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诗弟、玛丽亚·海默 |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
玛丽亚·海默（Maria Heimer，图左），任职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聚焦于儿童权利、中国减贫和发展战略。[图源：katalog.uu.se]
曹诗弟（Stig Thøgersen，图右），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为当代政治史、当代社会史和汉语研究等。[图源：pure.au.dk]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其独特的背景也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改变。我们将首先阐述西方田野工作者一直到1990年代早期在中国从事调查的历史。以此作为开始，以便于读者了解本书供稿者们的田野调查经验的历史背景。这些供稿者主要讨论的时期在1990年以后。这一历史分期将会导致对某些普遍性主题的讨论——我们认为供稿者们的论述中最重要的普遍性主题。
西方田野工作在中国一直到1990年代的情况
一个了解一幢建筑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好方法是，掀掉它的屋顶，但前提是不惊扰里面的住户。如果我们希望去理解中国，我们必须把它的屋顶去掉，以便了解它里面正在发展进行的事物。这件事情，没有哪个外国人能够做到。但是，他可以模仿中国人用湿手指去沾窗户纸，当手指抽离的时候，窗上就留下了一个小孔，经由这个小孔至少能看到一些屋内的情况。（Arhur H.Smith 1899:16-17）
当Arthur H.Smith在他的《中国乡村生活》中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他已经作为传教士在中国待了比四分之一个世纪还长的时间了。他的书的副标题“一个社会学研究”显示了这一窥看中国的眼睛是如何受到正处于发端时期的社会科学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Smith的作品，包括比《中国乡村生活》更加受人欢迎的《中国性格》（1894）在内，属于最早的当然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可以说把田野调查当做自觉的研究方法的，西方的中国研究论著之一。它们清楚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老一套的关于种族的模式化见解在社会科学的论述中还是标准元素；但是同时，它们也反映了Smith在中国生活与工作数十年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社会的详尽的知识。
明恩溥（英语：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年7月18日－1932年8月31日），原名阿瑟·亨德森·史密斯，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926年返回美国。他在华生活54年，熟悉下层人民生活，热爱中国，是最早向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建议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人。著有多部关于中国的书籍，有《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乡村生活》等。[图源：wikipedia]
观察中国并且“不惊扰里面的住户”，社会科学家的这样一个理想化状态符合富有威望的自然科学所建立的科学标准。但是，这个理想状态实际上与Arthur H.Smith和许多其他的西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相差很远。Smith 很显然首先是传教士，然后才是社会科学家，并且他的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条可以把中国转变成基督教国家的路径。Smith写到：“中国存在很多疑问和难题，但是那个所谓的大问题，那个唯一的可以包容一切的问题是：如何使得基督教教义贯穿全部这些问题，从而能够让基督教信仰独自地或迟或早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Smith 1899:352）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西方传教士继续就这个大问题进行思考，有些人转而求助于迅速发展的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研究工具，以便能在社会和精神层面引起根本性的改变。在它的早期发展中，社会科学在中国作为一个学术门类几乎完全被美国传教士所主宰（Wong 1979:11-19）。John S. Burgess，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首位系主任，和Sidney D.Gamble，他在北京开办了他自己的社会研究机构，这两位都和基督教青年会（YMCA）有关联。他们也是定量社会调查最有影响力的先驱之一。在一个大范围的北京市民生活状况的调查中，他们收集了大量观察数据，其目的有三个：为基督教社会工作构造一个基础，让中国学生了解认识他们自己的社会中所存在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发展出“能够影响北京人的生活，甚至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的一个程序化安排”（Gamble 1921:26）。
