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3)：冯培红《敦煌大族与五凉王国》

案语：公众号“鸿翾阁”于乙(20)之后，更改为“西北文史地”。此篇乃丙期第三篇。大作曾分为四篇论文单独发表：《敦煌大族与前凉王国》、《敦煌大族与前凉、后秦》、《敦煌大族与西凉王国关系新探》、《敦煌大族、名士与北凉王国——兼论五凉后期儒学从大族到名士的转变》。收入《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一书时，作者作了统一整合与修订。感谢老师赐稿！

汉宋之间的敦煌绿洲上，世家大族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与地方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把持着当地政局与社会。笔者曾撰《汉晋敦煌大族略论》一文，考察了此一阶段敦煌大族的入徙、形成、发展及其特点，指出他们随着汉武帝开发河西逐渐西徙，到东汉初形成了大姓望族。 到西晋时，以索、张、氾三氏构成的“敦煌五龙”为标志的敦煌大族已经成为海内高门。然而西晋短祚，南匈奴刘聪于311、316年相继攻陷晋都洛阳及长安，许多出仕晋廷的敦煌大族被迫退出中原，回归河西，效力于被称为“五凉”的河西王国。在中国传统的二十五史中，列诸史传的敦煌人绝大多数生活在西晋、五凉时期。张澍辑《续敦煌实录》所列从汉至五代共141位敦煌人物，大多也属于晋凉之际。由此可见，西晋、五凉是敦煌人物辈出、群星璀璨的历史阶段，在敦煌、河西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河陇大族与五凉王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敦煌大族，可谓独树一帜，成为诸凉王国的重要支柱。特别是西凉一度立国敦煌，与敦煌大族的关系更加紧密。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敦煌大族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与五凉王国的关系既有支持合作的一面，又有对抗斗争的一面。只有全面客观地了解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真正认识五凉王国的社会性质与敦煌大族的特点。本文分阶段对五凉及前秦王国中的敦煌大族进行系统考察，以期揭示敦煌大族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

一、敦煌大族与前凉王国

在五凉政权中，由汉族张轨建立的前凉王国（301—376年）割据时间最长，达76年之久，这与以敦煌大族为核心的河陇大族的支持密不可分。1967年後藤勝指出，张轨的四大股肱谋主宋配、阴充、氾瑗、阴澹都出自于敦煌的名族，并推断“对于前凉的创业，敦煌名族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力量”，另外他还提到了凉州大姓贾摹、出身不明的马氏，以及敦煌大姓张、索、令狐三氏和西平大姓田氏； 1980年佐藤智水在後藤氏的基础上亦云：“前凉一直被认为是由凉州的汉人豪族、尤其是敦煌豪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翌年齐陈骏在说明张轨“联合河西大族的力量，用以稳固自己的统治”时，列举了敦煌宋、阴、氾、索、令狐、张氏及陇西辛氏、晋昌张氏、武威贾氏等河陇大族； 1992年洪涛也举出敦煌宋、阴、氾、索、李、曹、张、阎、令狐氏及酒泉马氏、晋昌张氏、武威贾氏，足见敦煌大族对于前凉王国来说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除了佐藤氏对张越之乱爆发时的两派势力作过细致分析外，学术界对前凉时期敦煌大族的叙述总体上显得很笼统，如对史载所有前凉人物及敦煌人所占比例缺乏统计分析，对张轨股肱谋主中两位阴姓人物的郡望未作认真考辨，也没有深入考析敦煌大族与前凉张氏的政争关系，甚至忽略了前凉张氏几乎不与敦煌大族相通婚这一事实。很显然，敦煌大族既对前凉政权的创建卓有贡献，同时也是前凉王国内部最主要的挑战者，这些都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1、前凉王国的社会基础分析

为了彻底弄清敦煌大族在前凉王国中所处的地位，笔者曾根据传世史籍与考古资料，将所能见到的前凉人物编为一表，共398人、102姓，力图尽可能全面地清楚展现前凉王国的社会基础。其中，敦煌有97人、30姓，各占24%和29%，这一比例虽然出自于不完全统计，但却充分显示了敦煌人在前凉王国中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因该表篇幅过长，不宜在本文中逐一列出，将来拟另撰《〈前凉人物表〉及其反映的前凉王国社会基础》一文。今将这些人物中姓名之前冠有地区者制作一张简表如下（表4-1）：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表4-1中敦煌、建康、高昌、楼兰四地的统计资料，尤其是后三地，大多来自于考古出土的墓葬、简牍、文书等资料，有些姓氏之前所冠的地名并非指其郡望，而可能是由于任官、戍守、避难、经商、传教等原因从别处来到该地的，流动性比较强；所列敦煌30姓中，前17姓主要见于传世史籍，后13姓则仅出自考古资料。

从上列表4-1可以看出：

第一，尽管西晋末永嘉之乱流寓河陇的中原人士数量不少，但上表说明前凉王国的社会基础主要仍由河西、陇右、关中的姓氏构成，而以前两者为主，体现了前凉王国是以河陇大族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性割据政权。

第二，在河陇大族中，以敦煌大族最为居多，至少有30姓；其次为西平、京兆、武威、陇西诸氏，各占四五姓，亦极有势力。这一统计结果与上揭後藤、佐藤、齐、洪等氏的观点大致吻合。建康、高昌、楼兰虽然所出姓氏较多，但这是因为出土资料的性质所致，且大多为流动性的人口或小姓。

第三，敦煌、武威、西平三地大族的动向最堪注意，他们虽然都对前凉王国给予了有力的政治支持，但敦煌张氏、武威贾氏与西平诸氏却也都与前凉国主安定张氏展开了争夺河陇统治权的斗争。

第四，前凉王国是个典型的大族社会，除了表4-1所列诸姓外，在没有标明地望的姓氏中，孟、宗、胡、皇甫、尹、牛、马、窦等氏亦为河陇、关中的著姓，但其他纪、纶、黄、严等姓氏却多属小姓，他们中的一些人虽也升任到了长史、司马、太守、县令等要职，但大多数却地位较低，如宠臣、亲信、使者、牙门、市长等，以往的研究对这些小姓全无关注。

第五，毫无疑问，由汉人张轨创建的前凉王国的政权基础主要是汉族，但也不可忽视境内存在着许多少数民族，如张轨勤王时发布的一道檄文中说：“武威太守张琠胡骑二万，骆驿继发，仲秋中旬会于临晋”，可见前凉军队中少数民族骑兵的数量非少，这些少数民族包括本地区传统以来的氐、羌、小月氏等族，来自漠北地区的鲜卑、丁零等族，以及来自西域地区的龟兹、大月氏、粟特人。

2、张轨的四大股肱谋主——兼说前凉初期与敦煌大族的关系

《晋书》卷八六《张轨传》云：“永宁（301—302年）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张轨是安定乌氏人，“家世孝廉，以儒学显”，出自陇右大族。他来到凉州后，如何与河西大族相处并得到他们的支持，是摆在面前的头等大事。传文中的四大股肱谋主，在屠乔孙、项琳辑录的崔鸿《十六国春秋》卷七五《前凉录六》中，宋配、氾瑗、阴澹三人有专录，皆标明为敦煌人，然未载阴充。学术界大多笼统地认为这四大股肱谋主都出自敦煌大族，这一观点是颇可商榷的。

宋配为敦煌人，见于《魏书》卷五二《宋繇传》：“宋繇，字体业，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张轨子孙”。《元和姓纂》卷八“宋”条云：“【敦煌】汉有宋谅，谅裔孙后汉（魏）清水公繇”，宋谅当即汉桓帝时出任敦煌太守的宋亮。在敦煌汉简中，也出现了候史宋贺、宋君长及宋望等人。到西晋初，敦煌郡功曹宋质废梁澄，扶立本地大族令狐丰为敦煌太守，东拒凉州刺史杨欣，足以显示宋氏家族的实力。 前凉时，宋配出任司马、前锋督护、西平太守等职，率军讨平鲜卑及曹袪等的叛乱，又东向勤王，为前凉王国的开创与稳固作出了贡献。

氾瑗为敦煌人，可见于敦煌文献S.1889《敦煌氾氏家传并序》，它记录了西汉至前凉间的敦煌氾氏人物凡12位，最后一位即为“氾瑗，字彦玉，晋永平令宗之孙也。……瑗少刚果，有壮节，州辟主簿、治中、别驾从事，举秀才。三王兴义，惠帝复祚，相国齐王国（冏）专权失和。瑗切谏不从，自诡为护羌长史来西。凉武王轨与语，不觉膝之前席。瑗出，王谓左右曰：‘此真将相才！吾当与共济世难’。遂周旋帷幄，公干心膂（后缺）”。张轨出任凉州刺史、护羌校尉时，氾瑗假称为护羌长史，回到河西；官任中督护，兵不血刃地讨降了东羌校尉韩稚，稳定了前凉的东部边境。

至于二阴的郡望，则较为复杂。目前所见，最早是明人屠乔孙、项琳辑《十六国春秋》卷七五《前凉录六·阴澹》载其为敦煌人：

阴澹，敦煌人。弱冠才行忠烈，州请为治中从事。澹割身诉枉，轨任为股肱，参与机密，转督护参军、武威太守。轨保凉州，澹之力居多。……及骏嗣位，澹弟鉴为镇军将军。骏以阴氏门宗强盛而功多也，遂忌害之。乃讽其主簿魏纂诬鉴谋反，逼令自杀，于是大失人情。

然该书未言及阴充，在卷九七《北凉录四·阴兴》中还有敦煌人阴兴。 之后，清人张澍辑《续敦煌实录》沿承其说，将阴澹、阴兴列籍敦煌，并续补了阴鉴，亦无阴充。 近代以来的敦煌地方志大多相袭此说，甚至在《敦煌学大辞典》中也依然如此。

白须净真逐一分析了这四位股肱谋主，称宋配、氾瑗为敦煌人，阴澹只是担任过敦煌太守，而阴充则无残存资料，并云：“像这样对张轨的股肱谋主进行考察，很显然，他们不像张轨那样来自于外部的势力，而是河西、特别是以敦煌为中心的本地豪族与名族”。 白须氏持论严谨审慎，虽然他肯定了以宋配、氾瑗为代表的敦煌大族的作用，却对二阴的郡望未作直接的判断，而是置于较为宽泛的河西范畴之中。他显然是不太相信屠、项辑本所持阴澹为敦煌人的说法，这可能是因为该说法在现存的此前著述中没有出现过。崔鸿原书在北宋修撰的《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中犹被记载，且在《通鉴考异》与《太平御览》里常被引录，而到南宋时多已不见著录，说明宋代已经亡佚。屠、项辑本因未注明史料出处，有些史实于现存他史无征，故曾被视作伪书而难以皆被信从，像阴澹为敦煌人这一说法不为白须氏所信从，即或如此。不过赵俪生则认为，“它所著录的某些历史资料，多为《晋书》、《魏书》所不备，此即其不可摇撼的价值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阴澹是否为敦煌人则需要进行一番仔细的考证才可。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阴澹之弟阴鉴。据《魏书》卷九九《私署凉州牧张寔附张骏传》记载，“轨保凉州，阴澹之力，骏以阴氏门宗强盛，忌之，乃逼澹弟鉴令自杀，由是大失人情。骏既病，见鉴为祟，遂死”。张澍因其兄弟关系而将阴鉴也列为敦煌人。但屠、项辑《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既未为阴鉴列专录，且在颜之推《还冤记》中又称作“武威阴鉴”：

晋时，张骏据有凉州，忌害镇军将军武威郗（阴）鉴，以其宗族强大而多功也。遂讽其主簿魏纂，使诬鉴谋反。骏逼鉴自杀。后三年，纂病，见鉴在侧，遂死。

屠、项二氏记兄阴澹为敦煌人，而颜氏则称弟阴鉴望出武威，那么前凉时代声势煊赫的阴氏家族究竟是敦煌人还是武威人，抑或为同一家族之分支？

目前所见唐宋时代的诸姓氏书中，阴氏有南阳、始平、武威、吴兴、广乐诸望，而无敦煌望。《元和姓纂》卷五“阴”条云：“【武威阴】  后汉卫尉阴纲孙常，徙武威姑臧。八代孙袭，家荆州作唐”；广乐望提到的北周阴嵩，亦“状称本武威人”， 由此可知东汉时阴常西徙武威，逐渐形成了武威郡望。惜从阴常至其八代孙阴袭之间，《元和姓纂》没提到前凉时期的任何人物；而在史籍中，汉晋间河西阴氏人物亦极鲜见，直到前凉时才异军突起。赵以武从武威阴氏的角度出发，对它与敦煌阴氏的关系作了如下分析与推断：

武威姑臧阴氏一支于张轨出任凉州刺史之前，其宗族内部大概又有迁居敦煌的分支出现。张轨谋主之一的阴澹，据明人屠乔孙《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所记为敦煌人。屠本不明出处，有“伪书”之称，当然不能完全凭信。但是《晋书·苻坚载记》却明确记载有“敦煌阴据”，说明阴氏确有自称敦煌籍的情况存在。敦煌阴氏当然是从武威阴氏族中分离出去的，很可能是因家族内讧引起他迁敦煌所致。……敦煌阴氏分支衍成大姓望族，看来是在隋唐之世。……敦煌阴氏在前凉时即有记载可按，说明魏晋时武威阴氏宗族内部有过再徙敦煌而居的分化。

无论是从阴氏自东汉到前凉的纵向时间观察，或者是自中原经武威再到敦煌的横向空间路线来看，赵氏推断敦煌阴氏从武威析出，是有道理的；但他说在张轨刺凉之前的魏晋时代阴氏从武威徙居敦煌却无例证，而推测西徙的原因为家族内讧则纯属臆断。杨学勇从敦煌阴氏的角度出发，首先分析了它有南阳、武威、始平三个郡望源流，并推测“可能敦煌阴氏始于阴澹一支。此外有关材料尚未发现，又在敦煌文献中阴氏绝大多数都以武威望自称，所以敦煌阴氏起码有一支源自武威应没问题”，并论说了前凉中期阴澹为了避祸而从武威移居到了敦煌：

阴澹弟“武威阴鉴”为武威人，而《前凉录》说阴澹是敦煌人，或许是因张茂时阴澹作敦煌太守，又值张骏忌害阴氏门宗强盛而杀阴鉴，迫使阴澹居留敦煌远离政治中心以避免被猜忌，从而后来成了敦煌人，不过此时的敦煌应指里贯而非郡望。

笔者赞同杨氏的推论。阴澹担任过凉州治中从事、督护参军、武威太守等职，此外他还当过左将军，并在张茂时出任敦煌太守。张骏时其弟阴鉴遭诛，阴澹则到曾经任职过的敦煌避祸，大概从此居留敦煌，成为敦煌阴氏的始祖；稍后在张重华、张祚时有一位阴颙，很可能也定居于敦煌；到前凉末，史籍中出现了前秦“王猛获张天锡将敦煌阴据及甲士五千”之语，反映了前凉中后期敦煌阴氏的郡望逐渐形成。也正因此，屠、项辑《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把阴澹当作敦煌人，而阴鉴仍被颜之推称为武威人，与阴澹同为张轨股肱谋主的阴充自然也没有被屠、项二氏认为是敦煌人。这印证了赵俪生所说的话，屠、项辑本著录的某些历史资料虽不见于《晋书》、《魏书》，却确有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具备卓越的史识，是不可轻易否认的。

然而颇堪玩味的是，唐代前期的敦煌文献P.2625《敦煌名族志》残存张、阴、索三氏，阴氏部分书于中间，首尾完整，但对隋唐以前只字未记，仅从“随（隋）唐已来，尤为望族”叙起，接下来罗列了唐代的一些阴氏人物。这种做法与同一族志中张、索二氏的情况完全迥异，似乎表明在敦煌地区，唐代阴氏与五凉阴氏没有任何传承关系，或者是在有意回避着什么；而到归义军时期，一些邈真赞、墓志铭中的敦煌阴氏人物在叙述其家族渊源时，也都不提及五凉阴氏，大多称他们是上述族志中的北庭副大都护阴嗣监的后代，却又追祖于武威阴氏。

通过以上考辨，笔者论证了阴充、阴澹皆为武威人，但后者在前凉中期因任官避祸而成了敦煌人，以宋配、氾瑗为代表的敦煌大族在前凉王国的创建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张轨拉拢敦煌、武威大族，藉以巩固自身政权的重要手段。若再考虑前凉初期太府参军索辅、太府主簿令狐亚、武威太守张琠、酒泉太守张镇等敦煌籍官员，就足以显示出敦煌大族与前凉王国之间密切的政治关系了。

