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 | 空间社会学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3.1~1918.9.28，又译为西美尔或齐默尔），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是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反对社会是脱离个体心灵的精神产物的看法，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总和，而是由互动结合在一起的若干个人的总称。齐美尔的唯名论、形式主义、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思想和理解社会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和《社会学》等。
缺乏某些形式的条件就不可能产生某些特定的结果，把这些形式的条件看作是这些结果的种种正面的、建设性的原因。这是人类的因果欲望的最常见的变异方式之一。典型的例子就是时间的力量——一句俗语（译注：这里似指“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这句谚语），它无数次地欺骗我们，让我们不去探究宽容、思想淡泊、心灵的治愈过程，或者变成为牢固的习惯的各种切实的原因。空间的意义也往往毫无二致。如果有一种美学的理论声称造型艺术的根本任务是让我们能有空间感，那么它就错了，我们的兴趣仅仅在于事物的各种具体的形象，而不是一般的空间成空间性，空间性仅仅是前者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既不构成它们的特殊本质，也不构成它们的生产性因素。如果对历史的某种阐释把空间因素推至首位，因此它想把国家的大或者小、居民的密集或者疏散、群众的流动或者稳定等等，理解为整个历史生活的仿佛是由空间放射出来的种种动机，那么在这里，必要的、在空间上把握的所有这些情况也有与它们的积极发挥作用的原因相互混淆的危险。
诚然，各个国家不可能没有某种规模，诚然，人们也不可能相互近一些或远一些，如果空间不为此提供它的形式的话，犹如那些人们归功于时间的力量的事件不在时间之外进行一样。但是，这些形式的种种内容只有通过其他的种种内容才能获得它们的命运的特殊性，空间依旧总是本身毫无作用的形式，现实的各种能量虽然表现在形式的种种变化里，但是，仅仅像语言表达思想过程那样，思想过程当然是在话语里进行，但是并非通过话语来进行。一个这么大、这么多平方公里的地理范围并不构成一个大的国家，而是各种心理学的力量才建立一个国家，它们从一个统治的中心点出发，在政治上把这样一个区域的居民聚合团结在一起。并非空间的近或远的形式创造着邻里或者陌生的种种特殊的现象，哪怕这似乎是不可辩驳的。毋宁说，这纯粹是一些各种心灵的内容产生的事实，它们的进程与它们的空间形式的关系，原则上并无异于打一场战役或打一次电话与其空间形式的关系——哪怕毫无疑问，这些进程同样只能在某些十分特定的空间条件下才得以实现。
图为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是于19世纪末形成的社会学的重要派别。主张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可以集中研究社会交往的形式，而忽略其内容。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齐美尔和维泽。齐美尔认为，社会关系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条件虽有不同，但形式却具有共同性，统治、顺从、协作、分工、隔离、联合、接触、社会分化与整合等都可以看成是社会关系的一般形式。
并非空间，而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由心灵方面实现的划分和概括，具有社会的意义。空间地段的这种综合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学的功能，这种功能尽管似乎是处于“天然的”状态，却完全是个别变化的；但是，它赖以为基点的各种范畴却或多或少直观地与空间的直接性联系在一起。对于中世纪佛兰德平原各城市里的社交协会来说，人们列举了3个这类基础：“天然的共同性”，也就是说，在城墙和沟堑共同保护下的住所的联合；城市的陪审员制度，这样一来，社区就变成为法人；划分为教区的居民教会联合会。这是3种根本不同的旨在团结同一个区域之内同样数目的人员的动机。所有这3种动机都占据着同一个地区，并使之不受干扰地保持在一起，宛若光波和声波填充着同一个空间一样，3种动机促使它作为一个统一空间聚合在一起，并没有使“城墙和沟堑”的功能在外在直观性上让这一个动机原则上优先于其他的动机。各种历史空间形态尤其要求种种心灵的功能，空间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活动，只不过是人类把本身不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感官意向结合为一些统一的观点的方式，这反映在上述的要求里。
尽管如此，强调事物和事件的种种空间意义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它们在实际上的进程往往是这样的，因此对于观察来说，它们的空间性的形式的、正面的或负面的条件特别突显出来，我们能够在它身上获得各种现实力量的最清楚的证明。尽管一次化学反应过程或者下一盘棋，犹如一次战争的征伐或者犹如一些农业产品的销售那样，最终都同样受到空间条件的制约，但是，面对这种情况和那种情况，认识兴趣所采取的照准方向在方法上是十分不同的，因此，空间和地区的条件和确定性问题在那里完全落在空间和地区之外，在这里则十分明确地包括在其中。
