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12月12日，《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京召开创新发展研讨会，特别邀请了科学史领域的青年学者为杂志未来的发展出谋划策。这些海外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结合自己留学和工作的经历，进一步具体深入地谈一谈国际科学史学科发展的趋势和对中国科学史学科未来的期望，从而形成了眼前的这一期“科学史学科发展笔谈”专题。这里我们在广义上使用“科学史”一词，它包含了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这些文章以语境主义的手法描绘出英、美、德各国科学史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通过借鉴它们各自的优点和得失，我们期望未来的中国科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将会更加独立、开放、包容和多元，突破固有的学术传统或谱系，建立众多可延展的研究范式，变得更加充满活力而富于流动性。
本期文章来自黄相辅，他相继介绍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与技术研究系、英国科学史学会以及台湾的科学史研究概况，展示了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传播、科技政策等多学科交叉的吸引力和爆发力。
承蒙《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编辑部热情邀请，希冀以较轻松的笔谈方式，让青年学者分享国外留学经验、兼谈对科学史领域发展现况的展望。笔者之前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以下简称UCL）科学与技术研究系（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攻读博士，毕业后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博士后，并有幸获聘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在此仅就个人浅见，略谈在英国留学期间的见闻，及台湾的科学史学界的发展现况，与同行、读者分享、切磋。由于笔者在南开任教时间尚短，还不熟悉大陆高校的情况，对于两岸科学史学界的比较或有考虑不周全之处，尚祈方家指正。先从我的母校伦敦大学学院谈起。国内一般读者听闻UCL的名称，常感到疑惑：为什么这间学府既是“大学”又是“学院”？它和著名的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是什么关系？其实UCL是伦敦大学创始的两个学院之一。它和伦敦国王学院（KCL）、伦敦政经学院（LSE）等知名高校，都属于“联邦制”的伦敦大学体系。然而伦敦大学辖下各学院在今日已高度自治，并拥有自行颁发学位的权力，实质上就是各自独立运作的高校。伦大各校间还是有互助合作，如图书馆、学生宿舍等资源共享。笔者常形容伦大各校间的关系，有点像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却各自独立。
伦敦大学与所属成员学校关系示意图。（制作：黄相辅）
UCL的科学与技术研究系（以下简称STS）成立于1921 年，一开始的名称是“科学历史与方法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Method of Science），1938 年更名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4 年才改为现名。学系名称的变迁，不但显示本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及内涵，也反映“科学研究”大家族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史、科技与社会研究等学科领域在20 世纪错综复杂的发展历程的缩影。要特别提醒读者的是，本文的STS 仅专指学系名称本身，而不是表示同样简称STS 的“科技与社会研究”学科专业。UCL的STS 即是以多元面向著称，系上的研究师资并不仅有“科技与社会研究”，还有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传播、科技政策等各种专业的专家。整体而言，STS 将学术教研活动组织成3 个研究群：科学史、科学哲学，以及“科学、文化与民主”（Science, Culture and Democracy）。最后者即是整合科史哲之外的社会科学研究，如科学传播及科技政策等较直接关联现实问题的学科。这种将不同学科如“沙拉盘”般融合于同一系的建制，在英国也是少见，使得STS 与其他高校的科史哲教研单位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对学生来说，这样的体制有优点也有其局限。最大的优点是：学生可以广泛接触到自己研究专业之外的事物。例如系上每学期固定举行5至6场讲座，邀请校内外专家演讲，讲座题目就会均匀分配给科学史、科学哲学及“科学、文化与民主”3大领域。即便我的专业是科学史，也有很多机会听到哲学、社会学等研究题材的知识，对交叉学科来说是良好的刺激与启发。然而冶多元学科于一炉的局限，就在于系上资源有限，难免有“备多力分”之叹。像是系上仅有三分之一的师资是专门研究科学史，当学生找寻论文指导或口试委员时，选择有限，可能难以找到完全适合课题专业的教师，不如专门的科学史教研单位享有师资齐全的优势。