3、前凉前期的两次谶谣——敦煌张氏、武威贾氏等河西大族与前凉张氏的较量

前凉初期，张轨争取到了敦煌宋、氾二氏与武威阴氏等河西大族的支持，但在张轨统治后期与张茂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出现了两次谶谣，却与敦煌张氏、武威贾氏有关，反映了这两地最为显著的头等甲族与前凉张氏之间展开了争夺凉州统治权的较量。

第一次谶谣发生在308年张轨患病中风之时：

晋昌张越，凉州大族，谶言：“张氏霸凉”，自以才力应之。从陇西内史迁梁州刺史。越志在凉州，遂托病归河西，阴图代轨，乃遣兄镇及曹袪、麹佩移檄废轨，以军司杜耽摄州事，使耽表越为刺史。

“张氏霸凉”很可能是301年张轨出刺凉州之前就已经制造出来的谶言，当时是为安定张氏统治凉州作舆论准备。史载张轨“颇识天文”，善于卜筮，“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筮之，遇《泰》之《观》，乃投策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为凉州”。在他到达河西之后，扩建了姑臧城，结合汉末博士敦煌侯瑾对其门人所说的“后城西泉水当竭，有双阙起其上，与东门相望，中有霸者出焉”的预言，“至是，张氏遂霸河西”。 306年底，晋惠帝崩亡，怀帝即位，东海王司马越辅政，西晋政权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下已经风雨飘摇，这使得凉州刺史张轨蠢蠢欲动，谋求割据河陇一隅。翌年，在凉州境内的张掖、武威等地，就出现了一些与“张”字有关的符瑞，如“张掖临松山石有‘金马’字，磨灭粗可识，而‘张’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万年’。姑臧又有玄石，白点成二十八宿”。津田资久对魏晋至唐初张掖郡玄石的特征作了系统的考察，其中就有前凉张轨时期的这次玄石祥瑞，这是张轨为了寻求割据凉州的正当性而特意编造出来的。

然而，仅言“张氏霸凉”或只刻“张”字之玄石，并不足以当作张轨称霸凉州的唯一根据。因为河西地区自汉代以来就有著名的敦煌张氏，涌现出了汉末的张奂、张芝父子，曹魏的张恭、张就父子， 以及晋初“敦煌五龙”之一的张甝等人物。 在河西，敦煌张氏的声望与影响要比从陇右徙入的安定张氏大得多。上文说到的“晋昌张越，凉州大族”，其实就出自敦煌张氏。《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云：“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也”，渊泉县位于敦煌郡最东端（今甘肃省瓜州县双塔乡）。《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云：“元康五年（295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是知“晋昌张越”实即原居住在渊泉（即深泉，唐人修《晋书》为避唐高祖李渊之讳而改）县的敦煌张氏，势力很大，故被称为“凉州大族”。敦煌张氏工于草书，世代相传，书法人物辈出。东汉末有张芝、张昶兄弟，皆善草书；西晋时“敦煌有张越，仕至梁州刺史，亦善草书”， 其为敦煌人，善草书，当是张芝的后代。因此，“张氏霸凉”这一谶言的出现，虽然为安定张氏割据凉州创造了舆论条件，但同时也为敦煌张氏与安定张氏争夺凉州统治权埋下了伏笔。

在张轨大搞玄石符瑞的次年，亦即永嘉二年（308年）二月，不巧的是他患了中风病，敦煌大族张越自认为符应“张氏霸凉”的谶言，趁机与其兄酒泉太守张镇一起联合敦煌曹氏、武威贾氏、西平麹氏等河西大族，掀起了倒张轨的夺权斗争。张越弟兄暗地拉拢秦州刺史武威贾龛以代张轨，并勾结西平太守敦煌曹祛，“图为辅车之势”，还得到了凉州别驾西平麹晁的策应支持。但贾龛在其兄贾胤的劝说下，退出了这一行动，这可能是下文将要提及的张轨与贾氏之间的联姻起了作用。之后，西晋派出袁瑜为凉州刺史，又被凉州治中阴澹赴长安为张轨诉冤而止。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越遂从梁州潜回河西，在其兄张镇及西平太守敦煌曹祛、西平大族麹佩的支持下，移檄废轨，自表为凉州刺史。以敦煌张氏为首的河西大族倒张轨行动，使前凉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与挑战。

然而，张轨虽病，头脑却很冷静，他采取四手策略，迅速粉碎了这一阴谋，平定了叛乱，巩固了前凉政权的统治。第一，他假作姿态，宣称“吾视去贵州如脱屣耳”， 并派人奉表到晋都洛阳，请求归老。这是针对河西大族说的，故称“贵州”，意图是在观察他们的动向。同时，他采纳长史王融、参军孟畅的建议，在姑臧城实施了戒严令。第二，对于处在腹心之地的武威大族贾氏，张轨采取联姻策略，为子张寔娶贾摹之姊，获得了他们的政治支持。这一联姻对于瓦解敦煌张氏与武威贾氏的联盟应该有着积极的作用。第三，对大多数敦煌大族采取团结拉拢的策略，从而达到了分化孤立张越的目的，是张轨策略最成功的体现。如武威太守敦煌张琠遣子张坦入京献表，请求晋廷勿听流言而有迁代；太府主簿敦煌令狐亚前往酒泉，说服了乃舅张镇，进一步从内部分化了敦煌张氏；作为张轨首席谋主的敦煌宋配，则随张寔南讨西平，击斩曹祛、田嚣、麹儒。第四，对于西平太守敦煌曹祛与当地大族麹、田等氏实力派，则果断地采取了镇压手段。很显然，张轨非常注重与儒学高门的敦煌、武威大族的关系，采用笼络、联姻、分化等多种策略，以安抚为主；而对于偏处西平的武力强宗麹、田等氏，则派遣军队，两路进讨，加以剿灭。

由于张轨很好地处理了与河西诸大姓的关系，或拉或打，有效地分化了河西大族的联盟，从而使张越孤立无援，东奔于邺，巩固了前凉王国的政治统治。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张越试图篡夺凉州最高统治权，或者是张琠、令狐亚、宋配等大多数敦煌大族支持张轨，都说明了敦煌大族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

第二次谶谣发生在张茂统治时期：

凉州大姓贾摹，寔之妻弟也，势倾西土。先是，谣曰：“手莫头，图凉州”。茂以为信，诱而杀之，于是豪右屏迹，威行凉域。

此次主要是武威贾氏与前凉张氏的矛盾，但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张氏站在了贾摹一边，也参与了这次事件。据《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记载，敦煌郡主簿张宅梦见走马上山，绕舍三周，但见松柏，不知门处；索紞为之解梦，称后三年必有大祸，“宅果与贾摹等谋反伏诛”。张宅请索紞解梦一事，亦见于《晋书》卷九五《艺术·索紞传》，但传文仅云“以谋反伏诛”，未说是与贾摹共同谋反，赖《十六国春秋》始知是贾摹之乱。张宅虽然没有被张澍列入《续敦煌实录》，但前凉王国仍实行汉代以来州郡辟署属吏必用本地人的制度，尤其是前凉属于地方割据政权，且张宅与索紞同在敦煌，故推测他极可能也是敦煌人，甚或与张越家族有关。从这一事件可知，直到张茂执政时，敦煌张氏仍在蓄谋反抗，并与武威贾摹实行连手，反映了河西大族与前凉张氏的持续较量。

4、前凉中期阴氏的诛戮及其西徙敦煌

如前所论，阴氏在前凉前期势力极盛，阴充、阴澹是张轨的股肱谋主，阴氏其他人物如率军勤王的阴濬、抗击前赵的前锋督护阴预、曾任镇军将军的阴鉴、别驾阴监，则形成了前凉军界的实力派。但到前凉中期张骏执政时，却“以阴氏门宗强盛，忌之，乃逼澹弟鉴令自杀，由是大失人情”。阴氏与张骏的交恶，“门宗强盛”只是个表面现象，关键在于阴氏在张寔、张骏系与张茂系的权力斗争中站在了张茂一边，故到张骏时遭到了诛戮打击。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向无关注，而这对武威阴氏遭到诛戮及其西徙敦煌却至为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晋书》与《魏书》对前凉张氏的记载笔法有所不同，前者以张轨为传主，附记其子孙；后者则以张寔为传主，追述其父张轨，并附记其弟及子孙，且称其为“私署”，这反映了两书修史者对前凉王国的性格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魏书》的撰写距离前凉时代较近，且张寔既不驰援长安，致使京师沦陷，西晋愍帝被俘而亡；又拒绝奉用东晋年号，仍用西晋愍帝建兴年号纪年，故赵向群云：“应当说，张寔是前凉割据政治的实际缔造者，从张寔起，前凉跻身于十六国之列”， 可见《魏书》虽被称为“秽史”，但对前凉王国的记述却很有见地。而《晋书》既不将前凉张氏列诸载记，又在叙述其忠晋思想与独立割据的矛盾时常显出文笔上的尴尬。尤应注意的是，两书对张轨晚年病风后二子张寔、张茂的有关记载颇有歧异，这透露出兄弟俩为了夺权在明争暗斗。《魏书》卷九九《私署凉州牧张寔传》云：

轨年老多疾，拜寔抚军大将军，副凉州刺史。未几，轨风病积年，二子代行州事。

《晋书》卷八六《张轨传》则云：

轨后患风，口不能言，使子茂摄州事。

比较两书可以发现，张寔作为长子，完全有资格代父掌政，然而《魏书》先说他“副凉州刺史”，不久又云“二子代行州事”，后者透露出张茂似曾取代乃兄张寔掌政凉州，个中原因不得而知。而《晋书》径称“使子茂摄州事”，省掉了张寔副凉州刺史掌政之事。由此可见，张寔、张茂兄弟在乃父病重之际，曾出现了某些不和谐的迹象。

314年，张轨卒，张寔上台。《晋书》卷八六《张轨附张寔传》云：“建兴（313—317年）初，除西中郎将，领护羌校尉。轨卒，州人推寔摄父位”，推立他上台的“州人”是谁呢？《资治通鉴》卷八九西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条云：“轨薨，长史张玺等表世子寔摄父位”；除了长史张玺外，氾祎也属于支持张寔派。 而原先“摄州事”的张茂则未能当上凉州刺史。

320年，张寔死于一伙来自京兆的左道之徒的手， 弟张茂继位。《晋书》卷八六《张轨附张茂传》云：“太兴三年（320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为大都督、太尉、凉州牧，茂不从，但受使持节、平西将军、凉州牧。乃诛阎沙及党与数百人，赦其境内。复以兄子骏为抚军将军、武威太守、西平公”。这里又出现了“州人”一词，即《资治通鉴》卷九一东晋元帝太兴三年条提到的左司马阴元等人：

左司马阴元等以寔子骏尚幼，推张茂为凉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内，以骏为抚军将军。

很显然，以左司马阴元为首的“州人”属于张茂势力集团，而与张寔、张骏系相敌对。这位阴元，在明代何镗辑《十六国春秋》中则被写作“阴元年”。前凉人物在史籍的传抄过程中，姓名被抄错，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以前凉国主为例，张寔又写作张实、张宴、张晏，张骏又作张俊，张耀灵又作张灵耀、张曜灵、张灵曜，张玄靓又作张玄靖、张元靖、张玄静。至于其他人物，字形相近而误者，如宋与宗、曾与鲁、黑与里；偏旁相误者，如摹与模、僚与尞、凝与疑；甚至还有张冠李戴者，如田豹作田邈、宋修作宗悠、黄平作马兴平。“元”、“充”二字字形相近，很可能左司马阴元就是前凉初年张轨的股肱谋主阴充。 若这一推断成立的话，以阴充（元）、阴澹、阴鉴为代表的武威阴氏家族，先是在张轨病风之时，支持张茂摄行州事；后来又在张寔去世之后，扶立张茂为国主，从而与张寔、张骏系产生了政治矛盾，并最终导致了阴氏在张骏时遭到诛戮打击。张茂系与张寔、张骏系的矛盾，还可以从上节所述贾摹事件中看出，张茂诱杀张寔妻弟武威大族贾摹，应该是对张寔系势力的进一步清理。

324年，张茂卒，侄张骏立。阴氏家族在张骏时遭到诛戮打击，这可能与阴充（元）等推立张茂上台有关。盖此时阴充（元）已卒，阴氏家族中被诛的阴鉴，是与阴充（元）同为张轨股肱谋主的阴澹之弟，在张茂时曾任宁羌护军，张骏时为镇军将军，是前凉军界的实力派人物。这一状况，自然更加引起了张骏的不满，遂令主簿魏纂诬陷阴鉴谋反，逼其自杀，这实质上是在清理张茂系的势力，削夺阴氏的军事权力，但张骏也由此大失人情，削弱了前凉王国的统治基础，从此走向了衰落。

阴澹在张茂时外任敦煌太守，他一手抓经济发展，大力兴修水利，开渠溉田；另一手抓文化建设，尊师重教，礼待著名学者索袭、索紞等人，大力发展教育，为敦煌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张骏时武威阴氏在遭受诛戮打击之后，阴澹为了避祸，西徙到了曾经任官的敦煌地区。从阴澹身上可以看出，这时阴氏已开始从军界转向儒学，积极向以经学传家的敦煌传统大族索氏等靠近，并且撰写了《魏纪》十二卷， 努力使其家族从武力强宗转变为儒家世族。在此之后，著名的敦煌学者宋纤“惟与阴颙、齐好友善”，也印证了敦煌阴氏的这一趋向。到前凉末年，阴据被认为是敦煌人，说明已经正式形成了敦煌阴氏的郡望。在前凉亡国之后，阴氏家族仍然居住在敦煌，如在立国敦煌的西凉时，有西安太守阴亮、 武威太守阴训、姑臧令阴华，北凉时有助教敦煌阴兴。尤其是李暠以阴训、阴华父子为其侨置或虚设的武威郡守与姑臧县令，表明了敦煌阴氏的祖根原在武威，西凉借助其势力来谋求东扩，试图从北凉手中夺取武威。然而，无论是武威阴氏或是其分支敦煌阴氏，在唐代编撰《敦煌名族志》“阴氏”条时却根本没有提及隋唐以前的这些本地先人。

5、前凉后期敦煌宋氏的执政及其夷灭

从西晋初年的宋质身上，已显示出了敦煌宋氏作为本地区武力强宗的面貌特征，这一尚武特征直到前凉时期依然如此，如宋配作为张轨四大股肱谋主之首，虽然其貌不扬，却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先任司马，受命镇压鲜卑若罗拔能，“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其次在平定张越之乱时，又受命与尹员率领“步骑三万讨袪”，斩杀与张越东西呼应的西平太守敦煌曹袪（又写作“祛”）；最后率师东向勤王，“遣前锋督护宋配步骑二万，径至长安，翼卫乘舆，折冲左右”，归途中又讨平了曹祛余党麹儒，并担任西平太守。可以说，宋配是前凉王国的开国元勋，也奠定了敦煌宋氏的政治地位。

《魏书》卷五二《宋繇传》记载了前凉时期宋配家族的世系：“宋繇，字体业，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张轨子孙。父尞，张玄靓龙骧将军、武兴太守。繇生而尞为张邕所诛”。从宋配到子宋悌、孙宋尞，一直在前凉王国中任职，而宋尞为张邕所诛，即在下文所述张邕诛灭宋澄的事变中一同遇害的。

前凉后期，张祚从侄张曜灵手中夺得权位，并且图谋称帝，用兵于骊靬戎，国政暴乱。355年，张祚宗人河州刺史张瓘起兵造反，得到了敦煌宋氏的响应与支持。该年七月，“骁骑将军敦煌宋混兄修，与祚有隙，惧祸。八月，混与弟澄西走，合众万余人以应瓘，还向姑臧”。 宋混兄弟“西走”，自应是回到故乡敦煌招集武装，一呼而合众万余，势力不可小视。这万余人中，除了敦煌汉族大姓之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如《十六国春秋·前凉录》云：“混西奔，招合夷晋，众至万余人，还向姑臧”，这充分显示了敦煌宋氏在河西走廊西部的胡汉民众中颇有影响与号召力。在向前凉国都姑臧进军的途中，听到旧主张曜灵被杀，“凉宋混军于武始大泽，为曜灵发哀。闰月，混军至姑臧”，与张瓘弟张琚、子张嵩联合攻城，杀死张祚，扶立张玄靓。敦煌宋氏与前凉宗室张瓘的联合，很可能是因为张瓘和敦煌有着密切的关系。P.2625《敦煌名族志》“张氏”条云：“      [宁戎]校尉张瓘领兵东来，      郡城东南七里。子凭，因      。凭子瑝，字仲严，汉豫      ，晋凉兴令。自晋已后，      郎将张庆方，即其后也”。池田温指出，这是敦煌张氏三个系谱中的张庆方祖上的家系，始祖即为张瓘，他曾领兵到过敦煌，子孙遂定居于敦煌。文书前残，张瓘的官衔在“校尉”前可补“宁戎”二字，《魏书》卷九九《私署凉州牧张寔附张骏传》云：“兴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城、汉中八郡为河州，以其宁戎校尉张瓘为刺史”，《资治通鉴》卷九七系此事于东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可知该年张瓘从宁戎校尉迁为河州刺史，此前他已迁居敦煌，与当地的宋氏家族缔结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359年，敦煌宋氏又讨灭了试图篡位的张瓘兄弟，宋混、宋澄兄弟相继执掌前凉大权，但次年复为右司马张邕所诛。《晋书》卷八六《张轨附张玄靓传》云：

