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培红《凉州胡睦伽陀的种族与唐初河西局势》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记载，唐武德八年（625）四月到八月，凉州胡睦伽陀联合突厥人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唐朝的斗争。兹摘引该书三条相关记录于下：
（1）[四月]甲寅，凉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袭都督府，入子城；长史刘君杰击破之。（2）[七月]，睦伽陀攻武兴。（3）[八月]，左武候大将军安修仁击睦伽陀于且渠川，破之。[1]这场斗争前后延续了四个月之久，凉州胡睦伽陀率领当地胡人与突厥军队一度攻入凉州子城，占据了凉州城的核心区，影响极大；后来转战于武威西北的武兴，最后在且渠川被粟特豪族安修仁击破，反抗斗争被彻底平定。此事在《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卷九九〇《外臣部·备御三》也略有记载，[2]但在两《唐书》中未见只字记述。《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书虽然记载甚简，却描述了凉州胡睦伽陀联合突厥反抗唐朝的整个过程，弥足珍贵。这位凉州胡睦伽陀是何许人也？其名前冠以“胡”字，究竟是什么民族？睦伽陀为什么会联合突厥反抗唐朝的统治？睦伽陀、突厥、唐朝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唐朝利用武威当地的粟特豪族安修仁镇压了睦伽陀的反抗斗争，安、睦二氏之间又是何种关系？睦伽陀的反唐行为不仅展现了唐初河西武威的族群状况，而且也与当时唐朝和突厥的形势密切相关，甚至关系到北朝以来中西交通与民族迁徙的状况。学界对唐初凉州胡睦伽陀及其反唐事件关注较少，[3]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以揭明唐初武威地区的族群状况与政局形势。一、“睦”之为姓：睦伽陀出自西域胡隋末有一位著名的方士，名叫安伽陀，自称通晓图谶，曾以“当有李氏应为天子”为由，劝隋炀帝尽诛海内凡姓李者。宇文述称之为“伽陀”，[4]显然为胡族人名；而“安”则是入华粟特人所取的汉式姓氏，出自安国（Bukhara）。参照此，睦伽陀之“睦”当与“安”一样是姓，且均为胡姓，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所记睦伽陀时，引“孙愐曰：睦，姓也”。[5]下面，我们就从史籍和墓志中去寻找一些睦姓人物，以帮助理解这位凉州胡人睦伽陀。《报应记》记载到隋末唐初有一位睦彦通：睦彦通，隋人，精持《金刚经》，日课十遍。李密盗起，彦通宰武牢，邑人欲杀之，以应义旗。彦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贼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涧，迫急跃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磐石上，都无伤处。空中有言曰：“汝为念经所致”。因得还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气，累日不灭。后位至方伯，九十余终。[6]隋朝末年，睦彦通出任武牢长官。据《隋书》卷三〇《地理志中》记载，荥阳郡下辖11县，其中有汜水县，于开皇十八年（598）从成皋县更名而来，“旧曰成皋，即武牢也”；又云：“大业（605—617）初，置武牢都尉府”。[7]从这一记载可知，武牢在隋代先后称成皋县和汜水县，另外还设置武牢都尉府。“武牢”本作“虎劳”，唐人避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之讳而改。《报应记》称李密为“盗”，又提到“义旗”，是站在唐朝的立场上。大业十三年（617）二月，李密取代翟让，即位改元；[8]五月“甲子，唐公起义师于太原”。[9]由此可知，虎牢邑人欲杀睦彦通、响应李渊，事情发生在此年五月甲子李渊太原起兵以后。史载，大业十二年（616）十月，“诏以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代领其众，徙镇虎牢”；[10]翌年四月，“武贲郎将裴仁基以武牢归密”，[11]是知五月甲子李渊起兵时，虎牢属于李密的地盘。从“彦通宰武牢”的“宰”一语观之，虎牢似已设县，这可能是李密政权的措置，将隋汜水县改为虎牢县。武德元年（618）八月，王世充一举击溃李密瓦岗军，[12]占据虎牢，此后直到次年闰月“丁巳，骠骑将军张孝珉以劲卒百人袭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沉米船百五十艘”。[13]汜水即虎牢，此处称汜水城而不作汜水县，是因为隋朝已亡，原汜水县的建制已被撤销，李密改设虎牢县，王世充所建郑朝当亦沿用此一建制。睦彦通最后位至方伯，享年九十余岁，应当是经历了与瓦岗降将魏征、徐世勣、程知节、秦琼一样的政治命运，是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的一员，最后投诚于唐朝。《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眭”条云：“北齐国子祭酒仲让，仲让生滑州别驾彦通”。[14]眭彦通实为睦彦通，“睦”、“眭”二字形近，容易致误；所谓方伯，或指其在唐代出任滑州别驾。翻阅隋代以前的史籍，特别是北朝各代正史中的睦姓人物颇为多见，如《魏书》卷一九下《南安王桢传》记载，其子元英南讨萧梁，获得大捷，被封为中山王，食邑一千户，“遣大使、鸿胪少卿睦延吉持节就拜”。[15]然而，“睦”毕竟属稀姓，唐长孺在点校北朝正史时，或疑“睦”为“眭”，甚或径改作“眭”。