哈佛文件显示，申请材料根据类别分发至各个审阅者，这些类别几乎完全根据地理位置确定。然而，部分类别仅限于某些私立学校。其中一项分类包括17所新英格兰预科学校，如Choate、Deerfield和Hotchkiss（均为新格兰地区顶尖私立寄宿学校）。另一分类仅含两所学校：位于安多弗的菲利普浦中学和菲利普埃克塞特中学（全美最顶尖的两所私立寄宿高中）。
哈佛大学1993届本科招生审阅流程（第一页）
尽管哈佛否认基于种族、族裔或校友地位设定任何名额指标，但流传在外的文件明确表明在各项类别中存在招生“指标。对于1992届学生而言，哈佛大学计划录取2040位申请人，其中135位从上述17所预科学校中录取，61个名额则预留给安多弗和埃克塞特的毕业生。
教育部调查所公开的信息，尤其是对校友子女的照顾，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点燃了公众的怒火。哈佛校报的一篇文章质问道：“哈佛真是无辜的吗？”
第二年，根据同样的“信息自由法案”文件，哈佛毕业生约翰·劳瑞尔（John Larew）在华盛顿月刊撰文谴责对校友子女进行关照的做法。“为什么成群结队准备不足、滥竽充数的孩子可以就读顶尖大学？”拉瑞尔在文章中质问道。（哈佛回复：“绝非‘滥竽充数’，校友子女属于全美最优秀的学生。”）
但政治上的反应相对温和。哈佛调查结束数月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鲍勃·多尔（Bob Dole）抱怨道，调查揭露的传承录取政策毋庸置辩。他指出：“这种对于校友的额外与学生本人的资历或成就毫无关系…在美国教育中，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种姓制度。”多尔致信教育部长提名人拉玛·亚历山大（Lamar Alexander），要求调查该问题并了解这种做法是否属于非法。后来此事不了了之。
在哈佛和教育部间的争端中，显而易见的是，数千页的招生官笔记成为该校如何处理亚裔、校友子女以及其他候选人申请的核心证据。这让我心头的一个问题挥之不去：哈佛称之为“简要概述（summary sheet）”的这些文件到底在哪里？
当学生们去注册办公室查阅自己的正式文件时，如教师推荐信和标化分数报告，没有看到这些笔记存在的迹象。一部鲜为人知、被称为“联邦教育权利和隐私法（FERPA）”的联邦法案（该法案由来自纽约的参议员詹姆斯·巴克利（James Buckley）发起，因此亦称“巴克利修正案”），保证学生有权检查学校为其保存的档案。
因此，我在1991年一月向哈佛寄出一份书面请求，要求察看自己的档案。当学校拒绝提供时，我向负责法律监管的教育部办公室提出正式申诉。同年五月，教育部致函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要求学校做出正式回应。
教育部致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的函（第一页）
哈佛的回复是，这些文件对已经入学就读的学生毫无意义。学校的律师还指出，学生往往事先放弃查阅教师推荐函的权利。
同年八月，联邦政府做出判决：哈佛违反法律。在致哈佛新任校长尼尔·鲁登斯坦（Neil Rudenstine）的信函中，教育部对大学的观点做出如下说明。
教育部在致哈佛新任校长尼尔·鲁登斯坦（Neil Rudenstine）的信函中明确哈佛违法（第一页）
本办公室发现，哈佛大学拒绝格斯坦（Gerstein）先生查阅‘简要概述’有违FERPA。没有必要更多考虑哈佛的立场。显然，简要概述符合FERPA中关于‘教育记录’的定义。本办公室发现哈佛大学违反FERPA。”教育部官员勒罗伊·鲁克（Leroy Rooker）在信中写道。
FERPA不是刑法，甚至也不是在法庭上强制执行的民事诉讼。但是，一所触犯该法律的学校令其教育部拨款岌岌可危。
因此，考虑到数百万美元的联邦拨款，哈佛就此认栽。这在哈佛大学，全美各地的无数学校，形成一个惯例，即学生有权查阅招生办公室对其申请材料的审核文件，就像其成绩单和惩戒记录一样。
为了让胜利更有效果，我怂恿身边几十个朋友和同学去查阅他们申请材料中的“简要概述”。我甚至在哈佛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让更多学生和新近毕业生获悉可以找到自己的申请记录。其中多数人没有和我分享他们的档案，但有些确实这么做了。
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女生在申请文书提及自己由于宗教原因放弃女童军活动，她对文书的一些评论感到困扰。
“我得说这的确令人吃惊；如果知道自己被录取的条件，我将重新考虑是否就读哈佛。感谢您的帮助使我得以获取这些信息。”她在致我的信中写道。