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除了它一般所包含的意义外——也被感到是空间的填充。倘若在特定的空间界限之内居住着一些相互孤立隔绝着的人员，那么，每一个人都恰恰以他的本体和活动填充着他直接占有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和邻近的那个人的位置之间是未填充的空间，实际上，一无所有。在这二者进入相互作用的那一时刻，他们之间的空间似乎是填满了，而且变得有生机了。当然，这只能建立在“之间”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在两个要素之间的一种关系，但是它仅仅是一种在一个要素和另一个要素身上内在发生的运动或者变化，现在在它们之间——在空间上进入它们之间的意义上——发生。
不管这种双重意义在一般情况下会导致什么样的谬误，它都在这个社会学的案例里具有更深刻的意义。这个“之间”作为一种纯粹功能上的相互性——相互性的各种内容仍然留在它的人员载体的每一个载体身上，在这里也确实作为存在于后者之间的空间位置的要求得到实现，在这两个空间位置的一个和另一个上，每一个载体都拥有一个指定给他的、仅仅由他自己填充的位置。康德曾经把空间界定为“待在一起的可能性”，这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相互作用使此前空虚的和无价值的空间变为某种对我们来说是实在的东西，由于空间使相互作用成为可能，相互作用填充着空间。
社会化采取各种个人相互作用的种种不同的方式，促成了待在一起——在精神的意义上——的其他的种种可能性；但是，有些可能性是这样实现的，即像在所有其他可能性那里借以实现的那样，这种情况借以实现的空间形式对于我们的各种认识来说，特别加以强调是有道理的。因此，为了阐明种种社会化形式，我们要探讨一种社会化的空间条件对于它的其他的确定性和发展在社会学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首先是共同体生活形态要预计到的空间形式的若干基本品质。
A.这方面包括人们可能称之为空间的排他性的东西。正如只有一个惟一的、普遍的空间，所有单一的空间都是普遍空间的块块一样，每一个空间的局部都有某种惟一性，几乎不可能与之相类似。设想在多数里有一个区域特定的空间是十分荒唐的，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有可能在其他的一些客体中，存在着数目众多的完全相同的样品；因为所有的样品中，没有一个与另外一个能够相吻合，由于每一个样品都占据另一个空间局部，因此还会有若干个完全相同的样品，它们的特性是绝对不能够区分的。也就是说，空间的惟一性传授给各种物体，只要它们仅仅被想象为是填充着空间的，而这对于我们一般正好是强调和利用空间意义的东西的实践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是在土地方面，土地是为着我们的目的填充和使用空间的三维的条件。
一个社会的形态与某一个特定的土地面积融合在一起，或者可以说休戚与共，它在同样程度上具有一个惟一性或者排他性的特征，这种特征以别的方式是不能同样达到的。某些结合的类型，按其整个的社会学的形式，只能这样来实现：在一个由它们的样品之一填充的空间区域之内没有为第二个样品留有位置。与此相反，在其他的类型中，可能是任意数目的——社会学性质相同的——样品填充着同一个范围，因为它们相互间仿佛是可渗入的；因为它们与空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因此它们也不可能在空间方面陷入冲突。对于前者来说，惟一的、完全相吻合的例子是国家。关于国家，人们曾经说过，它并非是很多面体当中的一个联合体，而是主宰一切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在其方式上是独一无二的。考虑到国家的空间性质，无论如何，这种观念——它的正确性对于国家的整个本质来说在这里是毫无疑问的——是适用的。国家创造的个人或者创造国家的个人之间的结合方式与领土十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认为在同一片领土上有第二个同时的国家并非是能够实现的想法。
乡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同的性质：一个城市的区域之内只能有这个城市，但是，如果在同样的边界之内出现第二个城市，那么这不是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城市，而是在两片过去联合在一起的但是现在已经分开的领土之上。然而，这种排他性并不像国家的排他性那么绝对。一个城市——在一个国家之内的一个城市——的意义和发挥作用的领域并不终止于它的地理的边界线上，而是——或多或少可以觉察到——借助精神的、经济的、政治的进军浪潮，扩大至整个国家，因为一般的国家行政管理让每一个局部的各种力量和利益与整体的各种力量和利益互生在一起。从这种观点看，社区在丧失它的排他性的性质，并在功能上扩张至整个国家，因此，后者是所有各个社区的可以说是思想上扩展的、共同的作用领域。由于每一个社区的作用都超出它自己的直接的边界线，它就遇到所有其他的在相同的整体领域发挥作用的社区，因此在后者之上，没有任何一个社区是惟一的社区，任何一个社区都在它的较狭窄的领域的排他性周围，安排着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在这个较广阔的领域里，它就不是惟一的。
在一个具体的城市之内，也可能重复着群体生活的这种地区形式。如果说由德国的马克社区发展为主教的城市，那么，自由的社区永远不是整个城市马克的所有者，毋宁说，除了它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主教，主教拥有一个由依附人员组成的规模广泛的根据自己的法执政的统治联合体做后盾；此外，在大多数的城市里，还有一个拥有一个特殊管理的庄院社区的国王的徭役庄院；最后，还有独立的寺院和犹太人社区，它们都按自己的法生活。也就是说，在较早的时代，在城市里可能有一些社区，但是，并非真正的城市社区。然而，在所有这些分割体一起融合为一个城市公团之前，由空间的来往接触而发展起来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共同的城市和约里。随着城市和约的缔结，这就给所有的居民一项普遍保护的法，它高于他们的特别的个人权利。也就是说，每一个区域的法的适用范围都超出它的边界——在这个边界之内，每一个共同体都是惟一的——采取对所有区域都相同的方式，扩展至一个包括所有区域的整个领域；随着法的适用范围的这种扩大，同时也丧失了地区的排他性。
犹太人社区
