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

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

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

鸣谢

专题策划人：王碧晨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著有《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等。作为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知识型、权力、知识考古学等观念对其后直至今天的人文科学影响深远。

第一章  驯顺的肉体

让我们想像一下17世纪初依然可见的那种理想的士兵形象。首先，这个士兵从远处就可以一眼辨认出来。他具有某些符号：他的体魄和胆量的自然符号，他威武的标志。他的肉体是他的力量和勇猛的纹章。尽管他必须一点一点地学习军人职业——通常是在实际战争中学习，但是昂首挺胸的姿态和列队行进式的步伐基本上属于高傲的人体语言。“辨认那些最适合这种职业的人的符号是，动作机敏灵巧，昂首挺胸、肩宽臂长、腹部紧缩、大腿粗、小腿细、双脚干瘦。因为这种人肯定既灵活又强壮。”当他成为长矛兵后，他“必须尽可能优雅而庄重地正步行进，因为长矛是一种光荣的武器，应该庄重而无畏地持握它”（Montgommery，6、7）。到18世纪后期，士兵变成了可以创造出来的事物。用一难不成形的泥、一个不合格的人体，就可以造出这种所需要的机器。体态可以逐渐矫正。一种精心计算的强制力慢慢通过人体的各个部位，控制着人体，使之变得柔韧敏捷。这种强制不知不觉地变成习惯性动作。总之，人们“改造了农民”，使之具有“军人气派”（1764年3月法令）。新兵逐渐习惯于“昂首挺胸，收腹垂臂，笔直地站立。为了养成习惯，他们要用这种姿势贴墙站立，脚跟、大腿、腰部和肩部都要触墙，手背也要触墙，当他们伸手时，手不能离开身体甩出来。……此外，他们还要学会绝不低眼看地，而要平视他们走路时遇到的人。……在没有听到号令以前，（他们）要保持不动，无论头部还是手、脚都不能动。……最后，还要学会绷紧膝盖，脚尖向前，列队行进”（1764年3月20日法令）。

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对人体密切关注的迹象。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人是机器”这部大书是在两个领域同时撰写的。一个是解剖学—形而上学领域。笛卡尔（Descartes）写了有关的最初篇章，医师和哲学家续写了以后的篇章。另一个是技术—政治领域。它是由一整套规定和与军队、学校和医院相关的、控制或矫正人体运作的、经验的和计算的方法构成的。这两个领域迥然有异，因为这一方面涉及的是服从与使用的问题，另一方面涉及的是功能与解释的问题。但是，这二者也有重合之处。拉美特利（La Mettrie）的《人是机器》既是对灵魂的唯物主义还原，又是一般的训练理论。其中心观念是“驯顺性”。该书将可解剖的肉体与可操纵的肉体结合起来。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但是，这种著名的自动机器不仅仅是对一种有机体的比喻，他们也是政治玩偶，是权力所能摆布的微缩模型。腓特烈二世（Frederik Ⅱ）这位精明强悍的国王对他们极感兴趣，热衷于小机械、训练有素的军团和长期的操练。

那么，这些关于令18世纪的人感兴趣的驯顺性的设计有什么新颖之处呢？当然，人体成为如此专横干预的对象，并非史无前例。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但是，在这些技术中有若干新的因素。首先是控制的范围。它们不是把人体当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对它施加微妙的强制，从机制上——运动、姿势、态度、速度——来掌握它。这是一种支配活动人体的微分权力（infinite simal power）。其次是控制的对象。这种对象不是或不再是行为的能指因素或人体语言，而是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被强制的不是符号，而是各种力量。唯一真正重要的仪式是操练。最后是控制的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它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这些方法可以称作为“纪律”。许多规训方法早已存在于世，如在修道院、军队、工场等。但是，在17和18世纪，纪律变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它们与奴隶制不同，因为它们不是基于对人身的占有关系上。纪律的高雅性在于，它无需这种昂贵而粗暴的关系就能获得很大的实际效果。它们也不同于“奴役”。后者是以主人的个人意志“为所欲为”这种形式确立的，是一种全面持久、不可分解的、无限制的支配关系。它们也不同于附庸关系。后者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但又保持一定距离的依附关系，更多地涉及劳动产品和效忠仪式标志，而较少地涉及人体的运作。此外，它们也不同于禁欲主义以及修行式“戒律”。后者的目的在于弃绝功利，而不是增加功利。虽然后者也包括对他人的服从，但是其主要宗旨是增强每个人对自身肉体的控制。纪律的历史环境是，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当时正在形成一种强制人体的政策，一种对人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纪律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总之，它使体能脱离了肉体。一方面，它把体能变成了一种“才能”、“能力”，并竭力增强它。另一方面，它颠倒了体能的产生过程，把后者变成一种严格的征服关系。如果说经济剥削使劳动力与劳动产品分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规训强制在肉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限定联系。

这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发明”不应被视为一种蓦然的发现。相反，它是由许多往往不那么明显重要的进程汇合而成的。这些过程起源各异，领域分散，相互重叠、重复或模拟，相互支持。它们因各自的领域不同而相互区别。它们逐渐汇聚在一起并产生了一种一般方法的蓝图。最初，它们是在中等教育中起作用，后来又进入小学。它们逐步控制了医院领域。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它们改造了军队组织。它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传播有时很快（如在军队和技术学校或中学之间），有时则很慢、很谨慎（如大工厂的隐秘的军事化）。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人们采纳它们都是为了适应特殊的需要，如工业革新，某种传染病的再度流行，来福枪的发明或普鲁土的军事胜利。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完全被铭刻在一般的和基本的社会转变中。现在我们就试着来描述这种铭刻方式。

在此，我不可能撰写具有各自特色的各种规训机构的历史。我只想基于一系列例证来勾画某些最易于传播的基本技术。这些技术都是很精细的，往往是些细枝末节，但是它们都很重要，因为它们规定了某种对人体进行具体的政治干预的模式，一种新的权力“微观物理学”。而且，因为自17世纪起它们就不断地向更广的领域扩展，似乎要涵盖整个社会。那些具有很大扩散力的狡猾伎俩，那些表面上光明正大而实际上居心叵测的微妙安排，那些羞于承认屈从于经济要求的机制或使用卑劣的强制方式的机制——正是它们在现代历史的开端造成了惩罚体系的替嬗。要想描述它们，就必须注意各种细节。我们不应该在各种形象后面寻找意义，而应该寻找告诫。我们应该不仅从某种功能的困境，而且从某种策略的连贯性来考虑它们。它们作为狡猾的伎俩，与其说是出于那种永远站得住脚的、使小事也具有意义的重大理由，不如说是出于对一切都加以注意的“险恶用心”。纪律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 

图为德・萨克森元帅，18世纪法国波旁王朝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图源：Wikipedia]

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德·萨克森元帅（Marshal de Saxe）所说的话：“虽然那些关注细节的人被视为凡夫俗子，但在我看来，这种成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基础。不懂得它的原理，就不可能建起一座大厦或建立一种方法。仅仅喜爱建筑学是不够的。人们还应该懂得石工技术”（Saxe，5）。关于这种“石工技术”，即对道德义务和政治控制方面细节的功利主义合理化，有一部值得一写的历史。它不是滥觞于古典时代。应该说，古典时代促进了它，改变了它的范围，给了它精确的手段，或许还在微分计算中或在对自然物的具体入微的特征的描述中找到了某些共鸣。总之，“细节”早就是神学和禁欲主义的一个范畴。任何细节都是重要的，因为在上帝眼中，再大的东西也大不过一个细节，再小的东西也要受到他的某种意愿的支配。在这种尊崇细节的重要传统中，基督教教育、学校教育和军事训练的一切细节，各种“训练”方式，都很容易各得其所。对于已被规训的人，正如对于真正的信徒，任何细节都不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这与其说是由于它本身所隐含的意义，不如说是由于它提供了权力所要获取的支点。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拉萨勒（Jean Baptiste de La Salle）在《论教会学校教友的义务》中所吟唱的“小事”及其永恒价值的伟大赞美诗。在此，日常生活的神秘性与一丝不苟的纪律结合起来。“忽视小事是何等地危险！对于像我这样不会有惊人壮举的人来说，应该以这样的想法自慰：认真对待小事将能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提高到最显赫的圣洁层次，因为小事能导致更大的……小事；将来就可以说：啊！我的上帝，我们这种软弱而短命的生物能为您的荣耀做什么呢？小事。如果大事出现的话，我们能做得来吗？我们能超出我们的能力去思考它们吗？事情虽小，但如果上帝承认它们，并愿意把它们当作大事呢？事情虽小，但人们是否感到它的小呢？人们不是根据经验来做出判断吗？事情虽小，但是如果人们这样看待它们，拒绝它们，难道不就肯定有罪了吗？事情虽小，但是正是小事最终造就了伟大的圣徒！的确，这些是小事。但是，有伟大的动机、伟大的情感、伟大的热忱，因此也有伟大的功绩、伟大的财富和伟大的酬报”（La Salle，Traité……，238-239）。在学校、兵营、医院和工厂的环境中，这种细致的规则、挑剔的检查、对生活和人身的吹毛求疵的监督，很快将会产生一种世俗化的内容，一种关于这种神秘的无穷小和无穷大计算的经济的或技术的合理性。18世纪关于细节的历史是由拉萨勒支配的，前后涉及到莱布尼兹（Leibniz）和布丰（Buffon），中间有腓特烈二世。它涵盖了教育、医学、军事策略和经济学。到该世纪末，这种历史产生了梦想成为另一个牛顿的人，但不是探究巨大的天体和星体的牛顿，而是关注“细小物体”、细小运动、细小作用的牛顿。这个人对蒙日（Monge）的一句名言——“只有一个可供发现的世界”——做出的回答是：“怎么这样讲呢？那么，细节的世界呢？人们从未想到过这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吗？我几乎从15岁起就相信有这另一个世界。以后我非常关注它。这种记忆刻在我的心中，从未淡忘。……我敢说，我所发现的这另一个世界是最重要的。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的心都在发颤。”（在圣提莱尔〔Saint Hilaire〕的《自然哲学的综合观和历史观》的导言中这些话被说成是波拿巴说的）。这个世界不是拿破仑发现的。但是，我们知道，他打算组织这个世界。他想在自己周围设置一个能够使他洞察国内一切细小事情的权力机制。他想借助于严格的纪律“完全掌握住这个庞大的机器，使任何细节都不能逃脱他的注意”（Treilhard，14）。

为了控制和使用人，经过古典时代，对细节的仔细观察和对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时出现了，与之伴随的是一整套技术，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而且，毫无疑问，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中产生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

分配艺术

纪律首先要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使用了几种技术。

1．纪律有时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贯彻纪律的保护区。在这方面有对流浪汉和穷人的大“禁闭”，也有其他更谨慎但也更隐蔽和有效的禁闭措施。在这方面还有大学、中学：它们逐渐采用了修道院的模式，寄宿制变成了即使不是最普遍的也是最完美的教育制度。当耶稣会撤离后，路易大帝学校成为模范学校，强制实行寄宿（见Aries，308～313和Snyders，35-41）。在这方面还有兵营：军队——这支流浪大军——必须束缚在固定的场所；必须严防他们的劫掠和暴力行为；必须使当地居民（他们并不担心路过当地的军队）不必担惊受怕；必须避免驻军与地方当局的冲突；必须防止开小差并控制驻军开支。1719年法令要求以南方已有的兵营为模式建立数百个兵营，实行严格的禁闭措施：“整个兵营应用10英尺高的围墙围住，围墙应从各个角度与兵营内房屋相距30英尺之远。”这种布局将能使驻军保持“秩序和纪律，使军官能够控制他们。”（《1719年9月25日军令》）。到1745年，大约有320个城镇设有兵营。据估计，1775年兵营内的总人数约为20万人（Daisy，201-209；1775年一个无名氏的回忆《兵营》，156；Navereau，132-135）。随着工厂的发展，也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而明确的工业空间：首先是综合制造厂，到了18世纪后半期，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大工厂（肖萨德铁厂几乎占据了涅夫勒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整个梅丹半岛；1777年，为了建安德列工厂，威尔金森用堤坝在卢瓦尔河上建了一个小岛。杜法伊在夏波涅尔山谷经过改造建成勒克勒佐工厂，并在工厂内建立了工人宿舍）。这不仅是规模上的变化，而且是一种新的控制方式。工厂明显地类似于修道院、要塞和城堡。警卫人员“只在工人返回工厂时，在宣告工作重新开始的钟声响了以后才打开大门。”一刻钟之后，任何人不得进入。白天结束时，车间领班把钥匙交回给工厂的瑞士卫兵，后者才打开大门（Amboise，国家档案，12，1301）。其目的在于，随着生产力的日益集中，用上述方式获取最大利益和消除各种不利因素（如偷盗、怠工、骚乱和“密谋”），保护生产资料和工具，驾驭劳动力：“为了维持秩序和便于监督，所有的工人都必须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这样，受托管理工厂的合伙人就能防止和纠正工人中可能出现的弊病，将这些弊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中”（Dauphin，199）。