瓘兄弟强盛，负其勋力，有篡立之谋。辅国宋混与弟澄共讨瓘，尽夷其属。玄靓以混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假节，辅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靓右司马张邕恶澄专擅，杀之，遂灭宋氏。玄靓乃以邕为中护军，叔父天锡为中领军，共辅政。

前述宋尞为张邕所杀，说明宋混与宋配出自同一家族。早年丧父的宋繇曾说：“门户倾覆，负荷在繇，不衔胆自厉，何以继承先业！” 所谓“门户倾覆”，即指敦煌宋氏在这次事变中举族遭到杀戮的惨剧，后来张天锡在诛讨张邕时，亦宣称“诸宋何罪，尽诛灭之？”

在前凉王国中，敦煌宋氏人物颇多，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上的各级官职。宋氏家族的命运不仅与阴氏类似，而且其家族性格特征也极为相若，都是前凉军界的实力派，后来又从武力强宗逐渐转变为儒家世族。施光明曾对五凉时期的敦煌宋氏家族进行专门考察，简略叙述了宋氏人物的仕宦浮沉及其与诸凉王国的关系；他还分析了宋氏家族具有崇尚武功与儒学两种特征，并对这一现象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 在前凉军界，除了上述诸人外，至少还有以下七人：张寔时的威远将军宋毅，张骏时的中坚将军宋辑，张重华时的大夏太守宋晏、宛戍都尉宋矩、将宋秦，张玄静时的右将军宋熙，张天锡时的宣威护军宋皓，他们与前凉王国相始终，是敦煌宋氏作为武力强宗的真实写照。在前凉初期的宋配身上，军事才能非常突出；即使到后期，宋氏家族仍保持着这一门风特征，如司马光称宋混“性忠鲠”；宋矩在《晋书》中被列入《忠义传》，他曾对后赵大将麻秋说：“辞父事君，当立功与义；苟功义不立，当守名节。矩终不肯背主覆宗，偷生于世”，于是“先杀妻子，自刎而死”。这些都体现了敦煌宋氏武勇忠义的家族门风。

但在前凉后期，部分宋氏人物则开始从武力强宗向儒家世族转变，如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年八十，笃学不倦”。敦煌太守杨宣、酒泉太守马岌都称叹他“身不可见，名不可求”，“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张祚征辟他为太子友、太子太傅，但宋纤厌恶政治，竟不食而卒。 360年，敦煌宋氏遭到灭门之诛，但到西凉时重整门户，得以再度崛起，这里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宋繇，前凉末年他曾“至酒泉，追师求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在他身上典型地反映了敦煌宋氏在前凉后期完成了从武力强宗到儒家世族的角色转变。

6、前凉时期的其他敦煌大族——以索、氾、令狐氏为中心

除了以上所论张、阴、宋三氏之外，前凉时期的敦煌大族主要还有氾、索、令狐、曹等氏，以及谢、车、刘、郭氏等小姓。与张氏一样，氾、索、令狐、曹四氏是汉代以来敦煌地区的传统旧族。早在东汉中期，就已完成了从军功豪族到儒家世族的身份转变；到西晋时的“敦煌五龙”中，索氏居三，氾氏一位，可谓人才辈出，文化程度甚高。在前凉王国中，敦煌曹氏在曹袪参加张越之乱被斩杀之后，势力大衰；而氾、索、令狐三个家族参政入仕的人物甚多，但他们与张、曹、阴、宋四氏的性格不同，既未像张、曹二氏那样野心勃勃地去夺权，也不像武力强宗的阴、宋二氏遭到猜忌与诛戮，成为始终支持前凉王国的稳定力量。这亦表明，氾、索、令狐三氏以经学传家，通经入仕，形成了以儒宦为根基的成熟的世家大族，深刻懂得在十六国乱世中的生存之道。

S.1889《敦煌氾氏家传并序》后部残缺，至前凉氾瑗止，罗列了西汉至前凉间的敦煌人物凡12人，其中西汉1人、东汉3人、不明朝代1人，其余7人皆属前凉，出任前凉王国各级官吏。 另外，前凉时代敦煌氾氏见诸史籍的还有西晋郎中氾腾，他回到敦煌后拒不出仕于前凉，“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足见氾氏家族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宗族基础；见诸墓葬的有氾心容，敦煌新店台出土的60M1：27陶罐上有墨书铭文：“升平十三年（369年）闰月甲子朔廿一日壬寅张弘妻氾心容盛五谷瓶”。《晋书》卷八六《张轨附张重华传》记载张弘与后赵、前秦作战，没于秦军；张天锡时氾心容卒，时代相去不远，从墓葬为单身葬来看，两人当为夫妇，“推测或许是张弘战死异乡，并未归葬之故”。张、氾二氏通婚，是敦煌当地大族之间的婚姻网络现象。

虽然家传不免有溢美之辞，但从中也可看出氾氏家族具有经学传家、明于吏干、清正耿直等性格特点，大多出任前凉王国的各级文官，而很少出没于军界。首先，从学术师承来看，氾祎“事师司空索静（靖），通三礼、三传、三易、河洛图书，玄明究算历”；氾昭“弱冠从贤良同郡索袭受业”；氾绪“尝于当郡别驾令狐富授（受）《春秋》、《尚书》”，这里涉及到了敦煌本地的氾、索、令狐三氏，反映了这三个家族以儒学经术为根基的共同性格。其次，与索、令狐二氏不同的是，氾氏家族不畏强权、清正耿直的特征尤为鲜明，如氾祎，“字休臧，敦煌人。为福禄令，刚直不事上府”，遭到酒泉太守马汉与督邮张休祖的弹劾，左迁居延令； 其孙氾洊“刚鲠峻直”，“明笔直绳，好刺举，为朝士豪贵所忌”；氾昭“为人方正，好面折直言，退不谈人之非”，“在职清平，好理枉屈”，并被张寔选为武威从事，使“豪杰望风栗服”。

索氏在前凉王国任职人数更多，至少有15人，既有忠心进谏的文臣、勇冠三军的武将，又有饱学经术的学者、救世经济的人才。最典型的是在学术文化上，索氏以经学传家，兼通内纬，涌现出诸多著名学者，如索袭“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 索紞“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 他们都隐居不仕，敦煌太守阴澹欲请索袭为三老，索紞为西阁祭酒，皆遭坚辞。尤应注意的是，索绥在张骏时担任儒林祭酒，著有《凉春秋》等；索商在张天锡时为校书祭酒，主掌前凉王国的儒学教育与文化典籍事业。其次，索氏家族人物常常文武双兼，在军事上也有出色的人才，如张重华时的军正将军索遐，与谢艾率军击破后赵军队，讨伐鲜卑斯骨真，取得大捷；又如“索苞有文武材”，“每征伐克敌，勇冠三军，时人比之关羽”，以及以善射闻名的索孚。 再次，前凉初期太府参军索辅劝说张轨弃布用钱，“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而且在“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使前凉经济与丝路贸易获得了发展。最后，对于前凉王国，索氏的忠心还表现在对凉主的规劝进谏上，如在张骏时，理曹郎中索询谏止东伐前赵，张骏说：“每患忠言不献，面从背违，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尽辞规谏，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礼之；参军索孚劝谏勿治石田，却被出为伊吾都尉。 又如张重华时，索遐先后三次进谏，一为行搜狩之礼，二是举荐谢艾，击破后赵，三是劝主勤政；征事索振也同样劝谏张重华勤政尚俭。 前凉末年，张“天锡数宴园池，政事颇废。荡难将军、校书祭酒索商上疏极谏”，但答而未从。 索氏对前凉国主不断进谏，规劝得失，可谓竭力辅佐，忠心耿耿；然而越到后来，前凉政衰，已听不进去这些忠言了，以致走向亡国。

令狐氏的势力虽然比氾、索二氏稍逊，但据统计也有11人之多。《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令狐氏”条云：

溥五世孙晋谏议大夫馨，馨孙亚，字就胤，前凉西海太守、安人亭侯。二子：王垔、绥。亚孙敏，字永昌，前凉鸣沙令。四子：达、忠、袭、越。敏五世孙虬，字惠献，后魏敦煌郡太守、鹯阴县子。

据S.1889《敦煌氾氏家传并序》记载，汉末令狐溥不仅与张奂友善，称赏氾孚的学问人品，而且还给氾咸教授经纬之学；敦煌郡别驾令狐富又给氾绪教授《春秋》、《尚书》。到西晋时，令狐丰、令狐宏兄弟一度被推举为敦煌太守。孙晓林对汉至十六国敦煌令狐氏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从汉末至西晋已成为以经学传家的高门世族，五凉时期“令狐氏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时隐时显，显时则同时数人俱显，隐时则了无痕迹，给人以整个家族共进退之感。在隐显之间，似乎令狐氏有选择地与汉族政权取积极合作的态度。这背后也许是以儒学经术传家的文化底蕴在起着某种作用”。

前凉初年，令狐亚先任太府主簿，经常作为使者东西出使，如305年张轨平定秦州之乱，“遣主簿令狐亚聘南阳王模，模甚悦，遗轨以帝所赐剑，谓轨曰：‘自陇以西，征伐断割悉以相委，如此剑矣’”，从而为张轨割据河陇争取到了正统合法性；又如308年张镇、张越兄弟叛乱，张轨又“遣镇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亚前喻镇”，告诫他“全老亲，存门户，输诚归官”， 张镇乃委罪功曹鲁连而斩之，从而达到了分化张镇兄弟与孤立张越的目的，为前凉王国的稳定又立一功。尤其是令狐、张二氏同出敦煌，两家结为姻亲，作为敦煌大族的令狐亚站在了前凉张轨一边，既从内部分化了敦煌大族，同时又稳定了其他敦煌大族的心理。这位出色的外交人才后来升任西海太守，其孙令狐敏为鸣沙县令，回到本地做官。张轨执政时，还有一位治中令狐浏，曾奉命讨平反叛的金城太守胡勖；又曾劝说悉徙西平麹儒集团，未获同意，后来果致复叛，可见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政治与军事经验的官吏。在《晋书》卷九五《艺术·索紞传》中，记载到一位年届髦耋的孝廉令狐策，为敦煌太守田豹与乡人张公征的子女婚姻做媒，体现了他作为地方耆老的身份。

总之，氾、索、令狐三氏是汉代以来传统的儒家高门世族，有着共同的儒宦背景与家族交往，在服务地方政权时亦能获得较为平稳的发展。这一点与阴、宋二氏等前凉新贵截然不同，后者是晋凉之际新崛起的武力强宗，一直到前凉后期才积累较高的儒家文化素养，故在政治斗争中的沉浮波动也比较大。

顺便提一下，敦煌的其他姓氏也涌现出一些颇受瞩目的人物，既有忠义节烈之士（如车济），又有名将（如谢艾、常据）与学者（如郭瑀），还有宠臣小人（如刘肃），可谓良莠相杂。尽管这些姓氏中的个别人物头角峥嵘，但其家族却未得到全面的发展。因本文主旨是讨论敦煌大族，故对这些小姓不作多论。

7、从安定张氏的婚姻圈看前凉王国与河陇大族的关系

尽管敦煌大族在河陇大族中独树一帜，对前凉王国的政治支持亦极重要，但前凉国主安定张氏却很少与敦煌大族进行联姻，是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下面根据史料所载，将可考知的安定张氏的婚姻关系列作下表（表4-2）：

表4-2中前凉安定张氏配偶者的郡望或里贯，史载明确的仅张温妻陇西辛氏、张寔妻武威贾氏、张骏美人鄯善妹好，以及张氏之婿丹阳唐熙、敦煌宋澄共五例；其他诸姓则难以遽断，但显然大多与敦煌无关。

张温与陇西辛氏联姻，自然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陇右地区的大族。前凉时期，安定张氏与陇西辛氏之间通婚较多，关系密切。“辛綝弟理，美姿貌，张骏欲夺其妻，以寡妹妻之”，也是想与陇西辛氏结亲，但辛理不愿弃妻另娶，割鼻自誓，张骏大怒，“徙理敦煌，遂以忧死”；张祚时，“立妻辛氏为皇后”。 在前凉王国中，辛氏家族人物众多，如作为西晋使节而留仕前凉的大鸿胪辛攀、敦煌太守辛凭、武兴太守辛岩、广武太守辛章、枹罕护军辛晏，以及辛韬、辛挹、辛髦等，在地方及军界很有势力。

前凉张氏与武威贾氏的婚姻，已见前述，这是陇右大族与河西大族之间的政治联姻。贾氏自东汉贾龚徙居武威后，逐渐发展成为本地著姓，子贾诩为曹魏名臣，西晋贾胤、贾龛、贾疋等皆位至大官，是汉晋时期河西地区举足轻重的世家大族。 前凉初期张轨与武威贾氏结为姻亲，取得其政治支持，是稳定前凉统治的重要策略；但到张茂时诛杀贾摹，张、贾之间的姻亲关系至此中断，也加深了陇右、河西大族之间的矛盾，使前凉王国的统治基础遭到削弱。

张轨在为子娶妻贾氏的同时，还嫁女给唐氏，这同样是一种政治联姻，只不过亲家是外来大族。唐氏祖上与河西也曾有过关联，如东汉时唐惠任武威长，但其四世孙唐翔为丹阳太守，从此居住在江南；西晋时唐彬出任镇西校尉，与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张轨同仕西北，地位相当，这一婚姻自然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其子唐熙，官任“太常丞，娶凉州刺史张轨女，永嘉末，遂居凉州。生辉，字子产，仕前凉陵江将军，徙居晋昌”。尽管在此前的魏初，敦煌可能就已有唐姓人存在，但张轨之婿唐熙却属于外来大族，该家族后来在晋昌冥安形成了很大的势力，北凉段业时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联合敦煌大族拥戴李暠建立了西凉王国。

前凉安定张氏与敦煌大族之间的婚姻，仅见宋澄一例，此例不见于正史与《资治通鉴》，颜之推《还冤记》记载张玄靓时，张璀（瓘）专权，宋混遣弟宋澄诛之，张瓘临死前对宋澄说：

汝荷婚姻，而为反逆。皇天后土，必当照之。我自可死，当令汝剧我矣。

从“汝荷婚姻”一语可知，宋澄娶了安定张氏女为妻。宋混、宋澄兄弟讨灭张祚与扶立张玄靓有功，成为前凉的辅政大臣。由于这层关系，宋澄与前凉张氏缔结政治联姻自然可以理解。但359年右司马张邕恶其专权，杀掉宋澄，使宋氏家族几乎遭到灭门之灾。宋繇之父宋尞就在这次事变中被诛，《魏书》卷五二《宋繇传》载其“五岁丧母，事伯母张氏以孝闻”，传文还记载到他的妹夫张彦，可见宋繇之伯父与妹妹皆和张氏相通婚，但这里的张氏应为敦煌大族，而非前凉安定张氏。因此从总体来看，敦煌大族虽与前凉王国关系密切，但却与前凉安定张氏极少联姻，宋澄仅为孤例，甚至可以说是宋氏专权时的一个特例。

从表4-2看，前凉安定张氏的其他婚姻对象，还有严、马、刘、裴、郭、焦、阎、薛等氏，郡望或里贯不明，大多与敦煌无关。即若马、刘、郭三氏可能出自敦煌，但也并非一流大族；裴、阎、薛三氏通常被认为是河东地区的大族，前凉时迁徙到河陇者也只能算是小姓；严、焦二氏非大姓，故不多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前凉安定张氏虽然和陇右、河西的大族进行通婚，但以陇右辛氏居多且关系密切，这可能是张、辛同为陇右大姓有关；河西大族武威贾氏、敦煌宋氏虽有姻亲，但其性质为政治联姻，且贾摹、宋澄皆遭张氏诛戮，婚姻关系并不巩固；而与前凉张氏通婚更多的则是其他小姓。这种状况在中古时期大族社会的背景下，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8、结语

