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道王国》

 [美] 米切尔·邓奈尔 著

奥维·卡特/摄影；马景超 王一凡 刘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出版

赠送数量：3 册

活动规则见文末

目  录

引言

第一章 人行道的非正式生活

   书贩

   杂志摊贩

   没有银行账户的人

第二章 人行道的新用途

   第六大道如何变成维生的常居地

第三章 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局限

   露宿街头

   内急之时

   纠缠女性

   指责：地下交易？

第四章 管理街头人

   空间战争：争夺合法性

   第六大道上的圣诞节

第五章 建构得体生活

   简街一瞥

结论

后记

附录：研究方法陈述

注释

致谢

作者简介

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 Duneier, 1961- ），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出版有《斯利姆的桌子》（美国社会学协会奖，1994）《人行道王国》（米尔斯奖、洛杉矶时报奖，1999）《一个低处的世界：隔都的历史》（《纽约时报》年度图书）等作品，另与吉登斯等人合著了经典的《社会学导论》。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他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城市民族志传统中工作。

奥维·卡特（Ovie Carter，1946.3.11 - ），非裔美国摄影师，普利策奖得主、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得主。

引 言

哈基姆·哈桑在8街、格林尼治大道和美国大道（又称第六大道）繁忙的交汇处摆摊卖书，同时，他也是一名街头知识分子。他是非裔美国人，今年42岁，身高1.7米，体格健壮敦实。冬天，他会脚踏添柏岚靴子，身穿牛仔裤、连帽运动衫和羽绒背心，头戴香蕉共和国的棒球帽。

1996年2月的一个星期四，一个30多岁的非裔美国人走到哈基姆的书摊前，问他有没有艾丽斯·沃克的书《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The Same River Twice），那本书讲的是她的小说《紫色》被拍成电影的经历。书已售罄，但哈基姆说他可以很快进货。

“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那人说道。他是个杂货店的送货员。

“没问题。”

“我跟你说，可不止是我想看，”那人说，“我还有一个热爱读书的朋友。”

“男的还是女的？”哈基姆问道。

“女的。她是这么一个姑娘：只要她把一本书捧在手里，一个小时就能读完。换句话说吧，如果是我，我大概会读上……五章，然后就把书放下，因为我有事要做，也许之后我还会回来继续读。但她呢，一旦开始，一口气就能读完整本书。‘砰’，就读完了。等她把书放回书架上，书还是崭新的呢。在她生日之类的日子，我会买书送她，因为那是她喜欢的东西。我买了本平装的《待到梦醒时分》（Waiting to Exhale），你知道吧？听我说，我拿着那本书去找她的时候，电影正在上映，结果她说：‘你来晚啦！我已经读过这本书了！’”

哈基姆笑了：“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

“我说，‘聊胜于无’。我希望在看电影之前读完原作。对了，告诉我，哈基姆，平装和精装书里的内容是一样的吗？”

“是的，只是装订不同而已。”

“只是装订不同？好吧。那么，当你拿到艾丽斯·沃克那本书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那人似乎准备离开，但又继续说了下去。

“因为，你看，现在的情况是有很多女性……作家正在努力发声。这个趋势比以往的黑人作家更明显。就连艾丽斯·沃克也谈到了这一点。这很深刻，哥们。”

“是啊，我会读一读艾丽斯·沃克那本书。”哈基姆说，“今天就读。”

“噢，你今天就读？”那人笑了。

“我上周末刚读完两本书。我每周至少读一本书。”哈基姆说。

“我尝试告诉我儿子，”送货员说，“要是你一周能读完一本书，伙计，那你能获得多少知识啊。”

哈基姆并不只是会报书名而已。他对内容也一清二楚。我曾见识过他的博学多识足以令学者们惊讶，也目睹过他对没有接受过许多教育的顾客有多耐心：他们缺乏基本的概念，对书籍也了解不多。有时，他坐上几个钟头也见不着一个顾客；有时，他的摊点则会成为一个社交中心，男男女女在这里聚集讨论，直至入夜。