其他同学则认为查阅自己的申请材料是值得的，因为事实证明录取并非他们想象得那样惊险过关。查阅申请材料让学生自我评估是否存在对录取过程具有影响的偏见，由于FREPA规定所限，这并非是一个完美的信息窗口：只有那些被录取且就读的学生有权查阅资料，而不适用那些被拒的学生。
我本人的材料很有意思，但没有透露出特别的东西：“今年作为班长被击败颇为出乎意料之外。…我发现他的文书有点沾沾自喜。…他会通过校报在哈佛出名的。”
作者本人申请材料的“简要概述”
哈佛学生查阅录取数据的积极性也激励其他学校的同学。来自卫斯理安、阿姆赫斯特和其他学校的类似请求源源不断。斯坦福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报甚至打印出一些空白表格，方便学生查阅自己的档案。
一些大学管理人员威胁销毁其所有入学评估。在回应了大量请求后，他们警告道，某些学生在看到招生官笔记后深感不安甚至表示震惊。
斯坦福大学招生官员乔纳森·瑞德（Jonathan Reider）在1992年会议期间向《高等教育纪事报》表示：“某些伸张自己的权利者往往成为权利的受害者。”，会议期间，招生官们热议这一现象，认为某些学生在查阅招生档案后可能遭受情感创伤。
到底什么样的评论会让学生感到困扰？瑞德认为，类似：“如果某先生交游不是如此广阔，我们不会录取他。”
二
接下来的数年内，政客们（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时不时将传承录取作为把柄拿来敲打一番，但后者从未真正受到威胁。民主党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在2002年抱怨道：“这是十八世纪英国贵族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民主。”他一直坚持其反对立场，在随后的总统竞选中他警告“两个美国”的存在，但他没有竞选成功并离开了参议院。
2003年，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建议提升招生问题的透明度：要求大学披露类似招生偏好，以及提前决定（ED）项目的政策，提前决定计划被认为不利于少数群体和穷人。大学则对此坚决抵制，该提案后来没有成为法律。
在2004年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乔治·布什总统，一位颇负盛名的耶鲁平庸学生，老布什（耶鲁1948届校友）总统之子、普里斯考特·布什（Prescott Bush，耶鲁1917届校友）的孙子，在提到这个问题时表示反对大学照顾校友子女。他说：“我认为大学招生应该量才录用。”但总统的最高指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媒体也不时深入探讨该问题，时常打开新局面。2002年，哈佛校报提请读者注意学校招生过程中一个不为众人所周知的现象：Z名单。哈佛校报指出，一个典型的招生季，哈佛大学从候补名单有条件录取约80位申请人，如果他们愿意在到校就读前休学一年的话。
校报披露，一项不尽科学的抽样调查表明Z名单中校友子女占据多数名额，比例可能超过70%。确切数据无法获得，因为哈佛拒绝提供相关统计。招生主任玛丽莲·刘易斯（Maryln McGrath Lewis）表示：“我们要把工作时间投入到更有意思的问题之中。”
2006年，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格尔顿（Daniel Golden）在其新书披露了哈佛大学如何利用招生过程迎合校友和大额捐赠人。
“我发现众多案例，在父母做出大额捐赠前后不久，孩子即被哈佛录取，至少会对此予以补偿。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拥有政府关系、但与哈佛没有关联的新泽西州房地产大亨向学校承诺250万美元捐款，数月后，这位房产大亨的长子——其水准在哈佛通常标准之下——即被录取。” 格尔顿在《录取的代价》中写道。
《录取的代价》
这在当时是个奇闻，不过到了今天更加引人注目。这位有钱的继承人是杰瑞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就读的私立高中时任和现任管理者没有觉得他是哈佛的料，对他的录取感到大失所望。
“无论GPA成绩和SAT分数都不足以让他被哈佛录取。我们本来认为（哈佛录取）绝不可能发生。这确实有点令人失望，因为当时其他那些才智卓著完全应该就读哈佛的孩子却没有被录取。”一位前任高中官员告诉格尔顿。
格尔顿的书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该主题的作品使他荣获普利策奖。但今天，被问及他的作品对学校招生的政策和法律标准究竟产生多大影响，他坦承：没有很多。
