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 1897-1967），美国人格心理学家，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社会促进”（Socialfacilitation）概念的提出者，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39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64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图源：psychospace.com]
作者：[美] 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图11 研究偏见缘由的理论和方法论方式（引自奥尔波特，偏见：心理和社会诱因，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Supplement Series, No.4, 1950）上图以图表的形式呈现了现有的研究偏见的方法。我们不希望轻视其中任何一个方法，因为我们无法借助任何单一的方法看到问题的全景。针对方法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提出这个关于偏见的理论是否旨在为所有的人类偏见给出一个完整的、不容质疑的解释呢？这并不实际。即使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或是替罪羊理论，或是其他见解中会读到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感到其作者似乎把偏见问题整个说明白了的解释，然而，大多数“理论”都遵循着一种规则，即它们的提出者会吸引人们关注某个重要的诱因，而忽略其他因素所起到的作用。通常，一位理论的提出者会强调图中六种研究进路之一，并使用该进路证实自己的想法，将其塑造成偏见的诱因。举个例子，我们在第3章讨论了“群体规范”理论。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给该理论的倡导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们将个体带有偏见的态度仅仅“解释”为其群体价值观的投射。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们无疑会认为这是偏见中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他们可能并不会否认其中存在着其他因素的影响，只是这一个因素占据了核心地位。我们采用折中的方法处理这个问题。图中所示的六种主要研究进路都有各自的价值，并都能揭露一部分现实。现阶段，我们还不可能将它们浓缩成一个单一的、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然而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希望主要观点能够变得清晰。我们没有万能钥匙。相反，我们所拥有的是一整串钥匙，其中每一把都能打开一扇通往真知的门。在图11呈现的所有因果联系中，越靠右的在时间上就越切近，在操作上也更具体。一个人带有偏见，首先是因为他在以某种特定方式感知到他对其抱有偏见的对象。然而他的感知方式是由其人格决定的，而人格又被其经历的社会化过程（家庭、学校、社区对其的教养）所塑造。现存的社会结构也是他社会化进程中的因素之一，决定了他的感知。在这些力量之后，还存在着其他同样有效但更遥远的因果影响，这些影响来源于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结构：个体所生活的国家对其的影响，历史对其的影响，长久以来的经济形势与文化传统。虽然这些因素看起来都很遥远，似乎与偏见行为的即时心理分析是不相干的，但它们仍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分析图11所示的六种主要方法中每一项的特征。由于他们发现，每一起当下的族群冲突，其背后都有着错综复杂的漫长历史，历史学家们坚持认为，只有在了解了冲突的总体历史背景之后，我们才能够理解当下的冲突。例如，美国针对黑人的偏见是历史遗留问题，其根源在于奴隶制，北方投机客，以及内战后南方重建的失败。如果这背后也有心理层面的因素的话，它也是被历史情境制造出来，或至少是深受历史情境影响的。一位历史学家反对近来产生的，试图建立一种纯粹心理学视角的行动。他是这样说的：这样的研究只在很狭窄的范围内有解释力。由于个性本身受到社会性力量的制约，在最后的分析中，寻求对个性形成的理解必须考虑到广泛的社会背景。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批评是有力的，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指出，虽然历史学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背景”，但是历史学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一社会背景之下一个人会发展出偏见，而另一个人却不会。这也正是心理学家最想回答的问题。所以，争论心理因素与历史因素谁更主要也是毫无意义的。来自双方的专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两者想回答的问题虽然并不一致，但却能互为补充。