工厂中彼此分工的工人。[图源：cn.bing]

2．但是，“封闭”原则在规训机制中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不能满足需要。这种机制是以一种更灵活、更细致的方式来利用空间。它首先依据的是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避免按组分配空间；打破集中布局；分解庞杂的、多变的因素。有多少需要分散的实体或因素，规训空间也往往被分成多少段。人们应该消除那些含糊不清的分配，不受控制的人员流失，人员的四处流动，无益而有害的人员扎堆。这是一种制止开小差、制止流浪、消除冗集的策略。其目的是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和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因此，这是一种旨在了解、驾驭和使用的程序。纪律能够组织一个可解析的空间。

而且，在这方面，纪律也遇到了一种旧式的建筑上和宗教上的方法：修道院密室。即便说它所规定的密封空间纯粹是理想化的，这种规训空间却通常是分格单元式的。按照某种禁欲主义，孤独对于肉体和灵魂都是必要的。至少在某些时刻，肉体与灵魂应该独自面对诱惑以及严厉的上帝。“睡觉是死亡的影像，寝室是墓地的影像……尽管寝室是合用的，但是床的排列，幕布的遮挡，使得姑娘起床和就寝都不会被人看见”（Delamare，507）。但是这依然是一种十分粗糙的方式。

3．在规训机构中，有关职能场所的规则将逐渐把建筑学通常认为可以有几种不同用途的空间加以分类。某些特殊空间被规定为不仅可以用于满足监督和割断有害联系的需要，而且也可用于创造一个有益的空间。这种变化过程在医院里，尤其在陆军和海军医院里表现得很明显。在法国，罗什福尔似乎既是一个实验点，又是一个范例。这是一个港口，而且是一个军用港口。货物在这里集散，工人自愿或被迫地被雇用，水手来来往往，各种疾病交替流行。这是一个逃亡、走私和瘟疫的麋集之地，是各种危险因素的扩散地，是违禁活动的聚集地。因此，海军医院必须加以应付。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是一个过滤器，一个具有抑制和分割功能的机制。它必须能够消除非法活动和罪恶，成为一个控制这些流动的乌合之物的据点。对疾病和瘟疫的医学监视与其他一系列控制是密不可分的，即对逃兵的军事控制，对商品的财物控制，对药物、药量、药品消耗、治疗方法、死亡、装病现象的行政控制。因此就需要严格地划分空间。罗什福尔海军医院所采取的最初步骤关注的是物而不是人，是贵重商品而不是病人。财务和经济监督的措施先于医疗观察措施：将药品锁起来，纪录药品的使用；稍后，医院制定了一套制度来确定病人的实际人数，验明其身份和所属部队。然后，医院开始管理他们的进出情况；他们被强制待在病室中；每个床位都标明住院者的姓名；每个病人都被记录在册，医生巡视时必须参考记录。最后，医院开始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和分床措施。渐渐地，一种行政和政治空间凭借着一个医疗空间而形成了。它倾向于区别对待各个肉体、各种疾病、症状，各种生与死。它构成了一个将各种单一物平行分列的真实表格。由于有了纪律，一种有益于医疗的空间诞生了。

在18世纪末出现的工厂里，个人化分割原则变得更加复杂。这涉及到如何将人员分配在一个既能隔离又能组合的空间中，而且还涉及到如何根据具有独特要求的生产机制进行这种分配。必须把人员的分配、生产机制的空间安排以及“岗位”分配中的各种活动结合在一起。茹伊的奥伯凯姆普夫工厂就遵循着这一原则。它是由一系列专业车间组成的，每个房间只安排一类工人，如印花工、清理工、上色工、描图文工、雕刻工、染工。杜桑·巴雷（Toussaint Barre）于1791年建成的最大厂房有110米长，是一座三层楼。第一层主要用于刻版印刷。整个车间分两行排列着132个工作台，有88个窗户。每个工作台有一名印刷工和一名调制和涂抹颜料的助手。共有264个人。工作台的一端是一个架子，刚刚印好的布料搭在上面晾干（Saint-Maur）。在车间的中央通道巡视，既可以看到全局，又可以监督每一个人，可以看到工人的出勤和表现以及工作质量，可以对工人进行比较，根据其技能和速度加以分类，可以监督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这些系列化因素构成了一个固定的网格，从而消除了混乱：也就是说，一方面根据生产的阶段或基本运作，另一方面根据各个进行生产的人员，将生产过程分割开，使劳动过程显示出来。劳动能力的各种变量——体力、敏捷性、熟练性、持久性——都能被观察到，从而受到评估、计算、并且与每一个工人联系起来。这样，由于劳动能力以一种完全可见的方式分散在一系列个人身上，所以它可以被分解为独立单位。在大工业崭露头角之时，人们在生产过程的分割后面可以发现劳动力的个人片面化；规训空间的分配往往成为这二者的保障。

4．在规训中，各种因素是可互换的，因为各个因素都是由它在一种系列中所占据的位置，由它与其它因素的间隔所规定的。因此构成一个单位的，既不是领土（统治单位），也不是地点（居住单位），而是等级，即人们在一种分类中的位置，线与行的交点，可以被连续通过的间隔中的一个间隔。纪律是一种等级排列艺术，一种改变安排的技术。它通过定位来区别对待各个肉体，但这种定位并不给它们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使它们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分布和流动。

让我们以“班级”为例。在耶稣会的大学里，人们还可以发现一种复式组织。每个班级有二三百名学生，十人一组。每个组及其“十人长”占用一个罗马式或迦太基式营房。在相对的营房中，有与之相对应的“十人团”。这是一种作战和竞争的基本形式。工作、学习和划分等级都是在这种竞赛中通过两军对垒而进行的。每个学生的贡献都与总的较量相关，对于全组的成败都有一定的作用。每个学生的位置都根据他作为“十人团”整体中的一名战士的作用和价值来安排（Rochemonteix，自第51页起）。还应该指出，这种罗马式喜剧使得这种对立竞争与一种具有军队精神的、具有等级和层层监督的空间安排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应忘记，一般来说，在启蒙时代，罗马模式具有两种作用：从它的共和国形象看，它是自由的体现；从它的军事形象看，它是理想的纪律模式。18世纪和大革命时期的古罗马形象是以元老院为特征的，但也是以罗马军团为特征的。它既是以讲坛为标志的，也是以军营为标志的。直到拿破仑帝国，古罗马的榜样同时含混地传递着公民权的法律理想和规训方法的技术。总之，耶稣会大学所利用的这种古代传统中的严格规训因素，逐渐支配了竞赛和模拟作战的因素。渐渐地，尤其是在1762年以后，教育空间拓展了，班级变得单纯了，不再由在教师的关注下并列的各个因素组成。在18世纪，开始用“等级”来规定人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分配形式：即学生在课堂、走廊、校园里的座次或位置；每个学生完成每项任务和考试后的名次；学生每周、每月、每年获得的名次；年龄组的序列；依据难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这套强制性序列中，每个学生依照其年龄、成绩和表现有时处于某一等级，有时处于另一等级。他不断地在空间系列中移动。有些空间是表示知识或能力的等级的“理念”空间，有些是表示价值或成绩的物质的大学或教室空间。这是一种经常性变动。人们通过这种变动在由间隔序列划分的空间中替换着位置。

图为最初时期的教室。[图源：quotesgram]

这种系列空间的组织，是基础教育的重要技术变动之一。它使得传统体制（每个学生受到几分钟教师的指导，而其他程度不一的学生无事可做、无人照顾）能够被取代。它通过逐个定位使得有可能实现对每个人的监督并能使全体人员同时工作。它组织了一种新的学徒时间体制。它使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机器。拉萨勒梦想过这样一种教室，其空间分配能同时显示一系列的特点，即学生的进步、长处、性格、表现、整洁及其家长的情况。譬如，教室应该构成一个大表格，有许多项目，一切置于教师的精细的“分类”目光之下：“在每个教室里，座位是根据各门课的各种学生安排的。因此，凡是上同一门课的学生总是坐在同一个座位上。上最高课程的学生被安置在靠墙最近的凳子上。其他学生按照课程等级依次向教室中心排列。……每个学生都有为他指定的座位，除非得到命令或经学校督导员同意，任何学生不得离开或改变座位。”各种安排应该使“那些不修边幅的邋遢家长的孩子与那些精细整洁的家长的孩子分开；将任性轻浮的学生安置在两个品行端正的学生之间，使放荡的学生独处一隅，或夹在两个本分的学生之间。”

在组织建立“单人密室”、“场所”、“座次”时，纪律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这种空间既提供了固定的位置，又允许循环流动。它们划分出各个部分，建立起运作联系。它们标示出场所（位置）和价值。它们既确保了每个人的顺从，又保证了一种时间和姿态的更佳使用。它们是现实和理念的混合空间。因为它们支配着建筑物、房屋、家具的配置，所以是现实的；因为它们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关于特点、评价和等级的安排，所以是理念的。因此，纪律的第一个重大运作就是制定“活物表”（tableax vivants），把无益或有害的乌合之众变成有秩序的多元体。制定“表格”是18世纪科学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技术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人们应如何安排植物园和动物园，与此同时对生物进行合理的分类？人们应该如何观察、监督和调节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从而制定一个能够充当财富增长原则的经济表？人们应该如何监督人、监视人的出勤、编制一个普遍适用的军队名册？人们应该如何安置病人、区分病人、划分医院空间，并对疾病进行系统的分类？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运作，其中有两个因素——分配和解析、监督和理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18世纪，表格既是一种权力技术，又是一种知识规则。它关系到如何组织复杂事物、获得一种涵盖和控制这种复杂事物的工具的问题，关系到如何给复杂事物一种“秩序”的问题。如吉伯特（Guibert）所说的将军一样，博物学家、医生和经济学家也“被事物的无限性和复杂性搞得眼花缭乱，……由于对象的繁多造成了数不胜数的组合，顾及如此之多的事物，使他力不从心。现代军事科学在自我完善和探讨真正的原理时会变得更简明易懂”；军队“有了能够适应各种变化的简明而通用的战术，……将更容易调动和指挥”（Gubert，XXXIV）。战术，就是人员的空间部署；分类，就是生物的秩序空间；经济表，就是财富的有规律运动。

但是，在这些不同的领域里，表格的功能不是同一的。在经济秩序中，它使数量测定和运动分析成为可能。在生物分类学中，它具有特征描述（从而减少例外）和类别归纳（从而减少数量）的功能。但是，在有纪律的分配形式中，表格具有处理分配复杂事物本身并从中得出尽可能多的结果的功能。如果说自然分类法是以特征和范畴的联系为基轴，那么规训策略则是以单数和复数的联系为基轴：它既允许对个别做特征描述，又允许对既定的复杂事物加以整理。它是控制和使用独特因素集合体的首要条件，是“分格”权力（cellular power）的微观物理学的基础。

