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北之旅到逃离大厂
本来想写一篇类似“西北印象”之类的随记，回首一下两次大西北团建的旅历，为后续写新疆游记做个铺垫。不想，写着写着，就跑偏了。标题党一回，文不对题，敬请原谅。
想了下，这正如台风“苏拉”的魔性走位，本来深圳如临大敌做好了准备（据闻前几天还有人抢菜），不想冷不丁吹偏了跑到珠海登陆。
上帝操纵棋手，棋手摆弄棋子，上帝背后，又是哪位神袛设下的尘埃，时光，梦境和苦痛的羁绊。
新冠元年之河西走廊之旅
三年前的新冠元年八月，公司一年一度的团建，恰逢当时看了纪录片《河西走廊》，加之求学西北四年，于是极力怂恿同事们选择河西走廊线路，不想成行。往年团建，都是在南方周边城市兜兜转转，可能大家玩腻了海滨沙滩，看惯了南方的青山秀水，慢慢产生审美疲劳了，确实需要开疆拓野。
那次河西走廊之旅，让我们见识到了大西北的粗犷辽阔，冰川雪山的巍峨壮观，戈壁滩的荒凉、大漠的苍茫，边关的寂寥、塞外的雄浑，点燃了大伙对大西北的出游热情，也激起了大家一路向西再出发的探索向往。
这里插个幕后花絮，在旅行接近尾声之际，甘肃局部爆发了疫情，伴随着后期疫情的蔓延，公司计划中的团建都取消了。所以，疫情期间能成此行，也算是团队赶巧的幸运和共修的功德回向。
当时，从西北回来，还饶有兴致地发了两条朋友圈。
一则是观兰州之粗犷初印象和张掖丹霞之多彩有感：
西北偏北，羊马很黑。
河西走廊，张国臂腋。
浑浊的黄河，粗犷的兰州，
七彩的张掖，苍凉的大漠。
另一则是过酒泉观敦煌，看《又见敦煌》落幕所感：
城下有泉，其水若酒；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归晚星稀兴未尽，多情鸣沙山，柔情月牙泉。
又见敦煌，云飞丝路天；再见敦煌，千年一瞬间。
文艺青年的体质就是喜欢抚今追昔，还喜欢摆弄一点文字。
新冠二年之南疆喀什之旅
一年后的新冠二年，转岗到了新团队，转眼已过国庆，因为疫情起伏，秘书迟迟不批出团申请。随着疫情缓解，于是大家又蠢蠢欲动。组里唯一的留学海龟邓同学，毕竟国际视野见多识广，也是个旅游发烧友，便组织大家出团南疆。
作为一个曾经求学西北精神上的西北游子，我当然最先响应入团，组内其他同学经不住轮番劝诱，浩哥、马哥和宽哥三个同学也很快加入。以邓队长的人脉，又游说了五个隔壁组同学，很快便凑足了十人成团。
由于资本家的鸡贼，怕大家连贯周末请长假，出游时间不能超过6天，因此出游目标限定在喀什地区。踏足新疆，对于大西北的辽阔已不再陌生，但千年古城喀什独特的西域风情，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步一热巴，五步一娜扎，轻松地掂憧拧步，灵活地移颈扭脖，满街的音乐发烧友，看起来个个都能歌善舞。巍峨的慕士塔格峰、静谧的白沙湖、塔县九曲十八弯的盘龙谷道和帕米尔高原达坂的雪山草原，一路美丽的风光和动人的美景，令人心驰神往又流连忘返。
这里有个难忘的插曲，旅行进行到第三天，兰州等地相继通报新冠病例。而我们深圳的同学是经由兰州转机到喀什，第四天去泽普胡杨林，在泽普县边境检查站，同车随行的浩哥的行程轨迹中出现了兰州，于是我们被劝退。
于是，另一车隔壁组的同事们继续前行，我们一车人则原路返回喀什酒店。途经疏勒县时，由于前一天长沙也通报了疫情病例，从长沙出发的马哥被倒查七天不予放行。负责边境检查的警察蜀黎说，按照防疫政策，如果车要过关的话，马哥必须留在疏勒集中隔离七天。
身为游客，我们固然理解自治区的行政独特性和边疆防控面临的复杂情况，但防疫政策的政治化和层层加码也的确令人费解。首先，马哥离长沙局部报疫区域相隔很远，且没有直接相关或间接接触。其次，我们和马哥已经一路同行了三天，竟然半路只需要隔离他一个人。当然，只能嘀咕一下，抗疫大局当前无从讲这些道理。
刘导和警察蜀黎沟通半天也没辙，我们不停打热线质询政策的合理性，有人出馊主意打算借用安全区亲戚朋友的行程码。关键时刻，马哥冷静镇定，展现出大将风范，决定不连累大家，一个人提着箱子行李下车。好在检查站沿线种了一排树木，马路外面即是田野。在树木的掩护下，马哥溜进了田野，我们便开车驶过检查站。
想想前几日，大家一路还有说有笑，玩得不亦乐乎。而眼前这一幕则充满着戏剧性，有点让人猝不及防。我们坐在车上，看着马哥提着行李箱，趔趄地走在荒田野地间，那背影颇有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怆。我们的车子过站，停在几十米的地方静观其变，马哥在地里蹒跚越过检查站也没被发现，于是一路小跑又上车了。
