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1)：冯培红《北朝至唐初的河西走廊与粟特民族 ——以昭武九姓河西诸郡望的成立为出发点》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汉代设置河西四郡并大量移民实边以后，河西走廊作为中央王朝的边陲重地、隔绝羌胡的军事要区、经营西域的交通咽喉，在军事、民族及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极为引人注目。对于汉唐之间河西历史的认识，最薄弱的环节莫过于北朝至唐初阶段。 目前所知北朝到吐蕃占领以前河西走廊的历史，大体仍建立在传世史籍的记录基础上，只是粗线条地展现了历代王朝统治河西的传统层面。 近几十年，学界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与出土墓志对入华粟特人及其后裔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本世纪初西安出土了北周安伽、史君墓， 丰富了我们对北朝后期河西、关中粟特聚落的细节认识，再加上一些唐代粟特后裔墓志对其先祖居停河西的追叙，逐渐揭开了北朝隋唐河西走廊的某些历史侧面。

在唐代编纂的姓氏书中，昭武九姓粟特人也占了一席之地。他们从中亚东迁来华以后，逐渐适应中国国情，采取以国为姓的方式。 以宗主国康国为中心，其他“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 除了米、火寻、戊地以外，其他六姓在现存的《元和姓纂》中均有收录，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汉化的加深，粟特后裔逐渐掩饰原本的民族性格，大多自称为华夏后裔，以致于不易分辨其族属，只有武威安氏可以明显判断是来自中亚的粟特安国人：

【姑臧凉州】  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国，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娑罗，代居凉州，为萨宝。生兴贵，执李轨送京师，以功拜右武卫大将军、归国公。……

安氏仅有凉州姑臧一望，是最典型的入华粟特后裔。所言汉代遣子朝贡之事，虽或有之，却渺不可征，其可信的世系当从北魏安难陀算起，北朝至唐一直居住在武威姑臧。从安难陀到其孙安盘娑罗，三代世袭担任萨宝，在凉州形成了粟特聚落。现藏伦敦的敦煌文献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云：

凉州武威郡出六姓：索、石、贾、安、廖（康）、阴。

其中“廖”字当为“康”之误，《太平寰宇记》则以“曹”代“康”。 石、安、康、曹皆属昭武九姓，是入华粟特人所取之姓氏，他们与汉族大姓索、贾、阴相并，被记入到全国性的姓望氏族谱中，足证在唐代已经侪身于世家大族的行列。《元和姓纂》中还列有“建康史氏”，称“今隶酒泉郡”， 也是河西走廊上的大姓豪族，尽管该书没有明确言及其族属，但学界基本判定或倾向于认为是粟特人。

上述传世与出土的姓氏书表明，至晚在唐代，武威安、石、康、曹氏与建康史氏已经在河西走廊形成了自身的郡望，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认可。魏义天（É. de la Vaissière）指出，“作为入华的首选之路，甘肃通常成为粟特人家族进入中原的重要舞台。大批拥有粟特姓的人，都表示他们的籍贯是在甘肃各个州县”。 李鸿宾亦说：“粟特人自中亚迁入内地，基本上是从塔里木盆地边缘经河西走廊这条路线，其敦煌、酒泉、武威、张掖等地是他们路经并聚集的中心，很多粟特人以此为他们的籍贯或郡望”。 作为来自域外的移民，入华粟特后裔在中国河西等地能够形成郡望，体现了粟特民族的适应性与进取性，以及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是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那么，中古时代的粟特人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相融合的过程？他们是如何与中国社会打交道并被逐渐接受的？这些粟特郡望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集中出现于河西走廊？此种现象在传统史籍中记载甚少，以往的魏晋隋唐史研究亦鲜及于此，近世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与墓志虽然有力地推动了粟特人研究，但对他们的郡望问题则未多涉足。笔者曾对粟特人的河西诸郡望作过概观阐述， 然因篇幅所限而未对其形成过程及原因进行考论，故本文以粟特人的河西诸郡望为出发点，将之放在北朝至唐初的历史演进中来观察，从外来民族、地域社会、国家权力的交互影响角度，运用传世史籍、出土墓志及敦煌文献等尽可能多元的史料，力图重绘此一时期河西走廊的新的侧面样貌。

二、北魏河西空虚与对西域胡商的招徕

对粟特人河西诸郡望形成史的探索，必须检视北朝以来河西走廊的历史。 本文不拟对北朝隋唐河西史作全面的考察，仅从人口与民族的结构变动角度出发，注意到北朝以鲜卑为主的漠北民族、以粟特为主的西域民族以及唐代铁勒诸部、吐谷浑人进入河西的史实，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民族结构，几乎重绘了北朝隋唐河西走廊的时代格局。

1、凉民外徙与北魏河西的空虚荒残

在历史上，河西走廊人口的最低值出现在北魏时期。《魏书》卷106《地形志》称“崤潼已西，烟火断绝”，其中凉州“领郡十，县二十，户三千二百七十三”， 每郡平均仅辖2县，县均164户。瓜州的郡县与户数阙载，它地处偏远，比起凉州来户数应当更少。两州户数相加，河西总户数不过5000户左右，于此可见北魏河西的确是个土旷人虚、萧条荒残的区域。

这一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北凉亡国后大量河西人口的外徙。439年北魏攻克凉都姑臧，“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班师时“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 以1家5口计，三万余家超过了15万人，也就是说，北魏将凉州城的一大半人口东徙到了代北地区，凉州城顿为之空。 稍后在442年，北凉残余势力在沮渠无讳的带领下又裹挟了一万余家撤入西域。 这些东徙、西迁的河西民众，合起来有四五万家，总人数超过了20万，再加上魏凉战争中死亡的人口，使得河西走廊人口急剧锐减，以致于北魏时出现了土旷人虚、经济萧条的局面。那些外徙出去的河西民众，北魏时只有极个别人因为做官回过河西， 绝大多数没有再归本土。

对于将凉州民众迁徙代京的做法，北魏朝廷中是有争议的，如司徒崔浩就曾两次上表反对：

世祖蒐于河西，诏浩诣行在所议军事。浩表曰：“昔汉武帝患匈奴强盛，故开凉州五郡，通西域，劝农积谷，为灭贼之资，东西迭击。故汉未疲，而匈奴已弊，后遂入朝。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迁民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

魏军攻克姑臧后，崔浩从讨伐柔然的大局出发，认为不宜将凉州民众大量徙出，以免造成河西走廊的空虚局面。表中所言“世祖蒐于河西”，当即《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所记太平真君十年（449）“三月，遂蒐于河西”。时隔十年以后，崔浩再提“前议”，并且提出要将豪强大家徙入河西，充实凉土，以达到“东西齐势”进击柔然的目的。但是他的两次建议均未被世祖采纳。

河西走廊的空虚荒残，给了北魏宿敌柔然南下侵略的极佳机会，特别是在高祖延兴年间（471-475），柔然连年南犯，侵犯河西西部的敦煌、晋昌等地。 当时“尚书奏以敦煌一镇，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为给事中韩秀所谏止。 此后在肃宗神龟（519-520）末，凉州刺史袁翻上表说：“河西捍御强敌，唯凉州、敦煌而已。凉州土广民希，粮仗素阙，敦煌、酒泉空虚尤甚”。 可见在北魏一代，河西走廊始终处在土旷民稀、空虚残破的状态，这里成了朝廷流放罪犯之地。 也正因此，很多官员被任命为凉州刺史后，不愿意西去赴任。 祖籍武威的贾思伯，“寻除右将军、凉州刺史。思伯以州边远，不乐外出，辞以男女未婚”， 连他都不愿意去故土凉州，更加显出北魏凉州的荒凉破败。

2、北魏的四夷招徕政策与西域胡商的东来

由于大量凉州民众被外徙，使北魏河西走廊几乎出现了人口真空，这给来自漠北的鲜卑、匈奴、高车等族与西域胡人迁入河西提供了良好机遇。漠北民族随着鲜卑拓跋氏进入河西，不必多论，而西域胡人的东来则是出于北魏政府的积极招引。

北魏从进攻北凉前夕起，就开始了大规模地招徕四夷，如太延元年（435）“遣使者二十辈使西域”，翌年又“遣使六辈使西域”，除了一直保持通使交往的北方柔然、南方刘宋外，太延二年（436）还“遣使者十余辈诣高丽、东夷诸国”， 充分展示了北魏世祖的全方位开放性外交。其中对西域诸国的招引最为有力，连续派遣了数十辈使节出使西域，特别是散骑侍郎董琬、高明出使西域九国及破洛那、者舌二国，收到了显著成效。 于是，以粟特为主的西域胡人借贡使之名纷纷东来入华。

一些唐代粟特后裔的墓志在追述其祖先时，往往上溯至北魏时期。虽然这些墓志多为两个世纪后的晚出史料，但它们的追述大多集中在北魏时代，说明北魏是粟特人东来入华的重要阶段，这也跟当时粟特受到嚈哒的征服而大量东迁有关。《康元敬墓志》记其祖上“因从孝文，遂居于邺”；《康婆墓志铭》亦云：“本康国王之裔也。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也”。 他们都是在北魏高祖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东来入华的。尤其是到其子世宗景明三年（500），“是岁，疏勒、罽宾、婆罗捺、乌苌、阿喻陀、罗婆、不仑、陀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耆奚那太、罗槃、乌稽、悉万斤、朱居槃、诃槃陀、拨斤、厌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头诸国并遣使朝贡”， 多达22国，与西域的交往达致鼎盛。《洛阳伽蓝记》卷3描绘了当时洛阳城南的四夷盛况：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下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四夷之中对西夷叙述最详，从葱岭以西到大秦之间的西域诸国，纷纷东来，归附北魏。他们大多是商胡贩客，来华经商，有不少定居在魏都洛阳，数量达一万余家，极为可观。

西域胡商在东来入华的途中，河西走廊是其必经之地，有的在此落脚居停，有的继续东行入京。《安令节墓志铭并序》记其“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豳州宜禄人也”。 安令节的祖先在北魏时东来入华，最初定居于武威姑臧，再东迁至洛阳，最后西返关中，仕于西魏、北周及隋，成为了豳州宜禄县人。《安神俨墓志铭并序》记其为“河南新安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姑臧，因土分枝，建旟强魏”，“列土姑臧，分枝元魏”。志文提到其“夫人史氏”， 安、史联姻属于粟特人内部的通婚。安神俨家族也是在北魏时从武威姑臧东去京城洛阳的。《史思礼墓志铭并序》记其为“武威人也。其先辅周克殷，展九鼎之宝；佐魏理邺，绾百里之印”。 这位武威人史思礼的祖上在北魏时担任过邺县令。