对活动的控制

1．时间表是一项古老的遗产   其严格的模式无疑是由修道会提供的。它很快就得到传播。它的三个主要方法——规定节奏、安排活动、调节重复周期——不久就出现在学校、工厂和医院中。新的纪律毫无困难地出现在这些旧形式中。学校和贫民院往往是附属于修道会的，因此沿用了修道会的生活和节奏。工业时期的严峻长期保持着一种宗教气氛。17世纪，大工场的规章规定了工作日的活动：“早晨进厂后，在工作之前，所有的人必须洗手，向上帝祷告，划十字”（Saint-Maur，第1条）。但是，甚至到了19世纪，当工业需要吸收农业人口时，他们有时被组成“教区”，以使他们习惯于工厂的工作。“工厂—修道院”的构架被强加在工人身上。在奥伦治亲王莫里斯（Maurice of Orange）和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Adolphus）的新教军队中，军事纪律是通过宗教活动的时间节奏而确立的。布萨涅尔（Boussanelle）后来描述道，军队生活应该具有某些“修道院的优点”（Boussanelle，2；关于瑞典军队纪律的宗教特点，见《瑞典人的纪律》，伦敦，1632）。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教会一直是纪律教师。他们是时间专家，是节奏和有规律活动的大师。但是，纪律改变了这些产生它们的时间管理方法。它们首先是使这些方法变得更精细。人们开始按四分之一小时、分、秒来计算时间。当然，这首先发生在军队里：吉伯特系统地应用了沃邦（Vauban）早已提出的对射击的精密记时测定。在小学里，时间的划分越来越精细，各种活动必须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当时钟敲响一个小时的最后一下时，一个学生就开始敲钟。当第一声钟声响起时，全体学生就跪下，双手合十，眼睛低垂。念完祷词后，教师将发出一个信号，让学生站起来，第二个信号是让他们赞美基督，第三个信号是让他们坐下”（La Salle，《管理），27-28）。在19世纪初，有人建议“互教学校”（Ecoles mutuelles）使用下列时间表：8:45，班长进入，8:52，班长会，8:56，学生进入和祷告，9:00，学生就坐，9:04，听写第一块石块，9:08，听写结束，9:12，听写第二块石块，等等（Tronchot，221）。工薪阶级的逐渐扩大伴随着对时间更细致的划分：“钟声响后，若工人迟到超过一刻钟……”（Amboise，第2条）；“上班时，若请假超过五分钟……”“凡不准时工作者……”（Oppenheim，第7-8条）。与此同时，人们还设法确保时间使用的质量，如不断的监督，监工的鞭策，消除一切干扰。其目的在于造成一段充分利用的时间：“在工作时间，不得用手势或其它任何方式引逗工友，不得玩耍、不得吃东西、睡觉、不得讲故事或笑话”（Oppenheim，第16条）。甚至在工间餐时，“不得讲故事或进行其它会使工人分心的谈话”；“任何工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把酒带进工厂和在车间喝酒”（Amboise，第4条）。精打细算并支付费用的时间也必须是毫无瑕疵、毫无缺损的。这段时间应是高质量的，肉体应自始至终被投入其中。精确、专注以及有条不紊，是有纪律的时间的基本优点。但是这并不是新近才有的。相比之下，其他方法才是纪律所特有的。

2．动作的时间性规定   举例来说，有两种控制队列行进的方法。17世纪初，我们看到：“训练有素的士兵排成纵队或方队按照鼓点行进。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首先迈出右脚，这样，整个队伍才能步调一致”（Montgommery，86）。18世纪中期，有四种步伐：“短步伐的长度是一英尺，一般步伐、加倍步伐和正步伐的长度是二英尺，其距离是从一个脚跟到另一个脚跟。就时间而言，小步和一般步伐用一秒钟，两个加倍步伐用一秒钟。正步步伐的时间比一秒钟稍长一点。转弯步伐用一秒钟，其长度从一个脚跟到另一个脚跟最多是18英寸。……一般步伐应用于向前走，应昂首挺胸，交替用一条腿保持平衡，向前迈另一条腿，大腿绷紧，脚尖稍稍向外和向下，由此可以轻轻掠过地面，而不敲击地面”（“1766年1月1日关于整顿步兵操练的训令”）。从前一个训令到后一个训令，增加了一系列新的约束因素，出现了另一种分解姿势和动作的精确程度，另一种使肉体适应时间要求的方式。

1766年法令所确定的并不是一个时间表，一般的活动框架，而是一种从外面施加的集体的和强制性的节奏。它是一种“程序”。它确保了对动作本身的精细规定。它从其内部控制着动作的发展和阶段。这样，我们就从一种衡量或强调姿势的命令，过渡到一种约束姿势或使之持续不变的网络。一种有关行为的解剖—记时图被鲜明地勾画出来。动作被分解成各种因素。身体、四肢和关节的位置都被确定下来。每个动作都规定了方向、力度和时间。动作的连接也预先规定好了。时间渗透进肉体之中，各种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

军人持枪的姿势有着严格要求。[图源：cn.bing]

3．随之而来的是肉体与姿势的关联   规训控制不仅仅在于教授或强加一系列的特殊姿势。它还造成了一种姿势与全身位置之间的最佳联系，而这正是效率和速度的条件。在正确地使用身体从而可能正确地使用时间时，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会闲置或无用：全身都应调动起来，支持所要求的动作。一个训练有素的身体是任何姿势甚至最细小动作的运作条件。譬如，书写漂亮是以一种体操、一种习惯为前提的。这种习惯的严格符码支配着从脚尖到食指的整个身体。学生应该总是“保持笔直的身体，稍稍向左自然地侧身前倾、肘部放在桌上，只要不遮住视线，可以用手支着下颌。在桌下，左腿应比右腿稍微靠前。在身体与桌子之间应有二指宽的距离。这不仅是为了书写更灵活，而且没有比养成腹部压着桌子的习惯更有害健康的了。左臂肘部以下应放在桌子上。右臂应与身体保持三指宽的距离，与桌子保持五指左右的距离，放在桌子上时动作要轻。教师应安排好学生写字时的姿势，使之保持不变，当学生改变姿势时应用信号或其它方法予以纠正”（La Salle，《管理》，63-68）。一个被规训的肉体是一种有效率的姿势的前提条件。

4．肉体—对象联结   纪律规定了肉体与其操纵的对象之间的每一种关系。它勾画了二者之间一种细致的啮合。“向前举枪有三个步骤。第一阶段，用右手举起枪，持枪时使枪贴近身体，与右膝保持垂直，使枪口与眼睛平行，用右手猛地抓住枪口，胳膊紧贴身体的腰部。第二阶段，用左手把枪举到你的前方，枪管位于两眼之间，竖直垂立，右手抓住枪托，胳膊伸开，食指放在扳机护圈上，右手放在枪柄槽沟处，拇指压在枪管的模线上。第三阶段用左手沿大腿放下枪，用右手握枪，枪机向外，与胸相对，右臂半屈，肘部贴身，拇指贴着枪机的第一个螺纹，食指托着击火铜帽，枪管垂直（“1766年1月1目训令”第XI章，第二条）。这是一个可以称为对肉体进行工具符码化的例子。它把整个姿势分解成两个平行的系列：被使用的身体部位系列（右手、左手、手指、膝部、眼睛、肘部等等）和被操纵对象的各部位系列（枪管、柄槽、击火铜帽、螺纹等等）。然后，两个系列根据某一姿势（托、弯）而联系起来。最后，它规定了连续动作的规范，各组联系在其中占有特定的位置。这种强制性句法就是18世纪的军事理论家所说的“操练”（manoeuvre）。传统的方法让位给明确的和强制性的规定。在肉体与其对象之间的整个接触表面，权力被引进，使二者啮合得更紧。权力造就了一种肉体—武器、肉体—工具、肉体—机器复合。这是要求肉体仅仅提供符号或产品、表达形式或劳动成果的各种支配方式中走得最远的一种。权力所推行的规则同时也是制定运作结构的准则。因此，规训权力的功能看上去与其说是简化不如说是综合，与其说是剥削产品不如说是与生产机构建立一种强制联系。

5．彻底的使用   传统方式的时间表的基本原则实质上是消极的。它是禁止游惰原则。时间是由上帝计算的，是由世人付出的，不得浪费。浪费时间既是一种道德犯罪又是一种经济欺诈。时间表就是用于消除这种危险的。而纪律则安排了一种积极的机制。它提出了在理论上时间可以不断强化使用的原则，更确切地说是榨取而不是使用。这是一个如何从时间中提取更有用的时段，从每个时段中获取更有用的力的问题。这意味着人们应该竭力强化对每一短暂时刻的使用，似乎每一片刻的时间都是用之不竭的，似乎通过一种更细致的内在安排，人们就能逼近一个使人保持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普鲁士军队的著名条例所贯彻的正是这一点。在腓特烈二世军威大振之后，全欧洲都竞相效仿：时间单位分得越细，人们就越容易通过监视和部署其内在因素来划分时间，越能加快一项运作，至少可以根据一种最佳速度来调节运作。由此产生了这种对每个行动的时间控制。这在军队中是十分重要的，在整个人类活动的技术中也是十分重要的。1743年的普鲁士军事条例规定，武器贴脚持立有六个步骤，握枪有四个步骤，举枪到肩部有十三个步骤等等。“互教学校”也被用其他方式组织成一台强化时间的使用的机器。其组织方式使教师的教学能够消除直线的连续性。它协调了不同的学生组在班长和助教的指导下的同时运作，使各个时段都填充着许多不同的但有秩序的活动。另一方面，由信号、口哨、命令所控制的节奏，给每个人规定了时间标准，这种标准既被用来促进学习过程，又被用来培养做事敏捷的习惯。“这些要求的唯一目的是……使儿童习惯于又快又好地完成一项作业，通过讲求速度来尽可能地消除从一项作业转到另一项作业时造成的时间损失”（Bernard）。

通过这种支配技术，一种新的客体对象正在形成。它逐渐取代了机械物体——由固体组成的运动物体，后者的概念长期以来被那些追求完美秩序的人所迷恋。这种新的客体对象是自然的肉体，力的载体，时间的载体。这种肉体可以接纳特定的、具有特殊的秩序、步骤、内在条件和结构因素的操作。在成为新的权力机制的目标时，肉体也被呈献给新的知识形式。这是一种操练的肉体，而不是理论物理学的肉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肉体，而不是理性机器的肉体。正因为如此，在这种肉体中，一系列自然要求和功能限制开始显现出来。吉伯特在批评过于人工化的动作时所发现的，正是这种肉体。在它被强加的和它所抗拒的操练中，肉体显示了自身的基本相关性，本能地排斥不相容因素：“在进入大多数训练学校后，人们会看到各种姿态拘谨的可怜士兵，人们会看到他们肌肉僵硬、血液循环不畅。……如果我们研究了大自然的意图和人体的构造，我们就会发现大自然所明确规定的士兵姿势。头部应该昂起，高过双肩且垂直于双肩。它既不应向左歪也不应向右歪，因为从颈椎骨与肩胛骨的联系看，任何部位的旋转都会带动同一侧的胳膊，还因为身体若不端正，士兵就不能向正直方向走，不能形成队形。……髋骨是训令中所规定的枪托所须靠的部位。因为每个人的髋骨的部位不一样，所以持枪时有些人应该偏左一点，另一些人应偏右一点。由于人体结构不一这同一个原因，扳机护圈贴近身体的程度依胳膊肌肉凸凹情况而定”（Guilbert，21-22）。

我们已经看到，规训分配的程序是如何在当时分类和制表的技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而且是如何把关于个人和群体的专门问题引入这些技术中的。同样，对活动的规训控制属于一系列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肉体的自然机制的研究。但是，这种控制开始在肉体中发现了特殊的进程。行为及其被系统化的要求逐渐取代了简单的运动物理学。肉体被要求能够驯顺地适应最细微的运作，这就既违反也显示了一个有机体所特有的运作条件。规训权力具有一种与之相应的个体存在，后者不仅具有可分解的“单元性”，而且也具有自然的“有机性”。