Gamble稍后在河北定县做了一个全面的乡村研究（Gamble1954）。研究中所使用的材料是在1926年到1933年之间收集的。那个时候，定县是乡村改造运动的重要中心之一。这一运动尝试在划定的区域里透过社会实验改造中国乡村。一位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晏阳初夸奖Gamble的报告时说：“在针对中国农民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科学解决方案上，他的报告比任何其他单一因素作出的贡献都要大。”（Gamble 1954:ix）JohnLossing Buek（1968[1937]）所作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土地使用的调查研究，也应算作理解中国乡村经济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这一研究是基于17000个农业社区，40000个农村家庭的庞大数据之上的。美国传教士们对社会研究与社会改革之间的紧密联系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且一些参与讨论的中国人批评他们的工作更像是有着宗教或政治目的的宣传活动而不像是社会科学研究。但是，中国学者与社会改革者很快就以极大的热情采纳了社会调查的方法，据估计在1927与1935年间每年进行了大约1000次的社会调查（Wong 1979:16-17）。
并不是所有的外国社会科学家把推动中国改信基督教或者改革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任务。举例来说，俄国人类学家Sergei M.Shirokogoroff，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成了费孝通（中国日后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老师。他是一个通古斯文化的专家。显然，他的主要的田野调查都是在中国做的，严谨地专注于人类测量学，一丝不苟地测量他所遇到的中国人的身体和颅骨，以确认东亚民族的身体特性（Arkush 1981:39; Guldin 1994:44-46）。但是，对大多数的研究者来说，社会调查和社会改革是紧密相关的，在中国建立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这一过程本身就与中国的社会工作的发展旗鼓相当。
尽管外国人主导了中国早年的社会调查研究，社区研究（1949年前非常流行的另外一种田野调查方法）主要由在国外受训或在国内接受了西方老师训练的中国人来操作。也有一些例外，比如美国人Daniel H.Kuip Ⅱ（1925）的广东乡村研究就是在乡村社会学领域里面的先锋之作（Wong 1979:28）。但是，甚至当我们查看用英语发表的研究之时，中国1949年前最有影响力的乡村社区人类学和／或社会学研究都是由中国学者完成的，比如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许烺光的《祖荫下》（1948），和杨懋春的《一个中国的村庄》（1948）。在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所写的前言中，Bronislaw Malinowski特别强调说，这个研究工作“不是一个局外人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为了猎奇而写成的；它所包含的是一个国民对他自己的人民所做的观察”（Fei 1939:xix）。
毛泽东时代的田野调查
当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取得统治权力，这意味着中国内地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工作几乎立刻的停止。C.K.Yang自1948年以来一直在广州附近的乡村里从事一项乡村研究，他的一些学生跟随着他。他被允许继续他的研究到1951年为止。当他离开那里前往香港的时候，他被迫留下所有的文字资料，那以后他不得不依靠记忆重建所有的数据。他的书对土地改革有着第一手的直接描述。但是，尽管对总的情况有非常直观的描述，所有 1951年之后关于该村庄命运的信息不得不从“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新闻媒体”收集（Yang 1959:vii）。中国大学里的社会学系于1952年被关闭（Wong 1979:43），接下来的30年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外国人能在中国做一点类似田野调查的研究工作。Isabel和David Crook（1959, 1966）以及William Hinton（1967, 1983），他们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赢得共产党领导集体的信任，因此分别于1959/1960年和1971年被允许在“他们的”村庄里做一些后继的研究工作。瑞典记者和作家Jan Myrdal（1965, 1984）在对农民访谈的基础上写出了富有影响力的论著。他的访谈集中于1962年和1969年的陕西延安农村。但是，除了这些被信任的“中国的朋友”，对外国社会科学家来说，大门已经紧紧关闭了。在1970年代早期，当中西之间有限的文化和学术交流重新开始的时候，一些学者被批准参加为期三个星期的中国之旅，一路上都是在向导带领下参观一些由官方仔细挑选出来的机构（Kessen 1975），权当是对真实社会状况的万分之一的替代。