从汉武帝开拓河西以来，敦煌作为中原王朝控辖西域、隔断羌胡的重镇，又是丝绸之路中西交通的要冲，地位独特而重要。到东汉时，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东汉政府在敦煌有特殊的建置，同时，还扩大了敦煌太守的职权”，使敦煌郡成为辖理西域的重要基地。这一情况，直到魏晋仍无改变。 进入前凉，327年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置了高昌郡， 隶属于新立的沙州，更加提升了敦煌的地位，扩大了影响，成为与凉州、河州鼎足而峙的重镇。从汉至晋，敦煌的人口增幅在河西四郡中比例最高，到西晋时甚至连人口数字也居于四郡之首。 以“敦煌五龙”为代表的学术文化水平，足以抗衡中原，领袖全国。五凉时期，以敦煌大族为核心的河西儒学可谓独树一帜。 武守志云：“具有自己特色的河西儒学，其运行的螺旋式圆圈是围绕着敦煌儒士旋转的”，“敦煌儒士不仅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而且在学术成就上也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敦煌大族经过汉晋的孕育，到前凉时因中原大乱而效力于本邦政权，必然与前凉王国发生重要而密切的关系。

无论在史传的记载里，或者是在今人的著述中，满眼都看到前凉王国中敦煌大族的影子在晃动，学者们也大多异口同声地肯定敦煌大族的作用。然而，对于前凉王国来说，敦煌大族实际上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柄“双刃剑”，他们中的大多数支持前凉政权，但也出现了前凉初期敦煌张、曹二氏图谋夺取凉州最高统治权的现象。敦煌宋氏作为晋凉之际崛起的新贵，在前凉后期一度掌政，最终却惨遭安定张氏的夷灭；武威阴氏势力极盛，也受到张骏的诛戮打击，之后西徙敦煌。宋、阴二氏是前凉军界的实力派，缺乏儒宦根基，政治浮沉很大，家族起落悬殊，但在前凉后期他们逐渐从武力强宗向儒家世族转变。家族自身发展最稳固，且给前凉王国提供最稳定支持的，则是敦煌地区汉代以来的传统老牌大族氾、索、令狐三氏，他们以经学传家，靠通经入仕，体现了以儒宦为根基的成熟稳定的高门世族的特征。我们发现，前凉王国对于宗族势力强大，文化水平极高的敦煌大族，也存在着两方面的心理矛盾，既有团结拉拢，以获取他们对政权的支持；却又极少与之通婚，没有形成中古时期极富特色的婚宦网络，是个耐人寻味的特殊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前凉王国统治基础中的致命弱点。因此，对于敦煌大族与前凉王国的关系，必须具体分析，而不是笼统视之。 

二、敦煌大族与前秦、后凉

376年，前凉被氐族前秦所灭，包括敦煌大族在内的河西汉族民众首次接受少数民族的统治，积淀近五个世纪的河西走廊汉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这对以儒家文化为传承根基的敦煌大族而言，无疑是个重大的考验。本节选取氐族建立的前秦、后凉两个王国，从敦煌大族的角度来探讨河西本土民众与外来胡族统治者之间的互相关系，力图揭示出敦煌大族在前秦、后凉王国中或显或隐的动向。

1、前秦的笼络措施与敦煌大族的拥护态度

前秦于376年灭前凉，到385年吕光杀凉州刺史梁熙，在河西割据建立后凉，前秦统治河西将近十年。由于统治时间短暂，加上僻处西北，学界对前秦统治河西史颇为忽略。蒋福亚《前秦史》一书中，只在第四章《苻坚统一北方》设有《灭凉》、《吕光西征》两节，主要讲述军事战争，而未涉及前秦对河西的统治过程。一些五凉史论著仅关注于五凉王国，而对前秦、后秦统治河西的历史未加重视。倒是佐藤智水在考察十六国敦煌历史时，论及了前秦河西史。 尤为可喜的是，随着河西各地及吐鲁番墓葬前秦文书及文物的出土，以及《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的出版，学界对前秦统治河西的历史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填补了学术空白，展现出良好的研究势头。

蒋福亚曾对前秦官员的民族身份作过统计，认为前秦实行氐族本位政治，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任官者比例不高。然而在河西地区，前秦凉州刺史及其辖下的诸郡太守，则是各族皆用，如：凉州刺史梁熙（氐族）、武威太守赵整（汉族）、张掖太守慕容德（鲜卑族）、晋昌太守李纯（汉族）、敦煌太守姚静（羌族）， 未见其推行氐族本位政策。这些人大多原为前秦官员，被派到河西担任州郡长官。同时，前秦也任用前凉旧僚或当地大族在河西为官，如金城赵凝（原前凉西平太守）为金城太守，高昌杨幹为高昌太守，均为汉族大姓；至于州郡佐官，在凉州刺史府中主要重用敦煌大族，《资治通鉴》卷一〇四东晋太武帝太元元年（376年）条云：

以[张]天锡武威太守敦煌索泮为别驾，宋皓为主簿。

另外还有一些前凉旧僚，如晋兴太守陇西彭和正、凉州治中从事武兴苏膺、敦煌太守张烈等，则被征入京城长安，担任前秦黄门侍郎、尚书郎等官。对于河西百姓，苻坚也采取了切实的安抚措施：“以凉州新附，复租赋一年。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孝悌力田爵二级，孤寡高年谷帛有差，女子百户牛酒，大酺三日”。 这一优惠政策涵盖面极广，包括男女老少、鳏寡孤独、孝悌力田等所有河西百姓。通过这些措施，前秦有效地笼络了前凉旧僚、河西汉族大姓及普通百姓，从而达到安抚河西民心、建立政治统治的目的。

索泮、宋皓属于本节讨论的敦煌大族，前者在《晋书》中附列在前秦末主《苻登载记》之后，同时还提到其弟索菱：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为冠族。泮少时游侠，及长，变节好学，有佐世才器。张天锡辅政，以泮为冠军、记室参军。天锡即位，拜司兵，历位禁中录事、执法御掾。州府肃然，郡县改迹。迁羽林左监，有勤干之称。出为中垒将军、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务宽和，戎夏怀其惠，天锡甚敬之。苻坚见而叹曰：“凉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别驾。

吕光既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获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将赴难京师，梁熙无状，绝孤归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恶！”泮厉色责光曰：“将军受诏讨叛胡，可受诏乱凉州邪？寡君何罪，而将军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报君父之雠，岂如逆氐彭济望风反叛！主灭臣死，礼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变。

弟菱，有俊才，仕张天锡为执法中郎、冗从右监。苻坚世至伏波将军、典农都尉，与泮俱被害。

出身于敦煌冠族的索泮，作为河西德望，是苻坚所称“凉州信多君子”的代表人物，前秦时出任凉州别驾，地位仅次于刺史梁熙。其弟索菱为典农都尉。苻坚曾向敦煌地区大量移民，史载“苻坚建元（365—384年）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加上河西原有的农业人口，数量不少， 索菱所任典农都尉之地位应颇剧要，郭锋推测“索菱可能就是管理河西屯田的”。 索氏昆仲为苻坚所重用，即使在385年前秦亡国前夕，仍然誓死效忠于之，坚决抗拒吕光军队，最终以身相殉，其名得以列诸史传。《晋书》卷一一五《苻丕载记》记载吕光回师河西：

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光。[梁]胤及光战于安弥，为光所败。武威太守彭济执熙迎光，光杀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奋威、督洪池已南诸军事、酒泉太守宋皓等，并为光所杀。

索泮初任凉州别驾，后转建威将军、西郡太守，前揭《苻登载记附索泮传》亦载“泮固郡不降”。与索氏兄弟一同遇害的宋皓，也出自敦煌大族。 前凉末，他劝说张天锡投降前秦，从安西将军被贬为宣威护军；前秦时出任凉州主簿，“西平郭护起兵攻秦，熙以皓为折冲将军，讨平之”，稳定了前秦在河陇的统治，后来转任奋威将军、督洪池以南诸军事、酒泉太守。敦煌索、宋二氏以身殉秦，固然可以说是效忠于苻坚，但淝水战后，前秦实际上已经瓦解，他们抵抗氐族吕光统率的东归军队，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效忠于凉州刺史梁熙，并藉此维护汉族在河西的统治，保卫自己的家园。索泮在斥责吕光时所说的“寡君”、“君父”及“主灭臣死”中的“主”，就是遭吕杀害的梁熙，而非苻坚。在索泮看来，梁熙和他之间已经形成了主臣关系。

梁熙在刺凉期间，团结以敦煌大族为首的河西汉族百姓，维持了河西走廊近十年的稳定局面。相反，吕光军队进入河西，在酒泉击败梁胤后，“于是四山胡夷皆来款附”， 武威太守氐族彭济亦执梁熙降光，则表明河西各少数民族是拥护氐族吕光的。这种胡汉分野，或许也从侧面印证了前秦梁熙治凉是颇为倚赖汉族民众的，所以敦煌大族索、宋等氏才会亲附于前秦。事实上，早在前凉末期，“王猛获张天锡将敦煌阴据及甲士五千，坚既东平六州，西擒杨纂，欲以德怀远，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获还凉州”，已经展露出前秦对河西军民的宽容与招抚姿态，自然也就容易博得敦煌大族阴据等人的拥护。

此外，前秦对敦煌名士郭瑀也极尽礼遇，征召入京或遣生就业。《晋书》卷九四《隐逸·郭瑀传》云：“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及天锡灭，苻坚又以安车征瑀定礼仪，会父丧而止，太守辛章遣书生三百人就受业焉”。郭瑀虽然不是敦煌大族，但撰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授业弟子多达千余人，是位颇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前秦国主苻坚以礼征召，太守辛章也遣生受业，可谓备尽礼仪，尊崇敦煌学者，反映前秦采取宽容开明的统治方式，赢得了敦煌乃至整个河西汉族民众的支持。

若据上述，前秦对河西的统治颇得当地汉族民众的人心，敦煌大族也对前秦王国持支持态度，但是，吐鲁番出土《大周故游击将军上柱国张礼臣墓志铭并序》则曰：

属符（苻）坚肆虐，梴扰五凉。避难西奔，奄居右地。

所谓“苻坚肆虐，梴扰五凉”，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专指376年前秦动用武力击灭前凉，并“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也许张礼臣的祖先恰在被徙之列，或遭到经济上的掠夺，遂避难西奔高昌。吐鲁番还出土了其祖张雄、父张怀寂的墓志，《唐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雄夫人永安太郡君麹氏墓志铭并序》云：“天分翼轸之星，地列敦煌之郡。……则有寻源昆阆，倚柱凉城。跗萼散于前庭，波澜流于右地。因家遂久，避代不归，故为高昌人焉”；《大周故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督府司马上柱国张怀寂墓志铭并序》亦曰：“襄避霍难，西宅敦煌。余裔迁波，奄居蒲渚，遂为高昌人也”，可见张氏确为敦煌大族，在前秦时西迁高昌。在三方墓志中，只有张礼臣墓志铭说到了“苻坚肆虐，梴扰五凉”的话，而其祖、父墓志铭中均未提及，这些墓志均撰于唐代，距离前秦统治河西已有三百多年，其追述祖先往事是否确切，尚有待证实。第二种理解，是指前秦在统治河西的整个十年间实施了暴虐统治。西凉末，主簿氾称上疏云：

梁熙既为凉州，藉秦氏兵乱，规有全凉之地，外不抚百姓，内多聚敛，建元十九年（383年）姑臧南门崩，陨石于闲豫堂，二十年而吕光东反（返），子败于前，身戮于后。

氾称所言虽属隔朝追述，但距离前秦梁熙刺凉才三、四十年，可信度较高。从前秦攻克姑臧后对河西官民征收13000斤金银来看，氾称所论梁熙“内多聚敛”一语应该属实，这其实是前秦推行剥削较重的经济政策所致。蒋福亚、贾小军均据此对梁熙持批判态度，但司马光却对梁熙治凉褒赞有加，云：

梁熙清俭爱民，河右安之。

王素也指出，梁熙在刺凉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1）克己安民；（2）重用土著；（3）招抚西域。 虽然梁熙执行了前秦的经济剥削政策，但对河西的整体统治而言，则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在政治上对前凉旧僚与河西大族加以笼络，任用敦煌大族索泮、宋皓及金城大族赵凝等为官，维持了河西地区的政治稳定，同时也实践了苻坚“以德怀远”的德治主义。至于张礼臣的祖先西奔高昌，或许因为前秦击灭前凉而西徙高昌。

2、后凉的氐族本位暴政与敦煌大族的反吕态度

383年苻坚在淝水战败，导致前秦王国迅速走向瓦解，两年后河西被出征西域的氐族吕光所占，割据自立，建立了后凉王国。关于后凉施行极端的氐族本位政策及其暴政，从古到今的所有历史著作都众口一词地予以抨击，此不赘论。这里主要从敦煌大族的角度出发，考察以其为代表的河西汉族民众与氐族后凉王国之间的关系。

後藤勝将后凉官僚分为汉人名族、胡族大姓两类，前者以杨氏为首，另有杜、王、尹、宋、索诸氏；后者主要是卢水胡沮渠氏，兼梁、金、史氏等“四夷之豪俊”。其中，宋、索二氏为敦煌大族。《魏书》卷五二《宋繇传》云：

宋繇，字体业，敦煌人也。……吕光时，举秀才，除郎中。后奔段业，业拜繇中散、常侍。

后凉实行察举制度，宋繇被举为秀才，官拜郎中，但他后来不满于吕光的统治，西向投奔北凉段业。他与前揭被吕光杀害的敦煌宋皓有何亲属关系，尚不得而知，但应出自同一家族无疑。403年后秦灭后凉，新任凉州刺史王尚辟任河陇士人为佐官，如“凉州别驾宗敞、治中张穆、主簿边宪、胡威等”，其中张穆出自敦煌大族，他很可能是后凉旧僚，之后历仕于后秦、南凉、北凉。後藤勝所言索氏，没有说明具体人物，或许是指索嗣。 屠乔孙、项琳辑《十六国春秋》卷八四《后凉录四·宗燮》云：“宗燮，敦煌人，仕[吕]纂为骑都尉、尚书仆射”，但据《魏书》卷五二《宗钦传》记载：“宗钦，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吕光太常卿”，同卷《胡叟传》还提到“金城宗舒”，可见宗为金城著姓，屠、项二氏把金城宗燮的籍贯误系为敦煌，显然不确。屠、项辑本还提到后凉国主吕绍之妻：

张氏，敦煌人，本隐王绍之美人也。

《晋书》卷九六《列女·吕纂妻杨氏传》后附有张氏小传，然未言籍贯，不知屠本何据？张氏是否出自敦煌大族，有待其他史料证实。郭锋指出，后凉河西诸郡太守多由西征将领担任，“中央机构，则间用河西士人”，并举出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王详，尚书沮渠罗仇、段业，侍中房晷，中书侍郎杨颖，散骑常侍、太常令郭黁等人。临松沮渠罗仇、西平郭黁是河西人，但段业、杨颖皆随吕光西征而来，分别望称京兆、弘农，王详、房晷则不详所出，根本没有提到敦煌人。总的看来，敦煌大族在后凉王国中任官者极少，这正如李聚宝所说：“敦煌豪族对吕氏后凉政权的态度远不及对待前凉那样热情和忠心”，这应该跟后凉实行极端的氐族本位政策有关。

终吕光之世，敦煌大族一直积地参与造反，试图推翻后凉王国的统治。这样的起义主要有两次，都是先在河西东部地区发起，西边的敦煌大族起而响应。

第一次发生在386—387年，原前凉世子张大豫在王穆的帮助下密谋复辟，得到了河西汉族焦松、鲜卑族秃发思复鞬的支持，攻陷昌松郡，进逼姑臧。《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云：

王穆谏曰：“吕光粮丰城固，甲兵精锐，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岭西，厉兵积粟，东向而争，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从，乃遣穆求救于岭西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及阎袭起兵应之。

“岭西”指删丹岭以西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王穆提出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练兵积粮，积聚实力，然后东向与后凉相争。吕光闻听此计，说：“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这说明河西西部的汉族民众是反对氐族后凉的，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等人纷纷起兵响应，“有众三万”。值得注意的是，王穆还亲至酒泉，西向联络敦煌大族索嘏、名士郭瑀，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晋书》卷九四《隐逸·郭瑀传》云：