创生的筹划

1667年关于创立戈布兰（Gobelins）工场的法令也设想了创办一所学校。按照设想，由皇家物业总管挑选60名获奖学金的孩子，先委托一名师傅“培养和教育”他们一段时间，然后分别让他们跟随工厂里的各个织毯大师学徒（师傅得到从奖学金中扣除的报酬）。经过六年学徒，四年服务和一次资格考试后，学生将有权在王国内的任何城镇“开办一个工场”。我们在这里发现了行会学徒的特征；对师傅的依附关系既是个人性的又是绝对的；法定的训练期限，结束于一次资格考试，完全按照严格的计划而不可更改；在师傅与学徒之间有一种全面的交换，师傅应该传授知识，学徒应该提供服务，做辅助工作，往往还要支付一些费用。这种私人服务形式是与知识的转让混合在一起的。1737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创办一所教授戈布兰工厂学徒画图的学校。其目的不是取代师傅对学徒的培训，而是补充完善这种培训。该校包括一项调然不同的时间安排。除了星期天和宗教节日外，学生每天到校学习两个小时。根据墙上贴的名单进行点名。缺席者被记录在案。学校分成三个年级。一年级收对画图一窍不通的学生。根据学生的能力，让他们分别临摹难易不等的范图。二年级的学生是“已经懂得某些原理的”或上完一年级的学生。他们在复制图样时只能“看一眼，不能摹写”，想像着画图。三年级的学生学习上色和粉画，接触染色理论和实践。学生在每段时间里完成一项任务，写上名字和完成时间，交给教师，优秀作品受到奖励。年终将作品汇集起来加以比较，从而确定每个学生的进步、水平和名次。依此决定谁能升入下一年级。教师及其助手有一个总的记事本，逐日记录每个学生的表现和学校中发生的每一件事。这个记事本定期向一位视察员呈阅（Gerspach，1892）。

戈布兰学校仅仅是下述重要现象的一个例子，即古典时期形成了一种新技术。这种新技术用于控制每个人的时间，调节时间、肉体和精力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我们怎样才能充分利用每个人的时间，通过每一个人，通过他们的肉体，通过他们的精力或能力，通过便于使用和控制的方式来积聚时间？我们怎样才能把有用的时间组织起来？纪律能够分解空间，打破和重新安排各种活动。它也应被理解为积累和使用时间的机制。这是通过四个方面来实现的，在军事组织中表现得最明显。

1．把时间分解成连续的或平行的片断，每个片断应该在规定的时间结束。譬如，把训练阶段和实践阶段分开；把新兵训练和老兵操练分开；开办现役军人的各种军事学校（1764年，在巴黎创建军事学院，1776年在各省创建12个军事学校）；招募尽可能年轻的职业士兵。从孩童时代“由国家抚养他们，在特种学校中培养他们”（Servan，J.，456）；循序教练一般姿势、列队行进、持枪动作和射击，前一个动作完全掌握后再进行下一个动作：“人们常犯的一个基本错误是，一下子向士兵展示所有的操练”（《1743年普鲁土步兵条例》）；总之，把时间分成各自独立的、准确的细微过程。

2．根据一个分解计划——各种简单因素的序列——来组织这些细微过程，由简到繁地把它们组合起来。这就要求，训练必须抛弃模仿重复原则。在16世纪，军事操练主要是模仿整个或部分动作，一般地提高士兵的技能和力量；到了18世纪，对“体力”的训练遵循着“要素”原则，而非“示范”原则：简单的姿势——手指的位置、腿的弯度、手臂的动作——是有用动作的基本因素，也是对力量、技能和灵活性的一般训练。

3．确定这些时间片断，决定每一片断的持续时间，用考核作为结束。考核具有三种功能。它将表明受训者是否已达到规定水准，保证每个人经历同样的训练，区分每个人的能力。当“受命训练士兵的”中士、下士等“认为某个士兵已做好晋升一等兵的准备时，他们应首先把他引见给连队长官。连队长官应仔细地对他进行考核。如果他们认为他练习得不够，则不允许他通过。如果连队长官认为被引见者已做好准备，就可建议他见团长。团长可择机见他，并让高级军官对他进行考核。任何微小的失误都足以使他遭到否决。凡未通过首次考核者不得从二等兵升为一等兵”（《1754年5月14日步兵操练条例》）。

4．制定更细致的系列；根据每一个人的水平、资历、级别，为他规定适合于他的操练。普遍的操练具有一种区分功能，而每一种差别都涉及到特殊的操练。在每个系列结束时，新的系列就开始了。新系列也同样因人而异，区分细密。因此，每个人都受控于一种确定其水准或等级的时间性系列。这是一种规训操练的复调音乐：“二等兵应在每天早晨由中士、下士、一等兵进行训练。……一等兵应在每个星期日由班长进行训练。各连队及中士应在每月的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由高级军官进行训练”（同前）。

这种规训时期是逐渐地引入教育活动的：训练时期被划分出来，使之有别于成人时期和独立从业时期；设置不同的阶段，用等级考核来区分这些阶段；制定各个阶段的由简到难的教学大纲；根据每个人在这些系列中的进度评定他们。规训时期用复杂而循序渐进的系列取代了传统训练的入门时期（后者是一个完整的时期，完全受到师傅的控制，仅由一次考核加以认可）。一种完整的分解教育逐渐形成了。它是细致入微的（它把教学进程分解成最简单的元素，把每个发展阶段分解成小的步骤），它又是早熟的（它远远早于启蒙思想家的起源分析，而它在表面上是后者的一种技术性模式）。在18世纪初，德米亚（Demia）就建议把识字学习过程分成七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字母，第二个阶段是学习拼音，第三个阶段是学习把音节组成词，第四个阶段是逐句地按照标点读拉丁文，第五个阶段是开始读法文，第六个阶段是流利地阅读，第七个阶段是读认手稿。但是，当学生很多时，就需要进一步地细分他们的水平，一年级应该包括四种人：第一种人正在学“简单字母”，第二种人正在学“复杂字母”，第三种人正在学缩写字母，第四种人正在学双写字母（ff，ss，tt，st）。二年级应该包括三种人：一种人“在拼读音节时要先逐个认字母，如D、O、DO”；第二种人“能够拼读最难的音节，如bant，brand，spinx”等等（Demia，19-20）。把基本元素组合起来的各个阶段都应纳入一个大的时间性系列。这个系列既是精神智力的一种自然进程，又是教育程序的一个规则。

连续活动的“序列化”，使得权力有可能控制时间，有可能在每一时刻进行具体的控制和有规律地干预（区分、矫正、惩罚、消除），有可能根据每个人在系列中达到的水准区分并进而使用每个人，有可能积累时间和活动，有可能重新发现在最终结果中被整合与被证明有用的时间与活动，从而表明一个人的最终能力。分散的时间被聚积起来，从而能够产生一种收益，并使可能溜走的时间得到控制。权力被明确地直接用于时间。权力保证了对时间的控制和使用。

这些规训方法揭示了一种被连续整合的线性时间。后者趋向于一个稳定的终点。简言之，这是一种“进化的”时间。但是，应该指出，与此同时，行政的和经济的控制技术揭示了一种系列的、走向的、累积的社会时间，发现了一种“进步”意义上的进化。规训技术揭示了个人系列，发现了一种“创生”意义上的进化。18世纪的两大发现——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创生——或许是与新的权力技术相关联的，更具体地说是与一种通过分割、序列化、综合和整合而管理和有效地使用时间的新方式相关联的。一种宏观权力学和一种微观权力学所造成的不是对历史的干预（历史很长时间已不需要这种干预），而是对控制活动和支配实践中的一种时间性的、单一性的、连续性和累积性的向度的整合。历史的“进化”性质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而在今天已深入人心，对于许多人来说已不言而喻。但是，它是与一种权力作用模式联系在一起的。毫无疑问，对编年史、系谱、功名成就、王朝统治和业绩的“历史—记忆”似乎长期以来就是与一种权力运行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有了新的征服技术，持续进化的“运动”趋向于取代重大事件的“宗谱”。

总之，个体—创生的小型时间连续统一体似乎像是个体—细胞或个体—有机体一样，是规训的后果和对象。而且，在这种时间系列化的中心，人们可以发现一种程序。这种程序对于这种系列化的意义，正如画制“图表”对于人员分配和单元分离的意义，或者正如“战术”对于活动经济学和有组织的控制的意义。这种程序就是“操练”。操练是人们把任务强加给肉体的技术。这些任务既是重复性的又是有差异的，但总是被分成等级的。通过使人的行为趋向某种极限，操练就可能导致不断对个人做出评价——或者从他与这种极限的关系，或者从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或者从他与某种行动计划的关系做出评价。这样，它就以连续性和强制性的形式确保了某种发展，某种观察或某种资格的实现。在采取这种严格的规训形式以前，操练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它在军事的、宗教的和大学的实践中表现为加入仪式、预备仪式、演练或考核。它的线性的循序渐进的结构、它的最终形成发展至少在军队和学校里出现得稍晚，但它们无疑起源于宗教。无论怎么说，制定一个教育“大纲”的观念——这种大纲应伴随着儿童直至完成学校教育，应该包括逐年逐月增加难度的练习——似乎首先出现在一个宗教团体中，即“共同生活兄弟会”（见Meir，自第160页起）。他们深受鲁伊斯布鲁克（Ruysbrock）和莱茵神秘主义的影响，把某些宗教技术移用到教育上，不仅用于对牧师的教育，而且用于对行政官员和商人的教育。以身作则的导师指导学生追求尽善尽美的原则变成了教师要求学生尽善尽美的权威主义原则。禁欲生活所要求的愈益严格的宗教功课变成了由简到繁的、标志着学业和品行进度的任务。整个社群追求拯救的努力变成了被排列名次的个人之间的集体的、持久的竞争。或许，社群生活和灵魂拯救的这些程序正是旨在产生既个人化又对集体有用的能力的方法的最初要素。在神秘主义的或禁欲主义的形式中，操练是为了获得拯救而安排现世时间的一种方式。在西方历史上，它在保留自身的某些特点的情况下逐渐改变了方向。它被用来更经济地利用人生的时间，通过一种有用的形式来积累时间，并通过以这种方式安排的时间的中介行使统治的权力。操练变成了有关肉体和时间的政治技术中的一个因素。它不是以某种超度为终点，而是追求永无止境的征服。

力量的编排

“我们应首先破除旧的偏见，即认为一支军队是靠增加其密集程度来增强其力量的。当人们想把物理学的运动定律应用于战术上时，所有的定律都变成了奇谈怪论。”自17世纪末起，陆军的技术问题就脱离了物理学的质量模式。由于长矛和滑膛枪使用起来又慢又不准确，实际上不能有效地打击目标，因此用这些武器装备的军队本身被当作进攻炮弹和防御壁垒，如“西班牙军队中的威武陆军”。这种密集士兵的配置主要是根据他们的资历和勇敢程度。在方阵中间，用以增加厚度和密度的，是那些经验不足的士兵。在前排、四角和两侧的，是那些最勇敢的或被认为最老练的士兵。在古典时期，形成了一套新的细密的组合方式。各种单位——团、营、连以及后来的“师”——成为一种包括许多部分的机制。它们变动彼此之间的位置以形成某种布局和达到某种特殊的结果。这种变化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里有经济方面的理由，即充分利用每一个人，使部队的训练，给养和装备工作行之有效；使每个士兵成为一个精干的单位，发挥最大的效能。但是，只有出现了某种技术变革，这些经济理由才能成为决定因素。这种技术变革就是来福枪的发明。与滑膛枪相比，来福枪更准确，更快捷，从而更能体现士兵的技能。它能更准确地击中特定目标，因此能够使火力对准个人。反之，它把每个士兵都变成了可能的靶子，因此要求士兵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流动性。这就导致了密集技术让位给一种新技术，即沿着比较灵活的散兵线部署队伍和人员。这样也就需要寻求一整套精心计算的运作方式，包括个人和集体的部署，团队或小分队的运动、位置的变换，从一种部署到另一种部署的变换。总之，需要发明一种不是以活动或静止的密集队形为基础的，而是以具有可分因素的几何学为原则的机制。其基本单位是手持来福枪的机动士兵。无疑，在士兵之下的层次是细微的姿势，基本的动作要领，动作的空间位置。

当涉及到建构一种其成效必须高于其基本构成力量的总和的生产力时，就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与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是怎样获得这种提高的生产力，是由于提高了劳动的机械力，还是由于扩大了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还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缩小了生产场地，还是由于在紧要时刻动用了大量的劳动，……不论在哪种情况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应归因于协作本身”（Marx，《资本论》Vol，l，311-312）。马克思在几个地方强调了劳动分工问题与军事战术问题的相似性。如“正如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防御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防御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发挥的机械力量的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Marx，《资本论》，Vol，l，308）。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必须用纪律来满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种机制，应能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纪律不再仅仅是一种分散肉体，从肉体中榨取时间和积累时间的艺术，而是把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以期获得一种高效率的机制。这种需求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的。