历史研究的种类非常多样化。其中一些种类强调经济作为决定因素的重要性，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的偏见的剥削理论（exploitation theory）。这一论点的概述由（Cox）提供。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 Cox, 1926-2018）, 加拿大政治学者，曾任约克大学政治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名誉教授，创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图源：theory-talks.org]种族偏见是由剥削阶级在公众中传播的一种社会态度，目的在于污名化某些群体为“劣等群体”，以便正当剥削该群体本身或其资源。这一理论的提出者认为，种族偏见在十九世纪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此时欧洲帝国需要为扩张寻求借口。因此，诗人（吉卜林），种族理论家（张伯伦）和政治家会称殖民地的人民为“劣等的”“需要保护的”“进化的低等形式”，是帝国需要无私背负的“负担”。所有这些看似真诚的关切和屈尊俯就都是为了掩盖剥削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种族隔离制度发展出来，是为了防止人们滋生同情和阻止平等思潮传播。针对殖民地人民实施的，性和社会方面的禁忌，让他们无法对平等和自由选择有所期待。种族理论正是在这种合理化剥削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在资本主义扩张时期之前，它在世界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本土印度人，非洲人，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都具有很高的可识别度。殖民者需要一个能够掩饰其剥削的分类。以阻止人们认清受害者其实是受压迫的非自愿奴隶。因此，“种族”被塑造成了上帝所赐予的，而非人们所创造的一种分类。这使歧视得到了合理化解释。考克斯认为，阶级差异（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是所有偏见的基础，而所有关于种族、民族和文化因素的论述，大多都是言语上的掩饰。有多方面的考量使得这一理论独具吸引力。它解释了人们常常听到的那些用以将经济剥削合理化的说辞：东方人每天只“需要”一把米就得以存活；黑人不应该得到很高的工资，因为他们无法明智地使用这些钱，会做超出他们阶层承受能力的消费；墨西哥人是如此的原始，他们一旦有了钱就只会赌钱和酗酒，美洲印第安原住民也是如此。尽管剥削理论显然言之有理，但是在很多细节上，这一理论的解释力都很弱。它没有解释为什么不是所有被剥削者都同样受偏见所害。许多移民美国的群体都遭到了剥削，但他们并没有面临如黑人和犹太人群体遭遇的那种偏见。而且，犹太人实际上也并非经济剥削的受害者。贵格会和摩门教徒曾一度在美国受到严重的迫害，但绝非出于经济的原因。即使我们只讨论针对黑人的偏见，也很难说这全然是一个经济现象。尽管许多白人从黑人工人报酬微薄的劳动中获益，并通过有关黑人“动物本性”的理论来合理化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但是整个事件远比此复杂。工厂中的白人工人或白人农民也受到了同样的剥削，但他们并未受到特别的歧视。例如，在针对某些南方社区的社会学研究中，事实证明，黑人的客观“阶级”地位并不明显低于白人。他们并没有居住在更小的房屋中，收入也并不比白人少。黑人家中的设施也与白人家中的设施并无二致。然而，黑人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的地位都较低。因此，我们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偏见理论过于简单了。尽管它的确指出了偏见的一个原因，即上层阶级为了将自利行为合理化 。历史视角对偏见理论的贡献绝不应该只局限于经济层面的解释。离开了对历史上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回顾，我们就无法理解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以及他的种族灭绝政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经历了自由主义时期（一八六九年，针对犹太人的所有法律限制被废除）和俾斯麦（Bismarck）时代，俾斯麦的改革主义被保守派和保皇派归咎于犹太人，就像之后的罗斯福新政也同样被归咎于犹太人一样。与这一趋势相结合的，是种族原则与纯正血统的学说，后两者都是黑格尔（Hegel）所提出的德国国家精神一元性的反映。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心理层面上与劳工地位的上升融合在一起。对于很多人来说，劳工运动都是一个军国主义社会里异质化的存在，于是它被归咎于犹太人。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犹太人被视作德国一切激进破坏力量的化身提供了基础。无论这种命定的进程是否能够在没有心理学帮助的情况下由历史因素得到充分解释，我们都坚持认为，世界上任何地方存在着的任何偏见的模式，历史角度的研究都能增进我们对其的了解。在下面的几个章节中，我们将讨论诸多能够帮助解释群体冲突和偏见的社会文化因素中的几个。