这段逃难经历，对于当事人马哥，估计是刻骨铭心。尽管有惊无险，但估计也是那次南疆游最令人难忘的一段插曲。在车上，我们五个还憧憬着来年一起再游北疆。阅历丰富的刘导说不要想得那么远，要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后来的事谁说得准呢。我们当时还不以为然，没想到刘导的话一语成谶，后续剧情应验了他的高见。
冥冥之中，似乎多了一些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隐忧。因此，这次的朋友圈比较平实，连几句上彩的文案都懒得写，只上了几张壁纸敷衍了事：
@喀什：放眼皆为壮阔，沿途皆是壁纸，新疆是个好地方！
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
旅途再美好，总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后疫情时代，经济衰退下行，大厂也面临着剧烈震荡，各种降本增效改组。所谓“以人为本”，“降本”就意味着裁员。我们所属的边缘部门，长期吃补亏损不受待见，大衰退下面临生存困境，山雨欲来风满楼。大Boss委婉辞职，紧接着部门被合并重组，总监和组长都要走了，人人自危。
年轻人都忙着出去找活路，邓队长去了大上海，浩哥离开带走了马哥和宽哥。而我，作为厂龄最长的IT大头兵，从一毕业马不停蹄地干了十几年，也早已心生倦意。很多时候，人生没有选择，误打误撞进入这个行业，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十年，从这个角度讲我是相对知足的。但是，由于急功近利，我始终没能找到一份事业感。
如苏格拉底对格劳孔的诘问：一个人做一件事如果做得不愉快，费了好大的劲然而成效甚微、劳而无功，你想他能真正热爱这项工作吗？最近看了卡夫卡最荒诞残忍的作品《变形记》，在那（这）个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人被社会撕裂、被挤压变形，慢慢的变得不像自己，慢慢的失去自我，犹如一只散发着臭气却满身盔甲的甲虫。
在生活与工作中，格里高尔“个体的我”处在被遮蔽状态，他往往只是“公共的我”的饰演者。由于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不是从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个体的人出发的，而是以还清债务、供养家人为目的的。渐渐地，他就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了，他身上人的个体性被社会性不断地侵蚀、压抑，直到变形。最终，格里高尔成为了事务程式化的工作机器，生活的重压和长期的高强度工作摧残了他的身心健康。
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异化”的理论，即工人感到自己失去对自己从事的劳动的控制的状况。随着流水线作业和分工的细化，劳动异化作为结果之一在现代社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被异化的劳动者与他自己的生产活动、劳动目标、生产过程分离。使得工作成为非自发性的活动，因此劳动者无法对劳动产生认同或者领略到劳动的意义。人口变红利（肉身的矿产化）和精神的无知麻木是异化的基础。在异化的社会，每个人都面临着格里高尔式的挣扎。
在西北上学时，从大二开始听许巍，后来上班脱贫了，我终于买了把吉他，偷偷地自学数年，也没能弹顺溜《故乡》的前奏。作为一个资深巍迷，在十几年“许巍一响，辞职离岗”的感召折磨下，终于在公元新冠三年，我从大厂逃离，重获自由，赋闲至今。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
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
这迷茫的旋律时常在脑海回响。这么多年，你还在不停奔跑，理想今年你几岁？
年少不应该听许巍，当初就不应该学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