1．单个肉体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安置、移动及与其它肉体结合的因素。它的勇气和力气不再是它的主要变量。它所占据的位置，所涵盖的间隔，它的规律性以及良好秩序成为它据以运作的主要变量。士兵首先是流动空间的一个片断，然后才是勇气或荣誉的体现。吉伯特这样描述士兵：“当他身着戎装时，他的身宽最多有二英尺，此外，从他的胸部到肩部最多大约有一英尺，他与邻近者间隔有一英尺。这就使每个士兵在各个方面占据两英尺，这也表明，一支正在作战的步兵部队，无论其前排还是中排，有多少行就占据多少步幅的空间”（Guilbert，27）。这是肉体的一种功能性还原。但这也是将这种肉体—片断嵌入使它得以表现的一个集合中。士兵的肉体已经被训练得能够使各个部位连贯地活动，以完成特殊的操作。接着，士兵应该成为另一个层面上的一种机制的一个因素了。士兵将首先“一个接一个地，然后两个一组地，再以更多的人数（受训）。……关于武器操作应该明确的是，当士兵完成单兵训练后，应该两个一组地持枪训练，然后相互调换位置，这样在左边的人就能学习如何配合右边的人”（《1766年1月1日关于整顿步兵操练的训令》）。肉体构成了多环节机制的一个部件。

2．各种年龄系列（纪律必须与之结合才能形成一种复合时间）也是机制的部件。每一年龄系列的时间必须与其他年龄系列的时间相适应，应能从每一时序中获取最大数量的力量，应能获得最佳结果。因此，塞尔万希望有一种覆盖整个国家疆域的军事机器，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其方式因每个人所处的进化片断、发生系列不同而各异。军事生活应从童年开始。儿童应在“军事采邑”中学习军事专业。军事生活应结束于这些采邑，老兵应将最后的岁月用于教育儿童，操练新兵，指挥士兵操练，在士兵执行公务、整顿国内秩序和在边境上作战时，监督他们。只要懂得如何分析每一时刻并将它与其它时刻结合起来，从人生的每一时刻都能榨取出力量。同样，人们可以在大工厂里使用儿童和老人劳动。这是因为他们有某些基本能力可使用，而不必去使用具有许多其它能力的工人。而且，他们是廉价劳动力。再者，他们若能劳动，就不再成为其他人的负担。昂热一家企业的税收人说：“从十岁到老年的男性劳动者会在这家工厂中找到抵御游惰及随之而来的贫困的手段”（Marchegay，360）。但是，将各种年龄系列最巧妙细致地搭配起来，可能是在初等教育中实现的。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采纳兰开斯特（Lancaster）方法为止，一种如同时钟机构的互教学校体制逐步严密地形成了。开始，老学生负责监督，有时是检查功课，有时是教新学生。最后，所有学生的全部时间不是用于教，就是用于学。学校变成了一个学习机器，不同水准的学生的所有时间都被恰当地结合起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利用。互教学校的一个重要鼓吹者对这种教学过程做了一个说明：“在一所容纳360名儿童的学校里，如果教师愿意在三个小时中逐个教育每个学生，那么他给每个学生的时间不到半分钟。如果采用新方法，每个学生都能读、写或计算长达两个半小时”（见Bernard）。

3．这种力量的精细结合需要有一个精确的命令系统。被规训人员的全部活动都应该用简明的命令来表示和维系。命令是无须解释的。令行禁止，雷厉风行，无须废话。规训教师与受训者之间是一种传递信号的关系。这里不存在理解命令的问题，所需要的仅仅是根据某种人为的、预先编排的符码，接受信号和立即做出反应。肉体被置于一个小小的信号世界，每一个信号都联系着一个必须做出的反应。这是一种训练技巧，它“从一切事物中专横地排除任何观念、任何低语”；训练有素的士兵“开始服从任何命令；他的服从是迅速而盲目的。任何不顺从和拖延都是犯罪”（Boussonelle，2）。小学生的训练也应采取同样的方法：简洁的口令，不加解释，只能被信号—钟声打破的绝对寂静，击掌为令，教师的示意姿势、眼色，以及公教学校兄弟会使用的小木器。后者很典型地被称作“信号器”。在这个小机械中既包含着命令的技巧也包含着服从的准则。“信号器的首要和主要用途是，一下子把所有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老师身上，使他们专注于他想告诉他们的事情上。因此，只要他想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或者结束一次练习，他就敲一下信号器。一个好学生听到信号器的响声，就会以为自己听到老师的声音，更确切地说是听到招呼他的名字的声音。他就会有童年撒母耳的感觉，像后者那样发自内心地说：‘主啊，我在这里。’”“祈祷之后，教师敲一下信号器，然后转向一名学生，示意他开始朗读。当他想让朗读者停止时，就敲一下信号器。……如果学生读得很糟或念错了一个字母、音节或单词，他就连续敲两下信号器，示意学生重读。如果在这种信号发出两三次后，正在朗读的学生没有发现和重读念错的单词——因为在发出信号前他已经读过了几个词，教师就敲三下信号器，示意他从更前面的地方重新开始读。他将不断地发出信号，直至学生找到念错的词”（La Sallel，《管理》，137-138，另参见Demia，21）。互教学校还利用要求人们立即做出反应的信号系统来加强这种行为控制。甚至口头命令也成为传递信号的因素，“进入你的座位。听到‘进入’这个词，孩子们就把右手砰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同时把一条腿伸进座位。听到‘你的座位’这几个词，他们就把另一条腿伸进座位，面对自己的小石板坐下。……拿起你的石板。听到‘拿起’这个词，孩子们就用右手抓住面前把石板挂在钉子上的细绳，用左手抓住石板的中部。听到‘石板’这个词，他们就取下石板，把它放在桌子上。”

总之，可以说，规训从它所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四种个体，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具有四种特点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而且，它还使用四种技术：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了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战术”。战术是一种建构艺术。它借助被定位的肉体，被编码的活动和训练有素的能力，建构各种机制。在这些机制中，各种力量因精心组合而产生更大的效果。战术，无疑是规训实践的最高形式。在这种认识中，18世纪的理论家发现了一切军事活动——从对每个肉体的控制和操练到运用最复杂的综合体特有的各种力量——的一般基础，被规训肉体的建筑学、解剖学、力学和经济学：“在大多数土兵眼中，战术仅仅是宏大的战争科学的一个分支。而在我看来，战术是这门科学的基础。它们就是这门科学本身，因为它们教人们如何组建军队、命令军队、调动军队、指挥军队作战，因为它们可以弥补数量的不足，可以寡敌众。战术还可以包容关于人员、武器、局势、各种条件的认识，因为正是这些认识把决定那些运动的因素汇集在一起”（Guilbert，4）。还有人这样说：“战术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某种部队的人员相对于其它部队人员的位置，他们的运动和活动，他们之间的关系”（Joby de Maizeroy，2）。

可以说，战争在战略上是政治的延续。但是，不应忘记，“政治”作为防止国内动乱的基本手段，即使不是被严格地视为战争的延续，也至少是被视为军事模式的延续。政治作为一种维持内部和平与秩序的技术，曾竭力在调动和操练方面运用理想的军队机制，即被规训的大众、既驯顺又得力的部队、在兵营驻扎和在野外作战的团队的机制。在18世纪的大国中，军队维护着国内和平。无疑这是由于它是一支现实的力量，是一把咄咄逼人的利剑，但这也是由于它是一种技术和一种知识载体，能够把它们的图式投射到社会共同体上。如果说在战略上有一种连贯的政治—战争系列，那么在战术上也有一种连贯的军队—政治系列。战略上，人们能够把战争视为国家之间政治交往的一种方式；战术上，人们也能够把军队视为维持市民社会无战争状态的要素。在古典时代，产生了各国彼此较量经济和人口实力的重大政治和军事战略，也产生了在各个国家内对肉体和个人力量进行控制的精细的军事和政治战术。在这个时期，“军事”——军事制度，军事科学，军人（与以前所说的“武士”不大相同）——是有特定意义的，是两种形势汇合的产物。一方面是战争和战场喧嚣，另一方面是保障安定的秩序和寂静。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认为18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完美社会的理想。但是，当时也有一个军事社会的理想。其基本所指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部机器中精心附设的齿轮，不是原初的社会契约，而是不断的强制，不是基本的权利，而是不断改进的训练方式，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动的驯顺。

“纪律应该成为全国性的，”吉伯特说，“我所描述的国家应该有一个简单可靠、易于控制的政府。它应该类似于那些手段简单而效率极高的庞大机器。这个国家的力量应来自自身的力量，其繁荣来自自身的繁荣。能够摧毁一切的时间将增强其国力。它将否定那种世俗偏见，即认为凡是帝国都要屈从于衰亡的铁律”（Guilbert，XXIII-XXIV；另外参见马克思于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关于军队与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论述）。拿破仑的军事政体已经迫近了。它所采用的国家形式将更长久地存在。我们不应忘记，为它打下基础的不仅有法学家，而且还有士兵；不仅有议员，而且有小官吏；不仅有法庭人士，还有兵营的人。罗马的典范与这种结构结合，必然具有双重的指涉：公民和军团成员，法律和军事策略。一方面，法学家或哲学家正从契约中寻找建设或重建社会共同体的原始模式，另一方面，士兵和纪律专家则在共同制定对肉体实行个别与集体强制的程序。

第二章  规训的手段

17世纪初，沃尔蒙森（Walhausen）就论述了作为一种规训艺术的“严格纪律”。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而不是挑选和征用，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好地挑选和征用而训练。它不是为了减弱各种力量而把它们联系起来。它用这种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是为了增强和使用它们。它不是把所有的对象变成整齐划一的芸芸众生，而是进行分类、解析、区分，其分解程序的目标是必要而充足的独立单位。它要通过“训练”把大量混杂、无用、盲目流动的肉体和力量变成多样性的个别因素——小的独立细胞、有机的自治体、原生的连续统一体、结合性片断。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然而，它们正在逐渐侵蚀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法律机构也不能避免这种几乎毫不掩饰的侵蚀。规训权力的成功无疑应归因于使用了简单的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它们在该权力特有的程序——检查——中的组合。

层级监视

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反之，强制手段能使对象历历在目。慢慢地，在古典时代，我们看到了这些观察人群的“监视站”的形成。而关于这一点，科学史很少论及。望远镜，透镜和射线是新的物理学和宇宙学的一部分。与这些重大技术平行发展的是不那么重要的复合交叉观察的技术，既能观察而又不被发现的技术。由于使用了征服技术和剥削方法，一种关于光线和可见物的模糊艺术便悄悄地酝酿了一种关于人的新知识。

这些“监视站”有一个近乎理想的模式，即军营——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建造和改造的临时性人造城市。这是一个权力活动中心。在这里，权力应极其强大，但也应极其周密、极其有效，而且因为其实施对象是军人，所以应极其警觉。在完美的军营里，一切权力都将通过严格的监视来实施；任何一个目光都将成为权力整体运作的一部分。无数新设计方案对传统的营区图案进行了重大修改。通道的几何规范、帐篷的数目和分布、帐篷入口的方向、士兵的安排等都有严格的规定。相互监视的网络也有规定：“在阅兵场上画出五条线，第一条与第二条相隔16英尺，其余各线彼此相距8英尺，最后一条线与军械库相距8英尺。军械库与军士长的帐篷相隔10英尺，正对着营区第一根柱子。每条连队大道宽51英尺。……所有的帐篷彼此相隔二英尺。副官的帐篷在其连队的小通道对面，营区后柱与最后一个士兵帐篷相隔八英尺。营区门对着连长的帐篷。……连长的帐篷建在连队大道的对面。其入口对着连队。”军营是一个借助把一切变得明显可见来行使权力的范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军营模式，至少是它的基本原则——层级监视的空间“筑巢”——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这是一种“嵌入”（encastrement）原则。军营是十分可耻的监视技巧的一种运用，正如暗室是伟大的光学的一种运用。

