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俊敏，张瑜：中国应急语言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丨语言生活研究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语言战略研究 Author 肖俊敏，张瑜
2022年第2期
语言生活研究
作者简介
肖俊敏
华中师范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急语言服务、国际汉语教师教育、语言与身份认同。
张瑜
华中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中国应急语言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文丨肖俊敏，张瑜
提 要 以新冠疫情暴发为分水岭，中国的应急语言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应急语言实践积累了一定经验，相关理论探索平缓起步，政策规划逐渐重视，但应用研究相对滞后，应急语言尚未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二阶段，应急语言研究成果井喷式涌现，“应急语言”概念的内涵表述日臻完善，理论视角进一步丰富，应用研究在总结国外应急语言实践，厘清相关术语，探讨应急语言产品研发、应急语言技术革新、应急语言服务团建设、应急语言人才培养、应急话语分析等方面全面开花。宏观思辨和个案研究成为最常见的研究范式。但当前研究在理论视角、研究范式、覆盖领域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应不断丰富应急语言研究的视角和主题，深耕应急语言分支领域，实现研究范式上的宏观思辨与微观实证互补。
关键词 中国应急语言研究；应急管理；语言服务；回顾与展望
一、引言
2003年“非典”危机后，中国全面启动了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应急语言能力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应急语言的重要性得到空前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急需系统梳理。由于王立非（2020）、张天伟（2020）等学者已对应急语言相关的外文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述评，我们主要聚焦相关的中文文献，以当前可以实现穷尽式检索的“语言生活皮书”系列和中国知网上近二十年间（2003～2021）发表的与“应急语言”相关的期刊文献作为考察对象。目前，也有一些专著和论文集论及应急语言问题，但除了李宇明（2020）、王立非（2020）和徐大明（2020）以外，相关内容大都分布零散，不影响全局，所以暂付阙如。
由于“应急语言”的术语称名在2020年以后才逐渐趋于统一，我们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期刊文献时（2021年9月20日），分为两个步骤：（1）以“应急语言”“语言应急”“紧急语言”为检索词，以“全文”作为检索条件，对2003～2021年间发表的期刊论文进行了第一次检索；（2）对“紧急情况”和“语言服务”两个词语进行分解，选取“紧急情况”的8个常用近义词语（“灾害”“灾难”“危机”“事故”“突发事件”“突发公共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和17个下位义词语（“地震”“火灾”“消防”“洪涝”“洪水”“洪灾”“台风”“风灾”“海啸”“交通事故”“瘟疫”“疫情”“疫病”“恐袭”“反恐”“恐怖袭击”“爆炸”），分别与“语言服务”的同义或近义词语（“多语服务”“应急翻译”“危机沟通”）进行组合，在“全文”条件下对2003～2021年间发表的期刊论文进行了第二次检索。
两次检索结果叠加并去除重复项，共得到2177篇期刊论文，经过人工逐篇筛查，发现与“应急语言”相关的期刊论文共499篇。我们将从概念流变、发展脉络、研究范式等角度对近二十年中国应急语言研究的状况进行爬梳，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发展提出一些展望。
二、应急语言概念流变
应急语言这一概念出现较早，但其称名和内涵界定长期没有统一，在过去十余年时间里，相关研究从应急语言的地位、适用的场景、包含的语种、关涉的主体和应急处置阶段等多个方面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术语的选择也各不相同（详见表1）。
李宇明（2011）较早开始关注应急语言问题，提出了“应急语种”的概念，并指出规划发展“应急语种”的战略储备意义。赵世举（2015a）将“应急语言服务”视作国家语言能力和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明确了应急语言的地位。屈哨兵（2016）从语言服务的视角出发，提出“灾异领域的语言服务”这一概念，并依据各领域的特征阐述了应急语言服务的内容、形式和目标。张天伟（2016）和方寅（2018）则采用了“语言应急”这一术语称名，强调了语言及其各类衍生品在突发事件中的应急处置作用。滕延江（2018）使用了“紧急语言服务”这一称名，并对其性质和功能进行了界定。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应急语言研究数量迅猛增长，术语称名也渐趋统一，主要集中在“应急语言”和“语言应急”这两种说法之辩上。王立非、孙疆卫（2020）结合术语管理学理论从术语的语义场、理据性和构词法角度对两种称名方式进行了比较，指出“语言应急”属普通词组，部件组合松散，具有多义性，可指语言服务于突发公共事件之急，但更多指应个人一时之需，其概念在语篇中具有不稳定性；而“应急语言”与具备更完整概念系统和更稳定术语群集的应急学科专业术语特征相符，是已有固定术语场的术语，专指应公领域之急的语言服务。由此可见，“应急语言”更能反映出这一概念的根本属性，其学术性、学理性和专业化特征更为突出，因此，我们也采用这一说法。王立非等（2020）整合前人研究，从应急语言的语种、功能、适用情境、呈现形式、服务阶段等方面入手对“应急语言”给出了一个总括性定义，并为学界广泛采用。郑泽芝、徐铂（2020）则在此基础上做了3个层次的区分，即作为核心、要件和体系的应急语言服务，使得“应急语言”的内涵更加明晰。