河西走廊在北魏时土旷人虚，地理形貌与中亚本土类似，加上这里是粟特人东来的必经之地，过去就有粟特人经商居留的传统， 遂成了入华商胡最合适的落脚点。《北史》卷92《恩幸·和士开传》记载“其先西域商胡”，生活在北魏末及北齐，则其祖先应是在北魏时东来洛阳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传还附有《安吐根传》：

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534-537）初，蠕蠕主使至晋阳，吐根密启本蕃情状，神武得为之备。蠕蠕果遣兵入掠，无获而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赏赉。其后与蠕蠕和亲，结成婚媾，皆吐根为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颇有计策，频使入朝，为神武亲待。在其本蕃，为人所谮，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为假节、凉州刺史、率义侯，稍迁仪同三司，食永昌郡干。

与和士开一样，安吐根也自称“臣本商胡”， 他的曾祖父在北魏时因为经商贸易而东来入华，定居于河西酒泉。安吐根在北魏、东魏及柔然诸政权之间充当使节，善于权变。经商、充使及精通多种语言，是早期入华粟特人的重要特征。东魏时，高澄任命安吐根为侨置的凉州刺史， 自然也是考虑到其家族四代曾居酒泉，在河西凉州有一定的影响力。

敦煌毗邻西域，是粟特人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站，自然也聚集了一批西域胡人。莫高窟出土的敦研343号《北魏皇兴二年（468）四月八日清信士康那造五色幡发愿文》，应该就是一位居住在敦煌的粟特人康那撰写的。敦研68号《北魏敦煌镇军官籍簿》记有21位军将、幢将人名， 张金龙指出“此名籍中人却全无鲜卑姓名特征，除个别人有昭武九姓胡嫌疑外，主要应为汉人”。 在这些军官名单中，幢将供鸟男写、勒双女写为胡名，统吏曹洪紫可能出自粟特，张氏所疑昭武九姓胡当指此三人。S.1427《成实论卷第十四》末署“永平四年岁次辛卯（511）七月廿五日，敦煌镇官经生曹法寿所写论成讫”。 不过曹法寿与曹洪紫一样，皆为汉式名字，其族属不好遽断，但参照西晋末敦煌就有粟特人曹祛， 则北魏时这两位曹姓人物也可能是粟特人之后裔。《康哲墓志铭并序》云：“其敦煌郡人也。昔因仕邺，今卜居焉。匡后魏而尽忠，辅齐邦而献鲠”，志文还提到“亲安氏”，康、安两氏联姻是典型的粟特人内婚制。康哲的祖先在北魏时从中亚康国东来，先居住在敦煌，后来到邺城做官，并继续辅佐北齐。直到唐代，定居于邺的康哲仍然称为敦煌郡人，表明这里已成为其家族的祖籍或郡望。

荣新江在考述粟特人东迁形成的聚落时，未列建康。 这里是十六国、北朝粟特史氏最重要的落脚地，后来形成了建康史氏的郡望。《史索岩墓志铭并序》载其为“建康飞桥人也，其先因宦，因家原州。……曾祖罗，后魏宁远将军、西平郡公”。 史罗家族在北魏时东来入华，先居于河西建康飞桥，后来因为做官而东迁到原州。

至于张掖，《康敬本墓志铭》记其为“康居人也。元封（公元前110-前105年）内迁家张掖郡”，其可信的世系虽然只追溯到曾祖康默，担任北周甘州大中正， 但仍可想见北魏张掖康氏的情况。《史诃耽墓志之铭》云：“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对照《史射勿墓志铭》中“祖波波匿，并仕本国，俱为萨宝”及“世子诃耽”之记载， 可知史尼即史波波匿。荣新江认为“波波匿并没有入仕北魏，说明诃耽祖尼的官职是后来追赠的。史诃耽曾祖追封为张掖县令，透露出这一家族在落籍原州之前，或许曾在张掖居停”， 尤其是史诃(hē)耽之妻为张掖康氏，岳父康阿孩为隋右御卫合黎府鹰扬郎将，也从侧面印证了史尼在北魏时离开中亚本国，来到了河西张掖一带。同样，《康业墓志》记载“其先康居国王之苗裔也。父魏大天主、罗州使君”，康业卒后被“诏增（赠）甘州刺史”， 疑其家族在东迁长安的途中曾居停于甘州。

凉州武威是河西走廊上最大的都市，前举安令节、安神俨家族在北魏时来华途中皆曾在武威姑臧居停，这里形成了粟特人最大的聚落，出现了多名凉州萨宝，如前揭《元和姓纂》所记“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婆罗，代居凉州，为萨宝”。《大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志》云：

君□□□□史国人也，本居西域。土□□□□□□及派，迁居长安。目他有□□□□□。水运应期，中叶显美。自□□□，日昌具德。祖阿史盘陀，为本国萨保。父阿奴伽，并怀瑾握逾（瑜），重规叠矩，秀杰不群，立功立事，少挺□石，又擅英声。而君秉灵山岳，□□□志。大统（535-551）之初，乡闾推挹，出身为萨保判事曹主。□□五年，诏授凉州萨保。而天道芒芒，沉芳永岁。大象元年（579）五月七日薨于家，年八十六。妻康氏，其□□□□□日薨，以其二年岁次庚子正月丁亥廿三 日己酉，合葬永年县土界。

史君的祖父阿史盘陀为史国萨保（即萨宝），父阿奴伽没有任何官职，墓志提到的“水运”即指北魏，是说史阿奴伽在北魏中期东迁到凉州显美县。 该县大概就是因为粟特人大量东来而增设的。 据吉田丰对粟特文部分的翻译考证，阿奴伽（Wanūk）与妻子康氏于亥年（519）在Senpen结婚， 也印证了他在北魏中期就已东迁来华。西魏大统初，史君被乡闾推举为萨保判事曹主，后来又升为凉州萨保，可见当时是以聚落的形式存在。甚至，南方的梁朝也任命粟特人康拔达为凉州萨保，如《大唐上仪同故康莫鼻息阿达墓志铭》称其为“西域康国人也。……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 陈国灿推断，康拔达接受南梁的任命约在529年左右，即北魏末年。

3、商胡富豪与凉州刺史的贪贿残暴

北魏时期，西域商胡不远万里东来入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经商贸易，获取商业利润，甚至拥有商队与聚落的首领萨保。河西走廊邻近西域，是入华商胡的重要居停所在。他们通过经商贸易积聚财富，逐渐成为本地区的势家豪族，甚至因为财富而引来了杀身之祸。《魏书》卷19上《景穆十二王·京兆王子推传》记载其孙元暹：

普泰元年（531），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

“府人”指当地人，“商胡富人”是到凉州从事贸易的西域胡人，尤以擅长经商的粟特人居多。从他们被称作“诸豪”来看，已经成为当地的富裕豪强。他们通过经商致富，却遭到了凉州刺史元暹的残酷杀戮，以致财物丧尽，生命不保。

检阅史籍可以发现，在北魏后期，至少有五名凉州刺史有贪污残暴的为政劣迹。除了元暹以外，元诠于“世宗初，为凉州刺史。在州贪秽，政以贿成”；高双“出为征虏将军、凉州刺史。专肆贪暴，以罪免”；司马仲明“出为征虏将军、凉州刺史。坐贪残，为御史所弹”；“凉州刺史石士基、行台元洪超并赃货被绳”。 另外，元和在“肃宗时，出为辅国将军、凉州刺史，坐事免”， 其犯罪免官的原因或许也是贪污受贿；两度被城民所执的宋颖，也是靠行贿当上凉州刺史的， 很难想像他在刺凉期间不会贪污，而且他两次被执，极可能是为政贪暴所致，引起了当地胡汉民众的极大不满，以至于酿成了动乱。

北魏前期，凉州镇都大将虽然也有个别人“竞贪财货”， 但大多数吏治清明，颇有惠政，尤其是元浑“临镇清慎，恩著凉土。更满还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违所亲”。 到北魏后期，“天下牧守，所在贪惏”， 地方官贪污成风，而凉州刺史如此延续性的贪污现象，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史籍中使用了“贪秽”、“贪暴”、“贪残”等词，突出了凉州刺史贪婪残暴的特点。

元暹、元诠、高双、司马仲明、石士基等一批凉州刺史的贪暴行为，是与受贿、贪赃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贪污受贿行为与当地拥有大量财富的西域商胡极有关联。 西域商胡采取行贿贪官的方式，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谋取更多的商业利益，但是这种行贿手段却养成了凉州刺史的贪残性格；而凉州刺史为了获得不义之财，反过头来设计杀戮商胡，又使行贿商胡自食苦果。无论如何，经过北魏时期的力量积聚，凉州商胡在政治上勾结官府，在经济上发展成为富商，到北魏末已经形成为“诸豪”，势力不可小觑。

三、西魏、北周河西粟特势力的抬头及与政权之关系

北魏末，粟特势力逐渐发展，有的爬升为地方上的州刺史，最典型的是原州刺史史归、灵州刺史曹泥，他们与秦州刺史侯莫陈悦一起，合力控制长安西北的要地，共同对付进入关中的宇文泰。 综合各种资料可以判断，史归为粟特人； 灵州向来都是胡人聚集之地，曹泥也极可能是粟特人。因此，宇文泰想要在关中立足并进一步控制陇右、朔方等地，必须与侯莫陈悦及原、灵二州的粟特人打一场硬仗。由于这两州已逸出河西走廊，本文不拟多论。当宇文泰彻底平定这些粟特人势力后，历史已经进入了西魏。

1、西魏河西人口“激增”与西凉州的设立

西魏（535-557）前期，宇文泰集中力量对付东魏、北齐及南梁，对河西地区无暇顾及。到大统十二年（546）初，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发动叛乱，瓜州城民张保起而应之，杀害刺史成庆，叛乱波及整个河西走廊，这对西魏执政者宇文泰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周书》卷2《文帝纪下》云：

[大统]十二年（546）春，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反。瓜州民张保害刺史成庆，以州应仲和。……夏五月，独孤信平凉州，擒仲和，迁其民六千余家于长安。瓜州都督令狐延起义诛张保，瓜州平。

前节说到，北魏时凉州10郡仅有3273户，而西魏在平定宇文仲和之乱后就从凉州迁走了六千余家。令狐延在诛杀张保后，“遂率乡亲二千余人入朝”。 两者合计约有三万多人离开河西，前往京城长安。这虽然再次削弱了河西地区的力量，但也说明从北魏到西魏，河西人口数量增长极快，这应当不是出于人口的自然增殖，而是北魏以来西域胡人大量涌入并定居在河西的结果。

