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1947.6.15— ），英国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他以著作《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一书而闻名，此书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并从中发展出公共社会学。布洛维曾任2003-2004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2006年至2010年，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副主席，2010年至2014任主席。

非常高兴来到上海大学做演讲，谢谢你们的邀请，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上海。我到中国已经11天了，感觉像已经过了一个世纪，这些天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在上海的这27个小时，是我一生中非常特殊的一个体验，对我来说上海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我读过一些关于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书，但是今天我所看到的中国与我在书中读到的完全不一样。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公共社会学”。我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经有30多年的教学经历。我在全球不同的地区，比如非洲、美国、匈牙利、前苏联等地都做过研究，主要采用参与的方式进行研究，比如研究工人阶级，我就会加入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劳动。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在工厂工作过，那是非常辛苦的，不仅要持续地站立8个小时，手里还要操作各种机器。尽管我的研究方式是参与式的，但其实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机械工作。作为一种补偿，我和我的研究对象建立起一种良好的社会关系。我认为我们学术界的研究者都应该到劳动第一线去体验，这是很有益处的，特别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这方面的研究我已经做了很多，现在我年纪大了，不能再继续这样的研究，所以我的研究开始转型，从研究不同地区的工人阶级，转到现在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和社会学家。

我试图发展一种社会学，它可以解释当代社会，我称其为“公共社会学”。我就在不同地区给社会家们讲述他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我特别高兴能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做这个演讲，因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的创立者瞿秋白先生，就是一位公共社会学家，他在1923年就成立了公共社会学，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当然我并不是说研究公共社会学就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本人就是一个没有加入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今天我不细讲这个。今天我要讲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我所说的公共社会学是什么；二是在当今世界，为什么说公共社会学非常重要。公共社会的来源，最初是来自我们做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很多社会学家都是大学教授，他们的文章一般只在学术圈中交流，很少影响到学术圈以外的范围。而研究生，特别是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希望社会学能对我们的社会产生更多的影响，他们所做的就是在一些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但这仍只局限于学术领域。我认为，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社会学，就是公共社会学，它的领域应该比专业社会学更广，影响氛围也更广。

我把公共社会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传统公共社会学，二是有机公共社会学。传统公共社会学就是社会学家把自己的观点刊登在一些媒体上，比如报刊，引起公众的讨论。就像现在美国的社会学家比较关注社会不平等、种族歧视、恐怖主义、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这些方面，社会学家可以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传达给大众。这些传统公共社会学家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一般对社会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所以他们在面对由财团所控制的媒体时，往往不能完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财团往往有其独立于公众的利益。在任何一个社会，社会学家在和公众的交流中，都会遭遇媒体阻碍的问题，因此，就产生了第二种有机公共社会学。有机公共社会学不太受到媒体的影响，他们直接与工会、社团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直接联系和交流，不受到媒体的阻碍。

这里我想指出，公共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是不同的。政策社会学是由客户提出要求，然后政策社会学家去解决。比如政府提出民工问题，支持一些社会学家去调查研究，来帮助民工更好地融入社会。还有土地分配、房地产、环境等社会问题，政府也会请一些社会学家来出谋划策。政策社会学家由于接受了政府的资助，会对政府提出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而公共社会家主要是与公众对话，以及与公众合作。在美国，社会学家习惯“四个一组”的思考方式，所以我也要对美国社会学类型作一划分，并作一图示。我把美国的社会学分为四类，即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公共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其中批判社会学是非常重要的，它常常对专业社会学进行批评；专业社会学是一种科学，成果反映在论文的发表。批判社会学家认为专业社会学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批判社会学就是要讨论这些深层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是社会学研究的根基。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第一列专业社会学和批评社会学，他们的听众都是学术界内的；第二列政策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的听众是学术界以外的。

按照“知识是为了什么？”这个标准，又可把社会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专业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属于工具性知识。也就是说，目的是已经给出的，然后我们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对于政策社会学来说，就是客户提出问题，社会学家提出解决方案。对于专业社会学来说，就是说框架是既定的，然后解决框架内的问题。总的来说，工具性知识的意思就是，由其他人来提出问题，我们去找解决的方法。

第二类的知识是反思性的知识。这种知识类型是指目的和目标不是既定的，而是通过讨论、辩论得出的。对于批判社会学来说，就是要讨论价值观，讨论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对于公共社会学来说，就是要在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的进行对话。

作为一个单个的社会学家来说，可以涉足这四个不同的部分，我自己就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在这四个部分中穿梭。虽然现在我主要研究批判社会学，但是我也大力提倡公共社会学。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能找到自己的领域，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追溯每个人的研究轨迹。

我认为社会学包括这四个不同的部分，任何一个部分的繁荣都可以促成整个社会学的繁荣。我并不是说希望每个社会学家都成为公共社会学家，但好的公共社会学会促进专业社会学的发展，两者也会相互促进。批评社会学经常提醒专业社会学不要过于专业化，那会限制自己的视野，以致忘记了社会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学研究等。批评社会学家也会经常指出政策社会学家与权力的关系，他们如何为权力服务，这种与权力的关系会削弱他们的学术影响力。政策社会学也会产生新的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包括这四个部分，他们相互依存，任何一个部分的繁荣都可以带来整个社会学的繁荣。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大胆概括。实际上，一些社会学的知识起着主导作用。在美国，专业社会学是非常强的，它压制了公共社会学和批评社会学。最近我去过法国，他们的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太强，专业社会学受到压制。而在俄罗斯，由于历史的原因，政策社会学很强，其他三种社会学较弱。所以你们也能理解，中国社会学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用上述这个图来对各国的社会学情况作出不同的概括。