这种类型构成向各种群体空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阶段的过渡，在这个阶段上，因为它们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它们也不要求拥有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惟一性。因此，在一个城市的领土上，可能有任意多的在社会学上性质相同的行会相互并存。每一个行会都是全市性的行会，它们不是在量上瓜分既定的范围，而是在功能上；它们并不在空间上相互碰撞，因为它们作为社会学的形态并非空间性质的，哪怕它们在地点上是确定的。按其内容，只要对于每一种特定的手工业来说，在城市里只有一个行会，再也没有为第二个行会留有空间。它们就具有在填充空间的范围上的排他性；然而按其形式，则可能有无数这类方式的形态毫无矛盾地来填充同一个空间。
教会提供着这一系列的最极端的范例，至少当它——如天主教教会——提出要求要扩大至所有地方和不受任何区域限制的时候，情况如此。然而，例如在同一座城市里，可能有若干这类性质的宗教聚在一起，此时天主教教区同样是“城市的天主教教区”，也就是说，在同城市的某一种特定的组织的地区的关系上作为统一体存在，犹如任何一个其他的宗教的教区十分相应的情况一样。教会的原则具有非空间性质，因此，虽然扩展超出任何空间，但是却不会从任何一个空间排斥任何形式上相同的形态。
在空间性的事物之内，有一种与时间上的永恒和无时限性对立的对应物，按其本质，后者根本不被现在或者从前或者以后的问题所触及，因此当然可以企及任何的瞬间，或者任何瞬间都展现在眼前，前者恰恰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即无穷无尽的和不间断的时间的概念。我们找不到同样简单的表述来表示在空间性的事物之内的相应的区别，一方面各种超空间的形态构成在空间性的事物里的相应的区别，按其内在的意义，它们与空间没有关系，但是正因如此，它们与空间的所有各个点都有一种均匀的关系；另一方面，那些并不享有与所有的空间点都有其均匀的关系作为均匀的惰性即真正作为纯粹的可能性，面是作为处处都切实的和原则上与空间休戚与共的形态、构成在空间性的事物里的相应的区别。显而易见，前者的最纯粹的类型是教会，后者最纯粹的类型是国家；在两者之间插入种种中间现象，我粗略提出几个。从坐标上看，它们的等级可能会有一种特殊的光芒投射到很多社会形态的形式的本质上，这个坐标从彻底的领土的固定性和由此产生的很多相同方式的形态的共管的可能性经过同一个空间地段，因此，显示群体与土地关系的近或者远、排他性或多样性，往往是群体结构的根基和象征。
B.空间的另一种品质对社会的相互作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品质在于：对于我们的实际的利用来说，空间是分割为一些块块的，它们被视为一些统一体，而且——既被视为其中的原因，也被视为其中的影响——被一些边界所保包围着。尽管地球表面的种种位形似乎事先为我们划定周边框框，我们把这种周边框框写进到空间的无限性里去，或者纯粹思想上的线条可能把土地分割为一些方式相同的块块，犹如一个分水岭那样，在分水岭的这边和那边，每一个小局部都被一个不同的中心所吸引，但是无论如何，对一个社会的群体在某种意义上所填充的空间，我们都理解为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既表示着也承载着那个群体的统一体，恰如它被群体所承载一样。
一个形态的周边框框，一个形态的本身返回原处的边界，对于社会的群体来说，具有与对于一个艺术品十分相似的意义。在艺术品上，周边框框发挥着两种功能，它们原本只不过是惟一的一种功能的两个方面：把艺术品对周围的世界封闭隔绝起来，并在自身之内把艺术品概括起来；周边框框宣示在它之内存在着一个只服从自己的各种准则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纳入到周围世界的规定性和运动中去；由于它象征着艺术品的自成一体的统一，它同时由自身出发，增强着这种统一的真实和印象，因此，由于社会的存在空间被一些明显意识到的边界所包围，所以一个社会的特征在内在上也具有共同归属性，反之，发挥相互作用的统一体，每一个要素同每一个要素在功能上的关系，在框定着的边界之内得到空间的表现。除了这种社会学的向心力，各种人物的这种终究仅仅是心灵的凝聚力能够成长为一条牢牢包围着的边界线在感官上被感受到的形象外，也许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如此强烈地证明国家的维系团结一致的力量。
人们很少弄清楚，在这里空间的延展是多么不可思议地迎合着社会学的种种关系的强度，空间的持续性正好因为客观上并不在任何地方都包含着一条绝对的界限，它到处都许可在主观上划定一条这样的界限。对待大自然，任何的边界划定都是随心所欲的，甚至在岛屿形势的情况下也如此，因为原则上讲，海洋也是可能“被占有的”。恰恰在由于自然的空间面形成的这种无先入之见上，产生确定的、有形的边界，尽情如此仍然存在着绝对的清晰，这种清晰使得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形成形式的力量及其渊源于内在的必要性显得特别直观。
因此，被界限框住的意识同可以说是大自然的边界（高山，河流，海洋，荒野）相比，也许不是最强烈的意识，而在纯粹政治的界限上才是最强的，政治的界限仅仅在两个邻里之间画一条几何的线条。亦即恰恰因为在这里，变动、扩展、入侵、融合更加易于理解，因为这种形态在其末端碰上活生生的在心灵上发挥作用的种种界限，不仅消极的抵抗，而且十分积极的拒斥都会来自这些边界线。任何一条这样的边界都意味着防御和进攻；或者这样说会更正确一些：它是两个邻里之间的那种统一的关系在空间上的表示，我们没有完全统一的术语来表示这种统一的关系，而且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统一的关系称之为防御和进攻的惰性状态，称之为紧张状态，在其中二者都潜伏着，蓄势待发，不管它们是否可能会得到发展。