及苻氏之末，略阳王穆起兵酒泉，以应张大豫，遣使招瑀。瑀叹曰：“临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长；脉病三年，不豫绝其餐馈。鲁连在赵，义不结舌，况人将左衽而不救之！”乃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东应王穆。穆以瑀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

此时，前秦苻丕在晋阳称帝，故传称“苻氏之末”，但在河西则已进入后凉时代。郭瑀作为一名学者，在前凉、前秦时不应朝廷征辟，隐居于祁连山中聚徒授学，但到后凉初却毅然投身于起义洪流，目的就是他所说的救人于“左衽”，反映了河西汉人反抗氐族后凉、维护汉族利益的决心。郭瑀虽有上千弟子，但毕竟没有军事资本，所以又联合了本地有实力的大族索嘏，很快募得一支5000人的部队和30000石粮草，响应张大豫、王穆的起兵。李聚宝认为，“这是苻秦统治敦煌末期，敦煌政治生活上的一件大事。这一历史事件充分说明，敦煌豪族大姓与前凉政权有着生死依存的深厚关系，他们信不过前秦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因而试图花很大的代价恢复前凉的统治，但是没有成功”。当时河西已为吕光所统治，应该说敦煌大族信不过氐族后凉，响应前凉后裔张大豫的起兵，试图在河西走廊重建汉人的统治。可惜张大豫没有采纳王穆席卷岭西的策略，而与吕光激战于姑臧，战败后在逃跑途中被执送姑臧斩首；而王穆则西奔投靠建康太守李隰，稍后“穆袭据酒泉，自称大将军、凉州牧”，也建立了割据政权。

387年，后凉内部叛乱四起，西平太守康宁、张掖太守彭晃举兵谋叛，“晃东结康宁，西通王穆”，但被吕光挥师平定。王穆是陇右略阳人，他得到敦煌大族索嘏等人的支持，才得以在河西西部立足。然而他又猜忌索嘏，导致内部分裂，自相残杀。《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云：

王穆以其党索嘏为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众攻嘏。光闻之，谓诸将曰：“二虏相攻，此成擒也”。

卷九四《隐逸·郭瑀传》亦载，“穆惑于谗间，西伐索嘏”，郭瑀谏而不听，遂出走南山，饮气而卒；而吕光则坐收渔翁之利，“率步骑二万攻酒泉，克之，进次凉兴。穆引师东还，路中众散，穆单骑奔骍马，骍马令郭文斩首送之”。凉兴是敦煌郡东部的属县，后凉军队未能攻入敦煌，显示了以索嘏为首的敦煌大族的实力；而失去了敦煌大族的支持，王穆是难以在河西西部站稳脚跟的。

第二次发生在397年，后凉散骑常侍、太常西平郭黁(nún)起兵造反。他通晓阴阳、天文，民间称之为“圣人”。郭黁先与左仆射王详拥立田胡王乞基为主，后又推举将军杨轨为盟主，但都被吕纂击败，逃奔西秦。郭黁与敦煌大族的关系颇为密切，《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云：

尝与吕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谓繇曰：“君当位极人臣，李君有国土之分，家有騧草马生白额驹，此其时也。”

郭黁与敦煌大族宋繇及其同母异父兄李暠（字玄盛）有同宿之雅，关系颇为亲密。他建议李暠兄弟等待时机，反叛后凉，独立建国。虽然“国土之分”一语未必可信，但三人的谈话已反映出他们对吕光统治的不满，河西东西部的汉族大姓联合密谋，企图推翻氐族后凉的统治。

当郭黁起兵反吕之时，自然会联络宋繇、李暠，获取敦煌大族的支持，对吕光形成东西夹攻之势。《资治通鉴》卷一〇九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条云：

凉人张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于休屠城，与黁共推凉后将军杨轨为盟主。

前揭《李玄盛传》又记：“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颇疑郭黁兵败以后，张捷、宋生招集的三千军队裹挟民众西奔敦煌、晋昌，张、宋二人很可能是敦煌大族。

3、结语

从376年前秦灭前凉，到403年后秦灭后凉，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先后为前秦、后凉所统治。尽管这两个政权均为氐族所建，但采取的措施却大不相同，导致以敦煌大族为代表的河西民众也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

前秦的统治重心在中原，对河西除了在经济上加重剥削外，在政治上则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没有把氐族本位政治施加于河西走廊，而是任用氐、羌、鲜卑、汉等各族官员，尤其是曾为前凉旧僚的敦煌大姓，共同统治河西，并且礼待敦煌士人，藉以收拢人心。这种笼络措施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使大多敦煌大族对前秦王国持支持态度，敦煌索泮兄弟及宋皓甚至以身殉秦。

相反，后凉尽管立国河西，却施行了极端的氐族本位政策。不仅杀害了敦煌大族索泮兄弟、宋皓，以及凉州名士姚皓、尹景等十余人，而且还诛戮汉人功臣杜进等人，连京兆段业也起兵自立，叛离后凉。从吕光初期的王穆起义，到末年的郭黁造反，以索嘏、宋繇为代表的敦煌大族自始至终都在反抗氐族后凉的统治。敦煌名士郭瑀以救人于左衽为己任，真实地反映了河西汉族民众反对后凉氐族的本位暴政。

三、敦煌大族与西凉王国

西凉王国（400—421年）最初是由汉族李暠(hào)在敦煌建立的政权，无论从地域或是民族的角度来说，敦煌大族与西凉王国的关系最为紧密，学者们也都无一例外地谈到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大多只停留在这一层面，最多是考述一下李暠出自陇西李氏的身份，而忽略对李暠与敦煌大族的另面关系的考察，尤其是李暠在405年迁都酒泉，其政治中心长期远离敦煌。本节通过对旧史料的挖掘考析，希望从中探索敦煌大族与西凉王国之间既联合又疏离的微妙关系及其原因。

1、对西凉初政府班子名单的分析

400年，李暠被推戴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建年庚子，定都敦煌，史称“西凉”。建国之初，李暠任命内外官职，《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开列了一份政府班子的名单：

以唐瑶为征东将军，郭谦为军谘祭酒，索仙为左长史，张邈为右长史，尹建兴为左司马，张体顺为右司马，张条为牧府左长史，令狐溢为右长史，张林为太府主簿，宋繇、张谡为从事中郎，繇加折冲将军，谡加扬武将军，索承明为牧府右司马，令狐迁为武卫将军、晋兴太守，氾德瑜为宁远将军、西郡太守，张靖为折冲将军、湟河太守，索训为威远将军、西平太守，赵开为骍马护军、大夏太守，索慈为广武太守，阴亮为西安太守，令狐赫为武威太守，索术为武兴太守，以招怀东夏。

学者们往往注意到，这份名单中的官员大多出自敦煌大族，这是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陆庆夫云：“这份名单雄辩地告诉我们，西凉政权的大小官职，基本上被敦煌的豪门望族所把持着。从西凉政权建立的前后，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政权与敦煌大族之间的利害关系。可以说，如果没有敦煌大族的支持，西凉政权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建立；西凉政权的建立，又使敦煌大族在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上，有了可靠保证，得到进一步满足。李暠正是敦煌大族政治、经济利益的总代表”。 李暠建国西凉得到敦煌汉族大姓的支持，是毋庸置疑的，但若仅此而论，则显得较为笼统，缺乏对敦煌大族与西凉王国政权性质的具体分析。後藤勝据此列举了敦煌索、张、氾、宋、令狐、阴氏，张掖尹氏，晋昌唐氏，冯翊郭氏等9姓、21人，并称除后三氏各一人外，其他18人均为敦煌名族。 佐藤智水从其他史籍中，进一步增列了建康太守索晖、酒泉太守张显、武威太守阴训、姑臧令阴华、主簿梁中庸及儒林祭酒、从事中郎刘昞等6人，其中索、张为敦煌大姓，刘昞是敦煌的次等士族，阴、梁则分别望出武威、安定，流寓到了敦煌，其结论为：“可以说，李暠的西凉政权是由凉州西部（尤其是敦煌周边）的汉人豪族构成的”。 李军对西凉大姓作过专门研究，亦指出“西凉政权可以说是河西大姓，尤其是敦煌大姓的产儿”。佐藤、李二氏主要注意到河西、尤其是敦煌大族的作用，而对西凉王国中的陇右大族有所忽略。齐陈骏除了敦煌大族外，还提到了李、梁、尹、辛等陇右大姓及晋昌唐氏；赵向群亦云：“西凉政权中，凡重要职务几乎都由河陇著姓人物担任。其中除李暠、尹建新（应作‘兴’）等陇右名门外，其余权贵人物多是敦煌著姓”，他们虽然也强调了敦煌大族的作用，但对陇右大族予以关注，相对比较客观。

2009年，贾小军在《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中，从门阀政治的角度对这份名单中的西凉著姓作了如下论述：

翻检李暠、李歆父子本传，在西凉历史上起过实际作用的仅宋繇、张体顺、张显、氾称等寥寥数人。而李暠所封的21人仅有宋繇、张体顺2人，宋繇为李暠异父同母兄弟、李暠临死之时的托孤之臣，但他于国将破、家将亡的关键时刻也不能阻止李歆的鲁莽行事，并没有真正实践李暠临死之时“吾终之后，世子犹卿子也，善相辅导，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专骄自任。军国之宜，委之于卿，无使筹略乖衷，失成败之要”的嘱托。张体顺为李暠所封右司马，曾“切谏”李歆不要东伐。张显、氾称则为李歆时期的谏臣，所上中肯的建议也未被采纳。由上可知，西凉虽然也用著姓豪才俊门装饰门面，但并没有在政权建设上真正下功夫，因此形成一种既似门阀政治、又非门阀政治，既依赖河西著姓、又不能限制皇权的政治形态。

贾氏没有涉入上述名单中21人的籍贯之辨，而是分析他们在西凉王国中是否真正起到过实际的作用，角度虽然别开生面，可惜只据现存史籍的记载，认为仅有宋繇、张体顺、张显、氾称等人起过实际作用，而其他绝大多数官员只是被西凉王国用来装饰门面，没有真正建设政权，却属偏颇之论。我们很难想象张条为牧府左长史、令狐溢为右长史、索慈为广武太守、阴亮为西安太守是毫无作为的，史籍中对这些官员的事迹未作过多的记载，不等于没有参与政权建设，也绝对不可能只被用来装饰门面。

对于这份名单，首先应该注意的是两位领衔谋佐唐瑶、郭谦均非敦煌人。这一点为学者们多所忽视。《新唐书》卷七四下《宰相世系表四下》“唐氏”条记载，唐瑶祖居丹杨郡：

宣生晋镇西校尉、上庸襄侯彬，字儒宗。二子：熙、极。熙，太常丞，娶凉州刺史张轨女。永嘉（307—313年）末，遂居凉州。生辉，字子产，仕前凉陵江将军，徙居晋昌。七子：伯廉、威、季贤、幼贤、孝、达、季礼。威为永世令，生弘。三子：瑶、偕、谘，号“三祖”。

西晋时，唐彬因为出任镇西校尉，从江南来到西北，并与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张轨联姻，长子唐熙娶张轨之女为妻。永嘉之乱，西晋丧亡，唐熙遂在凉州定居下来。其子唐辉出任前凉陵江将军，西徙晋昌。《魏书》卷四三《唐和传》载其为“晋昌冥安人也”，可知唐辉西徙晋昌郡具体是居住在冥安县。该县原属敦煌郡，“元康五年（295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 段业北凉时，唐瑶以本郡人担任晋昌太守，足见其家族势力极大。“庚子元年（400年）十一月，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暠为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由此可知，敦煌太守李暠能够摆脱段业的统治，自立西凉王国，得到了从江南移居晋昌的唐氏后裔的大力支持。

至于另一位重要人物郭谦，《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载，北凉段业以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为沙州刺史：

敏寻卒，敦煌护军冯翊郭谦、沙州治中索仙等以玄盛温毅有惠政，推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

郭谦望称冯翊，或许与吕光西征部将“冯翊郭抱”有亲属关系。当时，敦煌护军郭谦和沙州刺史孟敏的故国旧土已分别在后秦、后燕的统治之下。在后凉与段业北凉时期，他俩分掌敦煌军政大权。孟敏刺沙时，李暠为效谷令，两人关系亦颇堪注意，敦煌文献P.2005《唐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两处提到孟敏，分别见“孟授渠”、“孟庙”条，史料出自于《十六国春秋·西凉录》。李正宇认为，图经中的“《西凉录》”或为《后凉录》或《北凉录》之误书， 然若考虑孟敏对李暠可能有过提携，他去世以后得到祭祀和纪念，则出自《西凉录》亦属可能。孟敏卒后，郭谦成了敦煌地区的最高长官，是个极有权势的实力派人物。他和沙州治中敦煌索仙联合推举效谷令李暠（字玄盛）为敦煌太守，是李暠得以统治敦煌的重要一环。郭谦等人之所以推出陇西李暠，一方面是继续延用汉代以来外籍人担任地方长官的传统，李暠来自陇西，这一点对于原籍关中的郭谦与段业来说，或许更是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另一方面，尤为重要的是李暠之母再嫁敦煌宋氏，遂与敦煌大族有着一层特殊的亲缘关系，这是他被郭谦与索仙所共同接受的原因。

晋昌唐瑶、冯翊郭谦都是从外地流寓到河西西部的人士或其后裔，支持同样来自外地、但又与敦煌大族有着密切关联的李暠上台，这是十分关键的，同时李暠也是最合适的人选。正因为唐、郭二人是推戴李暠的核心力量，在西凉立国后的政府班子中，他俩理所当然地位居首座。

在这份名单中，除了唐瑶、郭谦外，尹建兴也不是敦煌人，应当出自于天水， 其他18位官员都被看作是清一色的敦煌人，分别出自索、张、令狐、宋、氾、阴等敦煌大族，而赵开亦应为敦煌人。

其次，我们发现西凉政府的这份名单并不完整，它主要记录了最核心层的中央官和部分地方官，后者只有晋兴、西郡、湟河、西平、大夏、广武、西安、武威、武兴等9个郡的太守及骍马护军，这些地方均在河西走廊的东部与河湟流域，当时处于后凉吕纂、南凉秃发利鹿孤的统治之下，而非西凉的实际统治区域。李暠任命这些地方官员，目的是为了“招怀东夏”。需加注意，这份名单中没有罗列西凉实际控制区内的各郡，如敦煌、凉兴、晋昌三郡，甚至亦无地理较近但在北凉段业治下的酒泉、建康、张掖等郡，因而是极不完整的。学者们对此点常缺乏关注，利用这份残缺的名单去论述敦煌大族与西凉王国的关系，容易失之偏颇。

2、李暠的身份：陇右与敦煌大族的合流

尽管李暠得到了敦煌大族的支持，并与敦煌宋氏关系尤密，但他本身出自于陇西李氏，“世为西州著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晋并历显位，雍至东莞太守，柔至相国从事中郎、北地太守。祖弇，仕前凉张轨为武卫将军、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坚，幼有令誉，为世子侍讲，年十八卒。暠，昶之遗腹子也”， 可知李暠祖上多在陇右地区担任郡守之职，父亲李昶为前凉世子侍讲，则已生活在河西东部的前凉国都武威。李暠被推举为敦煌太守后，自叙“因官至此，不图此郡士人忽尔见推”，可见他在心理上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从陇右流寓到敦煌的外地人，因为做官才西来敦煌。面对北凉段业派来要替任敦煌太守的敦煌索嗣，李暠假装出迎的姿态，被效谷令敦煌张邈及宋繇劝止后，才说出“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的话，反映了李暠在当时并不完全信任敦煌大族，所以作出了这种试探的姿态。

从李暠的婚姻圈来看，“前妻，同郡辛纳女”，后娶“尹氏，天水冀人也”， 陇西辛氏、天水尹氏皆为陇右大族。与同郡大族陇西辛氏的关系，除了李暠最初迎娶辛纳之女为妻外，西凉王国中还有“辛渊，字子深，陇西狄道人也。……渊仕暠为骁骑将军。歆亦善遇之，歆与沮渠蒙逊战于蓼泉，军败失马，渊以所乘马授歆，而身死于难，遂以义烈见称于西土”。 至于天水尹氏，“玄盛之创业也，谟谋经略多所毗赞，故西州谚曰：‘李、尹王敦煌’”。尹建兴在西凉建国初出任左司马，酒泉丁家闸6号墓出土了《西凉嘉兴二年（418年）十二月陇西狄道李超夫人尹氏墓表》，关尾史郎推测李超为西凉李氏宗室，其夫人尹氏及尹建兴当与李暠尹后同出于天水尹氏家族， 这些都说明西凉王国自始至终都得到天水大族尹氏的支持。此外，《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云：“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爱养于外祖尹文。文既东迁，玄盛从姑梁褒之母养之。其后秃发傉檀假道于北山，鲜卑遣褒送敬爱于酒泉，并通和好”。李暠的从姑所嫁之梁氏，很可能出自陇右的安定大族。由此可见，陇右地区的李、辛、尹、梁氏等大族之间互相通婚，甚至跟随李暠一起来到了河西西部，这些抛别故土的陇右大族是李氏西凉王国中最忠实的支持者。