除了人口显著增加外，该年河西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凉州（后改为甘州）的设立，改变了河西走廊原本东西只设凉、瓜二州的格局。《周书》卷25《李贤传》记载，他于大统“十二年（546），随独孤信征凉州，平之。又抚慰张掖等五郡而还”。就在此年，宇文泰将张掖郡升格为西凉州，同书卷37《韩褒传》云：

[大统]十二年，除都督、西凉州刺史。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渔小民，同于仆隶。故贫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十六年，加大都督、凉州诸军事。

西凉州是西魏平定宇文仲和之乱后新设立的州，是从张掖郡升格而来的，废帝三年（554）改名为甘州。 西凉州的设立，与其说反映了西魏政府加强对河西地区的统治，不如说是西凉州自身实力与地位上升所致，这主要体现在户口的增加上，而这些人口大多是来自于西域的商胡。从上引传文可知，西凉州的主要居民是羌、胡等少数民族，且“每西域商货至”与“户口殷实”连缀叙述，说明在韩褒出刺西凉州期间，经常有西域商胡来此贸易，很多定居落籍，从而增加了本州的户口。联系到北魏时大量西域商胡前来河西，特别是前述史尼为北魏张掖县令、康默为北周甘州大中正，即可明白处于其间的西魏时期确有大批粟特人在张掖聚集，势力已经开始崛起。

西魏时，以粟特为主的河西胡人主要是商人，部分成为受田百姓，或以聚落的形式存在，由萨保进行管理。虽然西魏河西粟特人数增长很快，但任官者较少，身份较低，汉化未深，所以大多仍用胡名，如上节提到的凉州萨保安难陀至孙安盘娑罗及史阿奴伽。另《周书》卷50《异域上·突厥传》云：

其后曰土门，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大统十一年（545），太祖遣酒泉胡安诺槃陀使焉。其国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

安诺槃陀前冠“酒泉胡”三字，表明他是居住在西魏酒泉的粟特胡人，与“家于酒泉”的北魏安吐根有何关联不得而知。但他们均用胡名，尤其是安诺槃陀名前还写有“胡”字，应当入华不久，尚未汉化。同样，著籍于敦煌的粟特人也多用胡名，S.613v《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瓜州效谷郡计帐》记载到许多胡汉人名， 展现了平定张保之乱后敦煌地区民族杂居与通婚状况。学者们从计帐中的姓名入手，讨论了他们的族属。除了汉族以外，胡姓的情况颇为复杂多元，既有匈奴、稽胡、鲜卑、高车等漠北少数民族，又有中亚、印度等西方域外胡人，各族之间相互通婚，并被西魏政府授予田地、园宅，共同生活在敦煌地区。仅就中亚昭武九姓而言，有曹匹智拔、曹乌地拔、曹羊仁、安周、史敬香五人。山本达郎、池田温、谭世保都认为曹、史来自于西域，不过后者说匈奴、稽胡也有曹氏，高车有史氏。 很显然，曹匹智拔、曹乌地拔应来自于中亚曹国，西魏时已经成为入籍敦煌的粟特人。 另外还出现了“阿奴孤”一名，与前揭《大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志》中的“父阿奴伽”当为同名异写，亦应为粟特人。总之，在西魏时期，河西粟特人及其后裔使用胡名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这是因为他们从北魏时入华，到西魏时日尚浅，而且身份较低之故。

史载，韦瑱在魏恭帝“三年（556），除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来，前后刺史，多受赂遗。胡寇犯边，又莫能御。瑱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 可知瓜州（治敦煌）居住着胡汉民族，来自西域的胡人主要从事商业贸易，而像曹匹智拔、曹乌地拔等人则已经成为受田百姓。

2、西魏时代的史宁：重回故土、两度刺凉的粟特后裔

在平定宇文仲和之乱中，我们看到了新任凉州刺史史宁的身影，他是西魏、北周时期唯一得以在正史中列传的粟特后裔，为“建康表氏人也”。《元和姓纂》卷6“史”条记录了史姓六望，其中首望为建康史氏，其可信的世系即从史宁叙起。 诚如寇克红所言，史宁是一位“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不过他把史宁视作为汉人， 而吴玉贵、罗丰、毕波等皆认为或倾向于是粟特人。《史索岩墓志铭并序》称其为“建康飞桥人也。其先从宦，因家原州”；《史道德墓志并序》记载“其先建康飞桥人事（氏）。……远祖因宦，来徙平高，其后子孙家焉，故今为县人也”。 尽管后篇墓志在追溯远祖时提到史鱼、史丹，但志文中“金方”、“玉外”、“东朝日域之冥”、“族茂中原，名流函夏”等语，以及墓中出土拜占庭金币，都表明从河西建康东迁至原州平高县的史氏是粟特人。十六国北朝的建康郡治所在今甘肃省高台县，该县罗城乡地埂坡4号墓前室北壁绘有头戴尖顶帽、须发浓密的胡人形象的壁画， 也印证了建康史氏为粟特人的观点。后凉末，建康“郡人高逵、史惠”劝说并拥立太守段业建立北凉， 建康史氏已经颇具实力并且崭露头角。《周书》卷28《史宁传》云：

曾祖豫，仕沮渠氏为临松令。魏平凉州，祖灌随例迁于抚宁镇，因家焉。父遵，初为征虏府铠曹参军。属杜洛周构逆，六镇自相屠陷，遵遂率乡里二千家奔恒州。……[大统]十二年（546），转凉州刺史。宁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作乱。诏遣独孤信率兵与宁讨之，宁先至凉州，为陈祸福，城中吏民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据城不下，寻亦克之。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凉西凉二州诸军事、散骑常侍、凉州刺史。……宁先在凉州，戎夷服其威惠，迁镇之后，边民并思慕之。魏废帝元年（552），复除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

沮渠氏北凉时，史豫为临松令；北凉亡国后，史灌及其家族乡亲被迁到代北抚宁镇。后者让我们联想到《北史》卷97《西域传》“粟特国”条的另一条记载：“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均被魏军俘虏迁至代北。从北魏末史遵率领乡里二千家南奔恒州可知，其家族在北魏时期一直居住在代北，拥有极为庞大的宗族。毕波注意到北朝末及隋唐宫廷宿卫中的粟特胡人， 可谓独具慧眼。史宁最初从别将“迁直阁将军、都督，宿卫禁中”，便是北魏末宿卫禁中的粟特后裔。之后史宁追随荆州刺史贺拔胜，为其军司，贺拔胜军队中还有都督史仵龙， 应当与史宁出自同一家族或集团。

从北魏灭北凉到西魏时期，史灌及其家族离开河西已逾百年，但史氏家族在河西走廊还颇有根基势力，加上与史宁同出中亚史国的史君家族，也在北魏时期从西域迁至凉州，所以宇文泰在大统十二年（546）任命史宁为凉州刺史，以取代宇文仲和。史宁在独孤信大军到来之前，先期来到凉州进行劝说，于是“城中吏民皆相率降附”。此事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唐朝初年，安兴贵主动提出去凉州招慰李轨而对唐高祖说的那段话，是极相类似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史宁前往凉州劝说城中吏民，自然易于收到效果。

史宁在西魏两度出任凉州刺史，“戎夷服其威惠”，此处没有提到汉族，只强调了戎夷，就像上举《周书·韩褒传》只提到羌胡及西域胡商一样，表明以粟特人为首的戎夷构成了凉州民众的主体。史宁于546年出任凉州刺史，都督凉、西凉二州诸军事，中间虽曾一度离职，但552年再度出刺凉州，都督区扩大到凉、甘、瓜三州诸军事，拥有对整个河西走廊的管辖权。据钟盛统计与考析，西魏宇文泰推行“作牧本州”的策略，以加强对地方豪族的笼络。 然史宁不在他统计的表中，可能是因为建康郡隶属于西凉州，但西凉州才刚设立，在设州之前建康郡属凉州管辖，所以设州之后史宁以凉州刺史的身份都督凉、西凉二州，也具有对建康郡的管辖权。宇文泰曾对史宁派遣入京的使者说：“为我谢凉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宇文泰经营关中、陇右，向东对抗东魏、南梁，没有太多精力顾及河西，遂把河西事务全部托付给了史宁，利用其粟特身份去管理粟特人聚居的河西，无疑是一步“以夷制夷”的绝妙好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还应注意的是，史宁家族游离河西已有百年，一直在代北、中原、荆州乃至南梁等地活动。从曾祖以下皆取汉式名字，这和前述北魏时新徙入、西魏时多取胡名的粟特人迥然不同，史宁家族早在五凉时期就已东迁至此，汉化较深。大统二年（536），史宁随贺拔胜自南梁归顺西魏，其子史雄娶宇文泰之女永富公主为妻，很显然，他身份中最重要的应是宇文泰关陇集团中的成员，其次才是一位粟特后裔。他北魏时从中亚徙居河西的粟特人既有一定联系，也有着明显的区别。直到556年宇文泰去世，史宁才被征入朝，他在凉州任职时间较长，权力甚大，使河西走廊俨然成了粟特人统治的天下，从而保证了粟特人在这里从事自由贸易，也就不难理解北周时河西走廊成了西域金银之钱流通的特殊区域。

史载西魏废帝二年（553），“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 这支吐谷浑商队从北齐返回时，经过凉州西部的赤泉，大概是经漠北沿黑河南下，企图纵向穿越河西走廊回到青藏高原。他们之所以敢于采取在西魏境内偷渡的方式，大概是因为以翟潘密为首的商胡队伍中有粟特人，便于从粟特人聚集的河西巧妙地通过。然而，史宁侦察到该商队的行踪，一举俘获了240名商胡、大量丝绸商品与驮运牲畜。