这样一来，当然不容否定，在任何情况下，在那些自然的区域封闭上，心理学上划定界限都会容易些，而且得到强调；是的，空间通过对其土地面积的划分，往往被分割为若干部分，这些分割以奇特的方式使居民当中的关系和居民与局外人的关系具有各自的色彩。最为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山区居民，他们奇特地把自由思想和保守主义、相互之间态度冷淡和热烈眷恋土地融为一体，然而眷恋土地创造着他们之间的一条极端强有力的纽带。在山谷里，保守主义可以非常简单地从与外界交往的困难和由此而产生的缺乏改变的激情得到解释。在山脉地势没有发挥这种阻碍作用的地方，例如在希腊的一些地区，保守的倾向绝不会占优势。也就是说，它仅仅具有消极的诱因，同其他的地理的确定性相比，也具有相同的结果：尼罗河提供给它的两岸的居民以它能够保障给他们以及开发利用所需要的活动的东西，一方面极端均匀，千篇一律；另一方面，它的河谷十分肥沃，因此居民一旦到了那里，就没有理由进行动荡不安的移动。这些十分积极的理由给该地区不断重复的生活内容打上形式单调的烙印，把他们牢牢地束缚住，就像套牢在一台机器的规则上，往往把某种保守的僵化长达几个世纪地强加给尼罗河谷；在爱琴海的海岸边，哪怕仅仅由于地理的原因，也基本不会达到如此的保守僵化。
界限的概念在人们相互间的一切关系里都极端重要，虽然它的意义并非总是一种社会学的意义；因为它往往充分表示，按其权力或者智慧，按其忍受或者享受的能力，一个人的人格范围都有一个界限——但是，并非在这个顶端上开始另一个人的范围。并用它自己的界限更明显地把前者的界限确定下来。后者即社会学的界限意味着一种十分奇特的相互作用。两个要素的任何一个都对对方发挥作用，因为它给对方划定界限，然而这种作用的内容正好是规定根本不想或者不能超出这条界限，即不对对方产生作用。如果说这种相互划定界限的普遍的概念是取之于空间的界限，那么后者——更为深刻地——只不过是惟一切实的、心灵的划分界限过程的结晶或空间化。不是各个国家，不是各种地块，不是城市区域和农村区域相互划定界限，面是居民或者财产所有者们发挥着我刚才提过的相互作用。
从两个个人或者众多个人的复合体的活动范围中，每一个个人本身都获得某种内在的完整性，它的各种要素的某种相互依赖，某种与它的中心的生动活泼的关系；正因如此，在二者之间才造成以空间界限为象征的东西，通过意识到权力和权利不得扩展到另一个活动范围去，来补充自己的活动范围的正面权力和权利规模。界限不是一种具有种种社会学作用的空间的事实，而是一种形成空间形式的社会学的事实。（……）
C.空间对于社会的形态的第三个重要意义在于它使它的内容得以固定化。一个群体或者它的某些特定的要素或者它们的利益的基本对象物是完全固定的，或者按其空间尚未能确定，很显然会影响它的结构。游牧的群体或者有固定居民点的群体的情况会因此有多么大的区别，业已多次作了十分充分的论述，在这里只需略作提示就足矣。在这里涉及的绝对不仅仅是固定化原则的公式化的继续：在空间的效果上，它在实际的生活内容里表现为稳定化和牢固的秩序。因为这种不言自明的相互关系根本不是普遍适用的；恰恰是在十分牢固的、不可能从外在上脱离根基的状况下，人们将可能脱离某些调节和法律的控制，而在普遍的不安全和动荡的、比较易于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则需要调节和控制。（……）
在区域空间上固定化在社会学上更为特殊的重要性，人们可以通过“转动点”的象征性表述来表示：一个利益对象物在区域空间上被固定住，促使形成某些围绕着它组成的特定的关系形式。此时，任何方式的谈判、经济上的大宗交易围绕着不动产进行，任何的不动产真正是不稳定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这样一种稳定的转动点。不过，对象物在地域空间里的不动性在今天至少不以社会学上特别典型的方式决定着那些关系。从事经济活动的各种个人在抵押方面实现的关系里，发生一些并非无足轻重的变化，从中可以观察到这种情况。后者仅仅与不动产相联系的原因，是不动产的固定性与它的不可破坏性结合在一起，不可破坏性可以被视为前面所探讨的排他性的相关补充物：我们的空间的每一个部分可以说都被局限在惟一性上，这一部分就为这种惟一性赢得不朽性，由于其不可消失，所以地产特别适合于用作抵押担保。因为只有这样，抵押物才有可能仍然留在债务人的手中，而债权人又可感到完全放心无虑；它既不可能被人运走，也不可能与另一个抵押物混淆换错。
然而此时，保险的原则正好拥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在空间里绝对缺乏固定化，但是却可以使之进入抵押之列，即各种船只。因为对于抵押来说，在空间的固定化方面特别重要的是适合于公开注册登记，这对于各种船只来说，在另一方面是特别容易办到的事情。这样一来，犹如在很多其他的情况里一样，实质的确定性就表现为一种按其意义是功能的确定性。固定性作为地产的一种品质有利于提供作抵押，在实际上。固定性达到这种状况至少部分地是通过公开性，固定性倾向于公开性，但是，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建立公开性，且具有相同的结果，有异曲同工之效。因此，在这里，经济上相互作用的转动点虽然完全占压倒优势地是一种空间固定化的价值，但是根本不是由于它的不动性，面是由于某些与这种不动性相联系的功能。
不过，中世纪的情况则完全两样，整体面言，中世纪要求生活内容的稳定性和活动性具有一种根本不同的混合。我们发现在中世纪的交往中有无数的“关系”，它们对于我们的理解来说，完全脱离经济的和私法的行动，但是却成为这样一种行动的对象。对领土的统治权力和在领土之内的司法权力，教会（收受）资助的权利和税收权利，道路和铸币特权，这一切都可以出售或出借，可以作为抵押或馈赠。把这样一些不稳定的、本身就存在于人们之间的纯粹的相互作用里的客体再次变为经济的相互作用的对象，倘若所有这些权利和关系不具有在它们实行的地点上是不可移至远处的、固定的特性的话，毋宁说，这样做还会导致产生一些动荡无定的和麻烦的状况。这就是稳定的因素，它给予它们的生机勃勃的和相对主义的本质以极大的牢固性，因此，正是在它们的周围，现在能进一步形成一些经济的相互作用。它们在地点上的固定化不像一个实质的对象物的固定化——人们总是重新发现实质对象物在原来的同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转动点的真正在理念上的固定化。这个转动点按照一定的距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附，把各种要素牢牢地凝聚为一个体系。
