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苗耕

上海奉贤人，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65年8月进入外交部，先后担任外交部非洲司处长、参赞，中国驻开普敦首任总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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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陈毅与非洲国家接触始于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当时周恩来总理作为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首席代表，陈毅副总理作为代表，在会议期间与非洲代表团进行了初步交往。

陈毅与周恩来合影

1958年陈毅兼任外交部长后，与非洲国家交往日益增多，除热情接待到访的非洲代表团和友好人士外，还多次前往非洲访问，为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中涉足非洲次数最多者。他那元帅外交的崇高情怀和豪爽性格，深为非洲各国人民所敬佩和赞许，为中非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   

陪同周恩来首次访非 高度默契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在陈毅的陪同下首访非洲十国，揭开了新中国与非洲交往史上崭新的一页，为中非友好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风格有着透彻的理解，两人对贯彻我国的对外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共同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倾注了大量心血。

《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在具体的对外活动中，两人总是高度默契、密切配合，堪称“珠联璧合”的典范。周恩来视陈毅为知交、战友，十分尊重、赞赏；陈毅将周恩来奉为学习楷模、“外交老师”。同时，陈毅身上又流露着独特的元帅外交家的豪爽气质，其在外交上的睿智、幽默、风趣，常常博得外国友人的一片赞赏。在这次访问过程中，两位伟人合作默契、并肩携手的生动事例不胜枚举。

1964年，周恩来和陈毅访问阿尔及利亚。

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代表团受到阿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从机场至下榻的国宾馆，在20多公里长的道路两旁，近30万群众夹道欢迎，沿途建筑物上挂满了周恩来和陈毅的巨幅照片，每层楼的阳台和窗口也都挤满了欢迎的人们。

周恩来和陈毅从轿车的窗口向欢迎的人群握手致意。周恩来感慨地说：“进城才一年多的阿尔及利亚政府组织群众的能力这么强，这是了不起的。”

陈毅深有同感，即以军人的口气笑着说：“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领导干部就是不一样噢。”

周恩来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这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手打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啊！”

陈毅也有同感，脱口说道：“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

原来，中方安全部门考虑到法国地下军在法国本土秘密组织对戴高乐的暗杀活动，在阿尔及利亚也有残余活动，所以不同意周恩来访问时坐敞篷汽车。

后来，在周恩来和陈毅的共同要求下，才同意他们在对外活动时，凡遇群众夹道欢迎，可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做法。周恩来和陈毅为能同阿人民群众直接接触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

在访问摩洛哥时，摩国王哈桑二世在举行盛大国宴后，又让周恩来和陈毅留下品茶。期间，他问到了中国飞机、导弹等的生产情况以及固体燃料的前景等等，陈毅一一作了答复。

紧接着，国王突然笑着说：“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经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怎么办？”显然，国王在巧妙地试探中方对国王抱何种态度。

周恩来和陈毅听了，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轻松地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嘛，开个会商量商量嘛！”

陈毅也笑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朋友，可邀请他参加开会。”

周恩来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

三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与陈毅就是这样地高度默契，谈笑间令摩国王对中方的疑虑消除了。

临别时，哈桑二世国王赠送给周恩来总理一把镶嵌大量宝石和金银饰品的佩剑，随后又赠送给陈毅副总理一把铜镀金戗花腰刀。这两份国礼表达了哈桑二世对周恩来和陈毅极大的敬佩和尊敬。

在访问几内亚时，杜尔总统非常热情友好。几方向中方提出，由杜尔总统亲自陪同周恩来和陈毅到远离首都的金迪亚地区参观，中方只要带一名翻译，去时乘车，回来时坐直升机。

但中方打听到，直升机是苏联制造的，驾驶员是从捷克来的，加上几国大部分是高原和山地，在热带气候地区驾驶苏式直升机（该机为适应寒带飞行而设计制造）具有一定危险性，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于是中方就以安全为由，不同意乘直升机回来，表示还是原车返回。

但几方总统执意不变，认为这可减少坐长途车的疲劳。代表团把意见反映给陈毅。陈毅直率地说：“此事由总理定，总理坐，我也坐。”语气中满是同周总理患难与共的豪气。周恩来听说此事后，明确地说：“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坐，我周恩来为什么不能坐？！”周总理表示“客随主便”。