由于“应急语言”的术语称名在2020年以后才逐渐趋于统一，我们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期刊文献时（2021年9月20日），分为两个步骤：（1）以“应急语言”“语言应急”“紧急语言”为检索词，以“全文”作为检索条件，对2003～2021年间发表的期刊论文进行了第一次检索；（2）对“紧急情况”和“语言服务”两个词语进行分解，选取“紧急情况”的8个常用近义词语（“灾害”“灾难”“危机”“事故”“突发事件”“突发公共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和17个下位义词语（“地震”“火灾”“消防”“洪涝”“洪水”“洪灾”“台风”“风灾”“海啸”“交通事故”“瘟疫”“疫情”“疫病”“恐袭”“反恐”“恐怖袭击”“爆炸”），分别与“语言服务”的同义或近义词语（“多语服务”“应急翻译”“危机沟通”）进行组合，在“全文”条件下对2003～2021年间发表的期刊论文进行了第二次检索。
两次检索结果叠加并去除重复项，共得到2177篇期刊论文，经过人工逐篇筛查，发现与“应急语言”相关的期刊论文共499篇。我们将从概念流变、发展脉络、研究范式等角度对近二十年中国应急语言研究的状况进行爬梳，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发展提出一些展望。
表1 应急语言概念流变
三、应急语言研究发展脉络
2003年“非典”暴发之后，应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逐渐兴起，但是语言服务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尚未得到重视。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活动日渐增多，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口大量聚集，进而引发了人们对于多语服务的关注，紧急情况下的多语服务（尤其是“应急翻译”）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目前国内应急语言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方兴未艾，以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为分水岭，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阶段1（2003～2019年）：萌芽起步，发展平缓
第一阶段从“非典”以后到新冠疫情暴发以前，共检索筛选出183篇相关的期刊论文。这一阶段应急语言研究的整体面貌如下。
1.实践经验不断积累
“非典”以后，中国先后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型国际活动，经历了“5·12”汶川地震、“4·14”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并在其中积累了宝贵的应急语言实践经验，这主要反映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以下简称“绿皮书”）的记述当中。从2006～2011年，“绿皮书”连续数年介绍了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及后续北京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和多语使用情况中的应急语言服务问题（如何瑞2009；郑梦娟，等2011）。且早在2010年前后，“绿皮书”就已经敏锐地关注到了地震等自然灾害中的语言障碍和语言援助现象，并推出了两则专篇论述（聂骅2009；孙春颖，杨书俊2011）。
2.理论探索平缓起步
应急语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催生了相关的理论探索，且这类研究多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视角出发在宏观层面探讨应急语言问题。李宇明（2011）将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而应急语言服务则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赵世举2015a；文秋芳2016）。方寅（2018）指出，突发事件中的语言应急能力建设是当前中国语言事业的突出短板，并提议要建设以“一案三制”（即应急预案和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法制）为核心框架的突发事件语言应急体系。此外，李宇明、李艳（2019），李宇明、王海兰（2020）还从中观层面入手，主张要不断推进大湾区在解决突发事件方面的语言能力建设，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成果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3.政策规划逐渐重视
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应急语言问题逐渐被纳入中国语言政策和规划的顶层设计中。近10年来，在中国重要的官方文件中，一直在强调应急语言建设的重要性。如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颁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明确指出要“建立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和援助机制”“推动社会建立应急和特定领域专业语言人才的招募储备机制”“提供突发条件下的语言应急服务”。2017年出台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再次提出要加快培养具有领域专业知识的应急语言人才，“为大型国际活动和灾害救援等提供语言服务，提升语言应急和援助服务能力”。
4.应用研究相对滞后