被称为“圣人”、起兵反抗后凉的西平郭黁，也与李暠有着颇为亲密的关系。李暠“尝与吕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郭黁密劝李暠兄弟起兵反吕。《资治通鉴》卷一〇九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条云：“凉人张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于休屠城，与黁共推凉后将军杨轨为盟主”。笔者曾怀疑张、宋二人是敦煌大族，他们所招集的三千人可能就是《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所记载的“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 这也反映了西平郭黁与敦煌大族早有联系。另外，河西走廊东部的武威大族阴氏，如“阴仲达，武威姑臧人。祖训，字处道，仕李暠为武威太守。父华，字季文，姑臧令”，因其故土为胡族所占，阴训、阴华父子西奔敦煌，出仕于西凉王国。前揭西凉初政府班子的名单中，敦煌大族令狐赫为武威太守，到后来由武威大族阴训继任该职，而其子为姑臧令。这既是鼓励武威阴氏去收复故土，也反映了李暠似乎有重用敦煌以外地区的大族的转向。

在西凉李氏的婚姻圈中，李暠之子李翻曾娶晋昌唐氏为妻。《魏书》卷四三《唐和传》云：“李氏为沮渠蒙逊所灭，和与兄契携外甥李宝避难伊吾，招集民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蠕蠕以契为伊吾王”。李宝在《魏书》中也有传，知其为李暠之孙、李翻之子，他本人在西凉亡后被掳至北凉国都姑臧，“岁余，随舅唐契北奔伊吾，臣于蠕蠕”。李暠之子李翻娶唐瑶之女为妻，李、唐两家结为姻亲，关系极好，晋昌唐氏成为西凉王国的重要支持力量。西凉灭国以后，唐瑶之子唐契、唐和携带外甥李宝逃奔伊吾，唐契被柔然（即蠕蠕）封为伊吾王，足见其势力颇大，唐、李两家的关系始终非常密切。

以上说明，陇西李暠建国西凉，得到天水尹氏、陇西辛氏、安定梁氏、西平郭氏等陇右大族及河西东部的武威阴氏的支持，甚至还获得了晋昌唐瑶、冯翊郭谦等外地移入的实力派的大力帮助；但另一方面，西凉毕竟立国于敦煌，偏居在河西走廊的西端，李暠与敦煌大族之间的联合自然是极其必要的。李暠之父李昶英年早逝，其母以怀孕之身再嫁于宋繇之父宋尞，作为遗腹子的李暠遂与敦煌大族宋氏搭上了关系。《魏书》卷五二《宋繇传》云：“宋繇，字体业，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张轨子孙。父尞，张玄靓龙骧将军、武兴太守。繇生而尞为张邕所诛”，可知宋配一家虽为敦煌人，但因做官而一直生活在前凉国都武威，宋尞才得以娶前凉世子侍讲李昶的年轻遗孀为妻，并生下了宋繇。前凉后期宋尞被杀后，年幼的宋繇应当回到了故乡敦煌，接着“五岁丧母，事伯母张氏以孝闻。八岁而张氏卒，居丧过礼。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谓妹夫张彦曰：‘门户倾覆，负荷在繇，不衔胆自厉，何以继承先业！’”。李暠、宋繇是同母异父的兄弟，父母早亡，年幼失怙，感情甚笃。宋繇的伯母、妹夫皆为张氏，很可能属于敦煌大族张氏，敦煌宋、张两个大姓之间世代联姻，亲上加亲，结成了本地间的婚姻圈。李暠曾说：

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正为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至于公理，时有小小颇回，为当随宜斟酌。

道出了敦煌大族自汉代以来互相通婚，结成盘根错节的婚姻势力圈，并且影响到西凉王国的统治，出现“小小颇回”的现象，李暠对此作出一定的政治妥协，采取“随宜斟酌”的策略。李暠通过敦煌宋氏这层家族关系，加强了与宋、张等敦煌大姓之间的联系，从而获取重要的政治支持。李暠从效谷令被推举为敦煌太守，不仅得到了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的有力支持，而且其同母弟宋繇迅速从段业北凉的国都建康赶回敦煌，从内外两面给予李暠实际的帮助。李暠原任效谷令，他被推举为敦煌太守后，敦煌张邈接替效谷令之职，后来升任右长史，支持李暠迁都酒泉，由此观之，李、张之间似应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另外，《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载，“玄盛素与[索]嗣善，结为刎颈交”，也是他与敦煌大族进行联络交往的证明。李歆时，主簿氾称上疏曰：“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辄自同子弟之亲”，亦见李暠对敦煌大族氾氏的结交拉拢。

因此完全可以说，西凉王国的性质是陇右大族与敦煌大族的联合政权，同时得到了晋昌唐瑶、冯翊郭谦与武威阴氏等的支持。这也就是李暠迁都酒泉时对其诸子所说的“粗亦无负于新旧”，较好地处理了本地望族与外来大姓之间的关系。

3、敦煌大族内部的分野：以索嗣父子、张穆等为例

李暠初任敦煌太守，得到了敦煌大族索仙、宋繇、张邈等人的支持；建立西凉时，除此三人外，张体顺、令狐溢、索承明、氾德瑜、赵开、阴亮等敦煌诸姓大族亦被封官，自然也是他的支持者，可以说李暠赢得了绝大多数敦煌大族的推戴。然而，与李暠相善并结为“刎颈交”的敦煌望族索嗣，却与他争夺对敦煌的统治权。《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述：

及业僭称凉王，其右卫将军索嗣构玄盛于业，乃以嗣为敦煌太守，率骑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己。玄盛惊疑，将出迎之，效谷令张邈及宋繇止之曰：“吕氏政衰，段业暗弱，正是英豪有为之日。将军处一国成资，奈何束手于人！索嗣自以本邦，谓人情附己，不虞将军卒能距之，可一战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于嗣，岂不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杰，有雄霸之风，张王之业不足继也。”玄盛曰：“吾少无风云之志，因官至此，不图此郡士人忽尔见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觇嗣。繇见嗣，啖以甘言，还谓玄盛曰：“嗣志骄兵弱，易擒耳。”于是遣其二子士业、让与邈、繇及司马尹建兴等逆战，破之，嗣奔还张掖。玄盛素与嗣善，结为刎颈交，反为所构，故深恨之，乃罪状嗣于段业。业将且渠男[成]又恶嗣，至是，因劝除之。业乃杀嗣，遣使谢玄盛，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三县为凉兴郡，进玄盛持节、都督凉兴已西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

索氏是汉代以来传统的敦煌大族，对于李暠的上台，无论是索仙的支持，还是索嗣的反对，都反映出该家族在本地政治与社会中的重要性。索嗣与宋繇一样，同为敦煌大族，均仕于段业北凉国都建康，但两人对李暠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这当然与宋繇和李暠为兄弟有关，至于索嗣，沮渠蒙逊对其从兄男成说过：“段业愚暗，非济乱之才，信谗爱佞，无鉴断之明。所惮惟索嗣、马权，今皆死矣，蒙逊欲除业以奉兄何如？” 足见索嗣在段业北凉王国中的地位极为重要。段业派索嗣来当敦煌太守，欲以取代李暠，索嗣也“自以本邦，谓人情附己”，却没想到索仙、宋繇、张邈等敦煌大族并不附从自己，反而支持陇西李暠。这种不同的政治态度，虽然有着各自的实际目的，但却说明一个事实，即敦煌大族的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分野。如果说宋繇支持李暠是出于自身家庭的关系，那么索仙、张邈及令狐溢、氾德瑜、赵开、阴亮等人则完全是出于对政治利益的考量。

李暠与索嗣之争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敦煌一地的统治权，更重要的是李暠及其僚属由此摆脱了段业北凉王国的统治，走上独立建国之路。原来在郭谦、索仙的推戴下，李暠当上了宁朔将军、敦煌太守；但到段业称凉王后，命索嗣为敦煌太守以取代李暠，此时敦煌政要和本地大族联合起来，共同阻止索嗣。这一行为既反映了敦煌大族索氏的分野内争，更是敦煌势力集团为了摆脱段业北凉王国而寻求独立的斗争。段业本想利用敦煌大族索嗣加强对敦煌的控制，不料未能成功，索嗣在败战之后东归建康，不久被段业所杀。段业又从敦煌、晋昌二郡析置凉兴郡，这一做法使晋昌太守唐瑶失去了原来所辖的宜禾县，导致他对段业北凉统治的不满，遂移檄六郡，拥戴李暠建立西凉。

直到西凉末，敦煌索氏家族的内部分野仍然继续存在，具体体现在索嗣之子索元绪对西凉的复仇上。420年，北凉沮渠蒙逊攻灭西凉：

蒙逊以索嗣子元绪行敦煌太守。元绪粗崄好杀，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张弘以[李]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数十骑入于敦煌，元绪东奔凉兴，宋承等推恂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蒙逊遣世子德政率众攻恂，恂闭门不战，蒙逊自率众二万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壮士一千，连版为桥，潜欲决堤，蒙逊勒兵逆战，屠其城。

索嗣死后，其子索元绪在沮渠氏北凉王国中受到重用，沮渠蒙逊在攻克敦煌后任命他为行敦煌太守，想利用敦煌索氏的大族威信达到其统治的目的，这也显示出了敦煌大族的重要性。由于索元绪为父复仇，对其敦煌同乡“粗崄好杀”，招致了敦煌大族宋承、张弘的反抗，他们继续效忠于李氏，赶走了索元绪。之前沮渠蒙逊在攻取酒泉后，“百姓安堵如故，军无私焉”；而对敦煌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从索元绪的杀戮到最终的屠城，敦煌大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也说明其内部分野裂痕极深。面对卢水胡人沮渠氏的统治，他们大多在政治上仍然择取同为汉族的陇西李氏。

还可注意的是，敦煌索氏家族的一些人物流徙到了东晋境内。《资治通鉴》卷一一六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条云：“是岁，以敦煌索邈为梁州刺史，苻宣乃还仇池。初，邈寓居汉川，与别驾姜显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镇汉川；显乃肉袒迎候，邈无愠色，待之弥厚。退而谓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雠姜显，惧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于是阖境闻之皆悦”。从413年往前逆推十五年，为398年，当时敦煌正值后凉统治，孟敏为敦煌太守。索邈为何从敦煌流寓到梁州，原因尚不得而知。后凉初敦煌索嘏参与反吕斗争，最终失败，或许因此造成了索邈向外逃徙。他在梁州寓居了十五年，敢于和梁州别驾姜显作对，并且爬升到梁州刺史之位，说明敦煌索邈即使流寓在外，也颇具实力。经历了后凉、段业北凉的统治之后，400年李暠在敦煌建立西凉王国，但索邈一直生活在东晋梁州，没有回归故土。

敦煌大族内部的分野，并不仅仅限于敦煌索氏一家，出自另一大族的张穆及张披、张衍亦出仕于北凉王国，与在其故土上立国的西凉相敌对。《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凡两处记载到张穆：

（1）以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

（2）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归。

载记将第（1）条系于412年沮渠蒙逊迁都姑臧之前，《十六国春秋》卷九四《北凉录一·沮渠蒙逊》置第（2）条于玄始四年（415年）。敦煌大族张穆内被委以机密之任，外则随军出行，颇受沮渠蒙逊的信用。他之所以出仕北凉，是因为此前一直生活在凉州，经历了后凉、后秦、南凉诸政权，最后归于北凉。403年，后秦击灭后凉，张穆出任凉州治中，之前他很可能仕于后凉王国。后秦凉州刺史王尚被征至长安受审，张穆与凉州别驾宗敞、主簿边宪、胡威等一同上疏，为之请愿，这些凉州僚佐自称“臣等生自西州”，都是河陇人士。后秦势力很快退出河西，406年秃发傉(nù)檀入主姑臧，张穆遂转仕于南凉，旧时同僚宗敞曾向傉檀谈到凉州的人才，其中就有“张穆、边宪，文齐杨、班”。 411年，沮渠蒙逊发兵东攻，傉檀大败，逃归乐都，姑臧遂为北凉所占，张穆为蒙逊所得，被任命为中书侍郎。作为出自敦煌的大族，张穆没有生活在西凉，而是出仕于北凉，这是当时的时代环境使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敦煌大族的分野。另外，《续敦煌实录》卷一中列有张披、张衍二人，皆视为敦煌人，官任北凉永安令、太史令，与故土之国西凉互为敌国。

由此可知，敦煌大族的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流寓到外地、尤其是敌国北凉的索、张二氏，也颇有其人，他们对李氏西凉的统治自然是持反对态度的。这种情况反映出，在对待西凉王国的政治取向上，某些敦煌大族的内部存在着分野，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们更多地是投向了与之敌对的北凉王国。

4、从敦煌到酒泉：李暠与敦煌大族之关系的再考察

400年，西凉立国伊始，李暠就命令折冲将军、从事中郎宋繇率军东伐凉兴郡，攻克玉门以西诸城。“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凉，自称河州刺史。北凉王[段]业使沮渠蒙逊讨之。德焚城，将部曲奔唐瑶，蒙逊追至沙头，大破之，虏其妻、子、部落而还”。王德西奔晋昌太守唐瑶，即是投降了西凉；翌年五月，沮渠蒙逊弑杀段业，在张掖建立新的北凉王国，但“沮渠蒙逊所部酒泉、凉宁二郡叛降于西凉”。 如此，西凉的势力向东扩展至酒泉以东的凉宁郡，逼近北凉国都张掖。

405年，李暠派遣舍人黄始、梁兴出使东晋，并决定将西凉都城从敦煌向东迁到酒泉：

玄盛谓群僚曰：“昔河右分崩，群豪竞起，吾以寡德为众贤所推，何尝不忘寝与食，思济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云骑，东殄不庭，军之所至，莫不宾下。今惟蒙逊鸱跱一城。自张掖已东，晋之遗黎虽为戎虏所制，至于向义思风，过于殷人之望西伯。大业须定，不可安寝，吾将迁都酒泉，渐逼寇穴，诸君以为何如？”张邈赞成其议，玄盛大悦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张长史与孤同矣，夫复何疑！”乃以张体顺为宁远将军、建康太守，镇乐涫，征宋繇为右将军，领敦煌护军，与其子敦煌太守让镇敦煌，遂迁居于酒泉。

据此，李暠称其迁都酒泉，是为了渐逼北凉，并伺机完成统一河西的大业。 然而，“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于是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刻石颂德。既而蒙逊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抚其境内，但与通和立盟，弗之校也”， 并且欣然接受群臣进献的各种祥瑞。这说明，李暠迁都酒泉后，实际上并未东伐北凉，而是与之立盟休战，同时敦劝稼穑，作长久割据的打算。牧府右司马索承明当为敦煌大族，他劝李暠东伐，反遭训斥：“蒙逊为百姓患，孤岂忘之！顾势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当为孤陈之；直唱大言，使孤东讨，此与言‘石虎小竖，宜肆诸市朝’者何异！”更加证实了李暠将国都从敦煌迁至酒泉，并非为了东讨北凉，而是另有其因。

李暠明知北凉实力强大，根本不可能吞灭北凉，完成统一河西的大业。那么，他迁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刘昞《敦煌实录》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

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凉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虎道边，虎化为人，遥呼暠为西凉君，暠因弯弧待之。又遥呼暠曰：“有事告汝，无疑也。”暠知其异，投弓于地。人乃前曰：“敦煌空虚，不是福地。君之子孙，王于西凉，不如徙酒泉。”言讫乃失。暠乃移都酒泉。

陆庆夫指出了该故事中存在的错误，如397年李暠尚非凉州牧，并未称王于西凉，当时的酒泉更不在他的手中，虎化为人的神话不足置信，但同时也肯定了“刘昞这段文字中还反映了一点真实的情况，那就是‘敦煌空虚’四个字，道出了李暠迁都酒泉的真实原因”，并认为“只有迁都酒泉，才能集中兵力对付北凉”。 然而在405年李暠迁都酒泉之时，敦煌郡真的空虚吗？《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云：