《魏书》卷八《世宗纪》记永平元年（508）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谋反，李平被任命为镇北将军、行冀州事，率军前往讨伐；翌月“癸卯，李平克信都，元愉北走，斩其所署冀州牧韦超、右卫将军睦雅、尚书仆射刘子直、吏部尚书崔朏等”。点校本“校勘记〔一四〕”云：按“睦”非姓。本书卷九〇《逸士传》有眭夸，《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有眭豫。史籍“眭”常讹作“睦”，《北齐书》诸本“眭豫”即讹作“睦豫”，疑这里“睦”也是“眭”之讹。[16]何德章修订点校本时，删去了此则校勘记，显然是肯定了《魏书》所记“睦雅”之准确，甚至认为《北齐书》中的“睦豫”亦当无误。《魏书》卷九〇《逸士传》在宋代就已亡佚，今本主要据《北史》卷八八《隐逸传》补，[17]写作“眭夸”，而非“睦夸”，其父眭邃之名又见于《魏书》卷九五《徒何慕容廆附曾孙慕容宝传》。对于睦雅之姓，唐氏谨慎地在“校勘记”中存疑，而未在正文中径改；但是，对于《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附列的眭豫，“校勘记〔四四〕”则根据张元济的判断而作了径改：诸本“眭”作“睦”。张元济《北齐书跋》云：“按本传：睦豫，赵郡高邑人。本书《崔暹传》卷三○“赵郡睦仲让阳屈之”，《魏收传》卷三七“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北史》此二传“睦仲让”均作“眭仲让”。又《魏书·逸士传》卷九○有眭夸者，亦赵郡高邑人。又《慕容宝传》卷九五有“中书令眭邃”，汲古本亦误作“睦”，而监本则作“眭”。按百衲本作“畦”。由此推之，眭氏必为赵郡钜族，且当时人物亦甚盛。窃疑睦豫为眭豫之讹”。按张说是，此传序文中“睦道闲”，《北史》百衲本也作“眭”，而殿、局本改作“陸”。此传明言仲让为豫宗人，道闲即是豫字，《北史》二处都作“眭”，这里“睦”也是“眭”之讹无疑，今改正。[18]“睦”、“眭”乃至“畦”字，字形极近，容易互讹。究竟哪个字正确呢？张元济、唐长孺都判断“眭”字为确。然而，《北齐书》诸本原来均写作“睦豫”，而非“眭豫”，此点最堪注意。关于眭邃之姓，《魏书》诸本有“眭”、“睦”、“畦”三种写法，十分混乱，自有后世传抄或传刻之误。关于睦豫之姓，《北齐书》诸本皆作“睦”，且睦豫与睦仲让属宗人关系，同书卷三〇《崔暹传》、卷三七《魏收传》亦皆记载到“睦仲让”。因此，“睦”之为姓，甚堪关注。《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原为北齐人，生活在北齐、北周、隋及唐初，尤其是其父李德林在北周时被授予内史上士，“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对原北齐地区的人物应当非常熟悉，加上当时社会极为注重姓氏谱牒，李百药断不至于把睦豫、睦仲让的姓氏搞错。李延寿修撰《北史》，将以上诸人记作眭仲让、眭道闲（即眭豫）、眭夸、眭邃，[19]悉为眭姓，显然是作了统一勘定。关于李延寿所修《北史》，欧阳修、宋祁评价道：“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釀辞，过本书远甚”，[20]可见是作了不少删改。李延寿将《北齐书》中的睦姓人物全都改作眭姓，张、唐二氏根据晚出的《北史》，或疑《魏书》中的睦雅为眭雅，或云《北齐书》中的睦豫、睦邃、睦仲让的“睦”姓为“眭”之讹，显然不确，应予纠正。《魏书》卷九五《徒何慕容廆附曾孙慕容宝传》中的“中书令眭邃”，“眭”字应从汲古本作“睦”，而非监本之“眭”或百衲本之“畦”。至于《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序文中“奉车都尉睦道闲”之“睦”字，殿本、局本改作“陸”，与张、唐二氏改成“眭”一样，均属形近致误。其实，从“睦”、“眭”皆有目旁，“睦”、“陸”右边皆为“■（睦之右半）”，就可判知应为“睦”字，而决非“眭”、“陸”，遑论字形差得更远的“畦”。从《资治通鉴》中“凉州胡睦伽陀”这样的称述来看，他既被称作为“胡”，且“伽陀”亦是胡名，可以断定“睦”也为胡姓。《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五“睦”条云：西胡人姓。唐初有凉州胡睦伽佗为寇。[21]
“睦伽佗”为“睦伽陀”之异写。《广韵》卷五《屋第一》“睦”字亦曰：亲也，敬也，又和睦也。亦西胡姓。[22]
以上二书皆指明了“睦”是西胡姓氏。关于“西胡”，《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记载“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23]可知是指在西起拂菻、东至中国之间从事中转贸易的胡人中间商。罗丰认为，“‘西胡’大约是指中亚粟特人，作为礼品将金胡瓶献给张轨，以求安全通过这一地区以进行贸易”。[24]参照后世高昌王麹文泰将一对拂菻狗进贡给唐高祖，而唐人又将之称作康国猧子，[25]显然是粟特康国人在拂菻和中国之间充当了中间商，从事中转贸易，只不过中转站又增加了高昌，这在丝路贸易中是十分常见的。同属西胡人的睦氏，实际上也是中亚粟特人，具说详下。二、“睦”又写作“穆”、“目”、“墨”“睦”是西域胡姓，汉译时还有同音、但不同形的其它写法。王启涛曾遍检吐鲁番文书，兼及敦煌文书、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与传世史籍，钩稽出数量不少的“目”、“穆”二姓人物。前者如吐鲁番文书《唐康某等杂器物帐》“目浮知盆床一张”中的目浮知盆，[26]考证“目”为粟特姓氏；又从《唐开元十年（722）西州长行坊马驴发付领到簿》“兽医目波斯乘驴壹头……六月十日目波斯自领到坊”出发，[27]认为粟特在历史上受波斯统治，这位唐代西州的目波斯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后者如《高昌曹莫门阤等名籍》所记“穆钵息一人”、“曹钵息一人”，[28]指出“钵息”是“波斯”之异译，穆姓即目姓。