书内插图，奥维·卡特摄

两年来，我就住在哈基姆摆摊的街角。只要有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走到这个街口，在他的摊点前驻足，听会儿人们在这里的对话。

一开始，哈基姆只卖他所说的“黑人书籍”（black book），也就是完全由黑人作者写就或是关于黑人的书。后来，他与一个叫爱丽丝的菲律宾女书贩陷入了恋情；爱丽丝卖的是二手平装经典书籍和《纽约时报》榜单上的畅销书。他们先是将两个摊点合二为一，后来又分开了，现在是紧挨着的两个摊位。在第六大道上的摊贩中，爱丽丝是唯一一个每天都出来工作的女性，而且在这里养大了她的女儿和外孙女们。不过相比之下，爱丽丝依然更像是在“做生意”；而哈基姆的摊点前则有许多当地居民、工人和游客在谈论从当下热点到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各种话题。

* * *

我们相遇之后不久，我问哈基姆他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我是一个公共人物。”他说。

“什么？”我问。

“你读过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吗？”他问，“在那里面你会读到的。”

我觉得自己很熟悉那本书：那是一本出版于1961年的关于现代城市生活的经典研究，建基于作者对自己居住的格林尼治村街区的观察之上。但我回忆不起其中有关于“公共人物”的讨论，我也没有意识到哈基姆的洞见将会深深影响我对这一街区人行道生活的理解。我回家之后翻看了一下： 

人行道生活的社会结构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一些自我任命的公共人物。公共人物需要与一个广泛的圈子里的人们保持频繁的联系，同时有足够的兴趣成为公共人物。公共人物并不需要有特殊的才能或智慧来满足这一功能——虽然他们通常还是拥有如此品质。他们只需要出场，同时还要有足够的对象在场。他们的主要资质就是他们是“公共的”：他们会与各色各样的人们交谈。如此一来，与人行道息息相关的消息就会传播开来。

对雅各布斯来说，公共人物这一概念的原型是她和她在格林尼治村的邻居们能够托付备用钥匙的本地商店店主。这些人会让她知道她的孩子是不是又在街上闯了祸，也会在有可疑人物在附近晃悠太久时报警。“店主和其他小生意人通常是和平和秩序的重要支持者。”雅各布斯解释道， “他们痛恨破窗和拦路抢劫。”同时，她也将像自己一样的人视为这一概念的原型：她会在附近街区的商店中散发关于当地政治议题的请愿，并在这一过程中传播当地新闻。

任何人倘若住过靠步行生活的都市街区，就不难理解这一概念；不过，雅各布斯并没有定义这一概念，而只是说：“公共人物……对自己成为公共人物有足够的兴趣。”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思考她一开始提到的观察：社会结构“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公众人物。雅各布斯的意思是，人行道的社会情境由于公共人物的存在而呈现出特殊的模式：他或她的行动能够让街道生活更安全、稳定和可预测。她进一步解释道，这是因为公共人物能成为“街上的眼睛”。

继雅各布斯之后，都市理论学家们强调着生活在格林尼治村之类行人街区的都市居民们早已知道的事实：人行道生活至关重要，因为人行道能够让陌生人之间产生互助的感觉；如果陌生人想共同生活，这是必不可少的。在美国大部分地方，人们出门必须靠汽车；格林尼治村则不同，绝大部分生活所需的任务都可以靠步行完成。这种街区的人行道生活对居民和游客来说至关重要。雅各布斯强调，人行道的社交必须发生在互相尊重彼此的社交与亲密底线的情境中。这会产生互动愉悦，累积而成为“一种几乎下意识的确信，相信出事的时候，这个街区会帮助你”。用雅各布斯的名言来说，格林尼治村“街上的眼睛”，意味着居民和陌生人是安全的，并因此生产着安全。

* * *

现在与四十年前简·雅各布斯写下那本经典著作时很不同，如今大部分建筑保留下来，人们也依然过着雅各布斯所描述的生活；但街道上出现了另外一个边缘化的群体，那就是在格林尼治村人行道上谋生的贫穷黑人男性。过去，种族隔离和警力充足的贫民区将这些边缘人群隔绝在视线之外；但今天，这些人的存在意味着行人们需要在当时当下处理他们的社会群体边界。