初，苻坚建元（365—385年）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

前秦末，迁徙一万七千余户中原人到敦煌；后凉末郭黁起兵失败后，又有数千户武威、张掖以东人西奔敦煌、晋昌，所以到西凉时，敦煌地区集聚了约两万户外地移民，再加上敦煌本地的人口，数字极为可观。姜清基说：“李暠以敦煌作为都城建立起西凉政权与敦煌人口多有直接关系。敦煌有近15万人口，成为当时河西的人口大郡，为西凉政权的巩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迁都酒泉后两年亦即407年，李暠派遣沙门法泉为使节，给东晋朝廷上表，其中仍然说道：

又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辄以次子让为宁朔将军、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统摄昆裔，辑宁殊方。

这是李暠上给东晋安帝的表文，无疑会有些自夸浮词，但称“敦煌郡大众殷”却也不是完全无据。另外，李暠在敦煌南面的子亭筑城，后来“玄盛乃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 不断地加强敦煌郡的军事防御能力。因此，虎化人所说迁都以前“敦煌空虚”之语并不准确。

我认为，虎化人所说的话中，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敦煌“不是福地”一语。李暠从敦煌迁都酒泉的决策，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右长史张邈， 却未提到左长史敦煌索仙、从事中郎宋繇等人，似乎透露出李暠迁都可能没有得到敦煌索、宋等大族的全力支持。前面说到，李暠迁都酒泉时对诸子训诫的话中，提及敦煌郡“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至于公理，时有小小颇回”，并让其子敦煌太守李恂对这些本地的“僚佐邑宿，尽礼承敬，燕飨馔食，事事留怀”，已可见他对待敦煌大族的复杂交糅的心态了。其次，李暠东迁时将前秦时代的中原移民从敦煌悉数带走，《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云：

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

这总计23000户的数字超过了前秦末西徙到敦煌的中原人口，他们构成了酒泉西凉政权的主要群众基础。换言之，非敦煌本地出身的陇西李暠，此时可能更多地依靠这些外来的民众，而非敦煌大族。李暠东迁国都及进逼北凉的行为，可能不一定为西边的敦煌民众所支持，但肯定会受到原本来自东部的中原及陇右民众的欢迎。

国都东迁以后，敦煌地区人口明显减少。敦煌文献S.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登录了残存的11户、41口。陈垣根据《晋书》卷二六《食货志》所载“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指出阴怀年仅15岁，本应为次丁，却被称作为丁男；裴保66岁，本属老男，却被称作为次男，认为“当时户制已与晋初不同，其不得不多用民力者，户口稀少也”。所谓户口稀少，即指405年东迁酒泉后，敦煌人口空虚，以致于改变户籍中的年龄标准，扩大了丁男、次男的范围，以达到更多地役使民力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从户籍所存裴、阴、吕、随、唐及其眷属中的赵、马、高、袁、张、苏、曹等姓来看，在将前秦末徙入的中原汉人多数东迁以后，留存在敦煌的也并不只是本地大族，除了陈垣指出的敦煌著姓阴、赵、张及曹氏和晋昌唐氏外，还有不少杂姓，说明也有部分中原汉人留居在敦煌。

西凉亡国前夕，有一则谶谣颇堪关注：“敦煌父老令狐炽梦一白头公帢衣，而谓曰：‘南风动，吹长木。胡桐椎，不中毂。’言讫，忽然不见。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令狐氏是汉代以来敦煌地区的文化高门， 令狐炽作为敦煌父老的代表，从他口中道出的梦谶，无疑具有预言性。“长木”、“桐椎”指的是西凉后主李歆，吹折长木的“南风”甚可玩味，它有可能喻指地处东南的北凉，但更有可能是指苻坚迁来的江汉人。大概因为敦煌大族“时有小小颇回”，李暠在敦煌立国五年后，便将西凉国都向东迁往酒泉，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敦煌大族，而以外来民众为其统治基础。417年李暠病卒，子李歆继位，以宋繇为武卫将军、广夏太守、军谘祭酒、录三府事，索仙为征虏将军、张掖太守，把这两位属于敦煌大族的先朝重臣调离了国都酒泉。李歆不听纳从事中郎张显、主簿氾称的上疏谏议，尤其是在出击北凉的问题上，不顾左长史张体顺及宋繇的劝谏，一意孤行，最后兵败身死。这些都说明，此时的敦煌大族已经无法左右西凉王国和他们自身的命运。从李歆任命诸弟李翻为酒泉太守、李预为新城太守、李恂为敦煌太守、李密为领羽林右监、李眺为左将军、李亮为右将军来看，西凉末年的政权基本上是由李氏家族自身所掌控的。西凉将亡的预言从敦煌父老令狐炽的口中道出，似乎透露出敦煌大族对迁都酒泉的西凉李氏政权的不满。

5、结语

以往学者们较多地关注敦煌大族与西凉国主李暠之间的联合及支持方面，甚至认为李暠是敦煌大族政治、经济利益的总代表。重视敦煌大族在西凉王国中的地位与作用，无疑是极有必要的。本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作为陇西大族的李暠与外来民众的联系，以补充学界长期以来忽略的另一面，期望在这样的整体关照下，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看待敦煌大族与西凉王国的关系。

毫无疑问，李暠是以陇西大族的身份出现在敦煌的政治舞台上的，尽管他和敦煌大族宋氏通过其母亲的改嫁搭建上了非常重要的联系。在敦煌索嗣前来取代他担任敦煌太守一事上，李暠对敦煌大族采取了观察试探的做法，其外地人的狐疑心态已经展露无遗。他与同处陇右地域的陇西辛氏、天水尹氏相互通婚，尤其是“李、尹王敦煌”的谚语，反映了陇右大族在敦煌的统治地位。在西凉初的政府班子中，虽然敦煌大族占的比例极大，但领衔的唐瑶、郭谦等实力派却都是外地人或其后裔，他们对李暠的推举及李暠与敦煌宋氏的关系，使之成为敦煌政要与本地大族择取的最佳人选。应该说，西凉王国就是这种外来民众与本土大族相结合的产物。

还应注意的是敦煌大族的内部出现了分化，任职于北凉的索嗣、索元绪父子反对李暠的斗争与西凉王国相始终，索邈长年流寓在外，张穆、张披、张衍出仕于西凉的敌国北凉，他们不愿意回到敦煌故土，亦可见敦煌大族的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西凉立国20年，定都敦煌仅有5年，大部分时间则是在酒泉。李暠东迁之时，将敦煌地区的23000户迁到酒泉，这些主要来自中原的民众构成了后期西凉王国的政权基础。从李暠在酒泉的行为来看，迁都酒泉显然不是为了他表面所说的东伐北凉、统一河西，而是要离开“不是福地”的敦煌，以摆脱敦煌大族的势力控制。西凉后期，敦煌大族的劝谏大多不被听纳，特别是在亡国前夕，借敦煌父老令狐炽之口道出的预言谶谣，暗示了李氏西凉以外地徙入的南人为主要倚赖对象，逐渐疏离了敦煌大族，同时这也为西凉王国奏响了灭亡的挽歌。西凉灭后，敦煌大族宋繇出仕于北凉王国，官“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而从外地徙至晋昌的唐氏后裔，唐契、唐和兄弟则携带李暠之孙李宝出奔西域，前者被柔然可汗封为伊吾王。宋、唐二氏均与陇西李氏有亲戚关系，但从他们的身上却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宋繇是李暠的同母异父兄弟，是西凉王国的元勋名臣，连他都投靠了卢水胡族建立的北凉王国，足以说明敦煌大族与陇西李氏在政治上越益疏离，最终分道扬镳；而离开了敦煌大族的支持，西凉王国也逐渐走向了灭亡。 

四、敦煌大族与北凉王国——兼论五凉后期儒学从大族到名士的转变

北凉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前期由汉人段业执政，为时甚暂（397—401年）；后期为卢水胡人沮渠蒙逊父子所取代，统治长达六十年（401—460年）。段业执政时，敦煌先是归属于北凉版图，但实力颇强的敦煌大族却谋求独立，很快便摆脱了段业的统治，拥戴李暠在敦煌建立了西凉政权。不久，段业为沮渠蒙逊所弑。在北凉、西凉对峙时期，405年李暠曾将大批敦煌民众东迁到西凉新都酒泉及其周边，420年沮渠蒙逊攻克酒泉后，又将一些敦煌大族及名士进一步迁徙到北凉国都姑臧，委以重用，为沮渠氏北凉的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夫之说：“秃发、沮渠、乞伏，蠢动喙息之酋长耳，杀人、生人、荣人、辱人唯其意，而无有敢施残害于诸儒者。且尊之也，非草窃一隅之夷能尊道也，儒者自立其纲维而莫能乱也。至于沮渠氏灭，河西无复孤立之势，拓拔焘礼聘殷勤，而诸儒始东。阚骃、刘昞、索敞师表人伦，为北方所矜式，然而势屈时违，只依之以自修其教，未尝有乘此以求荣于拓拔，取大官、执大政者。呜呼！亦伟矣哉！” 他所举阚骃、刘昞、索敞三名儒士，都是敦煌人，足见在十六国后期及北魏时代，敦煌儒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前两人并非敦煌大族，只能算是儒学名士，连传统大族索敞及阴兴也只能担当刘昞的助教，说明在五凉后期这些名士的儒学成就已经超过了敦煌大族，如刘昞就被称为“儒宗”。 对敦煌大族、名士与北凉王国的关系，本节分段业、沮渠氏两个阶段进行考察，前者仍以敦煌大族为切入点，探讨他们摆脱段业北凉、寻求独立的过程；后者则兼论敦煌大族与名士，以说明敦煌儒士对北凉文治建设的作用，并反映出五凉后期儒学从大族到名士的转变特征。

1、段业北凉与敦煌大族的独立动向

397年，在卢水胡人沮渠男成和建康郡汉人高逵、粟特人史惠的推戴下，后凉建康太守段业自称凉州牧，改元神玺，建立北凉。《资治通鉴》卷一一〇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条云：

段业使沮渠蒙逊攻西郡，执太守吕纯以归。纯，光之弟子也。于是晋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赵郡孟敏皆以郡降业。业封蒙逊为临池侯，以德为酒泉太守，敏为沙州刺史。

这段史料中最堪注意的，是敦煌郡被升格为沙州，孟敏仍然被任命为当地最高长官，而晋昌太守王德则被东调到酒泉任职。这表明在段业北凉时，敦煌的地位较为特殊而重要。早在345年，前凉国主张骏在境内分置凉、河、沙三州，“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 首次将敦煌郡升格为沙州，大大提升了它的地位，到张祚称帝时一度更名为商州。前秦、后凉在敦煌是否设置沙州，未见史籍记载。前秦以梁熙为凉州刺史，管辖整个河西走廊，后凉敦煌太守孟敏以郡降附段业，似都说明敦煌只设郡，而不置州。到段业北凉时，才再次将敦煌郡升格为沙州，大概仍辖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及三营。唐代敦煌文献P.2005《唐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两处提到敦煌太守赵郡孟敏：

（1）孟授渠，长廿里。右据《西凉录》，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于州西南十八里，于甘泉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百姓蒙赖，因以为号。

（2）孟庙。右在州西五里。按《西凉录》，神[玺]二年（398年），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为沙州刺史，卒官，葬于此，其庙周回三百步，高一丈三尺。

李正宇认为，这里的“《西凉录》”当为《后凉录》或《北凉录》之误。 后凉或北凉时，敦煌太守孟敏开凿了孟授渠；北凉神玺二年，孟敏降附段业，被提升为沙州刺史。由于他对敦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受到敦煌人民的纪念，直到唐代孟授渠、孟庙仍然存在，前者继续发挥着水利灌溉的作用。

段业北凉时，敦煌郡被升格为沙州刺史，这既是敦煌地区实力强大的反映，同时也为敦煌独立建国奠定了基础。400年孟敏去世以后，敦煌政要与本地大族逐渐走上了摆脱北凉统治的独立化道路。《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云：

敏寻卒，敦煌护军冯翊郭谦、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温毅有惠政，推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玄盛初难之，会宋繇仕于业，告归敦煌，言于玄盛曰：“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额驹今已生矣。”玄盛乃从之。寻进号冠军，称藩于业。业以玄盛为安西将军、敦煌太守，领护西胡校尉。

李暠（字玄盛）从效谷令升为敦煌太守，不是经过北凉国主段业的任命，而为敦煌护军郭谦、沙州治中索仙所推戴，说明此时段业的权力已经行使不到沙州。除了郭谦之外，李暠的上台主要得到了敦煌大族索仙、宋繇等人的大力支持。早在后凉时，太史令郭黁就对李暠的同母弟宋繇说：“君当位极人臣，李君有国土之分，家有騧草马生白额驹，此其时也”。 白额驹之预言虽不可信，但说明李暠在敦煌大族宋繇的扶持下，将要建立独立的国家。李暠被推戴为敦煌太守，向段业自称藩臣，反映了他在敦煌大族的支持下寻求独立的动向。段业命令敦煌大族出身的右卫将军索嗣回到故乡，取代李暠为敦煌太守。李暠惊疑未定，将出迎之，遭到敦煌大族效谷令张邈及宋繇的阻止，他俩劝道：

吕氏政衰，段业暗弱，正是英豪有为之日，将军处一国成资，奈何束手于人！索嗣自以本邦，谓人情附己，不虞将军卒能距之，可一战而擒矣。

张邈、宋繇把敦煌郡当作“一国成资”，说明这些敦煌大族有着极强的独立倾向，具备了西凉建国的政治基础。索嗣虽然也出自敦煌大族，但他受命于段业，欲使敦煌成为北凉治下之一郡，自然不能使本邦人情相附。

出仕于段业北凉政权中的敦煌大族，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分化，一派如李暠的异父同母兄弟宋繇，“后奔段业，业拜中散、常侍”， 而当李暠被推举上台时，他马上脱离北凉，回到故乡敦煌，明确支持李暠；另一派如右卫将军索嗣，沮渠蒙逊曾说：“段业愚暗，非济乱之才，信谗爱佞，无鉴断之明。所惮惟索嗣、马权”， 可见索嗣在段业北凉政权的重要地位，但段业听从了李暠、沮渠男成的离间之言，诛杀了索嗣。笔者曾指出：“李暠与索嗣之争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敦煌一地的统治权，更重要的是李暠及其僚属由此摆脱了段业北凉王国的统治，走上独立建国之路”。索嗣事件以后，段业“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三县为凉兴郡，进玄盛持节、都督凉兴已西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使李暠的权力进一步东扩至凉兴郡，为其建国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魏书》卷九九《私署凉王李暠传》云：

天兴（398—403年）中，暠私署大都督、大将军、护羌校尉、秦凉二州牧、凉公，年号庚子，居敦煌，遣使朝贡。

对于李暠的官职记载，《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完全相同，而《资治通鉴》卷一一一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条则曰：“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凉公、领敦煌太守”，此条可能本自《宋书》卷九八《氐胡·大且渠蒙逊传》：“是月，敦煌太守李暠亦起兵，自号冠军大将军、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称庚子元年，与蒙逊相抗”。该史料是南梁时追记西凉事，朝代相隔，地域悬远，恐有未当，如说400年李暠与沮渠蒙逊相抗就不准确。从李暠建国时所置僚属有牧府左长史、牧府右司马看，应以《魏书》、《晋书》所载秦、凉二州牧为确。五凉国主一般称凉州牧，不过前凉张骏曾被推举为领秦、凉二州牧，那是因为张骏东讨秦州、西伐西域，势力空前强大之故。西凉虽然偏处于河西西端，仅为凉州西隅之一角，但李暠出自秦州陇西郡，企图统一整个河陇地区，故自称秦、凉二州牧，这一称谓亦见于《晋书》本传所载他给东晋安帝所上之奏表，当无疑义。需加注意，敦煌大族虽然支持李暠从段业北凉中独立出来，在敦煌建立国家，但是否愿意东伐北凉乃至收复秦陇，则是颇有疑义的。