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这种理论思考给予了重视。与历史学家一样，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重视偏见在其中发展的总体社会环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些理论的提出者强调那些导致冲突的文化传统，另一些理论提出者则强调外群体和内群体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化；还有一些理论关注人口的密度；另一些理论则着重于群体之间所存在的联结的种类。现在，让我们来阅读该理论的一种具体阐述— 被称为城市化的现象及其与种族偏见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人们的说法如下：虽然人们总是希望能够与他人和平友善地共处，但这一愿景被我们当下的工业文化严重阻挠— 尤其是当我们城市的文化已然激起了人们的不安与不确定感。在这个城市里，个体之间的联系减少了。无论是语言还是外貌都在我们彼此之间划下了鸿沟。中央政府取代了更为亲近居民的当地政府。广告控制着我们的生活水准和愿望。垄断巨头们用巨型的工厂取代了原有的景观，限制了我们的就业、收入和安全。我们不再像之前一样节俭、奋斗、与彼此面对面交流。对不可控制的力量的畏惧使我们畏缩不前。大都市的生活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不人道的、非人性的、危险的。我们恐惧并厌恶屈服于此的自己。这种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不安与偏见有什么关系？一方面，基于大部分人的从众心理，我们倾向于遵循当下社会中的惯例。广告所渲染的虚荣浮华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们想要拥有更多、更奢侈及代表着更高地位的商品。广告商强加于我们的规则是要蔑视穷人，因为他们承担不起被规定的物质水平。因此，我们看不起经济能力弱于我们的群体—黑人、移民和乡巴佬。（这点与马克思主义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我们在屈服于物质主义的都市价值观的同时，我们也痛恨造就这一切的都市。我们厌恶金融操控和政治黑幕。我们鄙视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压力。我们不喜欢那些鬼鬼祟祟、不讲诚信、自私傲慢、野心勃勃、庸俗嘈杂，以及所有不具有古老美德的人。这些都市特质化身为犹太人。“我们如今痛恨犹太人。”阿诺德·罗斯（Arnold Rose）写道：“主要是因为他们就是都市生活的化身。”他们是掌控一切的怪物，是纽约的象征。这座城市迫使我们屈服。所以我们痛恨这座大都市的象征—犹太人。这个理论的优点在于它的逻辑既适用于解释反犹太主义，也适用于解释人们对“不够格”的少数群体所产生的高人一等之感。然而，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如此地厌恶和仇恨日裔美国农民。这一理论也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城市憎恨”在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中间都是如此的激烈与普遍。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镇，种族偏见在全国各地都非常严重。将历史学和社会文化中的重点进行糅合，我们就得到了偏见理论中的社区（Community）模式理论。该理论的重点在于每个群体中最基本的种族中心主义。如果波兰的贵族曾一度剥削与压迫乌克兰农民（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这一怨恨会作为一种模式延续下来，成为乌克兰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众所周知，许多爱尔兰人都对英国人有着强烈的敌意，这也是该模式的一种反映。这种敌意源于几个世纪前，一些英国地主和政治家的错误做法。托马斯（Thomas）和兹纳涅茨基（Znaniecki）用如下的表述来说明这一机制：每个文化问题都只能通过群体来影响到个人，由于群体成员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所以每个个体的基础价值观都很复杂……社会教育一直以来的趋势…… 是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基于其群体的态度看待所有事物。
这个观点结合了历史学和社会学。它告诉我们，个体无法摆脱祖先的判断，只能够通过自身传统看待外群体。在欧洲，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敌对关系非常复杂。给定一个城市，尤其是处于欧洲东部的城市，它可能在不同时期，被俄罗斯、立陶宛、波兰、瑞典、乌克兰所“占有”。这些征服者的后裔依然居住在该城市，并有理由将彼此视为索取者或入侵者。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由偏见造成的对立。即使该城市的居民意图移民美国，传统所遗留下的敌意也会如影随形。除非新的社区模式与旧的传统同样强大，遗留下来的敌意才会消失殆尽。许多移民，可能绝大多数移民都期待开始新生活。所以他们会选择在一种自由、平等、体面的社区模式中生活。