在各种相互独立的要素的接触和联合只能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进行的地方，作为社会学的关系的旋转点总是处处都赋予固定的地方以重要的意义。笔者在这里探讨这种现象的几个例子，它们真正表现着内在的和空间的社会学的确定性的某种相互作用。对于教会来说，在散居在外的情况下，在一个地区之内哪怕只有十分微不足道数目的追随者，也立即建立一个唱诗班或者设立一个固定的灵魂关怀站，处处都是一种极为英明的政策。这种地域空间上的固定化变成为信徒们的关系和团结一致的一个转动点，因此，不仅宗教的共同体力量取代孤立的力量得以发展，而且由这样一个很直观的中心放射出来的各种力量，也会在那些属于共同信仰的但由于孤立分散其宗教的需求以致长期以来沉睡不醒的人身上，重新唤起这种归属意识。天主教在这方而远远胜于福音教。它在散居在外的情况下，并不坐等成立一个正式的人员的教区，不坐等在空间上建立这种教区，而是围绕着最小的核心，它就开始着手进行后者的工作，而这种地区化无数次地成为一种内在上和数量上日益增长的教区生活的结晶点。
城市处处都发挥作为交往转动中心的作用，对于城市较狭窄的周围的交往如此，对于较广阔的周围的交往也如此，也就是说，每一座城市都会在其身上产生无数的、持久的和变换无定的交往行动的转动中心。交往愈是活跃，它对各种城市的要求就愈坚定，这样一来，就愈显示出它的活跃根本不同于原始群体的动荡不安的、游牧的流动性。这是社会的生机勃勃的典型的对立：社会的生机勃勃是否简单地意味着一种争取摆脱在空间上和客观上的既定物，以及意味着游牧民族在几个变换着的牧场之间的循环，还是围绕着固定的一些点运动，二者相对立。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的生机勃勃才真正形成，才为持久价值的积淀赢得某一种结晶点，即使这些持久价值也仅仅存在于关系和运动的持恒的形式之中。从根本上讲，它们的流动性形式的这种对立在很多方面主宰着外在的和内在的生活，因此，它在空间上的实现似乎是作为纯粹的特殊情况出现的。
精神的和社交的种种关系是否有一个牢固的中心，各种利益和对话围绕着这个中心循环；或者它们是否简单地随着时间的线的形式长流；或者两个政治党派之间是否拥有一个牢固的点，不管是一种倾向的持久的相同也好，也不管是一种持久的敌对也好；或者它们关系的发展是否依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不援用先例；在单一的人身上是否有一种强烈的、色彩单调的生活感情——诸如美学性质的生活感情——占主导地位，这种生活感情把他的种种不同的利益——宗教的也好，理论的也好，社交的也好，情爱的也好——结合在一起，使之相互和谐，固定在一个范围内；或者他的种种利益仅仅依赖其固有的强大状况开展，没有这类持久的追溯关系和方向性的准则——显而易见，这制约着各种生活模式的最大的差异，而且通过二者的不断的斗争和混合确定着我们的生存的真正的进程。
然而，这一切正好是同一个普遍的对立的各种扩大，在地域空间上社会学的转动点就属于这种普遍的对立。由于交通把城市变为一个这样的转动中心，因此交往的真正的意义才正在形成；但是，同简单地力争进入无限相比较，后者是运动遇到的第二个势均力敌的力量，而这种相遇却不必是一种敌对的遭遇——在形成交往之前，二者的遭遇总是这种情况。毋宁说，此时相遇不再意味着一种力量的相互摩擦，而是意味着一种力量的相互补充，因而意味着力量的增加，力量的增加需要并且因此也产生着一个空间的支撑点。（……）
D.一些处于某些相互关系之中的人员，由于他们之间在感觉上的接近或远离，空间提供着外在的关系的第4种类型，这些外在的关系转变为社会学的相互作用的生机勃勃。第一眼就令人坚信，通过原则上相同的利益、力量、思想意识维系团结的两种联合，将会根据它们的参与者在空间上是否相互接触，或者相互分隔，而改变它们的性质。也就是说，不仅在整个关系的某种区别的不言而喻的意义上，因为除了那种关系外，在内心上还补充着独立于它的、由于形体的接近而形成的一些关系，而且从空间上进行阐述的相互作用也会大大改变前一种——哪怕可能还有距离的——关系。经济的卡特尔化也好，友谊也好，集邮协会也好，宗教共同体也好，都可能长久地或暂时地放弃个人的接触；但是。如果无须克服距离，那么立即就会显示出维系团结一致的纽带的无数的量的和质的改变的可能性。
卡特尔为法语cartel的音译，原意为协定或同盟。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了垄断市场，获取高额利润而达成有关划分销售市场、规定产品产量、确定商品价格等方面的协议所形成的垄断性企业联合。它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1865年最早产生于德国（德语：Kartell）。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
在论述这种可能性之前，首先必须提醒注意原则性的东西，即这两种结合方式的区别毋宁说是相对的，不像一起和分开的对立的逻辑上的僵硬一样，那么令人揣测地绝对。前者在心理学上的作用实际上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为间接交往的手段所取代，而且还更多地由幻想的手段所取代。恰恰是人际结合在心灵方面对立的两极：纯粹客观事务的——非个人的一极和完全针对心情的强度的一极，最容易实现这种效果。一极是：某些经济的或者科学的交易行为，因为它们的内容有逻辑的形式表述，正因如此，可以一览无余地作文字的表述；另一极是：诸如宗教的和某些心灵的结合，因为幻想的力量和感情的奉献以一种往往似乎是完全神秘的方式，克服时间和空间的条件。随着这些极端丧失其纯洁性程度的增加，就愈发需要在地点上的接近：倘若那些由客观阐述的关系出现一些漏洞，且它们又只能通过一些在逻辑上无法把握的、难以预料的事物来填补，或者倘若纯粹内在的需求不能脱离外在感官需求的某一种并列对应物，那么就更加需要在地点上的接近。从这种观点看，社会的整个相互作用也许产生着一种分级化：空间上的接近或者空间上的远离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要求或者容忍现在的形式和内容的某种社会化。人们如何才能够汇集这样一种坐标的各种标准，其方式下文将进一步举例论证。