在本书中，我将提供一个框架，用于理解过去四十年来人行道上发生的变化。为了探讨这一富裕街区的人行道生活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我提供了这一研究的情境及出发点。这些变化是因为当贫穷往高度贫困的地区集中时，产生了哪怕最极端的社会控制和排除手段也无法隔绝的社会问题。许多在第六大道上居住和/或生活的人们正是来自于这些街区。有些人是第一代瘾君子，因此在毒品战争中深受影响，而监狱也没能帮助他们在获释后重新开始生活。有些人在新的福利规定下失去了原有的待遇，因为他们拒绝作为“市长的奴隶”去工作。

《人行道王国》（Sidewalk）1999年版书影。

为了探讨当今的人行道生活如何运作，我的出发点是观察在这个中上阶级街区工作和/或生活的贫穷黑人男性（以他们为主）。哈基姆在新泽西有一间公寓，其他人则不然。像伊什梅尔·沃克这样的杂志摊贩们无家可归；当他们离开街区放松一下时，警察会将他们的商品、摊点、衣服和家庭相片扔到垃圾车里。穆德里克·海耶斯和垃圾乔靠把从垃圾桶里翻来的货物摆在地上贩卖赚取基本生活所需。基思·约翰逊则坐着轮椅在自动取款机旁边乞讨。

这些人在怎样的道德秩序中生活？面对基于种族和阶级的污名与排挤，他们如何富有独创性地生活？他们的做法如何冒犯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的行为如何与城市公共空间的管理机制产生交集？

这些在第六大道上谋生的人们互相依靠以取得社会支持。对那些不依赖宗教组织或社会服务机构的人来说，这种组织生活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关键。对其中一些人来说，非正式的经济生活取代了非法的贩毒行为。对另一些人来说，非正式的互助组织让他们能够做到大部分市民通过工作来完成的事情：为家人、社区成员以及自己提供支持。对其他人来说，非正式的经济生活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互相提供建议、鼓励和指导，帮助彼此依照道德价值来生活。

但是，这些人行道成员的故事并不能用来满足一种社会学的浪漫，以赞美街头的人们如何“抗拒”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从看似混乱的状态中，他们用彼此的关系建立起了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本身及其影响都十分强大，但它仍然无法控制许多冒犯到当地居民和行人的行为。我们该如何理解露宿街头、随地小便、贩卖赃物以及强行搭讪行人这类行为？哪些因素促成和维系了这些行为？许多人将做出这些行为的人们视为“不体面的”，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过程？这种“不体面”如何从量和质上将他们与普通的行人区分开来？

第一手观察最重要的优势之一也正是其最大的缺陷。通过谨慎地进入人们的生活，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的世界如何运作，以及他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但细节也可能误导我们，因为一些细节可能让我们看不到观察对象身上那些不太显眼但却影响和维系着他们行为的推动力。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如何将这些街区塑造为一个栖息地，让穷人们能够共同将互补的要素编织起来，自我组织以生存？这些推动力又如何从一开始令这些人来到人行道上？

我从所有这些方面来审视人行道生活，背景是政府对福利的削减已造成切肤之痛，而社会对有钱有势的大企业也已普遍认可。虽然政府理应对这些人的生活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它所做的是试图将他们从街道上根除，或是纠正他们的行为。这些“社会控制”的手段包括缩小能够用来摆摊的空间，或是将摊贩的个人物品扔到垃圾车里等等；这正是在越轨和犯罪领域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当代理论有意或无意造成的后果，那就是“破窗理论”，即认为哪怕表面上最微小的秩序破坏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罪行。这一理论及其假设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控制手段，它们共同造成了哪些后果？

