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 | 玫瑰：一种社会的假设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3.1~1918.9.28，又译为西美尔或齐默尔），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和《社会学》等，是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

这个童话故事发生在各种乌托邦里，或者发生在塞尔德维拉，也许发生在各处。

也就是说，在那里的公民当中，存在着可怕的不平等。虽然每人都有一块农业耕地，土地收获刚好够他需要，它就生产那么多，他不能有再多一些的需要，只能量入为出；但是，有几个人还是有能力在他们的田地上栽种些玫瑰。不管是他们比别人有更多的钱，还是有更多的时间用在这上面，还是他们正好拥有玫瑰所喜欢的土地和太阳，总面言之，在他们那里有玫瑰，而在别人那里则没有。很长时间，这种情况一直被接受，没有发生什么愤怒，因为也没有对此作过深思，仿佛这是一种天然的必然性，天然的必然性不平等地分配这种财富，宛若它分配美和丑的财富或者理智和愚蠢的财富一样。

然而，正如玫瑰的占有者通过压条使玫瑰越来越多，品种越来越优化一样，终于在其他的公民当中，产生一种深沉的愤怒。一个鼓动者煽风点火，用热情洋溢的话语进行说服，声称拥有玫瑰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权利，盲目的偶然正好只让少数人拥有玫瑰，人们必须阻止这种偶然；另一位鼓动者向群众大声疾呼，昏昏沉沉没有需求的时代过去了，为了争取更高的文化而斗争，战场上的呐喊是：你应该有所渴求，你应该有所渴求；第三位鼓动者符合逻辑地从植物学上加以证明，由于玫瑰有繁衍激增的倾向，玫瑰最终必然会自行积累，越积越多，它们的少数占有者将会像赫里奥加巴尔的客人们那样，被淹死在玫瑰里，而整个财产就会直截了当地落入群众手中；但是，人们能够为剥夺的这种不可避免的过程推波助澜，加速它的到来。

不过，这些绝不仅仅是激怒群众的嫉妒、贪欲、图享受的较低级的本能欲望，而是像玫瑰本身的芳香一样，不仅对感官阿谀馅媚（只能用鼻子闻它的香味的人是多么可怜啊！），而且用甜蜜的激动浸进我们身上，直至我们的本质的最高难和最遥远之所在；但是，在人民的这种呼声里，与他们十足人性的本能冲动生长在一起的，还有一种心灵的种种最后的渴望和种种最深刻的文化思想。一个革命党派产生了，与它相对立的是玫瑰所有者们的保守派，玫瑰所有者们不仅想保护他们的财富，而且也想保护现在才被意识到的魅力：拥有某种让别人嫉妒和渴望的东西。玫瑰所有者们还在准备一项法律，法律应该通过某种垄断，保障他们的聚集起来的、继承的、历史的对玫瑰的拥有，此时，起义爆发了，起义以主张平均主义的一派的彻底胜利而告终，亦即起义的结束主要是因为这个党以之为灵魂的社会道德的理念最终也渗人敌人的阵营里。社会正义的理想高于各种利益的整个对立，社会正义的外在的胜利仅仅是对它已经赢得的内在的胜利加以确认。

于是，终于赢得了和平、平等和幸福。在公民拥有的任何一块最小的土地上，玫瑰盛开，繁花似锦，而人们（在革命后）马上就进行的重新分配土地，给每一个人都创造了他们兴旺发达的种种相同的条件。事物的外在状况以对他们有利的最公正的分配，把一切可能提供的东西给予他们。诚然，并没有像数学的方程式两边那样，得到相同的结果。无论如何，有一个人在培育玫瑰方面手气比较幸运，另一个人有稍微多一些阳光，第三个人有强壮的嫁接嫩枝；因为大自然总是十分大致地参与人类各种计划的对称性，大自然本身不受某种方式的约束。然面，人们把这种最低的不平等看做是某种人们不可能避免、必须适应顺从的东西，犹如人们在不久之前还忍受那些大的、现在已经被消除的差别一样。是的，在已经赢得的丰功伟绩面前，人们原本根本不会觉察这个微不足道的数量（quantité négligeable）。