3、河西粟特人与北周政权

陈寅恪曾经论及北齐宫廷中的西胡化现象，这些以粟特为主的西域胡人主要是在北魏时东徙入华，并进而留居于东魏、北齐的；至于西魏、北周，他仅云“若以与西域交通论，北周领土更为便利”， 然未作深究。最近十多年来，随着西安地区各项工程建设的开展，接连发掘了粟特人安伽、史君、康业墓及与粟特密切相关的罽宾人李诞等墓葬，其中前两人皆从凉州东迁长安，墓主均入葬于北周时期，为原来史载不足的西魏、北周粟特人研究增加了新材料。毕波综合史籍、墓葬资料，对北齐、北周的胡人问题作了极为详尽的探讨，尤其是对北周粟特人的研究填补了学术空白。如其书名中的副标题所示，她主要致力于以长安为中心，兼及同、原、凉三州粟特胡人的研究。在河西走廊，除凉州外她还提到了甘州，但称“限于篇幅，本书暂不涉及”，“甘州与粟特胡人的联系值得日后深入分析”。 河西走廊是入华粟特人最重要的聚居区，在北周时作为一个较强独立性的自由贸易区，打上了西胡性格的深刻烙印，加上粟特人在语言、音乐、舞蹈、技术上的天赋能力，在北朝后期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胡风，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西魏时期，除史宁外河西粟特人较少在政府中任职，大多是地位较低的商人与农民。学界依据《康业墓志》所记车骑大将军、雍州呼药翟门和连任大天主的康业父子以及“西国胡豪望”，讨论了西魏、北周都城长安的粟特聚落与任官从政的情况。《周书》卷27《梁台传》记载到大统初击破两山屠各的“太仆石猛”，可能也是一位粟特人。《康杴墓志铭并序》云：“原夫吹律命系，肇迹东周；因土分枝，建旟西魏”， 其祖上亦参与到西魏的政权建设，惜未记人名与官名。

吴玉贵指出，“大批粟特人世代留居河西，在个别地区粟特人口甚至占了主要的地位，这样就必然出现了粟特胡人参与地方行政管理的现象，有不少粟特人担任了河西各级政权的地方长官”，并且列举了从元魏到唐代12位安、史、康氏人物。 但正如毕波所说，吴氏“根据正史记载及墓志材料所列的担任地方长官的粟特胡人，几乎都是在北周时期”， 占了一半强。由此也可看出，北周确实是河西粟特人在政治上谋求发展的关键阶段。蔡鸿生受北周安伽墓、史君墓的启示，指出“也许应当考虑从两方面来调整对九姓胡的研究策略：一是时间上移，由隋唐上溯到北齐（550—577）和北周（557—581），从长时段考察商胡贩客的活动；二是地域向西，把阿姆河以外的胡姓城邦及其与‘行国’（游牧民族）的关系纳入视野之内”。 毕波对中古粟特胡人的研究，也将时段上溯至北齐、北周。现在学者将研究视角上移到北周，固然是因为新出墓志史料的影响，但也反映出粟特人与北周政权确实存在密切的关系。一些北周及隋唐的粟特人或其后裔的墓志，在追述其祖先东来入华时，往往从北魏叙起，但是如前所举诸例，关于他们的出仕情况则只有“匡后魏而尽忠”，或“历后魏、周、隋”等笼统模糊的语言。 进入北齐、北周，随着粟特人势力的崛起，他们中有不少人开始迈入仕途，谋求在政治上的发展。就本文所涉之北周而言，《安怀夫人史氏合葬墓志铭并序》云：

君讳怀，字道，河西张掖人也。祖隋朝因宦洛阳，遂即家焉。曾祖朝前,周任甘州司马。

又《康武通墓志铭并序》云：

公讳武通，字宏达，太原祁人也。远派洪流，导长澜于汉浦；崇基峻址，擢远条于邓林。芳声与史册俱传，珪组与图缃并载。祖默，周任上开府仪同大将军。

《康敬本墓志铭》也提到了康默：

君讳敬本，字延宗，康居人也。元封（公元前110-前105）内迁家张掖郡。酋率望重，播美□西。因地□□，派流不绝。故知东南擅竹箭之美，西北蕴球琳之珍。莫不率藉□苏，兼耳□□□。金行失驭，水德未□。五马跃而南浮，六龙矫而西坠。自戎□□，□□簪裾。曾祖默，周甘州大中正。

安怀与史氏联姻属于昭武九姓内部的通婚，可知是曾经寓居在张掖的粟特后裔，其曾祖安朝前在北周时任甘州司马。康默家族从中亚东迁入华后，也居住在张掖郡。墓志追述到西汉元封年间，自不可论，其可信的世系当始自北周康默，官任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并被任命为甘州大中正，是甘州张掖郡的豪族大姓，具有很大的势力。安朝前、康默之前的世系，可能跟史君之父阿奴伽一样，并无仕历，其家族东迁至河西皆在北魏时，而崛起于北周。《史铁棒墓志》记载“曾祖多思，周京师摩诃萨宝、酒泉县令”，其父《史诃耽墓志》亦记“祖思，周京师萨宝、酒泉县令”， 史多思即史思，亦就是史诃耽之父《史射勿墓志铭》中的“父认愁，蹉跎年发，舛此宦途”，荣新江据此认为史多思的酒泉县令“当属追赠性质”。 该家族从酒泉附近的建康郡东迁到原州，即使史多思真的没有当过酒泉县令，他也是北周京师萨宝，因此不难想像北周建康史氏的势力。

北周时，河西粟特人除了在本地做官外，有的还东往都城长安，出任中央各级官职，或者到其它地方任职，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势力。史宁之子史祥，“仕周太子车右中士”，祥弟云“历位司织下大夫、仪同大将军”。《史索岩墓志铭并序》记载其祖父史嗣为“鄯廓二州诸军事、鄯州刺史”，“父多，周三命上士、旷野将军、殿中司马、左卫掌设府骠骑将军”。 廓州始置于北周建德五年（576）， 故史嗣所任鄯廓二州诸军事、鄯州刺史当在该年以后，而史多亦仕于北周。《安延墓志铭并序》记其为“河西武威人也。灵源濬沼，浪发昆峰；茂林森蔚，华敷积石。跃银鞍而得俊，飞白羽而称雄。故得冠冕酋豪，因家洛俟。祖莫健，后周大都督”。 安延的祖上可能在北魏时来华，定居于都城洛阳，不过墓志未记载其祖先的仕历，所记最早为官者是祖父安莫健，任北周大都督。《大周大都督同州萨保安伽墓志铭》记其为“姑臧昌松人。……父突建，冠军将军、眉州刺史。……母杜氏，昌松县君”。 眉州始设于西魏废帝三年（554）， 不到两年西魏为北周所代，按此墓志记述体例，安突建应为北周眉州刺史。

北周及唐代粟特人或其后裔的墓志对其先世的追述，表明北周是粟特人踏入仕途的关键时期，东面的北齐也同样如此。这告诉我们，北魏是粟特人大量来华的重要时期，主要从事商业贸易；东、西魏是他们积聚力量并崭露头角的阶段，北齐、北周时不少粟特人踏入仕途，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不过从北周政权的总体情况来看，粟特人担任的官职并不高显，在关陇集团中不占据核心优势，因此对粟特人在北周政治上的介入程度不应该给予过高的评价。但粟特人在北周初入仕途，是他们迈出了与中国政权及社会相接触的重要一步，更快地融入到中国社会之中。

4、北周河西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西域金银钱为通货

正是在凉州刺史史宁的荫护下，河西走廊的粟特人得以自由地开展商业贸易，甚至连敌国吐谷浑通往北齐的商队也企图经由河西。到北周时，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在这里建立了流通西域货币的自由贸易区，这在实行中央集权的中国历史上是个十分特殊的现象。《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北周武帝时实行了颇具区域自治特点的多元货币制度：

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561）七月，及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

当时北周境内分为关陇、梁益、河西三大区域。自宇文泰以来建立的关陇集团，主要是由代北的鲜卑贵族、入关的关东士族与关陇的本土士族结合起来的。从西魏、北周的西向经营来看，主要是在陇右一带，如西魏时设立了会、武、岷、西凉四州，北周时设立了廓、洮、叠、芳、宕五州。 在这九州中，只有西凉州位于河西，其它皆在陇右。显然，作为毗邻关中的地域，陇右与关中一起构筑了史家所谓的关陇集团；而河西与梁益则属于另外类型的地域，尤其是河西，来自西域的粟特人因为经商贸易而定居于此，甚至出现了“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的现象，这句话引发了人们对北周河西走廊繁荣兴盛的中西贸易的无限遐想。

西域金银之钱，一般被认为是指拜占庭金币与波斯萨珊银币。《北史》卷97《西域传》记载小月氏“其俗以金银钱为货”。《周书》卷50《异域传下》所记西域诸国中，高昌国“赋税则计输银钱”；龟兹国“赋税，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波斯国“赋税则准地输银钱”，都在普遍使用银钱。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许多金钱、银钱的记载，但金钱全都出现在随葬衣物疏中， 而实际生活中主要使用银钱，如《高昌巳岁王庆祐等三人取银钱作孤易券》、《高昌张憙儿入俗银钱残条记》等。 尽管银钱的使用极为广泛，涉及到高昌国所有民众的生活，但粟特人在高昌贸易市场上无疑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中的交易大多为粟特人所垄断， 荣新江据此指出，“从商（西）方来的粟特商人把大宗货物还载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买下来，再分散或整批通至河西或中原地区兴贩”。 虽然从该帐中还看不出高昌的粟特商胡将货物运至北周河西销售，但这种跨国贸易对于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来说是极为寻常的。与西域毗连的河西走廊，历来都有粟特商胡前来贸易并定居，他们从事中转贸易，携来西域金银钱币，并不奇怪，但这些国际货币在河西能够自由流通，并得到北周政府的允许，却是值得关注并令人深思的。

卢向前指出，在560年以后的麹氏高昌国，银钱作为“国际货币的诸种功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吴玉贵也说，到了周、隋时代，“这时河西走廊的‘国际化’色彩更加浓重，粟特商人的地位也更趋重要。北周时，由于西域金、银币在河西广泛流通，使政府默认了它的合法性”。 这种现象，是与大量粟特人居住在河西走廊及其所开展的丝路贸易密切相关的。

由于北周河西流通西域金银之钱，所以武帝在保定三年（563）西巡陇右，亲临原州李贤老家，派人前往瓜州给刺史李贤送去赐物，其中就有银钱。“于是令中侍上士尉迟恺往瓜州，降玺书劳贤，赐衣一袭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要、中厩马一匹、金装鞍勒、杂彩五百段、银钱一万。赐贤弟申国公穆亦如之”。 赐给李贤及其弟李穆的银钱数量，达2万之巨。尉迟恺将给李贤的1万银钱送往瓜州，显然是要在河西走廊上流通使用。莫高窟北区B222窟出土了一枚波斯萨珊银币，经研究属波斯萨珊第五代王卑路斯时期（459-484）铸造。 河西其它地区也都有西域金银币出土，如张掖大佛寺金塔殿基下舍利石函内出土了6枚波斯萨珊银币， 据说武威康阿达墓出土了一枚东罗马金币。 这些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是北周河西流通西域金银之钱的确切证据。而从事中转贸易并把相当数量的拜占庭金币、波斯萨珊银币或其仿制品流通到北周境内的，就是粟特人。