2、沮渠氏北凉王国中的敦煌大族

401年，沮渠蒙逊弑杀段业，建立沮渠氏北凉政权。在沮渠氏统治前期，北凉与西凉并立对峙，互为敌国，所以在北凉王国中的敦煌大族比较少。笔者在考察西凉敦煌大族时，已经提到了在北凉王国中，有行敦煌太守索元绪及中书侍郎张穆、太史令张衍、永安令张披等人，皆出自敦煌，但却出仕于沮渠氏北凉。他们没有生活在西凉本土，自然是有其原因的。例如索元绪之父索嗣，最初在段业北凉政权中担任右卫将军，且与李暠反目敌对；当沮渠蒙逊攻克敦煌后，遂以原籍敦煌的大族索元绪行敦煌太守。张穆最初在后凉做官，随着时势的风云变化，历经后秦、南凉，最后转仕于北凉。后秦统治河西时，他被姚兴任命为凉州治中；到北凉时，沮渠蒙逊“以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敦煌大族出身的张穆，不仅长于吏干，担任北凉要职，执掌机密之任；而且精通经史，文才优美。蒙逊西击乌啼虏、卑和虏后，“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归”。 宗敞曾对南凉国主秃发傉檀说：“张穆、边宪，文齐杨、班”， 把张穆比作西汉的扬雄，擅长作赋。这种兼具吏干、文才的特点，是许多五凉敦煌大族所具备的。另据《续敦煌实录》所载，张披、张衍也是敦煌人，都是二凉对峙时期的北凉官员。 沮渠蒙逊在进攻西凉前夕，太史令张衍说：“今岁临泽城西当有破兵”，并随军出征。史载“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他对张衍说：“吾今年当有所定，但太岁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当南巡，要其归会，主而勿客，以顺天心。计在临机，慎勿露也”， 可证蒙逊确实懂得天文星象，与张衍具备同样的文化知识。他定下声东击西之计，最后在都渎涧一举击败西凉军队，杀死国主李歆。他将此密计告知出自敦煌大族的张衍，足见对他非常信任。永安县令张披向蒙逊上书献木连理之祥瑞，则是仕于敌国的敦煌大族谄媚北凉的政治表现。从以上三位张氏人物看，他们或具备吏干、文才，或精通天文、祥瑞等知识，是敦煌大族在文化知识上的典型反映，他们均服务于与本土西凉对立的北凉王国。

420年，北凉军队攻入西凉国都酒泉，次年进克敦煌，统一了河西走廊。在攻克酒泉以后，沮渠蒙逊对敦煌大族宋繇、张湛与名士阚骃、刘昞等人倍加礼待，充分利用他们的文化知识为北凉王国的文化建设服务，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这在十六国胡族政权中是件引人注目的事，值得大书特书。

五凉时期，敦煌大族兼具吏干、文才，尤其是注重事功实践，这在宋繇、张湛等人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宋繇的祖先在五凉政权中历代仕宦，他本人是西凉国主李暠的异父同母兄弟，扶持其兄建国西凉，并在李暠死前受命辅佐李歆，出任武卫将军、广夏太守、军谘祭酒、录三府事等内外重职。《魏书》卷五二《宋繇传》记载他是敦煌人，曾祖宋配、祖宋悌、父宋僚为前凉重臣，他自己：

遂随彦（指其妹夫张彦）至酒泉，追师就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家无余财，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尤明断决，时事亦无滞也。

沮渠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数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蒙逊叹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蒙逊之将死也，以子牧犍委托之。牧犍以繇为左丞，送其妹兴平公主于京师。世祖拜繇为河西王右丞相，赐爵清水公，加安远将军。世祖并凉州，从牧犍至京师。

传中“博通经史”之语，与前揭《晋书》对敦煌张穆的描述完全一致。沮渠蒙逊攻克酒泉后，在宋繇家中得到数千卷书，这是敦煌大族拥有文化知识的反映；而从宋繇辅佐李暠父子来看，他更重要的是具备精练的吏干素质，故沮渠蒙逊得到宋繇后，任命他为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甚至在临终前夕也像李暠一样，把儿子沮渠牧犍托付给他。宋繇没有像唐契、唐和兄弟那样，逃往伊吾追随西凉余裔，而是积极地为北凉王国服务，更加体现了敦煌大族的务实特点。在护送沮渠牧犍之妹兴平公主到魏都平城后，“繇又表请公主（指牧犍之妻、北魏世祖之妹武威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号。朝议谓：礼，母以子贵，妻从夫爵，牧犍母宜称河西国太后，公主于其国内可称王后，于京师则称公主，诏从之”， 维护了北凉王国的利益。

据《北史》卷三四《张湛传》记载，他是敦煌郡渊泉县人， 当为东汉名臣张奂的后代，传文说他是曹魏执金吾张恭的九代孙，“为河西著姓”。其祖张质、父张显仕于五凉，位至郡守。西凉灭国以后，张铣、张湛兄弟皆为沮渠蒙逊所重用，尤其是张湛位至高官：

仕沮渠蒙逊，位兵部尚书。……兄铣，字怀义，闲粹有才干，仕沮渠蒙逊，位建昌令。

张湛担任兵部尚书，官位比宋繇的尚书吏部郎中要高，其兄张铣则出任地方县令。这种情况与前揭中书侍郎张穆、太史令张衍、永安县令张披类似。另外，P.2005《唐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一所异怪”条提到奉常张体顺：

老父投书。

右按《十六国春秋》，北凉永和三年（435年）正月，有一老父见于城东门上，投书于地，忽然不见。书一纸，八字满之，其文曰：“凉王卅年，若七年。”凉王且渠茂虔访于奉常张体顺，顺曰：“昔虢之将亡，神降于莘。此老父之见，国之休祥。深愿陛下克念修政，以副卅之庆。若盘于游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将有大变”。虔不悦，卒为魏所灭。

查诸本《十六国春秋》，对“老父投书”一事皆有记载，但“张体顺”则皆写作“张慎”。“顺”、“慎”二字形近易误，两者或即同一人。罗振玉认为，“张体顺，今本《北凉录》作张慎，误。体顺于李暠时为宁远将军，李歆时为左长史（见《西凉录》），殆西凉亡而仕北凉者”， 肯定了敦煌本的价值。据《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可知，张体顺原为西凉重臣，初仕李暠为右司马，次迁宁远将军、建康太守；李歆时升任为左长史，位高权重。西凉亡国后改仕北凉，沮渠蒙逊任命他为奉常，说明敦煌大族张体顺具备渊博的礼仪文化知识，比较适宜担任奉常这个九卿礼官。沮渠牧犍（即茂虔）时，出现了老父投书“凉王卅年，若七年”之谶语，此事发生在敦煌城东，并由敦煌大族奉常张体顺去解读，自然是最为适合的。

与张衍一样，敦煌赵匪欠也在北凉王国中担任太史令，通晓天文历法知识。《魏书》卷一〇七上《律历志上》云：

高宗践祚，乃用敦煌赵匪欠《甲寅》之历，然其星度，稍为差迟。

《宋书》卷九八《氐胡·大且渠蒙逊传》亦载“河西人赵匪攵善历算”，并且提到元嘉十四年（437年）沮渠牧犍向刘宋献书，其中就有“《赵匪攵传》并《甲寅元历》一卷”。赵匪欠即赵匪攵，是北凉时期敦煌人。《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河西甲寅元历》一卷”下注“凉太史赵匪攵撰”，知其在北凉时官任太史令。该志中记载他的著作颇多，如《七曜历数算经》一卷、《阴阳历术》一卷、《赵匪攵算经》一卷等。敦煌的历法知识不仅东传到了北魏，而且还流播到江南刘宋境内。西凉初，政府班子名单中有一位骍马护军赵开， 敦煌文献S.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中有三位赵氏妇女，且所有人都居住在赵羽坞中，可见在西凉时，赵氏在敦煌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势力。有学者认为，赵氏是敦煌乃至河西地区的大姓， 而山口正晃则说：“从五胡十六国到北朝乃至唐代，河西地方的赵氏并非一流的名族，却保持着一定的势力”，只不过是“河西地方的小豪族”。 从《魏书》所言“敦煌赵匪欠”看，北凉、北魏时期的敦煌赵氏至少已经成为当地的二流大族，与敦煌张氏一样通晓天文历法知识。

自前凉以来，敦煌大族就在诸凉政权中为官参政，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他们不仅有家族实力作为背景支撑，而且具备深厚的文化知识，为其从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宋繇及诸张氏人物在北凉王国中充分发挥其政治才干，而张衍、张体顺、赵匪欠等人则利用他们掌握的天文历法与礼仪知识，为北凉王国服务，也具有自身的特色。

442年，北凉残余势力在沮渠无讳的带领下，从敦煌向西撤入西域，并在高昌建立了北凉后裔政权。《张季宗及夫人宋氏墓表》云：“河西王通事舍人敦煌张季宗之墓表，夫人敦煌宋氏”；《张幼达及夫人宋氏墓表》云：“龙骧将军、散骑常侍敦煌张幼达之墓表，夫人宋氏”；《张兴明夫人杨氏墓表》云：“折冲将军、新城太守敦煌张兴明夫人杨氏墓表”，据侯灿、吴美琳考订，这三方墓表的时代均为北凉后裔政权时期。墓主张氏的姓名前皆冠“敦煌”二字，表明他们是从敦煌西迁到高昌的。张季宗“夫人敦煌宋氏”亦标明敦煌郡望，其他宋、杨二氏虽然未标郡望，但极可能亦出自敦煌。敦煌大族张、宋等氏成为高昌北凉后裔政权中的重要支持力量。

3、敦煌名士与沮渠氏北凉的文化建设——兼论五凉后期儒学从大族到名士的转变

如果说以宋繇、张湛等人为代表的敦煌大族，在北凉王国中主要是发挥他们的吏干才能的话，那么一些名士则真正践行了儒学文化事业，甚至连敦煌大族也都跟随他们学习文化知识。这是五凉后期在文化史上的一大转变。武守志说：“具有自己特色的河西儒学，其运行的螺旋式圆圈是围绕着敦煌儒士旋转的。……敦煌儒士不仅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而且在学术成就上也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河西儒学泰斗，要数敦煌刘昞”。他所说的敦煌儒士虽然也包括宋、阴、索、氾等大姓，但真正顶尖的学者则是刘昞、阚骃等非大族出身的名士，如其指出：“在河西家族之学发展成为地域性国学的过程中，刘昞起了很大作用”。 这些敦煌名士能够超越和取代大族，成为河西乃至全国公认的学术领袖，跟前凉以来儒学教育的广泛普及是密不可分的，也跟大族们投身于参政实践有关。

《魏书》卷五二收有阚骃、刘昞等人的列传，分别云：

阚骃，字玄阴，敦煌人也。祖倞，有名于西土。父玟，为一时秀士，官至会稽令。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加奉车都尉。牧犍待之弥重，拜大行，迁尚书。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筑陆沉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时同郡索敞、阴兴为助教，并以文学见举，每巾衣而入。

阚、刘二姓，在汉至十六国时期并非敦煌大族。阚骃之祖父阚倞虽然有点名气，但史籍不载其事迹，亦无官职；而父亲阚玟官至会稽县令，才在政治上略微抬头。北凉末，阚爽在高昌自立为太守，势力颇大，但他是否出自敦煌则不得而知。刘昞之父刘宝，只是一名儒学学者；刘昞娶郭瑀之女为妻，郭瑀官任博士，教授弟子五百余人，与刘氏门第、学术相类。後藤勝指出，北凉王国中的汉人名族有安定梁氏、房氏、西平田氏，以及敦煌刘氏、武威段氏。对于敦煌刘氏，他未作进一步阐述，也没有列举出具体人物。查北凉史籍，除了敦煌刘昞外，还有太史令刘梁、门下校郎刘祥， 但不知他俩是否出自敦煌。前凉时，“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着《凉记》十二卷”， 亦为史官。《晋书》卷八六《张轨附张天锡传》记载“安定梁景、敦煌刘肃并以门胄”，我们不知道刘昞与刘肃是否有关联，即或有之，敦煌刘氏最多也只能算是本地的次等士族。从前凉后期开始，很多儒学教学活动在祁连山中的石窟里举行，一些著名学者的门徒动辄成百上千，这样一来使得河西儒学不再只是局限于世家大族，而是全面地空前兴盛并普及开来。因此到五凉后期，阚倞、刘宝、郭瑀这些并非大族出身的名士，能够成为著名的儒学学者，也就不难理解了。正如武守志指出，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侧重于功利性的现实追求，这在敦煌大族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们积极从政，出任各级官职，投入较大的参政热情，以致学术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名士手中。读《魏书》卷五二可以发现，宋繇、张湛等人虽然好学博通，但并无著作问世，主要事迹是在任官；而阚骃、刘昞号称“宿读”、“儒宗”，著述极多，而且主持国家文化事业，是名副其实的名士大儒；索敞虽为大族，却“为刘昞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所以在入魏以后有所撰述。

北凉沮渠蒙逊父子虽然出自卢水胡族，直到五凉时期仍以部落的形态居住在临松山一带，但却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崇儒重佛， 尤为礼遇敦煌士人，利用他们发展文教事业，以使北凉加快汉化步骤，获取河西大量汉族民众的认可与支持。420年北凉攻克酒泉后，将敦煌名士及大族迁徙到国都姑臧，随即开展大规模的官府文化事业。例如，阚骃被任命为秘书考课郎中，带领三十人整理经、子典籍，仅诸子就达三千余卷，是个非常庞大的大型文化工程。刘昞曾任西凉儒林祭酒，北凉时官拜秘书郎，亦为学官，被尊为玄处先生，著书教学，有门徒数百。沮渠牧犍继承乃父的文化政策，对刘昞尤为尊重，“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于此可见北凉推行儒学文教政策之一斑。从前揭《宋书》卷九八《氐胡·大且渠蒙逊传》所记蒙逊向刘宋请书与牧犍献书的目录看，北凉学者著作颇为丰富，其中大多为敦煌人所撰，反映了以敦煌名士为主导的北凉儒学之兴盛。

与此同时，出自敦煌大族的索敞、阴兴却成为了刘昞的助教。《魏书》卷五二《索敞传》云：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为刘昞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凉州平，入国，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

儒学从传统大族到新兴名士的转移，是五凉后期的一大变化。西晋、前凉时，敦煌大族索氏涌现出索袭、索紞等著名学术人物，前者“游思于阴阳之术，着天文地理十余篇”，谥曰玄居先生； 后者“受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 索氏家族的“通儒”式学问，表明当时的儒学知识主要掌握在大族之家；但到北凉时，索敞还需要跟随刘昞学习，后者倒成了“蔚然儒宗”，说明在五凉时期，儒学学术逐渐从大族之家转向了新兴的名士，这也是五凉文化兴盛的重要原因。

4、结语

汉晋时期，敦煌大族集为官作宦、文化知识于一身，垄断了本地区的各项权力。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出仕京城洛阳的敦煌大族退归河西，一部分人如宋配、氾瑗等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依靠河西地方政权发展自身家族；另一部分人如氾腾、索紞等则隐居不仕，得列《晋书》列传。随着五凉政治的风云变幻，敦煌大族与地方政治的关系越愈密切，参政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学术。与此同时，前凉后期儒家私学的教育活动蓬勃兴起，祁连山中聚徒授学动辄成百上千，使得学术中心逐渐发生转移，出现了从大族到名士的转变。如果说郭瑀、刘宝还只是纯粹的学者的话，那么到西凉时，刘昞出任儒林祭酒、从事中郎及抚夷护军，则已是学官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领袖。

尽管沮渠蒙逊说“朕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但实际上在北凉王国中参政的敦煌大族并不多，原本的从政实践已经明显弱化，甚至连家传学术也逐渐消褪，这从宋繇、张湛等人并无著作问世已然可见。这一时期最能够体现敦煌特点的，是以刘昞、阚骃等名士为主导的儒学文化的兴盛，尤其在北凉王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一点也反映出敦煌大族经过五凉王国的政治与社会变迁，其家族自身已经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失去了藉以依托的政治与文化根基；而儒学从大族向名士的转移，代表了五凉后期一种社会文化的新动向。439年北魏攻克姑臧后，将宋繇、张湛、索敞等敦煌大族迁到代京平城。对于包括这些敦煌大族在内的河陇士族迁入代京及其对北魏的文化影响，陈寅恪作过论述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阚骃、刘昞这两位河西学术领袖并未随例入京，而是在凉州出任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阚骃在拓跋丕卒后才赴京师，但是“家甚贫弊，不免饥寒”，最后在贫困中死去；刘昞一直居住在姑臧，老年思乡西返，在途中遇疾而卒，其子则“并迁代京。后分属诸州，为城民”，子孙后代境遇极差。北凉儒学兴盛，但其学术领袖却不为北魏所用，因此正如李智君所论，河西学术对于北魏的学术影响是不可高估的。 而随同沮渠无讳一道撤入西域的张季宗、幼达、兴明及宋氏等敦煌大族，继续成为高昌北凉后裔政权的支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