尤其是通过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记“穆”、“睦”、“目”三字可以互通之例证，认为“‘睦’就是‘穆’、‘目’，同音假借而已”，称睦氏出自粟特穆国，睦伽陀为粟特人。[29]在王氏之前，学界主要关注穆、目二姓，而未及睦姓。2005年蔡鸿生发表《唐代社会的穆姓胡客》一文，除了北齐穆叔儿外，共辑出唐代入华穆氏10人，认为他们都是从粟特穆国东迁来华的；在隋代，穆国位于丝路中道上，在阿姆河之西，波斯以东，受波斯影响甚大。[30]2008年王丁给《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撰写书评，提到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些姓目或穆的人物，如目波斯、目知谷、目浮知盆及穆钵息，认为他们是胡人，与波斯或粟特有关。[31]2011年姚崇新指出，波斯人、粟特人皆有穆姓，并称“波斯‘穆’姓在吐鲁番文书中或写作‘目’”，“‘目’、‘穆’二字可同音互换”，认为兽医目波斯是一位波斯人。[32]以上三人均未将穆、目二姓与睦姓联系起来，对他们究竟是粟特穆国人还是波斯人仍有不同看法，而王启涛基于大量吐鲁番文书等坚实史料所作的深入探讨，彻底厘清了目、穆、睦三姓为同音异译，也解决了凉州胡睦伽陀的族属与来源问题；不过，他所举出的睦姓人物仅有睦伽陀一人，且对睦伽陀的反唐斗争未作进一步探讨。目、穆二姓出自粟特穆国，除了以上学者所论外，敦煌文献中还能提供若干补正。P.4525《辛巳年归义军衙内酒破历》云：“十四日，酒伍升，付目忽”；[33]P.3047v《布施帐》中除了“目妙法”外，还提到“目曹八直衫一”。[34]目忽是典型的胡人姓名，目曹八很可能是取了父、母两人之姓来命名，这种情况在敦煌地区并不罕见。如果“曹”为粟特姓氏，则目曹八的父母均为粟特人，符合入华粟特人的内婚制。P.3763v《布緤褐麦粟入破历》云：“粟二斗卧酒，目家庄上折木及菜田陈家园内折梁子用”，[35]目家庄就是以粟特目姓人为主的村庄。至于穆姓胡人，在传世史籍、出土文书中所见更多。蔡鸿生所举唐代10例中，除西州穆石石、穆苟苟难以遽断族属外，其他如陇右书商穆聿，长安教授琵琶的穆善才、宫中乐人穆氏、俳优穆刀绫，扬州眼科医生穆生，江陵寄住蕃客穆斯密，波斯首领穆沙诺等7人，皆为粟特穆国人或其后裔。[36]扬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有一定数量的波斯、粟特人来此聚居，除前揭眼科医生穆生外，《唐李摩呼禄墓志并序》云：“府君父名罗呼禄，府君称摩呼禄。阀阅宗枝，此不述耳。府君望郡陇西，贯波斯国人也……府君有夫人穆氏”，[37]李摩呼禄与穆氏结为婚姻，是入华波斯人与粟特穆国人之间的通婚例证；敦煌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镇，P.3418v《归义军敦煌县诸乡欠枝夫人户名目》之洪润乡部分，集中记录了“穆留子欠六束，穆灰灰欠五束，穆舍舍欠四束半，穆友友欠枝八束，穆略忠欠六束半”，[38]这些穆姓人物都居住在敦煌县洪润乡，极可能是聚族而居。还需补充的是，粟特穆国人入华以后，除了取睦、穆、目为姓外，另外又写作“墨”。[39]《隋书》卷七一《诚节·敬钊传》记载到一位反抗隋朝的“墨弼”：敬钊字积善，河东蒲坂人也。父元约，周布宪中大夫。钊仁寿（601-604）中为繁畤令，甚有能名。及贼至，力战城陷。贼帅墨弼掠其资产而临之以兵，钊辞气不挠。弼义而止之，执送于伪将乔钟葵所。钟葵释之，署为代州总管司马，钊正色拒之，至于再三。钟葵忿然曰：“受官则可，不然当斩！”钊答曰：“忝为县宰，遭逢逆乱，进不能保境，退不能死节，为辱已多，何乃复以伪官相迫也？死生唯命，余非所闻。”钟葵怒甚，熟视钊曰：“卿不畏死邪？”复将杀之。会杨义臣军至，钟葵遽出战，因而大败，钊遂得免。繁畤是代州所辖之县，地属雁北，这里常有胡人出没。墨弼在此从事劫掠，率众攻陷繁畤县城，擒捉县令敬钊并执送至上司乔钟葵处。乔氏为匈奴屠各四姓之一，[40]所以姚薇元将之列入“匈奴诸姓”；[41]不过到北朝后期，稽胡中也有大姓乔氏，如《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中有乔是罗、乔三勿同、乔素勿同、乔白郎等人。[42]墨弼将敬钊擒献给稽胡将帅乔钟葵，表明他也属于稽胡集团。同传还提到一位稽胡穆姓将帅：宇文“宪军次马邑，乃分道俱进。没铎遣其党天柱守河东，又遣其大帅穆支据河西，规欲分守险要，掎角宪军。宪命谯王俭攻天柱，滕王逌击穆支，并破之，斩首万余级”。[43]从繁畤到马邑，再渡过黄河，这一带都是稽胡的活动区域。《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眭”条亦记“马邑有眭（睦）夸”，[44]这里是墨弼、睦夸等人的活动区域，再加上隔河驻守的大帅穆支，他们其实都出自粟特穆国，东迁后加入了稽胡集团，成为其酋帅。三、睦伽陀的种族：出自粟特穆国杨圣敏在校注《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时，对凉州胡睦伽陀注曰：“当时河西走廊有大量西域胡人居住”。[45]把睦伽陀当作西域胡人是有道理的，但未进一步指明是何种西域胡。如上所论，“睦”为“目”、“穆”、“墨”之同音异写，凉州胡睦伽陀实为粟特穆国（Merv）裔民，他或其祖上入华以后定居在河西走廊东部的凉州武威。史载“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46]睦伽陀即取了睦姓，从其姓、名来看，仍然保留了明显的胡风特点。北朝时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穆姓人物，但可以确定为粟特穆国人的，只有北齐后主的宠臣穆叔儿。《北史》卷九二《恩幸传》云：“武平（570—576）时有胡小儿，俱是康阿驮、穆叔儿等富家子弟，简选黠慧者数十人以为左右，恩眄出处，殆与阉官相埒，亦有至开府仪同者”，另外还提到善弹胡琵琶的曹僧奴、妙达父子，何海、洪珍父子，以及何朱弱、史丑多等人，皆属昭武九姓，且说“至于胡小儿等，眼鼻深险”，[47]指的就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其中，穆叔儿出自粟特最西部的穆国。穆国最早在正史中得以列传，见于《隋书》卷八三《西域传》：