为了理解人行道生活，我在大约三个街区的范围内做了这项研究。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许多作用力的影响：有些是全球性的（去工业化），有些是全国性的（种族、阶级与性别的分层），有些则是本地的（针对街头小贩的限制和惩罚政策）。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在简·雅各布斯早年解释的启发下，继续研究，包括已成为城市“生活质量”危机典型代表的各种社会问题。我曾到访纽约其他街区和其他美国城市，也发现在行人密集的区域同样因不平等和文化差异而存在着紧张气氛。放眼全国，自由主义者曾投票选出温和的、重视“法律与秩序”的市长，其中有些是共和党成员。在西雅图、亚特兰大、辛辛那提、达拉斯、华盛顿特区、旧金山、圣巴巴拉、长滩、费城、纽黑文、罗利和巴尔的摩等城市，维持秩序的法律原本是足够的，后来却又通过了反行乞法案。

不过，纽约和格林尼治村在许多方面是独特的。我当然不奢望去为大部分地方的生活提供解释，因为很多地方在行人密集区域也并不存在人行道的紧张关系；但就连大部分存在这种紧张关系的地方也与格林尼治村不同。我也并不期望能展现低收入街区的人行道是如何运作的；在那些地方，人行道互动紧张的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同一阶级或种族群体之间。最后，我得让读者们用自己的观察检测我的观察，并希望我基于这一街区提出的概念在其他地方也能适用。

* * *

1992年，我来到哈基姆的书摊前浏览翻阅，并成为了他的顾客；从这里出发，我进入了这个街区的世界。在与哈基姆的交往过程中，我逐渐认识了这一区域的其他人。他把我介绍给当时或曾经的无家可归者，他们在街头贩卖捡来的废品；他也介绍我认识了其他摊贩，他们会与他争夺人行道上的空间和顾客。我通过这些关系又认识了一些乞讨者，其中有些人也会偶尔拾荒和摆摊。

进入这个网络之后，我与其他人的相识和接触发生在各种各样的领域。最后，我成了助手——小贩出去办事的时候帮他们看摊，他们不在的时候帮他们进货，他们在垃圾桶和回收桶里翻找废品时帮个忙，以及一起“喝咖啡”。1996年夏天，1997年夏天里每周三天，以及1997年秋天的部分时间里，我成为全职的杂志摊贩和废品回收者。我还在1998年夏天每天到访这些街区，每次停留数小时。1999年3月，随着我的研究临近尾声，我再次作为全职小贩工作了两周时间。

尽管从种族、阶级和社会地位上来看，我与笔下的这些人都有着天壤之别，但最后，他们也把我视为了街道生活的一员。他们偶尔会用我的职业来称呼我为“学者”或“教授”。我的昵称是“米奇”。这个名字似乎有一系列不同的含义，包括：一个天真的白人男子，你可以问他“借”点零钱；一个犹太人，他将会靠这些在街头工作的人们的故事赚一大笔钱；一个白人作家，他正在尝试“讲述这里真实的故事”。在接下来的几页里，我还会谈到这些以及更多人们对我的印象。

我坚持以小贩的身份待在街上，这让我有机会观察在人行道上工作和/或生活的人们，也包括他们与行人的互动。这让我能够基于自己在人行道的亲眼所见得出结论，而不是仅仅通过访谈来获得信息。我在参与观察时经常只是提问。

有时，当我想理解当地政治系统如何塑造了这些街区，我也会访问商业改善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政客以及有影响力的律师。我也访问了警察、行人、当地居民等等。我在这些人中做了20多次的访谈，并明确要求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访谈在街角、咖啡店、地铁月台等地方进行，持续两小时到六小时。访问结束后，我会付给受访者50美元，补偿他们本可以用来卖东西或乞讨的时间。在本书中，当我引用受访者的话时，我会尽量指明情境。

我在街头做了四年研究之后，一位名叫奥维·卡特（Ovie Carter）的非裔美国摄影记者答应通过照片来体现我所书写的一切；他有超过三十年在内城贫民区摄影的经验。他花了一整年待在这些街区中，并与书中的人物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奥维的照片帮助我看到了我所未曾注意到的东西，因此，我的研究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书内插图，奥维·卡特摄