外国社会科学家完全无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做任何有意义的研究，他们转而关注香港的难民和移民，以此作为研究上的替代，他们中的社会科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尤甚。在1950年代，这个英国殖民地里还有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移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者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但是，到了1960年代早期，在香港的难民中已经有足够多的资料提供者，使得A.DoakBarnett（1964）和Ezra Vogel（1969）能够写出有分量的，部分地基于访谈材料的研究，讲述新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开始大量涌入香港，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到了1984年，香港人口的十分之一是由1978年以来从大陆来港的移民构成（Walder 1986:260）。这就打开了新的路径，可以设计大规模的访谈项目，其中的信息提供者都具有近期的和个人的中国内地生活经验，这些经验来自于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在香港为中国研究设立的大学服务中心成为很多长期或短期停留的研究者的学术基地。
在好几年里，基于移民访谈的研究工作给了我们比任何其他方法更深广的洞察力，以了解毛泽东的中国其基本社会单元的运作，不论这个基本单元是村庄（Parish & Whyte 1978; Chan, Madsen & Unger 1984, Madsen 1984）、城市社区（Whyte & Parish 1984）、工业企业（Walder 1986）、学校（Unger 1982, Shirk 1982）、红卫兵（Rosen 1982），或者政治激进主义团体（Chan 1985）。
令人惊讶的是，在许多基于移民访谈的研究工作中，相比我们后来一般看到的在中国所做田野调查中的相关讨论而言，方法论上的讨论要详细得多。在香港从事研究的学者显然已经发现对自己研究方法的辩护是非常必要的，他们的辩护常常要用来抵抗诸如“存有偏见”和“缺乏代表性”一类的指责。他们承认他们的数据是有些毛病，但是他们也宣称，只要能够对正确的人提出正确的问题，这些毛病就可以被克服。“以为大多数的难民都是共产主义的激烈反对者，这种假设显然是错误的”，Parish和Whyte（1978:345）写到。他们接着描述了一系列他们在访谈和数据分析中所采用的步骤，用这些程序化的步骤，他们能够探测和纠正这个错误以及其他可能在访谈和数据分析中出现的问题。在1980年代，基于移民访谈的论著大多数都已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向外国研究者开放。此时，可以说，如果要为这个国家描画一副真实可靠的图景的话，去中国内地将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正如Jonathan Unger在1987年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给外国研究者设定了很多限制。在Unger看来，在香港从事研究，在那个时代依旧有几个优势：
为了开展一项研究工作，研究者没有必要非得取得中国境内一间机构的官方赞助；没有政府机构预选研究地点的限制；没有前期或者后期对研究题目和研究问题的审查。更多的还有，在香港所做的访谈可以以一种对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比较正常的方式来进行：那就是，以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和匿名权的方式。
以香港为基地的有关中国社会的研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后来的研究者在中国内地所做的研究工作也很难全面颠覆它们关于改革前的中国社会的研究结果。但是，当中国内地的形势更加放松，更多的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选择去那里亲自观察，香港就失去了它作为田野调查之替代地点的重要性。