一种社会化在空间上的张力容量在相同感情和利益条件下，取决于抽象能力的现有程度。意识越是原始，就越不可能想象空间上分开的东西具有共同的归属性，或者空间上接近的东西不具有共同的归属性。在这一点上，进行社会化的力量的方式直接追溯到精神生活的最后的各种基础上，即追溯到：尚未受过训练的想象的幼稚的统一性，根本还不能很正确地在自我及其周围之间进行区分。一方面自我尚未进行个人主义的强调，消失在其他的人和物的形象里，犹如在儿童身上缺乏自我和早期社会状况的半共产主义的未分化所显示的那样；另一方面，在这个阶段上，尚不承认各种客观物体的自为的存在。儿童和原始人的天真的自私自利想要干脆占有一切渴望的东西——他几乎渴望得到一切他在感性上贴近的东西，因此在实际上把自我的范围同样扩展至各种事物之上，在理论上。只有由于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对客观规律性的无知才会发生这种情况。于是，显而易见，在这种心灵的状态下，感性上的贴近对于意识到相互归属在一起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诚然，因为这种贴近并非作为客观的、空间的事实，而是作为凌驾于这种事实之上的心灵的上层建筑来考虑的，因此，正如业已提及的那样，有时甚至在这个阶段上，它也可能为其他的心理学上的状况所替代，例如通过属于同一个图腾团体；在澳大利亚的黑人当中，共同的图腾归属性使各种来自完全分开生活的群体的个人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在群体之间的斗争中，他们相互让路。然而整体而言，在原始的意识之下，惟有外在的接触才是内在的感动的载体——哪怕后者的性质是多么不同——未分化的想象不能正确地把二者相互分开，犹如今天还处于小城镇的落后的情况下，同邻里的关系和对邻里的兴趣起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在大城市里的作用一样，在大城市里，由于外在生活景象的错综复杂和混乱，人们变得习惯于持续不断的抽象，习惯于对空间上最贴近的东西无所谓和同空间上很遥远的东西有密切的关系。有些时代，跳越空间的抽象是客观环境所要求的，然而受到心理学不发展的阻碍，因此在这些时代里，关系形式的严重后果是产生社会学上的种种紧张。例如，盎格鲁萨克逊国王对于教会的庄严保护曾正确地归结于远离罗马的教廷。当时，人员的当面存在还很严肃地被感到是实施权威的条件，人们还不能善意地把这种权威放任让一个如此遥远的行政机构去处置。
此外，我也想假定在这种相互关系之内有一种历史的反作用。一部分人精神上占优势或者环境迫使关系保持某种距离成为不可避免的，克服距离的意识尚未真正成熟，在这种地方，这必然十分有利并促成进行抽象的培养，同时仿佛大大促进了精神的伸展能力，社会学上的必然性必然会培育它的个体心理学的器官。比如，中世纪欧洲同罗马的关系——当然在并非由于空间的距离而使关系失灵之时——恰恰变成为培养抽象能力的学校，即超出感性最为贴近地进行感受的能力，仅仅由于其内容面发挥作用的各种势力战胜依赖空间方面现时存在的势力的能力。对于任何一种有关的社会学上的关系来说，似乎都有一道克服距离的“门槛”，因此，在某种程度之内空间的距离提高着借以克服它的抽象的能力，然而在这个阶段之外，恰恰会令这种能力瘫痪。
各种空间距离及其种种不明显的过渡和不同的心灵的意义，总的来说，显示出很多的“门槛现象”，与时间距离相结合时，尤其如此。在感情关系上，这最为引人注目：某种空间的距离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把相互间的感受带到其可能达到的最高强度，不过，从某一个时刻开始，感情的力量可以说是消耗殆尽，并导致冷淡和无所谓。很小的空间距离按其内容，只能微乎其微地改变其感受，很大的空间距离则会令感受宛如熊熊烈火达到绝望的剧烈程度；另一方面，正是那种在空间上不严重的分开，如果分隔无法克服，往往导致最悲剧性的情况，因为相互背道而驰的势力在其实质的力量上会更加明显地被感受到，比本身没有差异的空间插足其间的情况下更强烈地被感受到：纯粹有形的障碍并不像道德的障碍那样具有令人愤世嫉俗的东西，它发挥作用并不作为一种针对个人人格的事实，而是毋宁说，作为普遍的人类命运。
如果说各种远距离的关系首先是以智力的某种发展为前提的，那么与此相反，地区接近的更为感性的性质表现在人们与贴近的邻居一般处于友好的关系或者处于敌对的关系之中，总之，处于非常实际的关系中，而且如果空间狭窄，则一般都不可能出现相互冷漠。智慧占主导地位总是意味着降低感情上的极端。正如作为心灵的功能一样，按其客观的内容，智慧处于感情和意志在其间来回摆动的对立之外，它是不偏不倚的原则，因此，不管是具有强烈唯理主义色彩的各种个人也好，也不管是具有强烈唯理主义的各种历史时代也好，一般都不会以片面性见称，或者以强烈的爱和恨见称。
这种相互关系也适用于人的各种关系。智慧尽管提供一种普遍理解的基础，但是也因此在人之间设置一种距离；因为它使相距最遥远的人之间能够相互接近和协调，所以它也在最贴近的人之间促成一种冷静的而且往往令人疏远的客观求实性。如果说与在空间上的遥远的人们的关系往往显示出某种平静、稳重、不感情用事，那么这对于幼稚的思维来说，似乎是距离的直接的结果，恰如同样的思维根据穿过空间的程度把抛物运动的减弱看作最单纯空间遥远的结果。实际上，空间距离的意义仅仅是排除感性的近所引起的动荡、摩擦、引力和斥力，因此在整个进行社会化的心灵过程之中，为智慧的过程赢得多数的位置。由于空间上的贴近，人们不可能小心谨慎和选择，只能在双方最为不同的地位和情绪中进行接触，面对空间上的贴近，一般只有坚定的感受，因此这种近既可能是最激情洋溢的幸福的基础，也可能是最忍无可忍的强迫的基础。
有一条很古老的经验：住在同一所房屋里的居民，只能是要么关系友好，要么关系激对。在存在着很近的关系的地方，又不能由于持久的直接贴近而在其本质上更进一步提高这种关系，因此在这种地方，最好避免这种贴近，因为它本身带来很多具有针锋相对色彩的机会，因此可能使人所获甚少，但是所失甚多；有他的邻居做朋友是件好事，但是，有他的朋友做邻居则是危险的。也许只有很少的友谊关系，它们才不会把某种疏远编结到它们的贴近之中去。空间上的远距离取代看那些往往令人尴尬的和令人扫兴的措施，在不中断接触的情况下，要保持这种内心的距离，就得采取那类措施。
在很接近的情况下，感情两极化的那条规则的某些例外证实着它的基础：一方面在受很高教育的等级里，另一方面在现代的大城市里，在最贴近的同楼道的邻居当中，可能出现十分冷淡和排除任何的相互间的感情反应。在第一种情况下，占优势的智慧会降低对——可以说是——接触刺激的冲动性反应，在第二种情况下，因为不断地接触难以计数的人，由于麻木不仁，因此恰恰引起相同的效果；在这里对于空间上接近的人的无所谓态度简直就是一种保护机制，没有它，人们在大城市里，在心灵上就会被消耗殆尽和肝胆俱裂。在活泼的禀性与大城市生活的起削弱作用的结果针锋相对的地方，人们偶尔也寻找过其他的保护机制：在皇帝时代的亚历山大，5个城市住宅区中有2个主要居住犹太人，人们想通过双方都遵守自己的传统，来尽可能预防邻里之间的各种冲突。如果说在激烈冲突各方之间的和平的缔造者，首先试图把它们在空间上加以分开，那么，如果它们相距遥远，他又努力想把它们撮合在一起，这两种办法就根本没有矛盾。因为在有些人当中，拥有在距离上发挥作用的幻想，放纵感情的不受阻碍的夸张，但是，面对这种夸张，感性的贴近——不管可能有多么近——的激动的后果，似乎同时有某种局限和终了。