总之，北周货币制度比较多元，除了作为政权核心区域的关陇外，梁益、河西都可以使用本地区的货币，各地区在通货上有着高度的自治权，特别是国际通货的使用，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之例。自北魏以来大量粟特人流寓到河西走廊，以及北周政府对粟特贸易的宽松政策，才得以在这里建立起了以西域金银钱为主的自由贸易区。这是北周国家权力、河西地域社会及外来粟特人之间博弈下的一种平衡。

5、粟特文化对北周的影响

粟特人除了善于经商、出使外，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亦极为发达，且富特色，向达对唐都长安以粟特为主的西域文明早有详述， 但最兴盛的时代当在北朝后期。北齐后主“武平（570-575）时有胡小儿，俱是康阿驮、穆叔儿等富家子弟，简选黠慧者数十人以为左右，恩眄出处，殆与阉官相埒，亦有至开府仪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开府、封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鬻狱卖官。其何朱弱、史丑多之徒十数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 相比而言，北周在政治上不存在粟特胡人干政的现象， 但西域文化的影响却丝毫不比北齐逊色。

史载，“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又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著焉。相魏之时，著而谒帝，故后周一代，将为雅服，小朝公宴，咸许戴之”。 宇文泰项有瘤疾，戴帽遮盖，以避其丑，自可理解，但他不戴汉式或鲜卑帽子，而戴胡帽，显然是受到了西域胡风的影响，甚至成为北周的雅服。宇文泰之侄宇文护，字曰萨保，也意味着宇文氏家族与粟特之间具有较深的渊源。《史射勿墓志铭》记载他于“保定四年（564），从晋荡公东讨”， 晋荡公即宇文护，可见其身边确有粟特人在追随。《周书》卷11《晋荡公护传》云：

太祖西巡至牵屯山，遇疾，驰驿召护。护至泾州见太祖，而太祖疾已绵笃。……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当时莫晓其旨，至是，人以护字当之。

“我得胡力”是宇文泰常说之话，与其说得到宇文护的助力，不如说是粟特胡人在宇文泰关陇集团中发挥了积极的支持作用。王仲荦(luò)指出，西魏《岐法起造像记》中刻有“佛弟子岐萨保”一名，并云“其名字皆与火祆教有关也”。 岐萨保的族属难以遽断，罗丰推断是汉人。 像宇文护一样，即使非粟特人也可以取萨保为名字，反映了粟特文化对宇文氏集团的影响力。

《隋书》卷15《音乐志下》云：

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

河西音乐文化深受西域影响，此点毋庸多论。北魏灭北凉后，《西凉乐》东传至内地， 北魏时大量西域胡人的东来，使之风靡一时，尤其是在西魏、北周之际竟成为“国伎”。尽管上述北齐有许多“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的粟特胡人，但却没有发展成为国伎，于此可以想见西魏、北周所受粟特音乐文化的影响其实更大。东魏、北齐境内的粟特人，只是北魏遗留之旧人，多攀附于上层社会，至于下层粟特民众则不如西魏、北周多。该志还记载隋代牛弘奏言：“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令齐乐人曹妙达于太乐教习，以代周歌”。由此也可看出，北周国伎中有大量边裔戎音，很多是新造之乐；而北齐曹妙达在隋朝所教之乐，当是北齐粟特旧乐，与北周新声有很大不同。志文提到，“《康国》，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 便是北周辗转从突厥引入的来自粟特本土的新乐。史载，何妥之“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妃，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学博士”，自称“臣少好音律”，著有《乐要》一卷。 北周时，连武帝都亲自弹奏胡琵琶， 无怪乎《西凉乐》在西魏、北周之际会演成为国伎。

随着粟特人的东来，崇拜胡天的祆教文化也进入了中国。北魏灵太后曾下诏“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 便是粟特等胡人势力的反映。到北齐、北周时，甚至连皇帝都亲自祭祀胡天，祆教发展到了最为鼎盛的阶段：

北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

如果说北齐皇帝祭拜胡天只是后主的个人兴趣，那么北周则因地近西域，同时大力招徕西域诸国， 皇帝亲自祭拜胡天，甚至形成了固定的拜胡天制度。尽管于志宁等人在编撰《五代史志》时，将祆教的拜胡天制视作为夷俗淫祀，但这只代表了初唐人的观念，并不适用于北朝。就像北魏时胡天神不在淫祀之列一样，北齐、北周皇帝亲自祭拜的胡天，自然也不属淫祀。建德三年（574）五月丙子，北周武帝灭佛、道二教，“并禁诸淫祀”， 祆教胡天亦不应包括在内。

北周宣帝对“天”的崇拜到了狂热的程度，“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改制诏为天制诏，敕为天敕”，“改同州宫为天成宫”，“每对臣下，自称为天”，将带有“天”字的官名悉予改称，以及在法律上有“天杖”等。其中改同州宫为天成宫，或许与安伽所任同州萨保有关。宣帝还“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妓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乐”， 即粟特地区非常流行的乞寒胡戏。联系到康业父子所任的大天主，即为宣帝崇拜胡天的又一印证。谷川道雄考察了十六国时代后赵、前秦、后秦、后凉、后燕、北燕、夏称天王的情况，认为“五胡时期的天王称号沿袭周代”。 如果说出自粟特石国的后赵石虎“于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337）僭称大赵天王”，是借用依遵殷周制度的话，那么此前其从叔石勒因“群臣固请，勒乃以咸和五年（330）僭号赵天王”，则显然不属于殷周制度，而是其所崇拜的祆教胡天的影响。事实上，咸康元年（335）石虎刚上台时，群臣就劝说其称尊号，石虎下书中说“且可称居摄赵天王”， 当时并未提到殷周之制，而两年后所谓依此制称天王，是石虎从中国传统古制中找了个合理的借口罢了。谷川氏还进一步讨论了西魏、北周的天王，引《周书》卷35《崔猷传》“时依《周礼》称天王”及宇文氏改革并建立北周，以说明是采用了周礼体制。 然而，毕波则认为北周宣帝崇拜天是与拜胡天制有关，称“宣帝在位期间一个最明显的举动就是改名，而所改之名皆与‘天’有关。……除了作为出身于游牧民族的宇文氏子孙而在深层记忆里仍保持一种对‘天’的自然亲近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即为了招徕胡人东来，故而对其信奉的‘祆教’所敬之天也表示一种认同”。 北周崇拜胡天制是不可抹杀的史实，考虑到境内居住着大量的粟特人，以及宇文泰常云“我得胡力”和北周前期实际掌政的宇文护取字萨保，和粟特音乐、宗教文化的强烈影响，笔者也赞同天王是指祆教的胡天神，只不过宇文氏像石虎一样，巧妙地借用《周礼》作为复古改制的外衣而已。

四、北周至唐初粟特后裔河西诸郡望的成立

齐藤达也逐一考察了粟特姓氏的成立过程，指出康姓早在东汉就已出现，安姓可以追溯到5世纪后半叶，曹、何、史、穆四姓形成于5世纪末、6世纪中叶，石、毕、米三姓则更迟。 结合上文的论述也可看出，粟特人在北魏时大量东来，并在北朝后期形成了中国式的昭武九姓，但姓的成立距离郡望的产生还有一段时间，前者比较容易，可以自主择定；后者则要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可，过程可谓艰难。北朝末粟特文化风靡一时，特别是入华粟特人及其后裔在北周河西走廊建立了以西域金银之钱为通货的自由贸易区，影响甚大；但是除了史宁之外，粟特人极少能够进入到宇文氏关陇集团的核心高层，他们的政治与社会地位总体上还不高，像安盘娑罗、史君、安伽等仍然保持着本族聚落，且多用胡名，与中国社会的交融相处还有待时日。通观粟特后裔在以河西为主的中国境内确立郡望的形成史，只有粟特宗主国的康氏、史氏分别于北周时在张掖、建康确立了本家族的郡望，后者显然是因为史宁是宇文泰关陇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而其他各姓的郡望成立则要晚至唐代。

1、建康史氏：最早确立的粟特郡望

《元和姓纂》卷6“史”条列有建康、宣城、京兆、陈留考城、河南六望，其中首望为：

【建康史氏】  今隶酒泉郡。史丹裔孙，后汉归义侯苞之后。至晋永嘉乱，避地河西，因居建康。苞裔孙宁，后周安政公。生祥，隋城阳公。祥弟云、期。云生令卿，唐祠部郎中、杭州刺史。

唐代不设建康郡，此地隶属于酒泉郡，位于河西走廊中部，而非六朝都城南京。建康郡始设于前凉，高台县骆驼城东南墓葬出土的《前凉建兴廿四年（336）三月廿三日周振妻孙阿惠墓券》云：“建兴廿四年三月癸亥朔廿三日乙酉，直执。凉州建康表是县显玉亭部、前玉门王领拔周振妻孙阿惠得用”。 建兴是西晋愍帝的年号，西晋灭亡后仍为前凉所遵用，建兴廿四年为公元336年，正值前凉张骏统治中期。“建康”后面虽无“郡”字，但它是凉州与表是县中间的建制机构，必为建康郡无疑。 史载，张骏“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十一郡为凉州”， 凉州所辖11郡中即有建康郡。五凉政权中有不少史氏人物的身影，如前凉中卫将军史景、后凉大臣史难、南凉祠部郎中史暠、北凉临松令史豫等。 上节提到，吕光末年，段业为建康太守，被“郡人高逵、史惠等”拥立为凉州牧，建立了北凉，建康郡遂成为段业北凉的国都，这也显示了史氏在建康郡的实力。据王仲荦考证，建康郡在北魏仍然存在，可能一度被废，但迄北周犹存， 至隋初乃罢。 隋唐时代，尽管在河西走廊已经不再设置建康郡，但它作为粟特史氏的郡望所在地，却一直得到承认。这一郡望显然不是迟至唐代才产生的，可以追溯到北周时期。