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如宫殿的浮华）或是为了观看外面的空间（如堡垒的设计），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用更一般的语言说，一个建筑物应该能改造人：对居住者发生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便于对他们恰当地发挥权力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他们，改变他们。砖石能够使人变得驯顺并易于了解。旧式监禁和封闭的简单设计——限制出入的高墙大门——开始被关于开口，关于被填充的和空旷的空间、通道和透明物的精心计算所取代。按照这种方式，医院建筑就逐渐被安排成医疗活动的工具：有助于更好地观察病人，从而更好地调整对他们的治疗；医院建筑在结构上将病人精心地隔离开，旨在预防传染病；改善通风条件和注意每个病床周围的空气流通，旨在防止污浊气体损害病人情绪和传染疾病。医院是在该世纪后半期建立的。在主官医院（Hotel Dieu）第二次焚毁后人们拟定了许多关于医院的方案。医院不再仅仅是贫困无助和奄奄待毙者的收容所。就其性质本身而言，它是一个治疗所。

与之相似的是，学校建筑也将成为一个训练机构。帕里斯—杜维内（Paris-Duverney）所设想的军事学院就是一个教育机构。他把自己设想的每一个细节都强加给建筑师加布里埃尔（Gabriel）。训练强健的身体，这是健康要求；造就精干的军官，这是资格要求；造就唯命是从的士兵，这是政治要求；防止淫逸和同性恋，这是道德要求。根据这四种理由，必须建造学生的隔离房间，但是为了持续不断地监视，也需要有孔眼。学院的建筑应成为一个监视机构。各个房间沿着一个走廊排开，宛如一系列小囚室。每隔一定的距离设置一个官员宿舍，“每十名学生两边各有一个官员”。晚上，学生只许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帕里斯还主张“每个房间靠走廊的墙上从齐胸高的位置到距天花板一、二英尺的位置开一个窗户，有了这种窗户不仅令人心旷神怡，而且可以说，除了决定这种安排的规训原因外，它还有若干方面的实际用途”（转引自Laulan，117-118）。在各餐厅里有“一个设置教官桌子的稍高的平台，使他们能够看到所有分组用餐的学生餐桌”。厕所装设半截门，值班学监可以看到学生的头和腿，但侧板较高，“厕所里的人不能彼此窥视”。这种关于监视的良苦用心体现在建筑的无数细小机制中。如果人们忘却了这种工具化的意义，这些机制只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工具化在使个人行为不断被对象化、愈益被细密划分的过程中是次要的但也是无懈可击的。规训机构里暗含着一种类似用于观察行为的显微镜的控制机制。这些机构所创造的分工精细的部门围绕着人形成了一个观察、记录和训练的机构。人们为什么要在这些观察机制中再细分观察功能？人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些观察机制的交流网？人们为什么要把一切安排得细密复杂从而能造成一种单一的持久的权力？

完美的规训机构应能使一切都一目了然。中心点应该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的事情的汇聚点，应该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这就是勒杜（Ledoux）在建造阿尔克·塞南（Arc-et-Senans）盐城时所设想的东西。所有的建筑物被排列成一个环形，门窗对着里面。中心点是一个高大建筑物。这里行使着行政管理职能，治安监视职能，经济控制职能，宗教安抚职能。这里发号施令，记录各种活动，察觉和裁决一切过错。而做到这一切仅仅需要一种精密的几何学的直接帮助。在18世纪后半期，这种环形建筑声名卓著，在众多原因中，无疑应包括一个事实，即它体现了某种政治乌托邦。

然而，规训监视其实是需要中继站的。金字塔形能够比环形更有效地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完整地形成一个不间断的网络，从而能够增加层次，并把各层次散布在需要监视的整个平面上。二是结构合理，不会将一种惰性力量压在需要规训的活动上，不会成为这种活动的制动器或障碍。总之，它应能被纳入规训机制，并能增加其可能的效力。它必须被分解成较小的因素，但其目的在于增大其生产功能：使监视具体化并切实可行。

这正是当时大工场和工厂的情况，在这些工场（厂）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监视方式。它不同于手工工场时期的监视方式。后者是由负责实施规章的巡视员从外面进行的监视。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强化的连续的监视。它应贯穿劳动过程。它不是或不仅仅是针对生产（原材料的性质和数量、工具的类型、产品的尺寸和质量）；它也考虑人的活动、技能，完成任务的方式，敏捷程度，工作热情以及他们的表现。但是，它也不同于师傅在工人和学徒身边进行的家内监视，因为它是由职员、监工和工头来进行的。由于生产机制日益扩大和日益复杂，工人数量增多，劳动分工细密，监视就变得更加必要，也更加困难。它变成了一项专门职能，成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与整个生产过程并行。经常在场但又不同于工人的专门人员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在大工厂中，一切按时钟行事。工人受到严厉粗暴的对待。职员习惯于对他们颐指气使，刻薄挖苦，因此，工人不是付出更多，就是很快离开”（《百科全书》，《手工工场》条）。尽管工人宁愿要行会制度也不要这种新的监视制度，雇主却认为后者是与工业生产、私有财产和利润体制密不可分的。在一个工厂、大铁厂或矿山里，“支出的项目不胜繁杂。在每一项上稍有弄虚作假，合计起来就是巨大的欺诈。这不仅会吞噬利润，而且会流失资本。……任何漏洞若被疏忽而每日重复，就可能成为企业的致命问题，甚至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能毁灭企业。”因此，唯有直接从属于老板并仅仅负有此项任务的代理人才能监督着“不使每一分钱白白花掉，不使每一时刻被浪费掉”。他们的作用就是“监督工人，巡视各工作地点，向经理报告各种情况”（Cournol）。这样，监视就变成一个决定性的经济活动因素，既是生产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规训权力的一个特殊机制。“一旦受到资本控制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管理、监督和调节的工作就变成资本的一个职能。一旦成为资本的职能，它就获得了特殊的性质”（Marx，《资本论》，Vol，Ⅰ，313）。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初等教育的改造中：监督的细节被明文规定，监督进入教学关系中。由于教区学校的发展，学生人数增多，再加上缺乏同时管理整班学生活动的方法，从而产生了混乱，因此亟需制定一种监督体制。为了帮助教师，巴坦库（Batencour）从优秀学生中选任了一批“干事”——班长、观察员、课代表、辅导员、祈祷文诵读员、书写员、墨水保管员、施赈员和探访员。这里有两种角色，一种负责具体工作（分发墨水和纸张，向穷人发放救济品，在节日诵读经文等）；另一种负责监督：“观察员应记录下谁离开座位，谁在说话，谁没带念珠或祈祷书，谁在做弥撒时举止不端，谁有不轨行为，谁总在闲谈或在街上不守规矩”；“课代表”负责监管“在学习时说话或哼曲的人，不写作业而把时间浪费在玩耍上的人”。“探访员”拜访缺勤或犯下严重错误的学生的家长。“班长”监督所有的干事。只有“辅导员”是一个教学角色。他们的任务是两人一组小声地教学生诵读（M．I．D．B.，68-83）。数十年后，德米亚提倡与之相似的分层管理，而几乎所有的监督职能都因有了一种教学意义而加强：一个助教教学生握笔姿势，纠正书写错误，同时“记录调皮者”；另一个助教在阅读课中负有同样的任务。班长负责监督其他干事和全班的表现，并负责“使新生习惯学校的规矩”。组长让学生背诵课文，并记下不会背的人名。在此我们看到了“互教”机构的轮廓，其中三种程序结合为单一的机制：教学本身，通过教学活动实践获得知识，层层监督。一种明确而有规则的监督关系被纳入教学实践的核心。这种关系不是一个附加的部分，而是一种内在的、能够提高其效能的机制。

分层的、持续的、切实的监督，也许不是18世纪的重大技术“发明”，但是它的暗中扩展使与之相关的权力机制变得重要。通过这种监督，规训权力变成一种“内在”体系，与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种机制的经济目标有了内在联系。它也被安排成一种复杂的、自动的和匿名的权力。因为虽然监督要依赖人实现，但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的作用。这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下而上的与横向的。这个网络“控制”着整体，完全覆盖着整体，并从监督者和被不断监督者之间获得权力效应。在对纪律实行层层监督时，权力并不是一个被占有的物或一个可转让的财产。它是作为机制的一部分起作用。诚然，它的金字塔组织使它有一个“头”，但是，在这持久连续的领域里产生“权力”和分配人员的是整个机构。这样就使得规训权力既是毫不掩饰的，又是绝对“审慎”的。说它“不掩饰”是因为它无所不在，无时不警醒着，因为它没有留下任何晦暗不明之处，而且它无时不监视着负有监督任务的人员。说它“审慎”则是因为它始终基本上是在沉默中发挥作用。纪律使一种关系权力（relational power）得以运作。这种关系权力是自我维系的。它用不间断的精心策划的监视游戏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由于有了这种监督技术，权力“物理学”对肉体的控制遵循着光学和力学法则而运作，即玩弄一整套空间、线条、格网、波段、程度的游戏，绝不或在原则上不诉诸滥施淫威和暴力。这是一种更微妙的“物理”权力，因此似乎是不那么“肉体性”的权力。

规范化裁决

1．在波莱骑士（Chevalier Paulet）孤儿院，每天早晨举行的审判会产生了一整套仪式：“我们发现所有的学生都排队站立，整齐肃穆，似乎准备投入战斗。军令长是一位十六岁的年轻绅士，他手握剑，站在队伍外。在他的指挥下，队伍在跑动中改变队形，组成一个环形。军官会议在中心点举行。军官报告过去24小时内各自队伍的情况。被告可以为自己辩护，证人当场作证，军官会议进行磋商，在达成一致意见后，由军令长宣布犯错者人数，错误性质和惩罚命令。然后队伍便井然有序地出发”（Pictet）。在一切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小型处罚机制。它享有某种司法特权，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规定的罪行、特殊的审判形式。纪律确立了一种“内部处罚”。纪律分割了法律所不染指的领域。它们规定和压制着重大惩罚制度不那么关心因而抬手放过的许多行为。“进来时，工友应彼此问候，……离开时，他们应该锁好他们使用的材料与工具，并查看是否关了灯”；“明确禁止用身体姿势或其它方式逗工友嬉笑”；他们应该“表现得诚实庄重”；凡未向奥本海姆（M．Oppenheim）请假而缺席超过五分钟者将“按缺勤半天记录下来”；为了确保在这种精细的刑事司法中不会有任何遗漏，禁止做“任何可能伤害奥本海姆及其同事的事情”（Oppenheim，1809年9月29日）。工厂、学校、军队都实行一整套微观处罚制度，其中涉及时间（迟到、缺席、中断）、活动（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热情）、行为（失礼、不服从）、言语（聊天、傲慢）、肉体（“不正确的”姿势、不规范的体态、不整洁）、性（不道德、不庄重）。与此同时，在惩罚时，人们使用了一系列微妙的做法，从轻微的体罚到轻微剥夺和羞辱。这样既使最微小的行为不端受到惩罚，又使规训机构的表面上无关紧要的因素具有一种惩罚功能。因此，在必要时任何东西都可用于惩罚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个人都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动辄得咎的惩罚罗网中。“人们应该把惩罚这个词理解为能够使儿童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的任何东西，能够使他们感到羞辱和窘迫的任何东西：……一种严厉态度，一种冷淡，一个质问，一个羞辱，一项罢免”（La Salle《管理》，204-205）。

2．纪律也带有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它不仅仅是一个小型法庭模式。规训处罚所特有的一个惩罚理由是不规范，即不符合准则，偏离准则。整个边际模糊的不规范领域都属于惩罚之列：士兵未达到要求便是犯了“错误”；学生的“错误”不仅仅包括轻微的违纪，而且包括未能完成功课。普鲁士步兵条例规定，凡未学会正确使用步枪者都应受到“最严厉”的对待。同样，“凡在前一天没有记住功课的学生，必须背下功课，不得有任何差错，在第二天要重背。他将被迫站着或跪着听课，双手合握。或者，他将受到其他处罚。”