现代大都市中，拥挤而麻木的人潮。
E.一切迄今为止所观察的社会学方面的形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描绘了空间的静态的相互并立：划分界限和距离，固定性和毗邻，犹如空间的位形一样，是深入到分布在空间里的人类的内部结构里的继续。后面这个事实把崭新的后果与下述可能性联系起来：人们从一个地方运动到另一个地方。因此，就开始出现他们的生存的空间制约性，正如人类从根本上讲只有通过他们的灵活运动性才能赢得我们所认识的生存一样，在狭义的地方变换即在漫游中，对于他们的相互作用产生无数的特殊的后果。我们在这里可以简述几种后果。从社会学的观点看，这些现象可作这样的基本划分：与一个在空间上面定的群体相比，在一个流动的群体里，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化的形式？如果不是作为整个群体，而是作为它的某些要素流动，那么对于群体本身和对于流动的人员来说，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化的形式？
1.第一种类型的主要形态是牧民流浪制度和那些人们可以称之为民族迁徙的运动；同时对于前者来说，漫游属于生活的本质，这最明显地表现在总是没完没了，总是返回到原来那些地方转圈圈上，但是，在民族迁徙时，漫游则感到是两种不同生活形式的中间阶段——不管是固定的生活方式也好，也不管是这两种生活形式的较早的那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也好。只要社会学的观察仅仅探讨漫游本身的作用，那么它就不必把这两种方式分开。因为那种对社会形式的作用在这两种的情况下典型地是相同的：压制或者消除群体的内部分化，因此缺乏真正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缺乏往往与独裁的一人统治相协调。对于后一种情况，首先会令人想起父权家长制的状况与游牧人的关系。对于狩猎民族来说，如果分散和流浪的必要性上升，那么男人会让他的老婆远离她的家庭的邻里，这样一来，就剥夺她对邻居的依靠，更坚决地把她置于他的权力之下；因此，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当中，家庭的流浪直接使女性亲戚组织向着男性亲戚组织过渡。
游牧民族
此外，在真正的游牧人当中，饲养牲畜取代了狩猎的位置，后者与前者。一样，处处都是男人们的事务。由于这种男性对最重要的或者惟一的获得食物的领导，在游牧人当中，男人的独裁专制形成了。然而，家庭的和国家的独裁专制制度不仅一般都处于互为生成的关系之中，而且游牧民族还会比单一个人没有土地作靠山时更加坚定地促进后者。使游牧人民处处都既成为强盗的主体也成为强盗的客体的同一种情况即财产的变动性，使整个生活成为某种不稳定的和无根基的东西，因此抵抗有权势的、团结在一起的人物，肯定不会十分有力，不像在每一个单一个人的生存都牢固确立在他的土地上的地方那么强劲有力，特别是因为在这里没有能够退让回避的机会，宛若马上就要强调的一样，对于流浪的手工业满师徒工来说，能够退让回避的机会是对付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倾向的一种独特的武器。
除此之外，实现那种专制主义的联合团结，大多数是为了战争的目的，比起耕作土地的农民来，喜欢冒险的和野蛮的牧民总是更加富有好战的气质，更能投身于战争的目的。如上所述，游牧的群体一般缺乏严格的和牢固的组织——这种组织一般是各种军人独裁所采取的技术。由于各个游牧家庭非常分散、相隔遥远、相互独立，因此根本不存在着结成严格和牢固组织的素质，因为任何更加精细的和包罗更广泛的组织都是以劳动分工为前提的，但是，劳动分工又是以各种要素的某种密切的、空间的或生机勃勃的接触为前提的。不过。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迁徙汹涌澎湃，贯穿欧洲历史，并不比中国的、波斯的和印度的历史逊色。显然，这种专制主义的联合团结并非有组织的结合，而是它的冲击力恰恰是建立在根本毫无区别的要素的机械的聚集之上的，这种聚集随着一般污水浊流的均匀的和没有空间间隙的压力倾泻而下。平原和草原一方而对游牧生活富有魅力，另一方面是部落迁徙的策源地，因此，东欧、亚洲北部、亚洲内陆和美洲平原地区，最少显示出有业已形成的种族类型。这种人种学上的平均化，与其说是一种社会学上的平均化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后果。
在空间里的运动与社会和个人的生存内容的分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关系。二者仅仅构成心灵对立倾向的一个方面的不同的满足，心灵对立倾向的另一方而朝着生活感觉和生活形态的安静、均匀、实质的统一行进：各种斗争和各种妥协，二者的混合和二者变换着优先统治，可以用来作为把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内容都放入其中的模式。在现代人当中，不同需求的极端上升同对抓住这两种形式，即地方的变换和分化，然而在其他的情况下，它们恰恰能够相互替代，因此在空间里稳定的社会内部进行着强烈的分化，与此相反，流动的社会从一开始就满足了对于他们的神经状态所必需的分化的感觉，对于具有针锋相对预兆的、同时的生活倾向，需要一种社会的平均化（加以弥补）。（……）
利文斯敦谈到非洲的一些家族的下属部分，它们一般显然并不十分密切，但是当整个部落漫游时，它们则相互依靠，相互支持。来自中世纪的报道往往说，一起结伴流浪的商人在他们当中实行严格共产主义的秩序，在国外成立的商人同业公会或者商业联合会，常常结为彻底的生活共同体，尤其是在它们发展的初期，这只不过是（实行严格共产主义秩序）这种情况的继续。