研究的前三年过去之后，我相信自己已经对街道上的典型事件和对话一清二楚。接下来的两年里，我的田野方法有所进化，开始十分频繁地使用录音机。我在这些街区时经常全天开着录音机；我把它放在我的摊位下面的一个牛奶筐里。在人行道上工作和/或生活的人们习惯了录音机的存在；几个星期之后，他们谈话的方式与之前我所听到的已经没有什么不同。由于我把录音机放在一个公共街道上，如果它不小心录到了那些我没能及时通知到的人们的只言片语，我希望我没有因此冒犯任何人的隐私。对于那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录音的人们，如果我要引用他们的言论，我也已经获得了几乎所有人的许可。文中出现的名字都是真名，我已经获得了相关人员的同意。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里，取得许可是不可能的（例如有些事件中卷入了警察，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我身上的麦克风录了话）；这时我要么不提及姓名，要么明确使用假名。

我坚信第六大道上的人们的声音应当被听到。为了实现这一点，我的目标是让读者们相信引号之间的文字都是对现场真实言论相当可靠的记录（为了简练，有些引述经过了轻微的编辑）。当我只能依赖自己的记忆和笔记时，我就不会使用引号。我相信，当学者在书写与自己的种族和阶级地位相差甚远的群体时，这种做法是格外必要的；因为对这些群体而言，如果不能忠实记录他们所特有的语言，那么这些话语中蕴含的意义与逻辑就很容易遭到误解。此外，现在很流行创造复合人物，或是将相隔数月乃至数年的事件和引语摆到一起；本书将不会使用这些方法。本书中没有复合人物，也没有打乱事件顺序。

街头有些人会自愿来“管理”录音机：当我不在或者出城的时候，他们会将打开的录音机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或摊位上。这些行为显示，书中的人物也想问出自己的问题，让自己的话题得到重视；同时，这也让我在自己不在场的时候仍然能够听到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时他们会用录音机来互相采访，并把录音带给我。（在接下来的部分里，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将会予以说明。）考虑到哈基姆熟悉简·雅各布斯的研究（是他启发了我去重读她的书）和人行道上的生活，我请他来对本书做出回应。他在每天摆摊的时间里抽空为我写了后记。

小摊贩、拾荒者和乞讨者还以另外一种方式与我合作：我邀请其中一些人到我在圣巴巴拉和威斯康辛的课堂上来给学生上课。本书完成后，我请他们所有人来评判我对当地情景的“理论”，但我也总是表明，虽然我尊重他们的诠释，但我并不会被他们束缚。在本书中，是我选择了所要呈现的材料，我也对相关材料的阐释负责。对于书中描写的街头最主要的21 个人物，我已承诺将分享本书可能带来的预付金、版税和任何其他收入。

就像其他观察者一样，我也有自己的主观性。我知道，即使小心谨慎地遵守研究方法的规则，也不意味着一定能得到客观真理。我相信最重要的是帮助读者认识折射现实的镜头。本书最后，我写了一段关于方法的声明，并在全书中竭力解释我选择数据的程序、我自己的偏见以及推论的不确定性。

田野调查往往预设能够得到信任。但关于“完全的”信任究竟有那些指标，我们并没有共识，因此也就永远无法确知自己是否获得了信任。因此我想，既然人们愿意向我提供信息，带我进入一些场景，并让我参与最亲密的活动，这本身就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他们有时会让我看到非法的活动或行为，如果其他人知道这些，也许会招致暴力报复。

然而，我也将解释，有时我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信任，但那不过是一种假象：信任的表面之下涌动着深深的疑虑。有些情况下，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当然，要想跨越复杂的历史所导致的不信任，只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尽管参与式观察者经常宣称自己与笔下人物建立起了亲密关系，但我们最好还是对此保持谦卑，因为你永远也无法得知事实究竟如何。

米切尔·邓奈尔，1999年3月

*本文为《人行道王国》引言部分，米切尔·邓奈尔著，奥维·卡特摄影，马景超、王一凡、刘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为阅读及排版的便利，省略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著。

注：本活动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社会学会社合作推出。点击底部 “阅读原文” 可直达当当网购买该书。

〇编辑： 曲奇饼    〇排版：泓之

〇审核：岂尘/栉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