这种由规训惩罚所维持的秩序具有复杂的性质。这是一种“人为”的秩序，是由法律、计划、条例所明确规定的。但它也是由可观察到的自然进程规定的。学徒期限，完成某项作业的时间，能力的水准，这些都涉及到某种规律，而这种规律也是一种准则。公教学校（Christian School）的孩子不应上他们还不能领会的“日课”，否则将使他们有可能什么也学不会。但是，每个阶段的期限应在条例中加以规定，凡是经过三次考试不能升级的学生应该安排在明显可见的“笨学生”座位上。在规训制度中，惩罚具有司法—自然的双重参照。

3．规训惩罚具有缩小差距的功能。因此它实质上应该是矫正性的。除了直接借鉴于司法模式的惩罚（罚款、鞭答、单人禁闭）外，规训体制偏爱操练惩罚——强化的、加倍的、反复多次的训练。1766年步兵条例规定，“凡有某种疏忽表现或精神不振作的一等兵应降为二等兵”，只有经过重新操练和重新考核之后，他们才能晋升到原来的军阶。拉萨勒指出：“在各种补救性惩罚中，罚做作业在教师看来是最正当的，在家长看来是最有利的。”这样就能“使孩子从错误本身得到改过自新、不断提高的手段”。譬如，对那些“没有完成全部书写作业或没有尽力做好书写作业的学生，可以罚他们写或背某些补充作业”（La Salle《管理》，205）。规训惩罚基本上与义务属于同一类型。它与其说是一种被践踏的法律的报复，不如说是对该法律的重申，而且是加倍地重申，以致于它可能产生的矫正效应不仅包括附带的赎罪和忏悔。这种矫正效应可以直接通过一种训练机制而获得。惩罚就是操练。

4．在纪律中，惩罚仅仅是奖—罚二元体制的一个因素。此外，这种体制是在训练和矫正过程中运作的。教师“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惩罚，相反，他应该多奖励少惩罚。懒惰的学生与勤奋的学生一样，希望获得奖励比畏惧惩罚更能使他振奋。因此，当教师被迫使用惩罚时，如果他能先赢得孩子的心，是大有助益的”（Demia，17）。这种二元机制使得规训处罚具有某些特殊的做法。首先，关于行为和表现的定义是基于善与恶这两个对立的价值。在这里不是采用诸如刑事司法实践中简单地划出禁区的做法，而是讲究在正负两极之间的分配。一切行为都纳入介于好与坏两个等级之间的领域。其次，对这个领域进行量化，并据此制定一种计算方法，也是能够做到的。有了一种沿用至今的处罚计算，就可以做出每个人的处罚平衡表。学校的“司法”源于军队和工厂，但学校把这项制度大大地发展了。公教学校兄弟会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奖励和补罚的体系：“学生可以使用奖励来免除补罚。……譬如，一个学生被要求完成作为一种补罚作业的四个或六个问题。他可以通过积累一定数量的奖励点数来免除这种补罚。教师可以规定每道题的点数。……因为奖励相当于一定数量的点数，教师也有另外一些价值较小的点数，来给前一种点数找零头。譬如，一个孩子需要用六个点来免除一项补罚。他挣得一个有十个点的奖励。把这个交给教师，教师找给他四个点。其它以此类推”（La Salle《管理》，自156页起）。在此我们看到的是赦免制度的移植。通过这种奖励与借支的量化与循环，借助正负点的连续计算，规训机构排列出“好的”与“坏的”对象的等级顺序。由此，一种无休止惩罚的微观管理就造成了一种分殊化。这种分殊化不仅仅是对行为的区分，而且是对人员本身及其种类、潜力、水准或价值的区分。通过对行为进行精确的评估，纪律就能“实事求是”地裁决每个人。它所实施的处罚也被整合进对每个人的认识循环中。

5．按等级分配具有两个作用：一是标示出差距，划分出品质、技巧和能力的等级；二是惩罚和奖励。这正是整顿秩序时惩罚的作用与裁决的特性。纪律仅仅用奖励给予回报，因而使人能得到晋升。它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作为惩罚。在“军事学院”，人们制定了一套复杂的“荣誉”级别体系。这种级别明显地表现在制服的细微变化上。体面或不体面的惩罚，是享有特权或丢脸的标志。与这种等级相联系，这种分等级的惩罚定期频繁地进行。官员、教师及其助手不考虑年龄或年级，就“学生的道德品质”与“他们的公认的表现”做出报告。第一等是“优秀生”，其标志是银肩章。他们享有被视为“真正军人”的荣誉。他们也因此享有受军事惩罚（逮捕甚至监禁）的权利。第二等是“良好生”，其标志是红绸银肩章。他们可以被逮捕和送进监狱，但也可以被关在囚笼里和罚跪。“中等生”有权佩带红色木肩章，除了上述刑罚，在必要时还要穿麻布丧服。最后一等是“劣等生”。其标志是一个褐色木肩章。“该等级学生将受到学院内使用的一切惩罚或被认为必要的一切惩罚甚至包括被单独囚禁在一间黑牢里。”此外，有时这个“耻辱”的等级还受到特殊条例的管理，“以致该等级学生将被与其他学生隔离开，总是穿着麻布丧服”。因为功过和优劣表现就能决定学生的地位，“后两个等级的学生将会以为，当别人承认他们的行为有变化和进步时，他们就能升入前两个等级和佩带其标志。同样，如果优良等级的学生松懈了，如果各种汇集起来的报告对他们不利，证明他们不配得到较高等级的奖励和特权，那么他们将被降级。……”惩罚级别应该趋向于消亡。“耻辱”等级的设立仅仅是为了消灭这个等级：“为了判断耻辱等级中表现好的学生改过自新的性质”，应该让他们重新进入较高等级，发还他们的制服，但是，在用餐和娱乐时，依然让他们与劣等生在一起。如果他们不能保持良好的表现，他们就被留在差生中。“如果他们在这个等级中和在这种混合中表现得令人满意，那么他们就完全脱离差生”（《国家档案》，MM658，1758年3月30日；MM666，1763年9月15日）。这样，这种等级惩罚就具有两种效果：一是根据能力和表现即根据毕业后的使用前途来编排学生；二是对学生施加经常性的压力，使之符合同一模式，使他们学会“服从、驯顺、学习与操练时专心致志，正确地履行职责和遵守各种纪律”。这样，他们就会变得大同小异，相差无几。

总之，在规训权力的体制中，惩罚艺术的目的既不是将功补过，也不是仅仅为了压制。它进行五个阶段的运作。它把个人行动纳入一个整体，后者既是一个比较领域，又是一个区分空间，还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准则。它根据一个通用的准则来区分个人，该准则应该是一个最低限度，一个必须考虑的平均标准或一个必须努力达到的适当标准。它从数量上度量，从价值上排列每个人的能力、水准和“性质”。它通过这种“赋予价值”的度量，造成一种必须整齐划一的压力。最后，它划出能确定各种不同差异的界限，不规范者（军事学院的“耻辱”等级）的外在边界。在规训机构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无休止惩戒具有比较、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的功能。总之，它具有规范功能。

因此，它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司法刑罚。后者的基本功能不是考虑一系列可观察的现象，而是诉诸必须记住的法律和条文。它不是区分每个人，而是根据一些普遍范畴来确定行为；不是排列等级，而仅仅是玩弄允许与禁止的二元对立；不是加以同化，而是对罪名做出一劳永逸的划分。规训机制掩藏着一种“规范处罚”。就其原则和功用而言，它不能划归法律刑罚。在规训建筑物中似乎永远设立着的小法庭，有时具有重大司法机构的戏剧形式。但我们不要因此产生误解。除了形式上的个别痕迹外，它并不把刑事司法机制加于日常存在的网络上，至少这不是它的基本作用。纪律吸收了一系列古老的做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惩罚功能。表面上看，小法庭似乎是重大司法机构的简陋的或讽刺性的复制品，但实际上却是新的惩罚功能在逐渐介入那个重大的外部机制。整个现代刑罚历史所显示的司法—人本主义功能并不是起源于人文科学对刑事司法的介入，不是起源于这种新的合理性所特有的或似乎与之俱来的人道主义所特有的要求。它起源于运用这些规范化裁决新机制的规训技术。

规范（norm）的力量似乎贯穿在纪律之中。这是现代社会的新法则吗？我们可以说，自18世纪以来，它已与其它力量——律法、圣经、传统结合起来，并给它们划定新的界限。“规范的”被确定为教学中的强制原则，与此同时引出了一种标准化教育和建立了“师范学院”（ecoles normales）。在组织一种全国性医生职业和一种能够贯彻统一的健康规范的医院系统的努力中，它得到确立。在使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标准化的努力中，它得到确立（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Canguilhem的重要论述，171-191）。与监督一样并且与监督一起，规范化在古典时代末期成为重要的权力手段之一，因为曾经表示地位、特权和依附关系的标志正逐渐被一整套规范级别所取代，至少是以后者为补充。后者不仅表示在一个同质社会体中的成员资格，而且也在分类、建立等级制和分配等级中起一定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规范化力量是强求一律的。但由于它能够度量差距，决定水准，确定特点，通过将各种差异相互对应而使之变得有用，它也有分殊的作用。人们很容易理解规范力量是如何在一种形式平等的体系中起作用的，因为在一种同质状态中（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准则），规范导致了各种个体差异的显现。这既是实用的要求，也是度量的结果。

检查

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规训的各种机制中检查被高度仪式化的原因。检查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在规训程序的核心，检查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权力关系和认识关系的强行介入在检查中异常醒目。这是被科学史研究者所冷落的古典时期的另一项革新。人们撰写有关对先天盲人、狼孩和受催眠者的实验的历史。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撰写更普遍、更富于变化、但也更有决定意义的检查（考试）的历史——它的仪式、方法、特点、作用、问答游戏、评定和分类体系？要知道，在这种微不足道的技术中可以发现一个完整的知识领域、一种完整的权力类型。人们常常谈论人文“科学”轻率地或画蛇添足地带有意识形态。然而，它们的这种技术手段，这种细微的操作模式（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从精神病学到教育学，从疾病诊断到劳动雇用），这种司空见惯的检查方法，难道不是在一种机制中贯彻能够提取和建构知识的权力关系吗？这不仅发生在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和人们自以为了解的事物中，而且发生在能够造就知识，使知识变为政治干预的事物的层面上。

18世纪末，造成医学的认识“解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作为“检查”机构的医院组织起来了。巡诊仪式是其最明显的形式。17世纪，医院除了宗教、行政等管理外，又增加了来自外面的医生的视查。医生几乎不参与医院的日常管理。渐渐地，巡诊变得更有规律，更严格，特别是范围更大了。它变成医院功能中一个愈益重要的部分。1661年，巴黎主官医院要求医生每日巡诊。1687年，一名“预定”的医生每天午后检查一些重病人。18世纪的条例规定了巡诊的钟点和持续时间（至少两个小时），要求实行医生轮流巡诊制，以保证每天“甚至复活节”都有人巡诊。1771年，任命了一名医院医生，负责“在外来医生巡诊的间隔，日夜提供一切服务”（《主宫医院决议汇编》）。旧的不定期的走马观花变成了常规性的观察，从而使病人处于一种几乎无休止的受检查状态。这有两个后果：在内部等级系统中，原来作为一种外在因素的医生，开始超过宗教人员的地位，把后者排挤到检查技术中一个明确而次要的地位；“护士”类型出现了；与此同时，原来形同贫民院的医院，将要变成一个训练所，与知识相关的场所；它因此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的颠覆和一种知识系统的建构。“纪律严明”的医院变成医疗“规训”的物质样本。这种规训能够立刻抛弃其文本性，不是从作者—权威的传统，而是从不断受检查的对象的领域中找依据。