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思想影响伦大的创办，被誉为伦敦大学学院的 “精神之父”。其遗体经保存后，穿著其生前的服装，于伦敦大学学院校园内永久展示。（照片摄于2015年）
笔者个人在读博时，倒是非常享受这种广泛学习的自由乐趣。英国高校的博士生通常没有个人专属的办公空间或座位，但能在称为交谊厅（common room）的公共空间学习、休息或聚会——就像哈利波特故事里描述的学院交谊厅一样。STS 系上也有一间博士生专用的交谊厅。就像前面描述的，我在交谊厅遇见的同学也不一定专业是科学史，可能是个研究康德知识论及因果律的哲学家，或是调查非洲某区域的植物种子库与生态多样性的社会学者。同学间的对话，以及课余一同参加的社交活动，无疑能增进对于本身研究兴趣之外的领域的欣赏、认识。交谊厅这样的公共空间及STS 多元学科的特性，创造出一个能轻松与不同学科背景人士交流的环境。英国博士班在学习上固然给予学生极大自由去发挥，但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学生必须自律、自主学习的前提。读书是学生分内的事，教师没必要为学生准备好一整组“套餐”逼学生学习，而且学生学到最多的往往不是书本中的理论，而是自己在课堂或书本外的探索，这点与中国式教育有很大不同。中国式（或者说是东亚式）教育的通病，是强调透过课堂听讲或是考试来记诵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学生不仅尊敬指导教授，也遵从其意见，这样能够培养出传承师门的好学生，却不保证能培养出能在学术上自辟蹊径、独当一面的研究者。相较之下，英国博士班的指导教授只是从旁辅助的顾问，在关键时刻提供建议、指点迷津，但作主决定论文细节的还是学生，毕竟论文是自己的研究。笔者与博士论文导师Joe Cain教授。
笔者在UCL时，除了最后论文写作及修订时较频繁地与导师见面讨论，平常仅约每个月与导师面谈一次。系上还有很多公开活动能与导师或其他教师、同学交流，例如前面提到的讲座，或是师生们定期组织的读书会。除此之外，为了收集论文研究材料，也需要自行安排去校外的博物馆、档案馆实地调查档案资料。英国的博士生通常会有两位导师合作指导。这是笔者的第二导师Simon Werrett教授。
在英国留学期间，笔者也积极参与英国科学史学会（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的活动。创始于1947 年的英国科学史学会（以下简称BSHS）是英国在科学史领域最主要的专业学会组织。虽然学会名称冠上“英国”两字，其成员却相当国际化，包含许多在英学习、工作的外国籍科学史研究者。英国地理上靠近欧陆，语言及学术文化与大西洋另一端的北美洲又可谓“一衣带水”，居于得天独厚的桥梁位置，同大西洋两岸的学界都有密切往来。BSHS 的日常会务中有两项与会员最为密切相关：其一是发行刊物，其次是对会员研究活动的赞助。BSHS 的机关出版品中，最重要的两种刊物是《英国科学史杂志》（British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官方简称为BJHS）及《观点》（Viewpoint）。前者是享誉国际的科学史专业学术期刊，被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等文献索引收录，每年发行4 期；后者则是BSHS的会员通讯，刊载学会信息、学界动态及软性的评论文章，每年发行3 期。《英国科学史杂志》自2016 年起，还推出衍生姊妹刊物《英国科学史杂志：专辑》（BJHS Themes），每年发行1期，规划专题开放投稿，并邀请对该课题熟悉的青壮年学者担任专题客座主编。例如首期主题“巨人的科学：20 世纪的中国与印度”，就聚焦在西方科学史学界较少触及的中、印两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由多伦多大学华裔学者林东（Tong Lam）及伦敦国王学院印度裔学者佳娜薇·法奇（Jahnavi Phalkey）为客座主编。可见BSHS广纳国际视野与开拓新鲜题材的企图心。BSHS对学生的支持也相当用心。例如学会设有“巴特勒-艾尔思旅行奖助金”（Butler-EylesTravel Grant），以学会的两位创办人为名，补助研究生及青年学者参加由BSHS组织或协办会议的旅费。会员不限国籍皆可申请，笔者在学期间及博士刚毕业后就曾数次获得补助，深深感谢此奖助金对羽翼未丰的青年学者的鼓励，在经济上提供实质帮助。学会每年也赞助举行“研究生研讨会”（postgraduate conference），这个会议跟正式的学术年会一样，只是会议筹备全程由研究生包办，会议也仅限研究生参加，是学生练习组织学术会议、发表研究成果，以及与同侪交流的好机会。
笔者穿著博士学位袍在STS系的系馆。
