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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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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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经过几轮试探摸底之后，双方就改善关系的目标和切入点基本达成共识。中苏关系正常化随后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苏方出尔反尔

1988年12月1日至3日，钱琪琛外长（左三）访问苏联。

1988年12月1日至3日，钱其琛外长访问莫斯科，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这是时隔30多年后，中国外长首次访问苏联，是中苏关系的破冰之旅。我和李肇星同志作为陪同人员参与了这次访问。

1988年12月，钱其琛外长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谈。

两国外长会谈时，双方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达成一致。

1988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会见钱其琛外长。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钱其琛时，主动表示希望到北京访问。钱外长则当面转达了中方希望邀请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访华的意愿。双方同意将峰会时间定在1989年的上半年。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回访。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这是对钱其琛外长访苏的回访，目的是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做准备。这是中苏关系正式正常化前的一次重要访问，访问很有戏剧性。

越南入侵柬埔寨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之一。中方与苏方在北京已经谈妥，要把越南应从柬埔寨撤军这一立场写入联合声明。谢瓦尔德纳泽来华当天即转飞上海，准备次日会见邓小平。但当天夜里，苏联人突然变卦，原先谈好的越南撤军问题不承认了。那时已经是夜里两三点钟了，我跟田增佩副外长都没睡觉，哪睡得着啊？！我们商定等快天亮时报告钱其琛外长，争取把苏联人的立场扭回来。

早上五六点钟，天才蒙蒙亮，我们就把钱外长叫起来。钱外长一听汇报，惊得嗓音都变了。越南撤军是中苏高级会晤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现在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事基本要定下来了，如果苏方突然在这个问题上反水，局面将难以收拾。

钱外长要我们赶紧找苏联代表团的人。大概早上7点钟，田曾佩副外长带着我们几个人找到了苏联副外长罗高寿，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通，然后气呼呼地走了，双方手都没握，可以说是不欢而散。我们也撂下了狠话，如果苏方在越南撤军问题上反悔，那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事也就没法定下来了。

谢瓦尔德纳泽是超级大国的外长，自然不是一般角色，后来有人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银狐”。他那次确实想耍滑头、走边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逼迫中方接受他的立场。后来，他见中方态度很强硬，策略难以奏效，便开始转换立场。

早上8点钟，中苏代表团同桌吃饭的时候，谢瓦尔德纳泽当着钱外长和中苏双方代表团的面耍起两面派。他貌似很严肃地批评罗高寿，质问这个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没处理好。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就是他自己在幕后捣鬼，批罗高寿无非是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第一轮交手，苏方的策略没能得逞。我们担心谢瓦尔德纳泽接下来会到邓小平那里胡搅蛮缠，就由田曾佩副外长和我先去找小平同志汇报情况，请他在谈到戈尔巴乔夫访华问题时，就说双方还在商量，还没谈好。

1989年2月，苏联末代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右二）访华，邓小平接见了他。

谢瓦尔德纳泽见邓小平的时候，还真的想在这件事上蒙混过关，寄望小平同志不问青红皂白就拍板定案。按照他的逻辑，只要邓小平同意戈尔巴乔夫访华，接下来的联合声明苏方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但小平同志回答得比我们预计的还要精准到位。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听说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事你们还在谈呐，那就继续谈吧。”

这样，谢瓦尔德纳泽虽然见到了邓小平，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事情还是没最终定下来。下午回到北京，中苏代表团同乘一架飞机，双方继续谈，但仍然没谈拢。

当天晚上，谢瓦尔德纳泽要去巴基斯坦访问。离开北京时，钱外长到机场送他。在机场贵宾室告别时，钱外长说了几句很厉害的话：“中苏关系现在还没有实现正常化，你们就这么干，出尔反尔，那以后我们还怎么打交道？”

谢瓦尔德纳泽说：“那好吧，把两位司长留下来，继续谈。”这样，他们的司长就留下来，继续跟我谈。当天晚上对方就要和我谈，我说不谈了。我其实是有意要拖他一下，另外，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也确实挺累的。

第二天双方继续谈，下午基本达成协议。苏方司长说，他需要报告已在巴基斯坦的谢瓦尔德纳泽。我这边就报告钱外长。到晚上11点半，我们再次见面，苏方说谢瓦尔德纳泽同意了。联合声明终于谈定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记得当时我们是在外交部东四旧址的会客室见面谈的。会见一结束，我就赶紧把消息传给新华社，等亲眼看到电讯条出来，我才回家。这个时候，正好是1989年农历新年除夕。刚一走出外交部大楼，就听到辞旧迎新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天空中闪耀着异彩纷呈的贺岁烟火。

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华进行历史性访问，揭开了中苏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中苏国家关系实现正常化。邓小平确定这次访问为中苏高级会晤。小平同志考虑得很细，包括见面“只握手、不拥抱”等，都是由他本人亲自敲定的。

1989年5月16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5月16日，小平同志会见了戈尔巴乔夫，他说：“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小平同志还在人民大会堂小范围宴请了戈尔巴乔夫，宴会上上了茅台酒。各方对戈尔巴乔夫访华都非常关注，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动作。

当时谈联合声明时，苏方要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写进去。对此，我们是不赞成的，觉得“新思维”不能写进去，你要写“新思维”，我们就需要写上我们的东西。

1989年5月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结束当日，中苏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作者作为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与苏联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吉里耶夫互相签字交换了公报的中、俄文文本留作纪念。图中左上角是吉里耶夫的手笔，意思是：戴秉国同志，留作纪念我们卓有成效的共同工作。

中苏高级会晤的举行标志着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正如邓小平总结的那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 未完待续 -

文字 | 《战略对话》戴秉国著（出版于2016年）

图片 | 作者供图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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