穆国，都乌浒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与乌那曷为邻。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种类也，字阿滥密。都城方三里，胜兵二千人。东北去安国五百里，东去乌那曷二百余里，西去波斯国四千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业（605—618）中，遣使贡方物。[48]穆国位于安息故地，都于乌浒河（即今阿姆河）以西，在安国西南500里，乌那曷国西北200余里，[49]波斯往东4000余里。穆国王姓昭武，为康国王之种类，属于粟特昭武九姓人。同传“康国”条云：“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50]即是此意。裴矩《西域图记》序文记述从敦煌到西海有三道，“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鏺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51]裴矩对中道各国的叙述顺序是自东向西，穆国处在安国与波斯之间，正好符合上揭《隋书·西域传》的道里与方位记述。蔡鸿生对入华穆国胡人作过专门研究，云：
穆国是萨桑波斯时代呼罗珊省的首府，位于南土库曼绿洲，与粟特隔河（阿姆河）相望，隋唐时代被视为九姓胡即杂种胡之一。穆国偏西，靠近东伊朗，其波斯化的程度，比九姓胡其他城邦为高，故唐代文献有时也以“波斯”目之。粟特与伊朗的联系，是由它衔接起来的，堪称一座跨阿姆河的历史文化桥梁。[52]正因为穆国位于阿姆河之西，在地理上靠近波斯，所以较多地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有些入华穆国人甚至打着波斯的旗号，如唐开元十三年（725）七月戊申，“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十八年（730）十一月，“波斯首领穆沙诺来献方物”。[53]波斯首领穆沙诺以穆为姓，显然不是真正的波斯人，只是由于文化、习俗相近，这些粟特穆国人在前往唐朝时，冒充了旁边大国波斯的首领，希望藉此造成更大的影响力。蔡氏指出，当时萨珊波斯已为大食所灭，并不存在波斯首领；穆沙诺之所以自称波斯首领，目的是为了换取唐朝优遇的技俩。[54]《北梦琐言》记载晚唐“波斯穆昭嗣幼好药术”，[55]《宋高僧传》卷二二《晋巴东怀濬传》亦曰：“有穆昭嗣者，波斯种也，幼好药术”，[56]姚崇新据此认为穆昭嗣是生活于川东峡江地区的著籍波斯人，而且把穆沙诺、目波斯也都当作波斯人对待，[57]并不确切。《九国志》卷七《后蜀臣·石处温传》云：“处温，万州人，本波斯之种”。[58]石国地处锡尔河以东，位于粟特最东边，石处温显然是粟特石国人，而很难说是波斯人取了石姓。同样，穆昭嗣亦为粟特穆国人，只不过他们入华以后都冒称波斯人。吐鲁番出土《高昌曹莫门阤等名籍》中列有“穆钵息一人”，与曹、何、安、康等姓人物并列，且全为胡名，[59]必为粟特昭武九姓，“钵息”为“波斯”之另译，[60]亦作“钵思”。[61]尽管蔡鸿生曾说：“因入华穆姓胡的资料过于零散，不易辑集和稽考，致使论九姓胡史事者，往往详彼略此，留下一片空白”，[62]但经过他及其他学者的努力探索，已经有了显著推进。穆国人从中亚粟特东迁入华以后，以国为姓，译名不定，有穆、目、睦、墨等不同写法，睦伽陀即为粟特穆国人。四、睦伽陀的反唐斗争：粟特、突厥与唐朝的关系关于625年凉州粟特人睦伽陀的反唐斗争，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唐初凉州粟特诸姓较多，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睦伽陀最终为当地另一支粟特大姓安修仁所镇压；二是睦伽陀联合与突厥人一起发动了对唐凉州城的军事进攻。笔者曾撰《中古武威的粟特诸姓》一文，考察了凉州武威郡的安、康、曹、石、史、何、睦七个粟特胡姓，其中前四姓与贾、阴、索等汉姓一起，构成了唐宋时代凉州武威郡的郡姓，粟特人至少占据了半边天下，由此足见其势力之强。[63]尤其是在凉州粟特聚落中，安、史、康三姓均有人担任过萨保，势力更大。[64]此外，武威翟氏亦出自西域，翟舍集娶安兴贵之孙女为妻，死后葬在武威城南的志公乡，[65]这里也是安兴贵家族的祖茔，[66]可见武威翟氏与粟特人关系极为密切，是典型的粟特化西域胡人。不过，粟特人被称为“昭武九姓”，其内部种类颇多，史籍中常以“诸胡”、“群胡”、“九姓胡”、“杂种胡”相称，如在隋末，梁“硕见诸胡种落繁盛，乃阴劝（李）轨宜加防察”，谢统师等“每与群胡相结”；[67]唐天宝十载（751），高仙芝征讨石国归来，“寻除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剺面请留，监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复留思顺”；[68]至德二载（757）正月“丙寅，武威郡九姓商胡安门物等叛，杀节度使周佖”，[69]均表明武威粟特人是由群胡诸姓共同构成的，睦伽陀就是唐初当地群胡中的一员。这些凉州粟特人，有时为了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左右着地方政局，甚至反抗中央，独立割据；有时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利益的考量，粟特内部发生分化，诸姓之间互相斗争，甚至成为唐朝以夷为夷的统治工具。