人类学家处于不同的情形之中，因为针对来自很多不同地点的移民的访谈不能替代对小型社区的近距离观察，多数人类学家宁愿选择后者。一些人类学家确实以香港作为他们的田野调查之地，但是他们的研究所关注的是香港新界的村庄而不是移民。另外一些则在台湾从事研究或者研究海外华人，特别是研究东南亚的华人。资深的英国人类学家Maurice Freedman在一个饶有趣味的评论中说，他愿意选择多看看新情势所带来的好处。他觉得1949年前所积累的大量以地方社区研究为特征的研究工作，并不能让我们对大的议题有更新的理解，然而，“在中国内地之外的有关中国社会的研究却带来了新经验新见识”（Freedman 1979:38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国自己的研究者在1950年代做了大范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以鉴别中国的少数民族，并希望能搞清楚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社会史（Guldin 1994:105-144），但是西方人类学家，像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家一样，被禁止进入中国内地。
新的开放与新的限制
在1979年和1981年初之间的两三年里，邓小平的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政策给外国研究者过去三十年所未有的田野调查的机会。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管理者想要促进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不仅仅在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并且，也许有点令人吃惊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没有被排除在“科学”范围之外，属于需要对外交流的学科之一。在1979年初，首个由七位美国学者所组成的小组进入中国开展长期学习和研究。这一项目的主持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Thurston 1983:5）。大约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大学也与中国的相关机构开展了交流项目。谈到中西学术交流的这一较早阶段，Anne Thurston描述存在于中美学者当中的激动情绪时说，“这已经近于过度兴奋了。”他们不仅仅被允许进入中国，他们也被允许在乡村里呆上很长一段时间。此时此刻，民国时期的社区研究，其复兴好像触手可及了。
但是，这种兴奋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一个自1979年就开始在广东农村做田野调查的美国研究生和中国行政当局起了冲突（他同时也和自己所在的大学起了冲突），这一冲突促使中国于1981年初决定延缓所有由外国人操作的长期的田野调查（Thurston 1983; Pieke1987）。但是，情况从未糟糕到全面禁止的地步。短期的拜访一直都是被允许的，并且总是可以设计一些替代方案，以补偿缺乏长期现场观察所带来的损失。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在邹平县开展的山东田野调查项目（1988-1993），在几年的时间里，一组美国学者在这同一个县里做了几个不同的项目（Walder1998）。
美国学者威廉约瑟夫1972年时访华在北京大学拍摄的彩图。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的学术交流率先活跃起来。其中，“互派留学生与学者”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打开了美国学者赴华“田野调查”的大门。但在试水的头几年，中美双方耗费了大量精力。后来，邓小平同意了在中国农村选择一个长期调查点的请求，美方选定了距离北京不远、较能代表中国农村普遍情况的山东邹平。由此，以冯家村为基地的9个村镇，成为中国农村首个也是唯一对美国学者开放的调查点。[图源：iceo.com]
在整个1980年代，外国学者们不断地探索新规则的边界，这些新规则管辖着他们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工作。到底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其中的不确定性对学者和管理者两边来说都很明显。我个人的一次经历有助于说明那时的情形。1984年，我（本书的编辑之一Thogersen）以北京师范大学为基地，正在准备一篇关于中学教育改革的论文，作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这所大学组织了一次去山东烟台的田野调查之旅。计划中的一部分包括一个问卷式调查，以便弄清楚不同类型的中学里学生们的社会背景。调查问卷的题目里包括有学生父母亲的职业、教育、收入状况和是否拥有党员身份等项目。整个调查问卷已经通过了中国教育部的审查，并且烟台的行政部门也对它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但是，当我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海关部门却不允许我携带这些调查问卷出境。原因是，他们认为问卷里关于党员身份的信息过于敏感。我不得不把这些问卷留在身后，并且我也不抱希望将来可能再拿回它们。在我离开中国后，一位中国朋友帮我解决了这个麻烦：在海关官员的监督下，他亲手逐项涂掉了700份问卷中的“非法”问题的答案（Thogersen 1990:132-53）。在1980年代，如下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地方官员会告诉你，他们不能从内部发行的刊物或书籍中为你复印文章，但是他们愿意把这些材料在你的房间里留几天，并且他们还可以给你一个私人复印店的地址。