与之类似的是，学校变成一种不断考试的机构。考试自始至终伴随着教学活动。它越来越不是学生之间的较量，而是每个人与全体的比较。这就有可能进行度量和判断。公教学校兄弟会希望在一周里每天对学生进行考试：第一天考拼写，第二天考算术，第三天上午考教义问答，下午考书写，等等。此外，每月应举行一次考试，以挑选出有资格让督察员考核的学生（La Salle，《管理》，160）。自1775年起，桥梁堤坝学院（Ecole des Pouts et Chaussees）每年有16次考试：数学、建筑学和绘图各考三次，写作考两次，石工、建筑风格、勘测、水平测量、建筑估算各考一次。考试不仅仅标志着一个学徒期的结束，而且成为一个永久的因素。通过一种不断重复的权力仪式，考试被编织在学习过程中。考试使教师在传授自己的知识的同时，把学生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领域。在行会传统中，学徒期以考试为结束，考试证明了一种已获得的能力——“出师”证明知识的传授已经完成。与此相反，学校中的考试是一个永恒的知识交换器。它确保知识从教师流向学生，但它也从学生那里取得一种供教师用的知识。学校变成为发展教育学的地方。正如医院检查的程序使得医学认识“解冻”，“考试型”学校的时代标志着一种科学的教育学的开端。军队历史上的检阅和不停的反复运动的时期，标志着一种庞大的战术知识的发展。这种知识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发挥了作用。

检查导入了一个完整的机制。这种机制把一种知识形成类型与一种权力行使方式联系起来。

1．检查把可见状态转换为权力的行使。在传统中，权力是可见、可展示之物，而且很矛盾的是，它是在调动自己力量的运动中发现自己力量的本原。受权力支配的人只能留在阴影之中。他们只能从被让与的部分权力或者从他的暂时拥有的部分权力的折光中获得光亮。但是，规训权力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它的对象。在规训中，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正是被规训的人经常被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一事实，使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此外，检查是这样一种技术，权力借助于它不是发出表示自己权势的符号，不是把自己的标志强加于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们。在这种支配空间中，规训权力主要是通过整理编排对象来显示自己的权势。考试可以说是这种客体化的仪式。

在此之前，政治仪式的作用一直是造成过分的但也受到控制的权力表现。这是一种权势的炫耀、一种夸大的和符号化的“消费”。权力通过它而焕发活力。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庆祝胜利相联系。君主的庄严出场总是带有献祭、加冕和凯旋的某种因素。甚至葬礼也伴有展示权力的全部场面。但是，规训有自己的仪式。它不是凯旋仪式，而是检阅、“阅兵”。这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检查形式。在这种仪式中，受检阅者作为“客体对象”而呈现，供仅仅表现为凝视的权力来观看。他们并非直接感受到君主权力的形象，而是仅仅感受到它对他们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驯顺的肉体的影响，而且还是通过复制品。1666年3月15日，路易十四举行第一次军事检阅。受阅者有18000人。这是“路易十四在位年间最壮观的行动之一”。据说，它“使整个欧洲都惴惴不安”。几年后，制作了一个徽章来纪念这个事情（见Jucquiot，50-54）。纪念章上有“振兴军纪”的文字和“迎胜利演习”的图形。在图的右方，国王右腿向前，持杖指挥操练。在左方，几行士兵眉眼清晰，纵深排列。他们的右手平举与肩部同高，手持直立的步枪，右腿稍稍向前，左脚向外。在地面上，有几条线垂直相交，构成几个长方形，指示操练的不同阶段和位置。纪念章背景是一幅古典主义建筑图。宫殿的圆柱是士兵队列和直立步枪的延伸，地面是操练线的延伸。但是，在建筑物顶部的横杆上面是舞蹈造型：线条曲折，姿势匀称，衣裙细致。大理石云纹是统一而和谐的运动线条，但是人物则被凝固为整齐划一的队列与线条。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对比统一体。建筑物和构图在顶端释放出自由的舞蹈造型，但对地面上被规训的人则用秩序的准则和几何学来加以限制。这是权力的圆柱。米哈伊尔大公（Grand Duke Mikhail）在让一支团队举手站立一个小时后，评论道：“很好，只是他们还在呼吸”（Kropotkin，8．转引自G．Cauguilhcm）。

让我们把这个徽章当作一个时期的证据。在这个时期，既矛盾又意味深长的是，君主权力的最耀眼的形象正在与规训权力的仪式的出现结合起来。君主难得的可见状态变成臣民必不可免的可见状态。正是在规训运作中的这种可见状态的转化，将会保证权力的行使，即使权力以最低级的形式出现。我们正在进入无穷尽的检查和被迫客体化的时期。

2．检查也把个体引入文件领域。检查留下了一大批按人头、按时间汇集的详细档案。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也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它使人们陷入一大批文件中。这些文件俘获了人们，限定了人们。检查的程序总是同时伴有一个集中登记和文件汇集的制度。一种“书写权力”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建立起来。在许多方面它都仿照了传统的文版方法，但它也有独特的技巧和重大革新，其中涉及到识别、通知或描述的方法。这是军队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军队里需要杜绝逃兵，避免重复注册，纠正军官上报的虚假“信息”，了解每一个人的表现和价值，确定失踪者或死亡者的减员数额。这也是医院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医院里需要辨认病人，驱逐装病者，跟踪疾病的变化，研究治疗效果，确定类似的病例和流行病的起源。这也是教学机构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那里必须确定每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及其可能利用的因素：“名册能使任何一个人了解孩子们在学校期间的品行，在信仰、教义和知识方面的进步”（M．I．O．B.，64）。

于是，一系列有关规训个体的符码形成了，从而有可能通过同质化来录译由检查所确定的个人特征，如信号的物理符码，病症的医学符码，行为和表现的教育或军事符码（法典）。这些符码不论在质还是在量上都是简陋的。但是，它们标志着个人在权力关系中“形式化”的第一阶段。

规训书写的其它革新涉及到这些因素的相互关联，文件的积累和序列化以及比较领域的建立。通过比较，进行分类、形成范畴、确定平均水准和规范。18世纪的医院尤其成为文版方法的大实验室。记录的保管、归纳整理及在巡诊时的流通，医生与行政人员例会上的比较核对，数据的上报（向医院的中心机构或贫民院总署），一个医院、一个城镇甚至全国的疾病、治疗和死亡情况的统计，这些都成为使医院纳入规训制度的过程的一个部分。在一个良好的医疗“规训”（在这个词的双关意义上，即纪律和学科）所应具备的各种基本条件中，应该包括书写程序。后者应使个人资料得以纳入各种累积系统，而不致遗失，应使个人纳入总的记录中并且使每个人的检查数据都会影响总的计算。

由于检查伴有一套书写机制，检查就造成了两种相互关联的可能性：首先是把个人当作一个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这样做不是为了像博物学家对待生物那样把人简化为“种”的特征，而是为了在一种稳定的知识体系的监视下，强调人的个人特征、个人发育、个人能力；其次是建构一个比较体系，从而能够度量总体现象，描述各种群体，确定累积情况的特点，计算个人之间的差异及这些人在某一片“居民”中的分布。

这些有关记录、登记、建立档案、分类制表的琐碎技术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在当时关于个人的科学的认识“解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无疑会提出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问题：一种研究个人的科学能够合理而合法地成立吗？重大的问题或许需要有重大的解决办法。然而，这里涉及的是一个较小的历史问题，即在接近18世纪末时一般可称为“临床”科学的事物的出现问题。这是有关个别描述、交叉检查、既往病历、“档案”如何进入科学话语的一般运作的问题。对于这个简单的事实问题，人们无疑必须给予一个不那么“高雅”的回答：人们应该探究这些书写和登记的程序，人们应该探究检查的机制，探究规训机制与一种新的支配肉体的权力的构成。关于人的科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吗？这一点或许可以在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档案中得到解答。对肉体、姿势和行为进行强制的现代方式就源出于此。

3．由各种文牍技术所包围的检查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个案”。这种个案同时既成为一门知识的对象，又成为一种权力的支点。个案不再是决疑法或法理学中的那种确定一种行为并能修改对某一准则的运用的一组证据。它就是那个可描述、判断、度量及与他人比较的具有个性的人。而且，它也是那个必须加以训练、教养、分类、规范化、排斥等等的个人。

长期以来，普通的个性——每个人的日常个性——一直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是一种特权。一个人的编年史、生话报道、死后的历史研究，是他的权力象征仪式的一部分。规训方法颠倒了这种关系，降低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描述不再是供未来回忆的纪念碑，而是供不备之需的文件。而且，这种新的描述是最鲜明的，因为规训结构是很严格的。自18世纪起，与规训机制的发展曲线相一致，儿童、病人、疯人、囚徒都愈益容易成为个别描述和生平记载的对象。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化，而是一种客观化和征服。如同国王的编年史或绿林好汉的传奇一样，精神病人或罪犯的经过仔细核对的生平也属于具有某种政治功能的书写内容，但是所使用的权力技巧截然不同。

由于检查是同时从仪式上和“科学”上对个人差异的确定，是用每个人的特点来确定这个人（与典礼不同，典礼是用具有各种标志的场面展示地位、门第、特权和职务），检查就清晰地标示了一种新的权力运行方式的出现。在这种方式中，每个人都获得自己的个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他通过这种身份与表现他和使他成为“个案”的特征、计量、差距、“标志”联系起来。

最后，检查处于使个人成为权力的后果与对象，知识的后果与对象的程序的中心位置。由于检查将层级监视与规范化裁决结合起来，就确保了重大的规训功能：分配和分类，最大限度地榨取力量与时间，连续的生成积累，最佳的能力组合，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具有单元性、有机性、创生性和组合性的个性的制作。由于有了它，那些纪律也被仪式化了。可以说，这些纪律是一种针对个人差异的权力运作方式。

各种纪律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化的政治轴心被颠倒的时代。在某些社会里，即在封建制度是唯一样板的社会里，可以说，在君权得以施展的地方和权力的较高等级中，个人化的程度最高。一个人拥有的权力或特权越多，就越能通过礼仪、文字报道或形象化的复制品标示出他个人。表明某人属于某种血缘集团的“姓氏”和家谱，展示非凡能力并被文学记载所传扬的丰功伟绩，标志着行之有效的权力关系的典礼，留芳百代的纪念碑或捐赠，奢侈铺张的开销，错综复杂的效忠与宗主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导致“上升”的个人化的方式。相反，在一个规训制度里，个人化是一种“下降”。随着权力变得愈益隐蔽、愈益有效，受其影响的人趋向于更强烈的个人化。权力的行使所借助的是监视而不是盛大仪式，是观察而不是纪念性文字，是以“规范”为参照物的比较度量而不是以祖先为参照物的家谱，是“差距”而不是功绩。在一个规训制度中，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在上述的每一种情况中，我们文明中的个人化机制更偏向于前一种人。当人们想使健康、正常和守法的成年人个人化时，总是要问他身上有多少童心，潜藏着何种秘密的疯癫，他曾想犯下什么重大罪行。所有使用“psycho-”（精神或心理）这一词根的科学、分析和实践，都起源于这种个人化程序的历史性颠倒。当个性形成的历史—仪式机制转变为科学—规训机制、规范取代了血统、度量取代了身份、从而用可计量的人的个性取代了值得纪念的人的个性时，也正是一种新的权力技巧和一种新的肉体政治解剖学被应用的时候。此外，如果说从中世纪早期到现在，“冒险”是一种对个性的记载，是从史诗到小说、从高贵的行为到隐秘的特立独行、从漫长的离乡背井到对童年的内心探索、从战场厮杀到沉迷幻想的过渡，那么它也记录了一个规训社会的形成。我们童年的冒险不再体现在《可爱的小亨利》中，而是表现为“小汉斯”的不幸遭遇。今天的《玫瑰传奇》（Romance of the Rose）”是由玛丽·巴恩斯（Mary Barnes）撰写的；朗斯洛（Lancelot）已被施赖贝尔法官（Judge Schreber）所取代。

人们常说，以个人为构成元素的社会模式是从契约与交换的抽象法律形式中借鉴而来的。按照这种观点，商业社会被说成是孤立的合法主体的契约结合。情况或许如此。诚然，17世纪和18世纪的政治学说往往似乎遵循着这种公式。但是，不应忘记，当时还存在着一种将个人建构成与权力和知识相关的因素的技术。个人无疑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原子。但是他也是我称之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他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

从规训的小诡计中谋取这种权力，难道不是做得有些过分吗？这些诡计怎么会产生这么大范围的影响呢？

〇本文选自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第三部分“规训”，北京：三联出版社，2012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见附录，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规训与惩罚书封。[图源：Amazon]

〇编辑 / 排版：赵成尧

〇审核：及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