隋末，武威粟特人曹珍、安修仁等人拥推李轨建立河西大凉国，但后来安兴贵、修仁兄弟与曹珍分道扬镳，投降李唐，一举擒捉李轨，为唐朝兵不血刃占领河西立下汗马功劳；[70]唐初，身为左武候大将军的安修仁镇压了同属粟特民族的睦伽陀及其突厥联军，就反映出了武威粟特诸姓内部的矛盾。这些粟特人分道扬镳，兵戎相见，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粟特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归根到底是由其各自的自身利益来决定。睦伽陀出自粟特穆国，势力相对弱小，在反唐斗争中最后被实力强大的安修仁所平定。[71]由于安修仁弟兄投靠唐朝，睦伽陀自然得不到武威粟特人的全力支持，联合突厥不失为一个好策略。关于粟特与突厥的关系，蒲立本（E. G. Pulleyblank）、护雅夫、荣新江、中田裕子、彭建英等学者均有论述，[72]兹不赘言。仅就本文所涉之穆国而言，唐初隶属于西突厥。《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记载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时，“东以伊列河为界，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皆受其节度”，[73]这里提到了穆国，为西突厥之附庸。《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639）条亦记“穆、康等国皆附之”，胡三省注曰“意者穆亦康国枝庶欤？”[74]而在东面，东迁至河西凉州的粟特穆国人睦伽陀与突厥联合反抗唐朝，这里的突厥应指东突厥汗国。隋朝末年，各地群雄纷起，北部沿边地区的割据政权都极力结交东突厥，其首领纷纷接受突厥所封的可汗称号，连李渊也不得不向突厥称臣。随着唐朝建国及陆续削平诸雄，势力渐渐强大以后，开始改变这种屈辱的关系。武德年间（618—626），唐朝与东突厥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就河西走廊而论，凉州北邻腾格里沙漠，这里是东突厥的活跃区域，所以也经常受到他们的袭扰。武德五年（622），“安兴贵击突厥于甘州，大破之”。[75]安兴贵是安修仁之兄，两人在唐初世袭担任凉州刺史。东突厥与唐朝及其统治下的凉州发生战争冲突，给了睦伽陀联合东突厥、共同对付唐朝的有利机会。625年，粟特人睦伽陀与东突厥的联军进攻凉州，一度攻入子城。郁贤皓所考唐初凉州刺史（都督），620—623年为杨恭仁，626—627年为李幼良，中间还列有安兴贵、独孤义顺二人，但具体时间不明。[76]625年睦伽陀变乱时，凉州长官究竟是谁？难以定论，极可能是凉州都督李幼良，[77]他是李唐宗室，封长乐王，可能当时正在京城长安，故由长史刘君杰主持州务，他奋力击退了睦伽陀率领的粟特、突厥联军。睦伽陀无奈之下，只好退出凉州城，转而进攻凉州西北的武兴，最终在且渠川被左武候大将军粟特人安修仁击溃。无论是粟特内部的诸姓分化，抑或是粟特与突厥之间的军事联合，都反映了唐初凉州地区的族群动向与政治局势，这对于动态把握与认识中古时期的民族状况与唐初河西政局有所助益。可惜的是，由于史料记载的极度缺乏，今天对唐初睦伽陀反唐斗争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不能深切地感受到凉州粟特穆国移民的生存状况，但这起事件告诉我们，对于粟特诸姓内部的细部认识，将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注 释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八年（625）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5995—5997页。
[2]（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记武德“八年七月，叛胡睦伽陁攻武兴。八月，左武候将军安修仁击于且渠川，破之”；卷九九〇《外臣部·备御三》亦记七月“叛胡睦伽陁攻武兴”；八月“左武候将军安修仁击胡睦伽陁于且渠州（川），破之”，中华书局，1960年，第11564、11635页。
[3] 齐陈骏主编《西北通史》第二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与尹伟先、杨富学、魏明孔《甘肃通史·隋唐五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均未及之，高荣主编《河西通史》第六章《隋唐大一统时期河西社会的全面进步》之“三、唐前期河西军政建制的新变化”（王晓晖执笔）仅有“凉州胡睦伽陀与突厥联兵进攻都督府，被凉州刺史刘君杰击败”一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93页。
[4]（唐）魏征等《隋书》卷三七《李穆附子李浑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120页。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高祖武德八年（625）条胡三省注，第5995页。
[6]（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〇二《报应一·金刚经》“睦彦通”条，中华书局，1961年新1版，第3册，第687页。
[7]《隋书》卷三〇《地理志中》，第835页。
[8]《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恭帝义宁元年（617）条，第5721页。