正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许多规则可以留待地方当局或特定部门做出自己的解释，也因此这些规则变得可以通融协商。但是协商常常是麻烦的，并且往往占用双方―外国研究者和中国管理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参见Pieke 1996:4-16; Wolf 1985:28-55）。你能够随意地选择田野调查的地点吗？由你自己来选择受访者，并且在访谈中不必有官员到场，这是可能的吗？哪些文件和出版物是可以接受的呢？这样的一些问题可以导致双方之间冗长的讨论，并且常常让这位外国研究者的中国学术伙伴陷于两难困境：一方面，他要力图使得这个外国人理解中国的规则；另一方面，他要劝说那位管理干部对学术工作的国际标准做出一定的让步。作出富有成效的田野调查，其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使得任何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建立在访谈和现场观察这一类研究方法上的企图都变得如此危险，以至于Elisabeth Croll建议说，我们应该把田野调查工作看做“一个非常结实的大月饼上的酥皮，文献研究工作就是这个结结实实的月饼本身，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田野调查工作不能得出任何成果，或者根本就不能以期望的方式实现的话，文献研究工作本身就应该能够独立成文”（Croll 1987:18）。
官方对数据收集的各个方面的控制，以及研究者自主权的普遍缺乏，是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许多研究者依赖一种被Thomas Gold称为“游击队式的访谈”的替代方案，他定义其为：“无监护的，自然发生的，但又是特别留意小心构造的现场观察和访谈，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进行，只要机会出现的话。”（Gold 1989:180）Gold去了集贸市场，乘坐了出租车，还进了一间理发店理了头发，他利用这些机会去和私人店主们以及私人企业家们交谈，尝试获得那些生动的民族志的细节，还有那些未被审查过的个人观点，这都是官方媒体和被监控的访谈所不能提供的。很明显，1980年代的外国人仅仅是呆在中国相当一段时间并且和他们遇到的任何中国人交谈，他们就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知识。当有人第十次地问你，你在哪个单位工作，你会意识到工作单位是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重要元素，即使你的研究课题恰好和这个完全没有关系，你也不会错失这个信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十年封闭隔离之后的突然开放，加上中国行政部门的控制措施的不可预测，促成了这种以随机和偶然性为特征，而非以仔细规划为特征的研究风格的发展。因此，许多研究项目就被突然的发现或意料之外的障碍推进到了新的方向上去。
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国际交往的气氛进一步活跃。在中国的外国商人和其他永久居住者的人数急剧增长。外国研究者和学生、学术交换项目以及合作项目的数量也是如此。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
1990年代及其后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三个主题
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田野调查在中国就已经开始涉及多方面和变得多样化了。本书的每一篇稿件都详细讨论了田野调查的某一个特定方面，这里我们应该只强调三个重要的主题，它们在各个章节中一再地出现：党和国家压倒一切的无处不在；有限的前往田野开展调查的机会与访问权；与中国学术伙伴和助理的合作。这些议题在那些要求应对策略（coping strategies）的问题中显得异常严重。
党和国家的无处不在
也许最大的挑战就是党和国家的压倒一切的存在，或者，借用Mette Halskov Hanscn那一章的题目，最大的挑战来自如下事实：田野调查是“踩着中国共产党的脚印前进”。这个问题里存在着两个主要的方面：直接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和来自占支配地位却又相对而言无形的党的话语的影响。