现为ProPublica（一个非营利独立媒体）编辑的格尔顿表示：“这引发了很多讨论，我想自己提升了对此的关注度…并没有推动任何改革。你得到一个原则性的普遍结论是：我所讨论的体系是如此根深蒂固，即使对强有力的、研究透彻的外界批评也无动于衷。”
不少人认为，对校友子女的偏好延续了与所谓犹太人配额相关的歧视，这在20世纪初期被用于限制犹太移民就读精英学校。
劳瑞尔指出：“这些历史的回声，包括那些年犹太人配额，一旦知晓将永远根植于你的记忆深处。”
记者彼得·施密特坚称，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回声。他说，产生于百年前对校友子女进行关照的官方政策是对犹太裔申请人激增的直接回应，并成为学校用以限制犹太学生数量的手段之一。
在那个时代，很多精英学校开始采用诸如“个人素质（personal）”等主观标准，并提升校友面试的重要性。在上个星期的庭审中，哈佛招生主任菲兹西蒙证实亚裔的“个人素质”评分较低的部分原因在于教师和升学指导顾问的推荐信比起白人申请者相形见绌。
对于挑战目前亚裔申请学生遭遇的那些人，看到了上个世纪以来限制犹太人数量的种种努力，和今天亚裔需要达到更高标准之间的直接关系。在6月的动议中，律师们对此案施压：“哈佛对犹太学生的歧视成为招生综合评定的原罪。”
三
学生对于查阅自己入学档案和关注对此权利的兴趣似乎被一种独特的健忘症所影响，他们很快地忘却了四年前发生的那些事情。
2015年，斯坦福大学的一则不相关的在线通讯发布如何要求审阅包括招生官评论在内的“工作卡片”。不知为什么，在短短几周内，学校获得了2800份申请，甚至建立了一个“呼叫中心”来处理相关需求。
BuzzFeed和纽约时报都报道了这个故事，两家媒体都将这些记录的存在作为一个新发现。看来就连斯坦福已经忘记了更早时候要求查阅申请档案的狂潮——学校曾经说过将停止保存这些卡片，但当系统进行电脑化时显然又重新如此操作了。
2015年这一波请求席卷全美，从斯坦福到耶鲁等校，并且再次回到哈佛大学。
这产生了两种反响，一种可预测，另一种则不可预测。学校再次考虑是否保留招生记录。当一批耶鲁法学院学生要求查阅其招生记录后，学校决定不再保存招生记录。法律规定学校必须回应在读学生和毕业学生的查询要求，但对大学究竟必须保留哪些记录则没有具体要求。
耶鲁大学法学院三年级学生约瑟夫·波米诺瓦斯基（Joseph Pomianowski）非常生气，他呼吁修改FERPA以迫使学校保留学生在校期间的全部记录，并提前告知销毁记录的计划。他甚至愿意为学校的招生评级提供一些隐私资料。
他在“新共和国（New Republic）写道：“仅需几个简单的修改，国会即可为学生及其机构间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并夯实大学在个案基础上为FERPA法案所做广泛和自洽的解读。”
那些不易预测的反应在于部分学生对于真相的抵制——他们得以录取的真相可能并不那么美好。哈佛校报在2016年秋季发表的一篇社论宣称：“不要看你的录取档案”。
校报警告道：“查阅录取文件很可能…告诉学生，他们特别引以为豪的文书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么出色，或者课外活动并非如此丰富多彩。这些爆料只会加剧挥之不去的焦虑，尽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后回顾这一切都无足轻重，因为申请人已经获得录取。”
然而，校报还是表示继续“原则上”支持学生查看记录的法定权利。很多哈佛学生不顾校报再三警告，每月还有200人要求查阅自己的招生记录。
学生们步行走向哈佛大学的正门
在哈佛，寻求招生透明度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目前反平权运动组织“学生公平录取（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持续坚持数年得以实现的联邦诉讼正在进行中。法庭记录显示，170多份法律文件或指令就本案不予公开的事项争论不休。其中部分辩论在于对哈佛申请人和原告方支持群体的隐私进行多大程度的保障。
然而，哈佛也认为过度信息披露使申请人得以“操纵系统”，并使该校相对竞争对手处于下风。
哈佛律师在6月提交的一份文件中写道：“这种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开招生流程的内在运作机制可能伤害到哈佛，不仅鼓励申请人利用披露信息修正申请行为，而且使哈佛大学在极度竞争的市场上招募、录取和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学生就读处于不利地位。”