[9]《隋书》卷四《炀帝纪下》，第92页。
[10]《资治通鉴》卷一八六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条，第5711页。
[11]《隋书》卷七〇《李密传》，第1633页。该传无纪年，卷四《炀帝纪下》将此事系于大业十三年（617）四月，第92页。
[12]《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条，第5809—5813页。
[13]《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高祖武德二年（619）条，第5845页。
[14]（宋）邓名世著、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眭”条，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43页。
[15]（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南安王桢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99页；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魏书》（何德章修订），中华书局，2017年，第571页。
[16]《魏书》卷八《世宗纪》，第206、219页校勘记〔一四〕。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魏书》（何德章修订）删去了此则校勘记，第246页。
[17]《魏书》卷九〇《逸士传》，第1929—1941页，特别是第1939-1940页校勘记〔一〕。
[18]（唐）李百药《北齐书》卷四五《文苑·眭豫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627、635页校勘记〔四四〕。此外，径改之例又见卷三〇《崔暹传》、卷三七《魏收传》、卷四五《文苑传》，第405、413页校勘记〔五〕；第488、497页校勘记〔一一〕；第603、628页校勘记〔二〕。
[19]（唐）李延寿《北史》卷三二《崔挺附族孙崔暹传》、卷五六《魏收传》皆有“眭仲让”，卷八三《文苑传》有“眭道闲”，卷八八《隐逸·眭夸传》有“眭夸”，卷九三《僭伪附庸·燕慕容氏传》有“眭邃”，中华书局，1974年，第1189、2031、2780、2908—2917、3072页。
[2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〇二《令狐德棻附李延寿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6页。
[21]（宋）邓名世著、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五“睦”条，第546页。
[22] 蔡梦麒《广韵校释》，岳麓书社，2007年，下册，第1059页。
[23]（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758《器物部三·瓶》引《前凉录》，中华书局，1960年，第4册，第3365页。
[24] 罗丰《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中亚风格鎏金银瓶——以巴克特里亚金属制品为中心》，《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第312页。
[25] 参丛振《西域“猧子”与唐代社会生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45—51页；王永平《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第七章《“拂菻狗”东传：从拜占庭到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88—209页。
[26]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叁〕，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27] 沙知、〔英〕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１册，第98页。
[28]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59页。
[29] 王启涛《“目”、“翟”二姓与粟特关系新证——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第88—95页。
[30] 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第75—82页；后收入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73—83页。
[31]〔德〕Wang Ding, “Review: Rong Xinjiang et al. (eds.), Newly Discovered Turfan Documents (Beijing, 2008)”, Hamburg Newsletter of Manuscript Cultures, no.1, 2008, p. 26.
[32] 姚崇新《唐宋时期巴蜀地区的火祆教遗痕》，《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341—343页。又参同书所收《中古时期西南地区的粟特、波斯人踪迹》，第305—306页。
[33]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