《元和姓纂》所记建康史氏为西汉史丹、东汉史苞的后裔，是入华粟特后裔为了融入中国社会的攀附之词，其可信的世系从史宁叙起，仅有三代。郁贤皓将史宁之孙史令卿出刺杭州系于“武德中”。 史宁、史祥父子在《周书》、《隋书》中分别有传，前者为“建康表氏人”，后者则作“朔方人也”， 可见第二代就已经迁离了建康，建康史氏这一郡望的产生显然是渊源于史宁。史宁的曾祖父史豫为北凉临松令，从史豫到史宁的四代世系在《周书》卷28《史宁传》中完整无缺，其祖父史灌于439年带领庞大的宗族乡里离开河西建康之后，到代北、中原等地生活，甚至南入南梁，史宁于536年返归西魏，回到了阔别百年的河西故土。西魏时，他两度出任凉州刺史，是宇文氏统治河西走廊的代表性人物。史载，“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北周明帝二年（558）三月庚申亦下诏：“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 这一改望措施主要是针对入关的鲜卑贵族与关东士族，原居关西的豪族大姓则一仍其旧，如京兆韦氏、武功苏氏、安定梁氏、天水赵氏、陇西李氏、武威阴氏、敦煌令狐氏等，而境内汉化较深的粟特人同样也开始确立自己的郡望，史宁家族的建康史氏郡望当产生于此。吐鲁番雅尔湖古墓出土的《麹氏高昌国史祐孝墓表》云：

延昌五年乙酉岁（565）十二月己酉朔十一日己未，初镇西府省事，迁交河郡功曹史，转交河田曹司马，追赠高昌司马，建康史祐孝之墓表。

史祐孝是麹氏高昌国人，当其去世之时，正值北周武帝统治的保定五年。他的籍贯为高昌，却在名前冠有建康之郡望。据荒川正晴研究，尽管史祐孝等高昌史氏都取了汉式名字，但却属于粟特人。 粟特史氏从中亚史国东迁入华，先定居于河西建康，在北朝后期又向西返迁到西域高昌，尤其是麹氏高昌国与北周互为敌国，史祐孝仍称建康郡望，更加凸显了建康史氏作为郡望的意义。建康史氏在北周时已经形成郡望，比起大多粟特姓氏来说要早，其原因当然是跟史宁是关陇集团的关键成员有关。

隋初撤消了建康郡，该地地位下降，很多建康史氏纷纷外徙，向东迁到了朔方、灵武、原州等地。上述史祥从河西建康东迁到了朔方，史索岩、史道德从建康飞桥东迁到原州平高县。值得注意的是，史索岩的曾祖父史罗、祖父史嗣世袭西平郡公，后者甚至担任鄯州刺史，似乎表明其家族与西平有着密切关系。荣新江认为“史索岩一家是经过河西走廊的建康，先到西平，然后再到固原的”。 这为我们了解史氏从建康飞桥东迁原州平高的路线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此外，《旧唐书》卷181《史宪诚传》记“其先出于奚虏，今为灵武建康人”。从其籍贯称灵武建康来看，史宪诚的祖先应是粟特人，曾到奚族中活动，辗转迁至灵武建康。唐代灵武郡所辖县中并无建康之地名，“灵武建康”颇不好解。《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史宪诚传》作了分解记述：“内徙灵武，为建康人”。灵武与建康应当分别是新迁地与祖居地的关系。

尽管隋唐时期不再设置建康郡，但建康史氏的郡望却被保留下来，并在《元和姓纂》里作为史氏六望中的首望而被记录下来。毫无疑问，建康史氏的郡望确立首先要归功于史宁，而史宁诸子及其他史氏人物在周隋唐初积极参与国家政权，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史祥在北周为太子车右中士，入隋后参加平陈之役，平定杨谅之叛，西征吐谷浑，东伐高丽，以及迎接突厥启民可汗入朝等重要事情。他曾“以行军总管从晋王广击突厥于灵武”， 是杨广的藩邸亲信，现存传中保存了隋炀帝杨广在即位前后与史祥的酬答书及赐予诗作，关系极为亲密。史索岩也曾“解巾为晋王广库真”，炀帝即位后任命为左御安丘府鹰扬郎将，后升为平凉郡都尉；“义宁二年（618），献宽宸极”，为唐朝讨平薛举而“功勒青史”。 武则天时期，编撰《姓氏录》的四位核心人员中有一位“太子洗马史玄道”， 如果他是一位粟特人，或许对建康史氏入列于《姓氏录》有帮助。

除了建康史氏和下文将要述及的张掖康氏在北周形成各自的郡望外，其他粟特姓氏则要迟至唐太宗编撰《氏族志》或更晚些时候才得以确立郡望。下面以河西武威安氏为例，分析其在隋末唐初的风云际会之时，经历了从聚落豪望到朝廷勋贵的蜕变过程，最终被纳入到唐代国家与地方社会之中。

2、从聚落豪望到朝廷勋贵：以隋末唐初武威安氏为例

通过周隋之际的势力发展，一些粟特聚落到隋末建立起了强大的地方武装，如吴玉贵列举的关中何潘仁、长安史万宝、河西康老和、营州石世则、平原郡史诃耽，以及武威安兴贵兄弟， 除石世则外其他全都分布在原西魏、北周境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武装势力大多选择归顺唐朝。粟特地方势力的崛起及其被纳入到初建的唐帝国政治体系中，是他们融入中国社会并被确立郡望的关键一环。

关于隋代的粟特人或其后裔，过去关注不多，随着上个世纪后期天水石棺床墓、特别是太原虞弘墓的发掘，才揭开了相关研究的序幕。 毕波在考察中古长安粟特胡人时，给出了一份“隋代宫廷内外宿卫胡人表”，直观地展现了粟特人参与隋朝政权的一个侧面。她指出，“隋代进入宫廷宿卫的胡人较之前朝，不仅人数上有了明显增多，而且身份和地位也有了普遍提高”。 这为认识从北周崛起势力到唐代最终成立郡望提供了一个过渡环节。上节说到，西魏在平定宇文仲和、张保之乱以后，曾将三万多河西民众迁到长安；直到隋文帝时期，河西仍然是个土旷民稀之地，这在凉州总管王世积所言“凉州土旷人稀”及贺娄子干所说“陇西、河右，土旷民稀”的话中皆有体现。 隋炀帝即位后，以河西为基地，大力经营西域，派遣韦节、杜行满出使西域诸国。“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裴]矩掌其事”；“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御驾亲征吐谷浑，并在张掖郡的燕支山下会见了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蕃胡二十七国”。 在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以后，粟特人东西往来更加通畅，在河西走廊上积聚势力，以至于在隋末出现的河西割据势力中就有粟特人的身影。

武威安氏是分析隋唐河西粟特后裔的最佳个案，这是因为该家族从北魏至唐五代的谱系极为完整，吴玉贵列出的“河西安氏世系表”共有11代，前后长达五个多世纪，特别是在唐朝人才辈出，历任高官，遂在姓氏书中确立了武威安氏的郡望。

从安难陀到其孙安盘娑罗，经历了北魏、西魏、北周及隋代，代居凉州，世袭萨保。安难陀之子，据《安元寿墓志铭并序》可知就是安弼，铭文记载“曾祖弼，周朝服侯。幼挺人英，夙标时望。丹山纟卒羽，响振朝阳；紫阙腾鳞，光流下稷”， 没有提到具体的官职；又据《安忠敬神道碑》所载“高祖何藏器，广宗之子也，周开府仪同三司、宁远将军、肃州刺史、张掖郡公”， 亦即安弼，后者是他在汉化过程中所取的汉式名字。前文已论，北周无肃州，他的官职是唐代追赠的。《文馆词林》卷455《碑三五》收录阙题碑文提到“祖魏雍州萨保”， 碑主据考为安兴贵之弟修仁，则安弼所任为雍州萨保。

安盘娑罗在上述墓志铭、神道碑中分别称作安罗、安罗方大，与其父一样也均有胡、汉名字，尽管墓志铭记载“祖罗，周开府仪同三司，隋石州刺史、贵乡开国公”，但神道碑则说“曾祖罗方大，隋开府仪同三司，皇朝赠石州刺史、贵乡公”，道出了石州刺史乃一赠官的真相，北周或隋是否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显然也是值得怀疑的。

由此观之，从安难陀到子安弼，再到孙安罗，从北朝至隋世居凉州，出任凉州及京师雍州的萨保，是粟特聚落的首领。隋末，李“轨与同郡曹珍、关谨、梁硕、李赟、安修仁等谋”割据河西，曹珍以“李氏当王”为由力推李轨为主，“轨令修仁夜率诸胡人内苑城，建旗大呼，轨于郭下聚众应之，执缚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 并于大业十三年（617）建立了大凉政权，发兵攻陷张掖、敦煌、西平、枹罕，尽有河西五郡之地。在起事的五位谋主中，为首者曹珍与末位实力派安修仁都是居住在武威的粟特后裔，汪篯“颇疑西胡在凉州之势力特强，李轨实有不得不结欢安修仁之背景”。 李轨还听从“胡巫”的劝说，修筑玉女台，这位胡巫当为粟特人。因此，李轨大凉政权是在河西地方胡汉豪族的推举下建立的，其中粟特胡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吴玉贵说“李轨大凉政权其实是由胡人集团左右的”。 据《安修仁墓碑铭》记载，他在“隋开皇（581-600）中，起家为蜀王秀库真，都督检校仪同兵。及秀废，又为大都督，领本乡兵”。 可见从隋代开始起，武威安氏就已经参与到中央政权中，同时在家乡拥有乡兵武装，这种乡兵其实就是粟特聚落武装，很可能从西魏宇文泰时期已经建立起来了。

在李轨大凉政权内部分为两派，其中一派便是以安修仁为首的粟特胡人集团，隋朝旧官谢统师等人“每与群胡相结，引进朋党，排轨旧人”，这些旧人属于另一派，包括了粟特人曹珍与汉族谋主梁硕等，“硕见诸胡种落繁盛，乃阴劝轨宜加防察，与其户部尚书安修仁由是有隙”，却被安修仁施用反间计而杀。安修仁之兄兴贵当时在长安，投靠唐高祖，他请求单使赴凉招降李轨，称：

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为轨所信任，职典枢密者数十人，以此候隙图之，易于反掌，无不济矣。

从安难陀到其曾孙安兴贵，其家族在凉州已有四代，约经百年，世为萨保，成为本地“豪望”，其家族有数十人在大凉政权中担任要职，所以安兴贵才会对唐高祖说出那段颇具自信的话来。他回到故乡凉州以后，“乃与修仁等潜谋引诸胡众起兵图轨，将围其城，轨率步骑千余出城拒战”。安修仁与奚道宜率领的三百羌兵一起合击李轨，轻而易举地擒捉之。

正因为安兴贵、修仁兄弟立此功劳，使唐朝不费一兵一卒就获得了河西五郡之地，武威安氏从此踏入了中央上层统治者的行列，侪身于关陇集团之中。苏航指出，“中原政权吸纳粟特聚落武装进入国家军事系统的措施不仅使政权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同时也加快了粟特聚落的解体，粟特聚落的文化遂不得不发生整体性的改变，终于融入到汉文化的主流当中”。 这一论断对于认识入华粟特后裔从聚落豪望到朝廷勋贵的身份转变，颇为重要。