如果我将历史背景从社会文化的方法中删去，我们得到的就会是情境强调（situational emphasis）。也就是说，相较于过去的模式，该理论更强调当下的力量。许多偏见理论都是如此。例如，气氛（atmosphere）理论。一个孩子在即时影响中成长，不久后这些影响就会完全反映在他的身上。在《梦想杀手》（Killers of the Dream）中，莉莲·史密斯（Lillian Smith）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南方的孩子显然不了解历史事件、剥削或都市价值观。孩子所知道的是，他必须遵守自己受到的复杂的、不连续的教育。因此，他的偏见仅仅是对他所见所闻的反射。莉莲·史密斯（Lillian Smith）著，《梦想杀手（Killers of the Dream）》，图为1963年版封面。[图源：goodreads.com]下面这个例子显示出气氛的微妙影响是如何塑造人们的态度的。一位教育调研者在英国的非洲殖民地调查为何当地学校的英语教学收效甚微。在参观课堂时，他要求老师向他示范英语教学的方法。老师照做了，但是却以当地方言开始了教学。这位调研者并不懂当地的方言。老师说的是：“孩子们，放下手中的东西，现在让我们花一小时来解决这门敌人的语言。”
其他的情境理论可能会强调目前的就业形势，并从中发现当前经济竞争造成的敌意。或者将偏见视为阶层流动所造成的现象。情境理论也可能会强调群体之间的接触类型或群体的相对密度的重要性。这些情境理论都很重要，我们将在此后的章节中分别进行论述。如果人类生来就好争论，或者对一切充满敌意，那冲突必然会此起彼伏。强调人类本质中的因果关联这一因素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会与上文所述的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或社会文化的视角相悖。我们可以援引哲学家霍布斯（Hobbes）的思想作为例子，霍布斯在人类的悲观本能中寻求偏见的根源：所以在人类的本质中，我们可以发现争论发生的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是竞争；其次，是冷漠；第三，是荣耀。 竞争是人类为了掠夺而入侵；冷漠是为了自身安全；荣耀是为了名誉。竞争会涉及暴力，使自己成为其他男人以及男人的妻子、孩子和奴隶的主人；冷漠能够保护自身的利益；在细枝末节中的荣耀，如一句话，一个微笑，一个不同的意见，以及显示出轻视他人的标志—无论是针对自己，还是亲属、朋友、国家、职业、姓名。
霍布斯认为，冲突的根源在于（1）经济利益，（2）恐惧和防御，（3）对地位的渴求（骄傲）。对霍布斯来说，这三种愿望只是人类基本的驱动力。他从这三个方面寻找依据。同样地，普通路人也会耸耸肩，以这种本能学说解释自己的偏见：“偏见是自然存在的，我们无法改变。”如今的心理学家会指出这个论点所存在的问题。人们在最初是如何建立这种对荣耀的渴求的？“至死追求权力”的根源是什么？霍布斯只指出了冲突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广泛存在的冲突本身并不意味着它必然是受本能所驱使的。从广泛存在的冲突出发，可能会有人（言之凿凿地）提出：为什么新生儿在生命伊始并不追求权力，而是追寻与周围环境、周遭所有人的亲密相连。合作与爱的关系总是先于仇恨（第3章）。事实上，仇恨只会在长期的沮丧和失望后滋生。任何观察过儿童的人都知道，在儿童年幼时，我们很难教会他们相互竞争；教会他们形成偏见就更为困难了，正如我们将在第17章至第20章中看到的那样。所以说，认为对他人的负面态度比亲密态度更为“基本”的想法是错误的，看起来存在于人类本性中的特质实际上是不符合人类发展时序、与人类基本需求相对立的。偏见的挫折（frustration）理论更为完善。它也是一种植根于“人类本质”的心理学理论，但是对人类本性缺乏危险的假设。这一理论轻易地认可了亲密需求似乎比抗议和仇恨要基本得多。同时也认为，当塑造积极友好环境的过程受到阻挠时，会产生丑恶的后果。我们可以通过引用二战退伍军人所持有的强烈偏见来阐释这个理论：当被问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失业和经济萧条时，他回答说： 这种情况最好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不然芝加哥就要原地爆炸了。南部公园区的黑人过于聪明了。我们这儿发生的种族暴动，会让底特律的显得像周末的学校野餐一样。那么多人都对黑人在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有着质疑。他们得到了所有简单和没有危险的工作—舵手，工程师。他们在其他方面毫无用处。而白人却被欺负，过得艰苦。如果白人和黑鬼都失业，那也不是什么好结果。我会是胜利的那方。我知道如何使用我的枪。
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了经济萧条在造成或加剧偏见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剥夺和挫折所导致的敌对冲动，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对少数群体产生冲击。托尔曼（Tolman）指出，“过于强烈的动机，或过于强烈的挫折会让我们的认知图景变得狭窄”。一旦情绪上受到挑衅，一个人对社会的看法会变得狭隘和扭曲。这将启动他个人视角中的恶（少数民族），因为他正常的直接思维被强烈的感情所蒙蔽。他无法分析恶，他只能具化它。挫折理论有时也被称为替罪羊理论（第15章，第21章，第22章）。这种理论的构成假定，愤怒可能会被迁移到一名（逻辑上不相关的）受害者身上。