[34]《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0页。
[35]《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26页。
[36] 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第76-81页。
[37] 郑阳、陈德勇《扬州新发现唐代波斯人墓碑意义初探》，《中国穆斯林》2015年第3期，第58—60页；周运中《唐代扬州波斯人李摩呼禄墓志研究》，《文博》2017年第6期，第69—72页。
[38]《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
[39] 承蒙同事许建平教授告知，“穆”、“默”二字同音互通。（东汉）班固《汉书》卷65《东方朔传》云：“于是吴王穆然’，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穆音默’”，中华书局，1962年，第2872—2873页。“默”、“墨”相通，见赵帆声《古史音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6页。在此对许教授的指点表示感谢！
[40]（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七《四夷·北狄·匈奴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550页。
[41]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外篇《未见魏书官氏志诸胡姓》，中华书局，2007年第2版，第300—301页。
[42]“乔三勿同”、“乔素勿同”疑为同一人胡名汉译的同音异写，也可能是不同之人。“乔白郎”在《北史》卷九六《稽胡传》中作“白郎”，第3196页。
[43]（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898页。
[44]（宋）邓名世著、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卷3“眭”条写作“高邑有眭夸”，但注②云：“高邑 今按：四库本原作马邑。据《魏书》卷九〇《逸士·眭夸传》：‘眭夸，一名昶，赵郡高邑人也。’此‘马邑’应作‘高邑’”，第43页。可知“高邑”原作“马邑”。《魏书·逸士传》主要据《北史·隐逸传》补，但也有个别地方略异，如《魏书》记眭（睦）夸“一名昶”，而《北史》则作“一名旭”，至少必有一误。“赵”、“代”容易混同，“赵郡高邑人”也可能是“代郡马邑人”之讹。
[45] 杨圣敏《〈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3—84页。
[4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211页。
[47]《北史》卷九二《恩幸传》，第3055页。
[48]《隋书》卷八三《西域·穆国传》，第1856页。
[49]《隋书》卷八三《西域·乌那曷国传》记其位于安息旧地，都于乌浒水以西，“西北去穆国二百余里”，第1856页。这一说法比《穆国传》“东去乌那曷二百余里”要准确，穆国应在乌那曷国之西北，而非正西。
[50]《隋书》卷八三《西域·康国传》，第1848页。
[51]《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第1579页。
[52] 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上编《唐代社会的穆姓胡客》，第81页。
[53]（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二》，第12册，第11450、11453页。
[54] 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上编《唐代社会的穆姓胡客》，第79页。
[55]（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九八《异僧十二》“怀濬”条引《北梦琐言》，第2册，第656页。
[56]（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二《感通篇第六之五·晋巴东怀濬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563页。
[57] 姚崇新《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第305—306、341—343页。
[58]（宋）路振《九国志》卷七《后蜀臣·石处温传》，《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333册《史部·别史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7页。
[59]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壹〕，第359页。
[60] 蔡鸿生推测“‘钵息’似为粟特借词‘博士’的音变”，见《中外交流史事考述》，第77页。不确。
[61]《唐令狐建行等率皮名籍》中有“康钵思”，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
[62] 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上编《唐代社会的穆姓胡客》，第73页。
[63] 冯培红《中古武威的粟特诸姓》，卜宪群、楼劲主编《凉州文化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1—81页。