周恩来访问几内亚参观卷烟厂

外地参观结束后，杜尔总统与周恩来、陈毅及一名翻译同乘一架直升机返回首都，直到飞机安全降落，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同时深深敬佩周恩来、陈毅是那么地尊重非洲国家领导人，为了培育中非友谊，完全不顾个人的安危！

此次随周恩来访问非洲，陈毅还分担着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陪同周恩来看望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后，一般都要留下来作报告，传达中央方针政策、介绍国内外形势和出访情况等。而他那生动风趣的演讲，总能博得使馆同志们的阵阵掌声。

在访问最后一站索马里时，陈毅用了两个晚上，共七个小时的时间向使馆同志作报告。他满怀喜悦地说：

我们看到了一个觉醒的非洲，一个革命的非洲，一个前进的非洲。非洲人有自豪感，对自己命运有自信心，不像过去那样站不起来。他们产生了新的领袖和干部，产生了伟大的群众运动，不再跟着帝国主义和大国的指挥棒来考虑问题，而是根据自己整个大陆的翻身来考虑他们的建设，就像1949年解放了的中国一样，这是一种革命的苏醒！

周恩来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群众集会上讲话中，提出了“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论断，陈毅在演讲中以生动的语言加以诠释，使使馆同志获益匪浅。

代表团成员之一、负责起草重要文件和讲话稿的外交才子乔冠华听了演讲后，兴致勃勃地说：“将陈毅副总理这两个晚上的讲话整理出来，这次出访总结的初稿就有了嘛！”

力促第二次亚非会议在非洲召开

第一次亚非会议的“万隆精神”，对推动亚非国家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经过一段时期的磋商、酝酿，亚非国家准备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并普遍希望会议在非洲举行，时间安排在1965年。中国政府完全同意上述想法。

1964年4月10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就讨论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一事举行亚非国家外长会议，陈毅被东道国点名邀请与会。抵达印尼后，陈毅了解到多数国家的意见是，第二次亚非会议应该在非洲国家召开，以体现亚非两大洲之间的合作精神。但他同时也了解到，东道国总统苏加诺主张第二次亚非会议地点仍在印尼，时间放在今年。

为使会议顺利进行，陈毅迅速拜会苏加诺总统，对他进行劝说：“总统阁下如果主张第二次亚非会议在非洲开，就是支持了非洲的斗争，顾全了大局，表示了政治家的风度，证明你无私利打算，去发言就响亮。”陈毅寥寥数语打动了对方，苏加诺总统同意在非洲召开，但时间上仍主张今年。

于是，陈毅继续采取摆事实的做法说服对方。他说：“今年7月有阿拉伯首脑会议，8月非洲首脑会议，10月不结盟国家会议，以后又有英联邦会议和联合国大会，国家领导人长期在外开会怎么行呢？”

看出苏加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陈毅进一步劝到，“亚非会议和不结盟会议不应互相竞争，而应该互相补充，即使竞争也不必用抢先开会的办法……”

陈毅循循善诱，终于让苏加诺松了口：“时间问题还可以商量。”

在会议地点、时间问题解决后，又出现了新的障碍。印度代表在会上突然提出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陈毅从容应对，采取既坚持原则又注意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他明确指出：“苏联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地理常识，苏联在联合国也从未参加亚非集团活动。中国反对邀请苏联，是为了维护万隆精神，维护亚非会议原则。如果屈从于某些大国的压力而放弃原则，将使我们亚非会议蒙受耻辱。”陈毅的讲话句句有理，绝大多数国家代表都表示赞同。

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陈毅又做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作，强调要从亚非团结的大局出发，主张做些让步，防止印度代表退出会议。

最后，筹备会采纳了陈毅提出的方案，照顾了印度方面的面子，以未达到一致意见为由，“苏联与会问题”不列入首脑会议议程。

对此，大会秘书长、印尼副外长高兴地说：“对陈毅元帅在本次会议中为维护万隆会议所做的贡献，对他民主地顾全大局的精神，我们要行脱帽礼表示感谢！”

— END —

文字 | 《党史纵横》   作者 | 陆苗耕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霖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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