除了漫游的平均化因素外，在这类情况下，也许也不乏专制独裁的因素。在罗马皇帝时代，旅行商队从巴尔米拉出发，穿过幼发拉底河地区，至少人们强调，它们的头头是有悠久历史的贵族中最优秀的男人，后来（荒漠上的）商旅贸易的参加者往往为他们建立纪念柱。因此可以设想，他们在旅途上的权力是一种很严密的权力，宛若在十分类似的情况下，在航行时船长的权力一样。正是因为漫游本身是个体化的和孤立化的，因为它使人要自力更生，因此它把他推向紧密的、不分你我的团结一致。因为它剥夺个人在家乡的靠山，但同时也使他们失去在家乡的牢固的等级，这恰恰会使他们感到必须通过尽可能团结一致，成为一个超个人的统一体，来补充流浪者的命运、孤独和无依无靠。（……）
荒漠上的商队
2.与此完全分别开来，还必须观察，一部分人的漫游如何影响整个定居的群体的形式。在有关的很多现象当中，我在这里仅仅提及两种，其中之一应该探讨在群体的统一化方面的作用。另一种恰恰是研究群体二元化方面的作用。为了在一个地域空间广阔的群体之内强有力地把相距遥远的各种要素面结起来，高度发展的时代形成一种手段丰富多彩的体系，首先是形成客观文化的整个均匀的、由意识伴随的东西，哪怕这种意识在这里是在相同的圈子的任何一点上的东西：语言、法、普遍的生活方式、建筑物和器械风格的相同；此外，各种功能的协调统一：国家和教会的中央集权化的和同时处处都扩展的行政管理，企业家和产业工人的种种进行选择的然而超越一切地方分隔的各种协会，批发商和零售商在商务上的种种结合，研究学问的同仁的更多的是思想的但非常有效的种种联合，军人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大学教授联合会，任何一种收藏家的联合会——总而言之，一个包括着绝对的或者局部的中心的乱线团，它把一个文化高度发展的国家的一切部分团结在一起，当然，能量的分布十分不同，因为既非实质的文化按其规模和方式是充分均匀的，也非各种功能的结合都以同样的兴趣和同样的力量把一切要素都倾注到它们的中心上。
无论如何，只要这些统一化发挥作用，它们就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和仿佛是偶尔地需要人员通过广泛的地域的运动。现代的生活一方面通过那种客观的均匀性和知晓各种共同的接触点，另一方面通过一劳永逸确定的种种机构设置，最后通过书面文字的相互理解，来成功地实现社会的统一的意识。然而，只要缺乏这种客观的组织和技术，统一化的另一种后来退居次要地位的手段就具有突出的意义；当然，漫游由于它的纯粹个人的性质，永远不会与空间领域的广度和那些手段相吻合，而且在内容上永远不可能对一种相同的规模进行集中化。（……）
无论如何，旅行从根本上讲在很多方面是集中化的惟一的载体，至少经常是比较而言最强大的载体之一，尤其是在政治的意义上。国王有一部分采取一次性巡游的形式，个人亲自把国家的各个部分收归他的财产，正如有关古代法兰克人的报道所表明的那样，正如瑞典从前的国王们所做的那样；另一部分是这样做的：国王或者定期或者长期在国内四处巡游——前者发生在最古老的俄罗斯的统治者们那里，他们每年都巡游所有的城市。后者发生在古老帝国的德意志的皇帝们身上。俄罗斯的习惯服务于维系国家的团结，德国的习惯渊源于缺乏一个帝国首都，正因如此，虽然这是令人忧虑的非中央集权的标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正是最佳的选择：让国家的不同部分团结在国王的个人身上。正是德意志王公们这种四处巡游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运输工具，交纳给他们的实物捐赋不得不就地消耗——建立了在每一个地区和国王之间的一种完全个人的关系。
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建立巡回法官也服务于类似的目的。在中央集权和交往不完善之时，伯爵领地的行政历来就任凭直辖的地方行政长官恣意滥用。到了巡回法官时才把最高的国家法院带到各地，由于他们作为外来人对全国的每一部分都保持着距离，并且由于他们的司法在内容上的均衡性，因此到了他们出现时才把全国所有的地方纳入法和行政的统一，它们现在置于各种单一个人之外。而集中在国王身上。只要尚缺乏远距离发挥作用的超越地区的手段，来以这种统治浸进地方的—固定的机构，官员们的巡游就提供着最有效的可能性，把空间地域上的各自为政集中到思想的、政治的统一里。
亨利二世
同样，对于一些人员的感官印象也在相同的方向上发挥作用，人们知道，他们来自整体的那个中心点上，又要回到那个中心点去。在这种直接性和直观性里，存在着由活动的要素所体现的组织的一种优点，这优越于那些由较为抽象的手段来维系团结的组织，这种优点有时会弥补前者的较大偶然性和个别化。（……）
固定的群体力争在功能方面克服由于个别分子来回游闯而造成的他们在空间上处于局外的情况，除了漫游对固定的群体的统一化作用外，还有另一种正好是服务于群体的对扰性力量的作用与之并存。倘若群体的一部分原则上是定居的，另一部分则以其流动性见称，那么就会产生后一种作用；形式的、在空间上行为举止的这种区别，现在变成为一种一般业已存在的潜在的或者公开的敌对的载体、工具，成为增加敌意的因素。在这里，最为明显的类型是流浪汉和冒险家，他们不停的四处游荡把他们内心的生活节奏的不安和放浪不拘的性格，投射到空间上。
从天然素质上看，定居的人和流浪的人的差别本身就已经给社会的结构和发展提供着无穷无尽的千变万化的可能性。这两种人当中的任何一种都感到对方是他的天然的和不可调和的敌人。因为在不能通过职业的细微分化，成功地给天生的流浪汉创造一种适合于他的资质的工作的地方——做到这一点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对他来说，时间上有规则的工作与空间里的固定性太类似了——他将作为社会的定居分子的寄生虫存在。然而，社会的定居分子不仅仅因为他们恨他而迫害流浪汉，而且也因为必然是为了他们的自我保存而迫害他，这样他们才恨他。把流浪汉逼迫到这种暴露的和受攻击的地位的东西，他的不断变换地方的本能冲动，把自己隐藏起来“使人看不见”的能力和乐趣，正好同时是他保护自己不受那种迫害和蔑视（的手段），同时也是他的进攻和防卫的武器。正如他同空间的关系是他的主观内在性及其震荡的适当的表示一样，对同他的社会的群体的关系，它也是同样适当的表示。（……）
*本文出自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荣远编译。
○编辑：忽逢 ○排版：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