现在我来具体讲讲什么是公共社会学。我先提出答案，然后再来解释这个答案。我的答案是，为什么公共社会学这么重要？因为整个世界都处于市场化的第三次浪潮中，中国正是这种市场化的中心，上海更是中心的中心。在市场化的第三次浪潮中，政府在帮助市场扩大市场的范围。社会学家在政府与市场的碰撞中，被挤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学家可以向政府提出各种建议来扩大市场，而政府不太喜欢社会学家的参与，因为社会学家总是要试图保护社会免受政府和市场的侵蚀。虽然政策社会学很重要，但公共社会学更为重要，因为公共社会学可以通过与社团、公众直接对话，来保护社会不受市场化的负面影响。这个现象在全球都存在，只是不同的地区程度不同。整个社会学界都有这样的共识，我们正受到第三次市场化浪潮的冲击，社会学应该保护社会。

这里我要推荐波拉尼的《大转变》这本书，我的有些想法就来自于这本书。波拉尼提出了有三种商品，即土地、劳工和货币。如果劳工经常失业，不断地在市场上找工作，他们就会感到失去人的尊严，就不愿意继续提供劳动；如果外汇汇率不断变化，就会使人们失去安全感；如果土地在市场上可以随意买卖，也会对农业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三种商品应该保护，不能过度买卖。波拉尼认为有两次市场化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19世纪的劳务市场化；第二次浪潮是1917年到1970年间发生的货币市场化。在第一次浪潮中，随着劳务的市场化，整个社会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形成了工会、地方组织、工人运动等；在第二次浪潮中，货币可以在各国流通，政府的变化是更注重控制资本，使得国家不受国际货币市场的影响，因此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等。波拉尼原来预测不会出现市场化的第三次浪潮，因为第二次浪潮带来了法西斯主义等，造成了很大危害。但20世纪70年代，市场化的第三次浪潮还是出现了，表现为美国出现的经济危机和里根主义，英国出现的撒切尔主义，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拉美的经济调整等。那么，什么是第三次浪潮，如何找出其特征呢？市场化的第三次浪潮是全球性的，市场越来越大，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过去一些没有进入市场的东西，现在也进入市场了，比如说，知识、沟通信息、人的器官等。我们仍可从下表一窥三次浪潮的发生及其与社会学的关系。

接下来，我按照波拉尼的说法来阐述一下土地和环境的商品化过程。土地和环境的商品化过去也出现过，我这里说的土地和环境商品化是指程度更深的商品化，这种商品化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150年前在第一次浪潮的时候，土地和环境如何商品化已经发生了，但直到现在才产生作用，人们感到受到威胁了。人们对土地的商品化的反应是比较激烈的，有很多的讨论。我在北京的时候，听到关于房地产的争论相当多。拉美的穷人也是关注这个问题，甚至恐怖主义争夺的也是土地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当环境商品化的时候，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反对这种趋势。现在全球社会已经出现雏形，我们的运动也是跨越国际的，比如妇女运动。我刚才说的全球社会和原来讲的全球化是不一样的，全球社会是反对霸权主义的，是从社会底层发展出来的。

针对这三次市场化的浪潮也有三种社会学。第一次浪潮中的社会学是在当地建立小的组织，属于乌托邦派的，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社会学，代表人物有马克思、涂尔干；第二次浪潮中的社会学主要是政策社会学，他们帮助国家来调节市场，保护劳动者，比如提供失业保险、退休金、可以病假、义务教学等；第三次浪潮中的社会学就是公共社会学，虽然乌托邦和政策社会学还存在，由于政府和市场结合紧密，政策社会学的作用就和早期社会学保护社会的初衷相矛盾了。因此新的社会学出现了，我们就可以把社会学分为两派，一派是市场化的推动者，一派是使社会免受市场侵蚀的保护者。

第一类社会学主要是思辨的，没有试验调查；而第二类社会学是实证的，如果你去看美国社会学的专著，就会看到很多科学式的数据和论证，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澄清事实的真伪；第三类社会学是反思性的，有一定的价值观支撑，代表人物是韦伯，他们也做实证研究，但是以一定价值观为基础。实际上，这几种社会学类型很多时候也是交织在一起进行的，反映了多种价值观。

第一次浪潮的起源在欧洲，第二次浪潮的起源在美国，第三次浪潮的起源主要在南半球，比如南美洲、非洲。如果你在墨西哥、巴西谈公共社会学，他们会觉得你不正常，他们认为因为社会学本来就是公共的，他们的社会学就是公共社会学。这些在赤道附近的国家是公共社会学的起源地，他们对全球化的变化比较敏感。当然其他国家也在进行公共社会学的研究。

对于这三种社会学，我不能划出明显的界限，它们是一个逐步的变化过程，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他们之间可能互相包含，公共社会学里也包含有政策社会学，反思社会学里也有实证和思辨的成份。我个人是个非常乐观的人，我认为整个的科学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同的国家情况也有不同。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三种市场化浪潮可能是同时进行的，这三种浪潮同时冲击社会，社会学要作出正确的反应也是很难的。而在欧洲和美国这三种浪潮是有明显时间区分的。

第三次浪潮还包括了知识的商品化，并不只是社会学在面临这些问题。在美国，很多大学都被商品化了，大学越来越变成一个市场的平台。公共社会学家想通过媒体和公众沟通也是越来越难，所以我最终的结论就是，公共社会学发展的条件越来越困难，但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本文为布洛维在上海大学所作的演讲，由郑翔整理，原载于《社会》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