尽管这一时期的中国拥有更加开放的气氛，但有些议题如果让研究者拿来研究的话，依旧在政治上太敏感，某些结论也会因太敏感而不能被发表，这就会导致数据收集方面的问题，但是也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问题，比如给信息提供者招来不幸的后果。西藏的政治气候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但是Yeh所描述的问题的潜在的逻辑却多多少少存在于所有的田野调查之中，尽管它可能仅仅只是迫使信息提供者一直保持匿名状态，或把田野调查的确切地点当做秘密保护起来。对所有牵涉其中的人来说，一件令人左右为难的事情是，哪类信息外国人有接触和了解的权力，这个界限一直就没有被清晰地确定下来。中国学术界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Yeh的文章中，当地官员胡先生也搞不清楚什么样的议题是有政治敏感性的，什么东西有可能让他陷入麻烦，胡先生身处的困境，对我们很有启发性。类似问题的答案经常是以事后追溯的方式确定的，全赖报告发表时的政治气候和报告本身的政治影响来决定。站在当局的角度来看，整个事情的关键好处在于：当人们无法确认边界的时候，人们就会谨慎行事以免无意间越界。不过，发表在学术环境中的研究报告很少能引起中国当局的兴趣。比较而言，中国行政当局对国际媒体上的负面报道更感兴趣，特别当这类报告是以国际信息为基础，并且被用做支持对中国进行国际制裁的材料的时候。调查报告的政治敏感性因此成为一个“时机选择”的问题，政治敏感性也和报告的读者群及报告中信息的使用相关联。
因此很难预先确认哪些研究课题会在数据收集阶段遭遇政治上的困难。正如Marina Svensson的那一章所显示的，“人权”和“死刑”，可能出乎多数人意料，是一个比“文化遗产保护”一类的话题更容易开展的研究题目。当然在政治气候方面各个地方有相当大的不同，比如BjÖrn Kjellgrend的深圳经验和Emily Yeh在西藏被严格限制的研究环境，就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不管有什么样的阻碍，总会有很多饶过它的办法，下面的几章将会触及这个话题。我们不再仅仅依赖于来自一个地方的所见所闻。有大量其他的信息来源，从学术期刊里的评论文章到网上聊天室里发型师的观点和评论，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把我们的研究融入当地背景，并进而影响我们对研究课题的理解。我们也可以经由官方渠道获得访谈机会，同时进行我们自己的独立的访谈和现场观察，如Dorothy Solinger在她的那一章里描述的那样。现在在田野调查中遵循互补策略（complementary strategies），我们不再会感到自己好像在做“游击队式的访谈”了，因为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中国人，不论是否有官方背景，往往都愿意与外国研究者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现在的中国人比1980年代要开放得多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中国社会变得容易一些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研究中所扮演的另外一个角色：它建构话语，并且规定我们和我们的信息提供者能够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们的一个主要顾虑可能应该是：不管我们的课题在政治上多么“单纯无恶意”，我们常常要依赖官方机构、出版物，和媒体来最终决定我们课题的政治性。这就令我们有陷入官方解读的危险，正如那些在一般性的政治话语中官方所阐述的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解读，也正如Stig Thogersen在他的那一章里所谈到的语言策略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问题，比如失业、贫困、贫富不均（确凿无疑），成为1990年代外国和中国学者双方共同的主要研究领域，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已经变成紧迫的社会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局自己决定需要对这些问题加以关注，并且也允许更多的公众关注这些问题。
访问权
前往调查现场的机会以及接触信息提供者的权力，这些都必须就个案逐个进行协商。但是，这些限制背后的理由已经部分地改变了。过去，学者处于严格的监督下，但是也为他们的研究做了必要的安排―尽管这种安排涉及所有方法论上的两难困境。而现在，很少有机构热心于接待外国学者。像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精简了许多国家机构，并且它们的预算也被裁减了。许多机构都面临着过多的合作请求及提供信息的请求。当接待外国学者的短期访问的时候，负责接待的机构通常要负担对方的食宿交通，接待方还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外国学者的学术项目对负责接待的机构或地方来说，不一定直接有用。接待外宾要比接待国内学者的麻烦大得多。接待国内学者可能更有价值，因为他们参与国家的辩论，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因此，官方对研究项目的审批通过有时候帮助并不大。即使大多数外国学者可能依旧借助与某家中国单位的联系来开展工作（比如一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间政府机构或一个社会组织），这个联系在有的时候也就只是帮助外国学者得到一个学术邀请，以便于他或她申请研究签证。有些大学和学术机构，它们在学术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不够高，因此缺乏足够的分量和关系去为外国和中国学者安排田野调查。特别是关于中国都市社会的研究项目，去走官方渠道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在获得调查机会和访问权方面，以顾问的身份开展工作可能打开新的通往田野的大门，如同Baogang He在他的那一章里所显示的。
