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的非对称赶超战略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采取赶超战略，逐步建成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科技赶超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赶超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在科技上也提出要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实施赶超战略的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科学技术的提高和创新在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当前中国经济和科技水平显著提高，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将会面对多维度的打压和遏制，非对称赶超战略就是在这种博弈格局下提出的。非对称赶超战略与20世纪50-60年代科学技术赶超尝试都是要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国家实力，尽管两者的内涵和实施的背景都有着极大差别，但两者都是中国共产党科技赶超思想的体现，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将为非对称赶超战略增添历史纵深的色彩。

20世纪50-60年代科技赶超的尝试和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都是由中国的后发优势和赶超先进国家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可保障国防安全，也可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其它安全，培育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当前国际环境已发生显著变化，伴随知识经济发展争取科技主导权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因而，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能真正具备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虽然中国具备市场庞大的规模优势和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某些科技领域处于领先优势，但美国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领域具有全面领先的前沿优势，中国采取非对称赶超是在科技实力不对等、又受到压制情况下进行科技突围的有效博弈方式。

20世纪50-60年代提出科技“赶上和超过”的口号时我国在科学技术发展路程上属于“跟跑”阶段，主要目标是取得“科技自立”。“科技自立”是科学技术真正实现赶超的先决条件。1965年8月23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建议并提出赶超规划，这个建议虽然具有前瞻性，但科技发展受空间、地理以及社会和文化诸条件约束，在计划经济、国际交流受限等现实背景下，科技赶超规划很难成功实施。

当前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之际，充满了挑战和机遇。在全球科技竞争环境下企业逐渐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有利于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对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案例研究表明，中国后发企业通过创新能力建设、产生新兴技术进行技术赶超，研发全球化也是华为和中兴通讯的重要技术战略；在向全球技术前沿转移过程中，是否具备核心创新能力（core innovation capability）是实现赶超的决定性因素。华为在核心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探索具有非对称赶超的特点，可以看作是非对称赶超战略的具体实践。

从国家需要出发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是我国发展科技的重要手段，1965年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制订的科技赶超规划与现阶段的非对称赶超战略都是如此。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指导制定科技政策的理论、指导思想也有很大改变。在科技发展的跟跑阶段，可以通过科技规划锁定需要模仿、消化、吸收的技术；但进入科技发展的并行、领跑阶段，科技制度则会发挥更大效力，科技创新是否能够持续，需要制度创新相匹配。

国家成为参与科学研究重要组织力量，科技后发国家如何赶超先进国家也成为当代科技发展的主题。在国家主导下，对发达国家的科技引进带动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但若一直走引进技术的路线，不仅加大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差距，还会使中国在国际产业格局中处于低端。因而，非对称赶超战略不只聚焦那些可以更好发挥自己优势的领域，还要聚焦那些关键领域、卡脖子的技术。

在科技赶超中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发展独有的“杀手锏”，是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的现实路径。对此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部署的重大科技项目，都是对核心技术的前瞻性判断。

国家能够确定科学目标，但很难预测具体哪个科学领域可以产生新技术。在进入“领跑”阶段，国家更不能缺位，更应做好科学发展方向等关键问题的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以科技政策引领科技工作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重要效用。但科技发展有其自身规律， 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对科学事业的过度干预会制约科技发展。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大力支持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这些都反映出政府角色和科学共同体关系的适时调整。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越来越体现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研究的规律。

伴随全球趋于经济一体，科技发展的方向同样表现出趋于一致的特征。中国的科技创新是以全球视野下的技术格局为参照系，“弯道超车”也是在同一个跑道上，并不是另起炉灶。发展中国学派、产出原创科技成果，都要以全球统一的科技体系为参照。

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第二个中长期规划——“十年科学规划”，其中提出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为“自力更生，迎头赶上”，在面临技术封锁情形下提倡的“自力更生”口号折射的是一种民族精神，带有激励和政治动员性质，体现的是不以牺牲主权为代价换取继续获得苏联技术的无畏精神。

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就要走自主创新之路。非对称赶超的选择的技术领域有针对性的，有所为有所不为，针对的是杀手锏技术、“特别是到二〇五〇年都不可能赶上的核心技术领域”。攻克这些杀手锏技术将会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要摆脱技术先发国家利用知识产权的技术霸权垄断，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主创新之路攻占这些核心技术领域。在自主创新时代仍提倡自力更生的精神，可以激励科技工作者依靠这种干劲提高中国对世界科技创新的贡献率，是科技工作者掌握知识产权挑战技术霸权需要具备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意指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集中各方面力量协同攻关解决科技难题，中国取得“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重大突破就是在困难时期依靠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取得的成就。集中力量办大事，还体现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政府在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如何有效引领科技发展、“最大限度发挥各方面优势，形成推进科技创新整体合力”一直是中国政府集中力量聚焦的“大事”。

如何扮演好政府角色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重要命题，政府同样有推进科技创新跨越发展的职责，但其干预方式要积极转变。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维护市场竞争和规则、鼓励技术创新、制订前瞻性和指导性的科技发展规划等方面，以制度建设支撑非对称赶超战略的实施。在这个意义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个法宝“千万不能丢了！”

2020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科技工作者代表回信中肯定了科技工作者为新冠疫情防控提供的科技支撑，提出希望科技工作者“弘扬优良传统，坚定创新自信，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勇于攀登科技高峰”。这五个短语可以理解为是对非对称赶超战略内涵的概括。中国科技事业已经发生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从中国共产党科技赶超思想、科技发展规律、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历史经验等不同维度对非对称赶超战略作全面深入研究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选自《自然辩证法通讯》2023年第44卷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