尤应注意的是，唐太宗在武德九年（626）夏发动玄武门之变后上台，在十月对功臣大肆封赏的名单中，安兴贵、修仁兄弟仍然赫然在列：

癸酉，裴寂食实封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一千户，李世勣、刘弘基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六百户，钱九陇、樊世兴、公孙武达、李孟常、段志玄、庞卿恽、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三百户。

该实封名单又见于《旧唐书》卷57《刘文静传》，并云“安兴贵、安修仁事在《李轨传》”。在九个等级中，安氏兄弟位列第七，且作为第二等功臣被图形于凌烟阁。 618年李世民平定薛举后，出任凉州总管，与安氏兄弟关系应很密切。安兴贵、修仁兄弟在唐初备受宠任，相继在本地担任凉州刺史。 初唐名臣颜师古还编撰了《安兴贵家传》， 惜早已不存，但此事说明安兴贵家族影响大，为唐朝国家与社会所认可。其子《安元寿墓志铭并序》云：“武德五年（622），奉秦王教，追入幕府，即授右库真。托身凤邸，泽厚命车。飞名菟园，恩均置礼。于时皇基肇建，二凶构逆。公特蒙驱使，委以腹心，奉敕被甲于嘉猷门宿卫。既而内难克除，太宗践极。……特令陪葬昭陵”。 作为秦王李世民的亲信，安元寿在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功劳，死后陪葬昭陵。 由此可知，安兴贵兄弟不仅是拥护唐高祖的开国功臣，而且安元寿在玄武门之变中站在李世民一边，为其家族在唐朝的顺利发展铺平了道路。安兴贵之孙《安忠敬神道碑》云：“凉公皇运经纶，首平李轨。大举河湟之地，远通城郭之国。宠锡蕃庶，冠绝等夷。水出渥洼之神，文马者二千乘；山得崆峒之曳，朱轮者四十人”。 安兴贵利用自己的粟特身份，远通西域城邦诸国，为唐初经营西域再立功劳。其家族中有40人在朝任官，地位荣显，兹将武威安氏家族在唐朝担任五品以上高官者列表于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武威安氏家族每代都有人出任三品以上高官，联系到唐代编撰《氏族志》、《姓氏录》时“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的标准， 武威安氏在唐代长久延续、历任高官的现象，对于该家族地位的奠定，以及在唐人所编的姓氏书中列入“武威安氏”之郡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武威安氏的郡望形成，安兴贵、修仁兄弟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是关键一步，特别是安元寿在玄武门之变中支持李世民，从而获得了重要的政治资本。安兴贵曾对李轨说：“河西僻远……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类”。 这番话体现了他从中央朝廷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第二故乡，觉得僻在边远；虽然他出自粟特，但又带有一定的汉文化倾向，认为与蕃戎有异，体现了入华粟特人的汉化特征。这是以安兴贵为首的武威安氏得以迅速融入中国社会的典型反映。与建康史氏在第二代就迁离河西不同，武威安氏在唐代很长时间内没有脱离本土，在河西本地有着深厚的家族根基。据《安元寿墓志铭并序》记载，“至三年（629），凉公以河右初宾，家业殷重，表请公归贯检校，有诏听许。公优游乡曲十有余年”；《安忠敬神道碑》记其死后“葬于乌城之南志公乡，祔先茔也”； 甚至到了安重璋（即李抱玉）时，也是“代居河西，善养名马，为时所称。群从兄弟，或徙居京华，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抱玉少长西州”。 武威安氏重视家乡根基的做法，与当时士族参加科举并向中央朝廷流动颇不相同， 这对于强固安氏家族的武威郡望却颇为重要；而迁居长安的安氏家族人物，学习儒学，与士人通婚，加速了汉化进程。

除了安兴贵一族外，武威安氏其他人物亦极多，如《安延墓志铭并序》云：

君讳延，字贵薛，河西武威人也。……君连跗茂族，疏干华宗。……及皇运伊始，宣力义旗，授上开府、上大将军，振迹五营，功逾四校。……夫人刘氏，望高西楚。

安延的祖父安莫健、父安比失皆用胡名，自然是居住在武威的粟特人，而他使用汉名，说明与安兴贵、修仁一样，在隋唐之际开始汉化，不过他不畴弓矢、无意诗书，仅能射箭、知义，正是粟特后裔在汉化转型中呈现出来的特点。其夫人姓刘，虽然自称是望高西楚，但匈奴王族汉化姓刘，故疑安、刘二人系胡族之间通婚。 志文在叙述其祖、父时，使用了“雄豪”一词，而对安延则称为“茂族”、“华宗”，符合武威安氏的郡望特征。隋末唐初，安延同样选择支持唐高祖，与安兴贵合力同心，共同成为唐朝政权中的一员。如果说安延夫人刘氏的族属不能遽断的话，那么《安玄朗墓志铭》所记其妻则明确出自汉族：“公讳玄朗，字子远，其先武威人也。其□代启胤，则国史家牒之所详焉。……夫人河东柳氏”。 尽管粟特人之间经常实行内部通婚，但唐代胡汉通婚的现象也频繁可见，这种突破民族界域的婚姻有利于粟特人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天宝十载（751），“以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剺面请留己，制复留思顺于河西”；至德二载（757），“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 这些都表明，武威安氏除了安兴贵家族外，其他人物在河西地方政治舞台上亦极有势力。

3、唐代姓氏书的编撰与武威石、康、曹三氏

“姓氏之学，最盛于唐”， 但传世的唐代姓氏书仅存林宝《元和姓纂》，其中记录到一些昭武九姓，如安、石、康、史、曹、何等。由于姓氏书的编撰带有浓厚的华夏中心主义，甚至连入华胡人也纷纷自称是华夏后裔，以便他们融入中国社会，这使得胡姓的真正族属变得难以辨别。该书中的安、石二姓，明记有粟特人；史姓除了河南望出自突厥阿史那氏外，其他五望及康姓皆称华夏后裔，但学界判断建康、京兆史氏与会稽康氏是粟特人；曹、何二姓的族属虽然难以遽断，但显然也有许多是来自于中亚；至于米姓，《古今姓氏书辩证》卷24“米”条明确说：“西域米国胡人入中国者，因以为姓”。《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通志·氏族略》都是按姓罗列的，所收姓氏过于庞杂，有很多并非属于郡望；而流传至今的敦煌出土的唐代姓氏书则大多以郡姓的方式排列，如藏于北京的BD8679《唐贞观八年（634）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即以某郡、几姓且列出属州、姓氏的格式出现，其后部记载：

以前太史因尧置九州，今为八千（十）五郡，合三百九十八姓。今贞观八年五月十日壬辰。自今已后，明加禁约，前件郡姓出处，许其通婚媾。结婚之始，非旧委怠，必须精加研究，知其囊谱，囊谱相承不虚，然可为匹。其三百九十八姓之外，又二千一百杂姓，非史籍所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许国公士廉等奉敕令臣等定天下氏族。

可惜的是，该文书前部残损，缺列粟特人聚居的西北诸郡的姓氏。李林甫等在天宝八载（749）编撰的S.5861等号《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也提到三百九十八姓， 但同样残损西北诸郡姓氏。所幸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保存了西北诸郡的姓望，该谱首云“夫人立身在世，姓望为先”，然后分10道录出792姓，最末第十岭南道所出姓望缺失，但基本上能够一览当时全国的郡姓面貌。其收录姓氏的范围比《氏族志》多，但比《元和姓纂》少。就昭武九姓所涉及的范围来论，具体分布如下：

这些姓氏有胡有汉，河南、江淮一带的郡姓并不一定是粟特人，而更可能是汉人的郡望，但应注意，很多入华粟特人及其后裔经常攀附冒充这些郡望，藉此达到提升自身家族的地位，更快地融入到中国社会中。

雍州京兆郡作为唐朝的首都，自然是入华粟特人最为向往的居住之地，聚集了大量粟特人及其后裔，向达、韩香、毕波对此考证甚详， 魏义天虽然提到了长安的粟特贵族，但只是从商业的角度考察了西市的胡商与胡姬， 未及郡望。上揭姓望氏谱中米、康、史三姓形成了京兆郡望，因不属于河西范围，故不多论。唐代粟特人郡望最集中的地区无疑是在河西走廊，不过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只列出了凉州武威郡的大族望姓，其中属于粟特姓氏的有石、安、康三姓，再加上《太平寰宇记》中所列的曹姓，已经超过了武威胡汉诸姓的半数，这完全符合武威郡胡汉杂居的状况。

武威石氏不见于《元和姓纂》，该书卷10“石”条列有渤海、平原、上党、河南四望，其中上党望出自羯胡石勒，河南望为鲜卑乌石兰氏所改，皆为胡姓。 早在十六国时期，定都于武威的诸凉政权中就有石姓人，如前凉有石琮，后凉国主吕光之妻石氏、外甥石聪及西安太守石元良，南凉有将石真若留、石亦干， 虽然他们的族属难以遽断，但均为胡人，吴玉贵倾向于认为是粟特人。 由此看来，到唐代石氏能够形成武威郡望，并不是没有缘由的。《曹弘立武威石氏夫人合祔墓》记其“夫人武威石氏，代袭珪璋，门传余庆”。 曹弘立祖孙三代皆为河北藩镇军将，其娶武威石氏为妻，属于粟特人的内部通婚。石氏嫁给曹弘立时，武威正值吐蕃所统治，但石氏仍望称武威，表明在广德二年（764）凉州失守以前，粟特石氏已经形成了武威郡望。《石善达墓志》称“高皇本自凉州武威郡人也”，他至少有五位夫人，除了一位王氏外其他为安、何、康、史诸氏，属于典型的粟特人内婚制。《石彦辞墓志铭并序》记载他被封为武威县开国男，其妹为“圣上第二夫人，封武威郡君”， 即梁太祖之后妃。后晋高祖石敬瑭之孙《大契丹国武威石重煦墓志铭并序》记载他被契丹封为“武威郡开国伯”。

武威康氏在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中属于凉州武威郡六姓之一，只不过“康”字被误记作“廖”，属形近致误。前揭武威出土的《大唐上仪同故康莫鼻息阿达墓志铭》，记其为“西域康国人也。……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父莫鼻”，是典型的粟特人，并且拥有聚落。