哈佛还抱怨SFFA其实想将该校档案全部向公众开放。指责该组织试图“将互不相关的证据胡乱归类，目的在于将其对公众开放。”
哈佛称其对隐私的顾虑不仅限于申请人和学生，还包括学校记录中提及的“校友、捐赠者和其他组织”。
但是哈佛的律师团队指出，即使是数字分类，例如“招生周期中哈佛预计录取的年级人数统计概览”也应予以屏蔽。校方警告，那些有钱聘请咨询顾问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数据的“逆向推算”改变其申请专业以提升申请竞争力。”
哈佛大学还表示，对招生记录保密的另一原因是它们可能被错误解读。哈佛律师辩称：“披露这些文件可能迫使哈佛花费巨大资源用以纠正公众对其招生过程的误解，这些误解来自第三方机构对招生数据的错误统计分析。”
在教育部对哈佛大学调查后，劳瑞尔抨击哈佛的传承录取政策，坚称哈佛经常对其行为进行掩饰和混淆。
劳瑞尔指出：“他们强词夺理，掩饰其招生实践涉及范围到了不诚实的程度，直至被迫公开那些最终戳穿其谎言的信息。哈佛历史上的所作所为，让我无法相信现在他们更加直言不讳。”
然而，说哈佛完全抵制对招生过程的审核是不公平的。过去三十年里，几乎全部有关该话题的新闻报道均有采访菲兹西蒙或刘易斯，这两位招生主任自1980年代中期即负责哈佛招生体系的运行。
虽然当我第一次要求查看自己的申请档案时，遭到哈佛直截了当地拒绝，但哈佛大学招生办主任在随后的公开性操作中采用了略为温和的做法。根据“高等教育纪事报”，菲兹西蒙当时表示：“揭开部分围绕着招生的神秘面纱或许是公平的。”
就在上个月，美国地区法院法官艾莉森·巴勒斯（Allison Burroughs）将100多项控辩双方无法就是否向公众披露统一意见的呈堂证据延迟到开庭后再做决定。她说上述部分信息可能在庭审中将被透露。事实上，哈佛竭力保持秘而不宣，具有潜在杀伤力的事实已经浮出水面。周一庭审刚开始，本案原告就揭露哈佛在每年根据PSAT成绩发信邀请合格的高中学生申请该校时，按照种族设置不同的PSAT分数门槛，而亚裔学生得分需要高过包括白人在内的其他族裔方能收到上述邀请。
尽管哈佛将很多法庭证据标注为“绝密——仅供律师阅览”，一些内部文件还是进入公众视线。一位哈佛招生官的备忘录显示自2013年起，对校友的照顾程度略有下降，在这以前所有传承申请材料均由招生主任亲自审阅，而如今仅限于“需要特别处理”或如此“可能有帮助”的个案才交由后者亲审。
哈佛在下述事项中是正确的：尽管本案与平权法案没有关系，但SFFA希望该校秘密公诸于世，因为后者认为这有助于减少在招生过程中使用种族因素。特朗普政府也对此案进行权衡，显然希望本案成为最高法院一劳永逸终结平权行动的工具。
但是，那些积极寻求透明度的人所具备的某种意识形态（例如：反平权）倾向，并不能成为维护招生过程长期秘而不宣的理由。
那些捍卫哈佛招生体系的人——无论是否使用种族因素、如何达成多样化或者偏爱运动员以及所谓传承申请人——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而非隐瞒事实。
哈佛的忠实卫士们常常由于学校受到诸如SFFA以及媒体等社会团体的过度关注而忿忿不平。毕竟哈佛大学只是为数众多在招生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学校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亚裔需要面对更高的入学标准而校友的孩子则受到特殊关照。
然而，哈佛大学是全美甚至是全世界最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一社会形象令学校及其毕业生获益无穷。申请就读哈佛的学生数量逐年上升，而每一个入学名额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
巨大的声望相应伴随着巨大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将哈佛的招生实践公诸于世的原因所在，这不仅限于一个动听的故事或者捅向平权法案的一把刺刀。
这只关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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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希·格斯坦（Josh Gerstein），系哈佛本科校友，资深媒体从业人士，译者：Pearly， 原载：Politico杂志，本文经授权发布，版权归属作者/译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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