笔者在英期间也藉由地利之便，参加不少在英国、欧陆及北美举行的会议。除了BSHS本身的年会之外，还有大型的国际会议，像是2013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第24 届国际科技与医学史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最近两年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跨国旅行及会议变得非常困难，也对BSHS会务造成严重阻碍。为了应对当前形势，BSHS也努力尝试以线上会议的方式在疫情期间维持学者的交流，像是取消原定2020 年7 月举行的年会，改为新型态的“全球科学史数字庆典”（Global Digital History of Science Festival），在为期一周的时间内安排多场线上讲座、表演及讨论会，免注册开放给全世界观众，让科学史同行都能在空中相会，稍稍弥补无法进行线下实体会议的遗憾。自UCL毕业后，笔者于2016 年返回台湾，在台北的“中研院”近史所担任博士后两年（至2018 年6 月）。“中研院”近史所由著名历史学者郭廷以先生创办，研究范围涵盖“近现代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变迁，尤其著重探讨现代性的形成”。自1965年正式成立以来，历经数十年耕耘，已经成台湾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重镇。关于“中研院”近史所的学术史，可以参阅早期学者的回忆录或相关研究著作，在此不赘述。笔者的博论课题原本是19 世纪英国史，进了“中研院”近史所后，才踏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利用数据库调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报刊，例如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中的通俗科学报导。“中研院”近史所并不是专门的科学史研究单位。事实上，台湾并没有像大陆的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史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等类似的科学史专门教研单位。唯一在性质上比较接近的，是位于台北的阳明交通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这不表示台湾没有人进行科学史研究，台湾的科学史研究者分散在各种高校教研单位，像是历史学、哲学或人文学系（院）及通识教育中心等机构。例如研究达尔文演化论及西方博物学史、台湾林业及环境史等课题的青年学者洪广冀，就是在台湾大学地理学系任教。以“中研院”来说，底下的3 个历史学相关的研究所——近史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史研究所——都有科学史相关专长的研究人员，例如近史所的张哲嘉、雷祥麟两位研究员，前者研究著重东亚传统医学、解剖学及法医学的知识传播，后者则以近代中国及台湾的传统医学与公共卫生史为专长。整体来说，台湾广义的科学史学界还是以医疗史、科技与社会这两种研究方向最为突出。特别是医疗史，有相当多研究者投入，而且研究范围不仅包含中国传统医疗这种热门题材，也跨足部分大陆学界较少探讨的课题，例如性别研究、心理学及精神医学的历史。医疗史研究在台湾的发达，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推动息息相关。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早在1992 年成立“疾病、医疗与文化”讨论会，其后于1997 年成立“生命医疗史研究室”，承接原“疾病、医疗与文化”小组的工作，初始基本成员包括杜正胜、林富士、李贞德、祝平一、王道环、李尚仁、张谷铭等研究员，以“中国历史上的医疗与社会”为主题推展研究项目。经过20 多年来的发展，“生命医疗史研究室”成员的相关研究著作丰硕，与台湾其他高校历史学系所的合作、交流，也培养出众多医疗史教研人才。其成果可参见2015 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史新论：医疗史分册》。相较于医疗史研究的兴盛，从事物理学、化学等物质科学的历史研究的台湾学者就显得稀少，有些前辈如刘广定（化学史）、刘君灿（物理学与天文学史）、刘昭民（气象学史）及徐光台（晚明清初的西学东渐）等先生，皆早已退休。以中国天文学史及天主教史研究闻名的黄一农院士，近年来的研究重心也已脱离科学史，而转向以大数据研究《红楼梦》。这么看来，台湾学界在医疗史之外的科学史研究人才，似乎显得青黄不接。笔者以为，台湾的科学史社群规模毕竟不如大陆学界人多，资源、人力有限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发展少数专精领域是正确且必然的方向。然而，如何在聚焦医疗史研究之余，也兼顾较“边缘”的物质科学的历史研究，不使教研人才出现断层，是该思考的当务之急。笔者在本文中略谈在英国留学的见闻，以及回台湾博士后研究期间的观察。限于篇幅，仅粗略随笔，还有很多思虑不周或未能详细发挥的地方。特别是台湾与大陆的科学史研究不同的发展轨迹，相关学术史方面的整理，或许留待将来有机会再另撰专文探讨。笔者以为海峡两岸科学史学界各有千秋。大陆学界较重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结合的传统“内史”研究路径，台湾学界则在医疗史研究、跨文化思考及引介西方新理论方面特别用心。因此，笔者认为海峡两岸科学史学界应该多交流切磋，特别像中医史、中西思想及知识等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题材，肯定能使双方受益。作者简介
黄相辅，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专长是近代英国科学史、科学传播与文化史。
本文选自《自然辩证法通讯》2022年第44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