武威曹氏不见于唐宋时代的传世姓氏书， 但史籍中出现的隋末武威曹氏人物却不少，如“隋西戎使者曹琼”，驻扎于甘州， 负责管理西域少数民族事务，从其姓氏与官名看，当是粟特人。前揭隋末李轨大凉政权中的第一谋主曹珍，吴玉贵认为“曹氏也是凉州胡人大姓之一，曹珍其人当为胡人。但是在史书中将曹珍作为李轨的‘故人’，与以安修仁为首的‘群胡’对举，表明随着安氏家族势力在胡人集团中的进一步的强大，引起了曹珍等最初共同起事的胡人的反对”。《曹庆珍墓志铭》云：“十四世祖晃，汉大中大夫、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遭吕禄之乱，因居凉州姑臧县焉。君其后也”。 这一追述固然有抵牾之处， 但曹庆珍为凉州武威郡姑臧县人，官任隋燕山府鹰击郎将，疑即曹珍，当为粟特人。到唐后期，与武威石氏通婚的曹弘立也可能是源出于武威的粟特人。藏于巴黎的敦煌文献P.3569v《唐光启三年（887）四月押衙阴季丰奉判为算会官酒户马三娘龙粪堆酒本牒》云：“凉州使曹万成等三人，每一日供酒玖胜，从三月廿二日至四月廿三日，中间计叁拾贰日，供酒肆瓮半壹斗捌胜”， 则是地地道道的凉州武威曹氏。P.4660《敦煌管内僧政兼勾当三窟曹公邈真赞》称其为“武威贵族”， 是敦煌曹氏在攀附武威郡望。

4、粟特人的河西其它诸郡望

由于唐代姓氏书保存有限，对于河西粟特人的郡望仅记录了武威安、石、康、曹氏及建康史氏，事实上粟特人在其它各郡也都确立了郡望，甚至出现了一姓有多望的现象。笔者曾根据姓氏书、敦煌文书、墓志及史籍，列出一张粟特后裔的郡望表， 兹略作补充：

粟特人入华以后，从西域到辽东分布极广，但在郡望的择取上却主要是在河西诸郡。中原内地虽然也形成了个别郡姓，但数目较少，说明粟特后裔想要在传统汉族把持郡望之地挤入士族高层圈子，自非易事。河西走廊东连中原、西通西域，距离粟特本土可谓适中，便于他们往来于中原内地与中亚本土之间；而且自汉代以来，河西既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个胡汉民族交融之地，粟特人在这里形成郡望，较易得到汉族社会的认可。

安氏除了武威望以外，在酒泉、常乐也形成了郡望。北魏安吐根、西魏安诺槃陀在姓名上仍保持胡风特征，尤其是史书中在安诺槃陀的姓名之前还冠有“胡”字，说明当时尚未形成郡望。但到了唐代，《何德墓志铭并序》云：“太夫人酒泉安氏，以孟母之郊，赠酒泉县太君”， 安氏前冠“酒泉”地名，且被赠酒泉县太君，表明已经形成了酒泉郡望。另外，唐长孺根据《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中“常乐安公曰禄山”一语，怀疑其所投靠的安波主、思顺父子是世据瓜、沙的胡人，故望称常乐。

曹氏除了武威望以外，还有敦煌、西平二望。《曹惠琳墓版文》云：“公讳惠琳，本望敦煌康氏也。……体刚毅之姿，出酋豪之右。未龆龀，舅氏赠绵州刺史元裕见而奇之，毓为后嗣”。 从其体貌、出自酋豪及曹、康联姻来看，曹元裕、曹惠琳都是望出敦煌的粟特人。王隐《晋书》云：“张轨为凉州刺史，敦煌曹祛上言轨老病，更请刺史”。 关于敦煌曹祛的族属，《曹谅及安氏墓志并序》称其为“济阴定陶人，晋西平太守曹祛之后也”， 从曹、安联姻及曹祛本望敦煌来看，他们是望出敦煌的粟特人。P.3718《曹盈达写真赞并序》称其为“西平郡曹公”， 显然与西晋西平太守曹祛有关。五代初，粟特后裔曹议金重建归义军，一跃成为敦煌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康国是昭武九姓的宗主国，入华后仍然保持着“望族的地位”， 在河西形成的郡望也最多。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记载雍州京兆、凉州武威郡、越州会稽郡所出诸姓中有康姓，不过唐代康氏墓志所称会稽人，实际上多指河西会稽，是粟特人而非汉人。这一点与建康史氏一样，都取了江南、河西的双关语。河西会稽既有郡也有县，会稽县始置于西晋，至隋乃罢；会稽郡始置于西凉，北周初废。会稽郡、县的位置大多数后位于今甘肃省瓜州县小宛破城，有时设在今酒泉市或玉门市境内。 荣新江在考察粟特人迁徙及其聚落时，在“常乐/瓜州”部分提到了康遂诚、康志达、安久光夫人康氏及另一位康氏夫人，均自称为会稽人，甚或会稽山阴人，但是安久光夫人康氏及另一位康府君夫人康氏，属于典型的昭武九姓内部通婚。荣氏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康姓之称会稽人，大多数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 从出土墓志的时代来看，固然是安史乱后的居多，但河西会稽郡废于北周初，会稽康氏的郡望形成当不会迟至安史之乱以后。《大唐故康夫人墓志并序》记其为“会稽人也。去乾元元年（758）二月廿五日终于醴泉坊里之私第”；《康府君夫人康氏墓志》亦载其为“会稽人也。春秋五十有七，以乾元三年（760）二月廿二日葬于长安县城西龙首原”， 显然会稽郡望的形成是在安史之乱以前。

此外，康氏在张掖、酒泉、敦煌诸郡也都形成了郡望。《康敬本墓志铭》记载其曾祖康默为北周甘州大中正，柳芳说“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 康默能够担任甘州大中正，表明其家族是当地的著姓士族，在北周时就已经形成了张掖郡望。隋末义宁元年（617）十一月“乙亥，张掖康老和举兵反”。 康老和在张掖割据自立，反映了该家族在当地的势力与地位。吴玉贵认为“康老和其人应该也是拥兵甘州的粟特胡人”。 康敬本之叔《康武通墓志铭并序》云：“蒲昌贵族，酒泉华裔”，知其祖先东迁时还曾在西域蒲昌、河西酒泉居停，在酒泉已经多代汉化；“夫人唐（康）氏，即酒泉单[于]王之胤也”， 表明女方康氏家族在酒泉颇有势力，康武通和酒泉康氏女通婚，是望出同郡的同姓粟特人内婚制的体现。酒泉康氏最有名的当属才子康洽，陈寅恪说“以洽之姓氏容貌生地年代及事迹观之，盖为西胡族类之深于汉化者”。 至于敦煌康氏，除上举《曹惠琳墓版文》“本望敦煌康氏也”外，《康哲墓志铭并序》亦称“其敦煌郡人也”。 荣新江认为，“正是因为敦煌很早就是粟特人的聚居地，所以，唐朝一些落籍内地的粟特人才会把敦煌作为他们的郡望”。 P.4660《康使君邈真赞并序》云：“伟哉康公，族氏豪宗”， 也道出了康氏在晚唐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是个望族豪宗。

五、结语

本文主旨在于考索入华粟特人后裔在河西走廊形成郡望的过程，并将之放在北朝隋唐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较长时段的考察。因为郡望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即便是传统的汉族大姓，要确立其在当地社会的望族地位亦非易事，必须历经数代、长达百年乃至更久才可，而外来的粟特胡姓要得到河西胡汉民众的推戴，乃至被全国社会所认可，更是极难之事。这不仅需要他们在当地形成相当大的势力，汉化程度也极高，而且还需要特殊的时代环境与宽容的开放社会。

北朝隋唐就是这样一个善于接纳和包容异质文化的时代。北魏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在统一北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与各个民族政权交往和战争，特别是在魏世祖灭北凉后，大力招徕四夷，以开放的包容心态面对外来文化，接纳周边四夷入华定居。如果说粟特人在汉晋时代还只是自发东来并主要从事商业贸易的话，那么从西晋末五胡入华、尤其是北魏统一北中国以后起，他们更多地是以聚落的方式大规模东迁，以至于在中国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粟特人口，并逐渐发展成为正式的编户百姓。这一情况的出现，无疑是北朝隋唐诸朝实行开放包容政策的典型反映。

与此同时，北魏在攻灭北凉后将河西人口大量东迁，以及北凉余裔势力撤入西域，使河西走廊几乎出现人口真空，这给了粟特人迁入河西并定居此地的大好机会。诚如齐藤达也所考，粟特人采用昭武九姓主要是在五、六世纪，也就是从北魏起形成了粟特姓氏，这便于他们与中国社会打交道，也顺应了魏高祖改姓氏的历史潮流。而郡望的形成则要晚得多，它除了本家族在当地势力的发展外，还必须拓展婚与宦的社会网络，逐渐走出粟特人的内部通婚制，并从本地任职到中央做官，得到王朝国家的承认。西魏仍是河西粟特人积聚势力的阶段，但显然已经出现了逐渐抬头的迹象，西凉州的设立应当与粟特人有关。此一时期最著名的人物是建康史宁，他的身份十分微妙，因为其家族已经游离河西近百年，史宁是宇文泰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他凭借着粟特后裔的身份，为忙于东线战事的宇文泰统治河西，解除其后顾之忧。也正因此，在西魏及北周初期改定姓望时，建康史氏与张掖康氏成了最早确立的河西粟特郡望。

其它粟特姓氏确立郡望的时代要迟至唐初。在北朝及隋代，他们多以聚落的形态存在，由萨保统领，但隋末唐初群雄并起的风云变幻给他们带来了历史的选择机遇。武威曹珍、张掖康老和在历史时势的抉择中走向了消亡，而武威安兴贵、修仁兄弟则因为支持唐高祖而成为开国功臣，并在玄武门之变中站在李世民一边而被封为二等功臣，安氏家族从此侪身于高官大族的行列，其郡望得以入列《氏族志》是毫无疑义的。在唐代，武威安、石、康、曹与建康史氏及京兆米、康、史被列入各种姓氏书中，展现了入华粟特后裔形成了以河西诸郡及京兆为其主要郡望。另外，一姓多望的现象在河西走廊更为习见，如安氏的武威、酒泉、常乐望，康氏的武威、张掖、酒泉、会稽、敦煌望，曹氏的武威、敦煌望等。这些都表明，作为粟特人入华的必经之地与重要居留场所，河西走廊成了粟特人郡望最集中的地区，在当地发展了势力，并得到中国社会的承认，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最佳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