就我们接触某些类型的信息提供者的机会而言，中国社会的多样化和两极分化有着它们自己的后果。Li Zhang描述了进入中产阶级居住的小区是多么困难，这些小区安装了大门，砌了围墙，被监视摄像头保护着（Zhang 2004:67）。富有的企业家们常常无法在他们忙碌的工作安排中挤出时间来接受长时间的访谈，并且中国的城市居民总体而言明显比过去拥有更少的时间来和外国人交谈。我们对今天的党政一体的中国拥有更少的接触机会，这个结论也是可以被论证的。从某种角度而言，1960年代的“中国的朋友”比今天的我们更深地融入整个中国政治秩序。虽然他们的行至被不时地向上报告，外国学者被送去参观模范地区和模范机构，这些地区和机构毫无疑问是有代表性的，更何况，针对政府想要达到的目标而言，这些安排多多少少都是极富教育性和知识性的。既然模范常常被设计出来以教育其他落后地区，它往往就是其他地区的相反镜像，有着其他地区无法实现的一些“模范”功能，中国社会里最紧迫的问题也就以这种方式成为明显可见的了。而今天我们拥有更少的开展田野调查的机会，并且我们的调查兴趣也被转移到其他方向，因此可以说我们对当今中国的理解实际上比1960年代要浅得多。
在毛泽东时代，学者找出办法以应对有限的田野调查机会，令人吃惊的是，今天的策略和过去近似。不同之处也许是，我们不那么经常地讨论并反省所采取的策略了。今天学者们更缺少反省，其原因可能在于，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遇到的问题已经变得与其他很多国家类似，因此，就中国的田野调查而言，单独为这整个事情进行辩护的需要不再存在。有限的前往田野的机会和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已经促成了多种资料收集手段的发展。当短期田野调查代替了1980年代持续密集的田野调查经验，根据Croll（2004:89）的分析，短期田野调查开始被看做详尽的资料收集和比较研究方法的一个补充，并被它们所规范。今天，西方田野调查工作者依旧重视以文献资源作为田野调查的补充，并以其他领域的研究结果作为比较，来验证他们从田野调查中收集的数据（Kim 2004:150-151）。一个我们在1980年代之后经常见到的应对策略是，在许多地点同时开展田野调查工作。与传统民族志研究把工作集中于一个或两个地点不同，来自不同学科的许多田野调查工作者常常在中国的很多不同的地点同时开展他们的工作。Maria Heimer在她的那一章里建议说，尽管这一发展趋势是对组织一个田野调查困难多多和收集数据艰难重重的一种反应，多重田野调查地点的使用却常常不在这个名目下加以讨论，所以一个极具价值的应对策略依旧是隐藏不见的。
合作
多数我们所需要的各个类型的采访权和调查权，我们依赖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立的社会关系来获取，正式的或不正式的社会关系都包括在内。如果我们说一个项目的质量与研究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社会关系的质量有相关性，这就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是好的社会关系常常是做研究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中国研究的一个持续特征是对中国学术伙伴和研究助理的依赖，这一点反映在本书的多篇供稿中。有的时候，一部分数据的收集是由当地助理或研究伙伴完成的，但是这个情况并没有在最终报告中提及，甚至也没有在鸣谢的部分出现。这样一种忽略当然有学术道德和研究方法双重的问题，也因此而隐藏了外国学者实际上对当地助理有多么的依赖。
尽管如此，在真正的合作研究中，外国和大陆学者一起设计调查方案、分析数据、公布研究结果，这种情况正越来越多（Walder 2002, Chan & Unger 2003:329）。目前看起来，在和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事们建立这种伙伴关系方面，经济学家们常常属于最成功的学者群体之一。Bjorm Gustafsson和Li Shi的那一章就是这种合作关系的结果。双方联合发表的论文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这类研究工作的正式要求里就包括，必须有一家国内拥有调查权的研究机构和一个外国研究伙伴一起来支持这个项目。中国行政当局给质性研究设下的限制比定量研究要多，他们可能觉得前者更具威胁性，并且他们并不认为后者是真正的研究（参见Bu Wei的章节里对这一点的论述）。基于质性研究方式的合作研究看起来不那么普遍，至少在合作分析数据和合作发表研究结果方面看起来是如此。Mette Thunø在她的那一章里描述了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在以民族志田野调查工作为基础的两个合作项目里，她也讲了合作的好处。