[64]（唐）林宝著、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四“安”条记有“姑臧凉州”望，并云：“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国，居凉土。后魏安难陁至孙盘娑罗，代居凉州，为萨宝”，中华书局，1994年，第1册，第500—502页；《大周凉州萨保史君石堂》汉文部分记其为西域史国人，“祖阿史盘陀，为本国萨保”，他本人在“大统（535—551）之初，乡闾推挹，出身为萨保判事曹主。□□五年，诏授凉州萨保”；粟特文部分提到“s’rtp’w”，吉田豊考证为“萨保”，见杨军凯《北周史君墓》，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45—47、300—301页；《大唐上仪同故康莫鼻息阿达墓志铭》记其为西域康国人，“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见王其英主编《武威金石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2页。
[65]《大唐上柱国翟舍集墓志铭并序》云：“夫人安氏，凉国公之孙也”，见王其英主编《武威金石录》，第46页。凉国公是唐朝给武威粟特人安兴贵所封的爵号，其孙女嫁给了翟舍集，并被授予姑臧县太君，死后与翟舍集“合葬凉东南七里志公乡原茔”。
[66]《唐安忠敬神道碑》记载，安兴贵之孙安忠敬卒后，“葬于乌城之南志公乡，祔先茔也”，见（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九一七，中华书局，1966年，第6册，第4828页。
[67]《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第2249、2251页。
[68]《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第3206页。將
[69]《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45页。
[70] 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5—338页；〔日〕山下将司《隋・唐初の河西ソグド人軍団—天理図書館蔵『文館詞林』「安修仁墓碑銘」残卷をめぐって—》，《東方学》第110辑，2005年，第65—78页；冯培红《〈隋曹庆珍墓志铭〉与武威粟特曹氏》，《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第118—129页。
[71]《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云：“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为轨所信任，职典枢密者数十人，以此候隙图之，易于反掌，无不济矣”，第2251页。
[72]〔加〕E. G.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lia”, Tong Pao,vol. 41, nos. 4-5, 1952, pp.317-356；此据Essays on Tang and pre-Tang China,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p.317-356.〔日〕護雅夫《東突厥国家内部におけるソグド人》，《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Ι，山川出版社，1967年，第61—93页。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荣新江《粟特与突厥——粟特石棺图像的新印证》，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日〕中田裕子《唐代六胡州におけるソグド系突厥》，《東洋史苑》第72号，2009年，第33—66页。彭建英《东突厥汗国属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4—15页。
[73]《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第5184页。
[74]《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条，第6151—6152页。
[75]（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第11564页。
[76]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三编《陇右道》卷39《凉州（武威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册，第2346页。
[77]《旧唐书》卷六〇《宗室·太祖诸子·长平王李叔良附弟幼良传》，第2346页。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古粟特人与河西社会研究”（19AZS005）、浙江省哲学社科冷门绝学重点项目“中古丝路鱼国、粟特、波斯胡人比较研究”（20LMJX01）的阶段性成果。原刊于《丝路文明》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1—74页。长按二维码关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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