替罪羊，又称代罪羔羊，原指犹太教信徒于赎罪日时，按《圣经·利未记》记载的仪式将山羊献作赎罪祭。现普遍意指在某错误事件上，替代犯过者承受责任、受罪受罚的无辜人，即替罪者。图为威廉·霍尔曼·亨特所作的《替罪羊（The Scapegoat）》。[图源：Wikipedia]有人指出，这个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哪些人会成为迁怒的对象。它也无法指明为什么无论存在多严重的挫折，有些性格特质的人都不会采取迁怒的方式。我们将在之后对这些情况进行讨论。第三类“人性”理论强调个人的性格结构（character structure）。只有特定类型的人才会发展出日常的偏见。这些类型的人群似乎总是缺乏安全感并感觉焦虑，他们采取专制的、排他性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轻松的、彼此信任的民主方式。这一理论强调早期训练的重要性，大多数持有高度偏见的人与自己的父母缺乏安全亲密的关系。由于这个或是其他的原因，他们在成年后的所有人际关系中都渴求确定性、不可改变性、权威性，而这种模式使他们排斥并恐惧那些自己并不熟悉，或让他们缺少安全感的群体。如同挫折理论一样，性格结构理论能够得到很多证据的支持（参见第25章至第27章）。但是这两个理论并不全然充足，我们仍然需要其他理论来对其补充。人是针对他面前的状况直接作出反应的。他对世界的回应方式遵循着他对世界的看法。当他感到某一群体惹人烦恼、令人厌恶并具有威胁性时，他就会对该群体的成员发起攻击。当他认为另一群体是粗鲁的、肮脏的、愚蠢的时候，他就会嘲笑该群体的成员。正如我们所见，可识别性和语言标签有助于我们定义感知到的对象，以易于识别。历史和文化的力量以及个人整体的性格结构可能会滞后于他的假设和看法。从现象学角度来研究偏见的理论家们认为，现象学的观点将所有的因素融合为一个终极的、普遍的焦点。人们最终的信仰和感知才是最重要的。显然，刻板印象在塑造先于行动的感知中起着显著的作用。偏见的某些研究仅使用现象学方法。卡茨-布莱利和吉尔伯特对种族刻板印象的研究（第12章）就是如此，拉兹兰（Razaan）也对民族特有名称对面孔照片评分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第11章）。其他研究将现象学方法与其他方法相结合。例如，第10章我们报告说，当我们比较两种性格结构的人群时，发现两者认知过程的死板程度有所不同。另一组频繁结合的方法是情境分析与现象学。在第16章中，我们将看到，与黑人密切接触的人与那些生活在隔离情境中的人，二者的感知是不同的。正如我们所说，现象学层面揭示的是即时的因果关系，我们应该将这种方法与其他方式相结合。若非如此，我们可能会忽视同样重要的，位于人格背后的动力，以及生活情境、文化和历史背景中的决定因素。最后，我们回到刺激对象本身这个问题。正如第6章和第9章所示，刺激对象也许是群体之间存在的真正差异，也是引起不满和敌意的诱因。然而，我们的证据足以表明这些差异远远小于我们所假设的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声誉并不是靠赚取得来的，而是几乎毫无理由地被强行安在一个群体上的。如今，没有一位社会科学家会完全赞同应有声誉（earned reputation）理论。同时，也有学者警告说，并非所有少数群体都无可指摘。可能有些民族或国家的确具有威胁性，因此招致了现实中的敌意。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敌意部分源于对刺激的实际估计（群体真实的本质），而另一部分则来自许多不切实际的因素。因此，一些理论的提出者主张互动理论（interaction theory）。敌对态度部分取决于刺激的性质（既定的声誉），部分由与刺激相关的因素所决定（例如，替罪羊，符合传统，刻板印象，内疚的投射等）。只要为两组因素赋予适当的权重，我们就无法对这样的交互理论提出异议。这一理论只是为了说明，“在科学寻求敌对态度的原因时我们不应忘记还要将刺激对象自身的所有相关特质都纳入考量”。在这个广泛的意义上，不可能产生驳斥交互理论的理由。总结而言，最好的方法是接纳每一种方法论。因为每一种方法论都有其独到之处。它们无一是排他的，也无法单独成为偏见研究的指导方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对于所有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对“偏见”而言，多重因果关系总是普遍的规律。*作者在以下文章中对这种研究取向做了更详尽的阐释：“Prejudice: a problem in psychological causa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50, Supplement Series No. 4;本文也被收录于T. PARSONS AND E. SHILS,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Action Part 4, Chapter 1,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51.**本文已得到出版方授权，如有转载需求请与出版方联系。社會學會社【新书推荐栏目】
2020年，社会学会社推出【新书】新栏目。新栏目旨在推荐高质量的社科类新书，推送内容主要为该书的简介、书摘或书评。新栏目秉持会社一贯方针，为非盈利性纯公益栏目，不会收取任何推广费用，力图为读者推荐高质量社科学术类新书。如有意合作，欢迎各出版社联系本公众号小编（杜谔）微信洽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