赵鼎新，麦基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起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曾接受文汇报采访并表示“ 至于定量和定性，我认为根本上是不应该做区别的。一个好的研究者必须从问题意识出发，而不是从方法出发。如果只会做统计，就只能发表统计文章。但是，某些问题用统计来证明更好，有些问题就可能用网络分析更好，还有些问题则用定性描述更能抓住其关键。”（详见由文汇学人编著的访谈集《洞见：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判断》，思想·经典卷）[图源：weibo.com]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市场机制在学术合作领域也能起作用。如果你是一个来自著名大学的教授，拥有充裕的资金，在你名下还有一大堆的出版物，聘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事们参与大规模的合作项目将不会是个困难，但是许多PhD学生甚至资深研究者可就没有类似的机会了。许多中国研究机构本身都缺乏预算拨款，如果没有外部资金支持，仅仅是食宿费用就令它难以支持自己的研究人员去从事田野调查工作。
前景展望
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改革并没有沿着一条单行路前进，改革措施常常在本性上是矛盾的。在一些领域，国家已经退出，给私有因素留下很大的空间，然后在其他领域里它却收紧了对市场力量和政治机构的控制。同样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并没有一个对田野调查持续地渐渐地放松控制的情况出现。尽管与普通公民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已经变得容易一些了，与官方机构打交道，从某些方面来说，却变得更难了。所以，虽然限制各不一样，从一个实地考察工作者到另一个实地考察工作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时到另一时，我们预期，今天围绕田野调查的所有限制并不会是一个过渡阶段，而会一直是现实的一部分，在未来很多年里我们都要设法去应对。
这些限制的一个重要的负面影响是，即使我们能够绕过阻碍，田野调查工作却开始令人烦恼，并且耗费大量不必要的时间。一些中国的学生可能觉得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项目，其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把田野调查排除在他们的项目设计之外，或者仅仅做一个短期的实地考察。其他人可能在一个项目里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但是却因为太麻烦而决定不再在下一个项目中实施田野调查，宁愿选择用其他方法获得数据。所以，未来存在的一个危险是，会有越来越少的学者愿意花费时间去做详尽的田野调查工作。
不管怎样，限制和应对限制的策略，它们也能够把我们引导到新的未曾预见的方向，因此会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事情是如何运作的。本书的许多供稿者描述了这一点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他们因此而获得的知识和见解。对任何未曾预见的发现，我们已经主张在田野中保持开放的态度，并允许对整个项目进行重新设计。Frank Pieke（2000）走得更远，他建议我们应该把我们意外发现珍奇事物的能力融入到项目设计中去。此处用词 serendipity既是指无意中找到令人愉快的意外发现的能力。根据Pieke所说，“意外发现”实际上比上述serendipity的定义中所暗示的要稀少得多，但是它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他写到，人类学的发展，要求有一套方法（或至少有一个策略）去邀请“发现意外珍奇之能力”的加入，他因此钟情于这样的项目设计：项目设计本身能够创造足够的机会，以便于意外的发生（2000:145-146）。在没有把田野中的问题理想化的情况下，限制及其应对策略也必须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并被利用以达至那个“为意外的发生创造足够机会”的效果。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以及为什么它可能向我们意料之外的方向转变——从田野里建立更牢固的实地观察的基础，那将是绝对必要的。我们需要更多地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工作，我们希望以下的各个章节能够鼓励本书读者沿着这个方面发展。
*本文节选自《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作者曹诗弟，玛丽亚·海默，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
**封面图为法国汉学家劳格文、高万桑研究中国华南地区历史时，在徽州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照片。[图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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