但是，现在发生完全不同的事情，人类心灵的奇特的特性负责照料这类事情，这种特性深深地扎根于人的心灵之中，并且分叉到每日心灵的经历中去，因此，只有对我们的精神进行数千年的思考之后，这种特性才被确定了下来。心灵不能感受别的任何东西，它只能感受它的眼前的运动和刺激同过去的运动和刺激的差别；后者以神秘莫测的形式在它身上发出回响，余音缭绕，并且构成现在时刻获得和衡量其内容和意义的背景。不管生活在多高的高处或者在多低的低处流逝，如果它缺乏一些内在的差异，我们都会感到生活是空虚和冷漠的，因此，人们担心天堂的不间断的极乐会是一种同样不间断的无聊。与穷人丢失几个塔勒相比，丢失千万塔勒并不会使富人变得不幸一些；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初恋时偷偷地握一下手给人带来的幸福，并不比在爱情最高峰时候最终赢得彻底的幸福少一些。

因此，我们感受的不是生活魅力的绝对的大小，不像我们的满足和匮乏的整个水平处于多高或多低，而仅仅是这种水平的各种满足以何种差异令自己突显出来。因此，谁若从某一种生活水平上升或者下降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水平，那么在经过短期的适应之后，他将会以完全同样的愉悦感和受苦感，来回答在新的水平之内的波动和差异，恰如回答从前状况的较大或较小的波动和差异一样。我们的心灵宛若那些精密的仪器，它们对外部条件的任何变化都以自动改变调节作出反应，因此，它们的功效仍然保持是相同的。倘若我们同其他人的关系和与他们相比高低不同的差异变成为内心的感情，那么，从这些感情上，也会表明，我们是能感受区别和同时能够适应（变化）的动物，能够把刺激的变化了的范围最终与感觉的同样范围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情况一直如此。但是，有朝一日完成了适应，玫瑰的色彩和形式、香味和刺激的那些最微小的差异—大自然凭借这些差异证明自己是最后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高于一切想使它们都变得相同的尝试——激起相同的憎恨和嫉妒，一方面是同样的高傲自负，另一方面是同样的被剥夺继承权的感觉。各种尖刻的理论重又钻进到各种精神里去：除了把人提高到更高一级的幸福外，整个财富有什么用？一切外在的财富是否仅仅因为它在唤起满足感，它才有意义？没有满足，它就是一个无核之壳，徒有其表，就是对聋子呼叫，白费口舌？对从前状况的整个愤怒是否是基于其他原因而爆发，而不是由于感受到的不平等、匮乏和不公正的苦难？是否通过把各种财富在外在上来回移动，这种来回移动在内容上又令一切依然故我，就是帮助摆脱苦难？这只不过是一种变脸游戏，变换假面具！可怖的认识出现了：如果大自然把同样的这些不平等感觉与玫瑰的占有联系起来，宛若把玫瑰和匮乏联系起来一样，那么再也没有什么比玫瑰更加无所谓的东西了。

这正是世界历史的谬误，即人们把快乐或苦难的原因放在对东西的拥有或不拥有上。不，并非我是否拥有它决定着我的感觉，而是别人是否不拥有它，还是拥有它，决定着我的感觉。只有十分高雅和纯洁的心灵，它们十分富裕，能够依赖它们最固有的内心世界生存，只有这种心灵才能够把客观物体吸纳到自己身上，加以享用，而不会感到超出客观物体的界限；然而，群众将永远不会从各种东西的刺激得到满足，而是把他们的激动与（对东西的）占有联系起来，因为邻居并不拥有，把他们的激动与匮乏联系起来，因为邻居已经占有。只有改变了的占有的第一个直接印象才可能压倒进行比较的呼声；然而，新水平的更为细致的差异很快就激烈地刺激着我们的很快适应了的敏感，就像那些从前的和比较粗糙的差别刺激着我们的敏感一样。幻想一再把我们推入到进行外在平衡的西西弗斯的苦役之中，直至大自然为这种幻想确立界限时为止，直到我们认识到，我们想从外在上逃脱的苦难，却从内在上正在追赶着我们。

我们的童话王国的公民们是否以及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一点，革命——总是由于不平等的还留下的残余——重复发生的频率有多快，这我不知道。也许100年后，人们将会知道。然而，各种玫瑰面对这一切演变，抱着令人宽慰的无所谓态度，它们依然继续生存着，美不胜收，自得其乐，乐融融也。

*据林荣远编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