尽管已有大型国际活动和重大自然灾害当中积累起来的应急语言服务经验，但2020年以前，中国应急语言实践研究的数量却相对有限且内容单一，研究多聚焦国外应急语言项目的发展特色和经验，以探讨对中国应急语言建设的启示。例如，张天伟（2016）介绍了美国国家语言服务团（National Language Service Corps）的筹建过程和服务成效，据此提出要结合中国国情开展可行性研究和试点工作。滕延江（2018）则着眼于美国紧急语言服务体系的构建，肯定了其公益性与商业化相结合的特色运作模式，以及将紧急语言服务纳入国家战略体系的做法。此外，韩涛（2019）还介绍了日本的“平易语言”政策。
5.独立的研究领域尚未形成
这一阶段，关于应急语言能力建设的理论构想已经起步，但“应急语言”仍未上升成为一个独立、系统的研究领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大部分论文中，应急语言只是作为国家语言能力的下位范畴参与讨论（如李宇明2011；赵世举2015a；文秋芳2016），以应急语言为主题的论文屈指可数（如张天伟2016；方寅2018；滕延江2018）。第二，关于应急语言问题的探讨多停留在介绍和解读中央及各部委的公文，或是零散地分布在专门用途的语言人才培养研究（如王祥兵，穆雷2019）、“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研究（如赵世举2015b；徐琳，胡宗锋2018）、现代城市和区域建设中的语言服务研究（如王海兰2018；李宇明，李艳2019）、大型文体活动的风险管理研究（如方俊，何雄杰2009）、他国政府公共服务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如李素艳2011）等5个领域之中，篇幅短小，点到即止，不具有系统性。
（二）阶段2（2020年之后）：成果井喷，百家争鸣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学界迅速反应，应急语言研究成果井喷式涌现。仅“绿皮书”（2021）中就有4个专题共计8篇文章，追溯“新冠肺炎”科学定名的来龙去脉，展现抗疫文本的感召力量，描绘疫情中的语言服务实践，词述武汉“封城”的不凡岁月，介绍国外应急语言的发展动态（如赵世举，邓毕娟2021；邹煜，等2021；董洪杰，等2021；李佳2021；高永伟2021）。期刊论文更是成倍增加，仅以截至2021年9月20日的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来看，不到两年，新增相关论文316篇。这一阶段应急语言研究的整体面貌如下。
1.理论视角进一步丰富
这一阶段，学界审视应急语言问题的理论视角更为丰富，如从语言政策与规划视角对应急语言“能力”“框架”“体系”“规划”展开讨论（如李宇明，饶高琦2020；赵世举2020；滕延江2020a），从语料库语言学视角构建普通话与各方言/外语的平行语料库（孙成岗，吴宏2020），从术语管理学视角关注应急术语的称名、检索、存储、翻译等问题（王立非，孙疆卫2020；冯志伟2020；刘丹青2020；陶源，赵浩2020），从翻译学视角探讨应急用语语际翻译和语内转换的原则和标准（王佩，等2020），结合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分析疫情下心理咨询、社会交际用语的形式和特征等（刘梦2020；王玲，谭雨欣2020），不一而足。其中，采用频率最高的是国家治理视角和需求理论，并形成了两个文献集群。
（1）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应急语言研究
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党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也为应急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自2020年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应急语言研究都是在国家治理理论的视野下进行。这些研究一则主张将应急语言建设纳入国家语言治理规划体系，制定国家语言应急机制和预案，设立常态化的国家应急语言志愿服务团，以切实发挥语言在突发事件及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李宇明，饶高琦2020；沈骑，康铭浩2020；王春辉2020a）。二则聚焦国家治理理论框架下的应急语言能力建设，提倡增强国家应急语言能力储备，推动语言信息化发展，发挥社会在应急语言服务中的协同作用（王辉2020a，2020b）。
（2）需求理论视角下的应急语言研究
需求理论视角下的应急语言研究也是目前学界的热门话题。殷志平（2020）较早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建立了应急语言服务需求识别模型。此外，学者们还关注到了以听障人士（郑璇2020，2021）和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石琳2021）为代表的语言弱势群体，粤港澳大湾区（王海兰，李宇明2021）以及整个国家（陈练文2021）的应急语言服务需求。至此，从个人到国家，由微观到宏观的应急语言服务需求研究体系初具雏形。
2.应用性研究迅猛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为应急语言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视角，大量应急语言服务实践的开展使得应用性研究迅猛增长。
（1）国外应急语言实践研究
中国的应急语言体系建设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学习国外应急语言实践的有益经验依然十分必要。新冠疫情发生后，一大批“经验借鉴型”文章应势而出。例如，陈林俊（2020）考察了日本灾害应急语言服务的主体、路径选择及内容体系；顾晶姝（2020）探讨了日本灾前、灾时、灾后的应急语言服务实践；王娟、曲志强（2020）关注到了“简易日语”这一应急语言产品在救灾应急中的运用；包联群（2020）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更加微观细致的角度描述了日本“3·11”大地震中多语言服务的具体实践；肖俊敏（2021）则探讨了土耳其灾害应急语言服务项目的实践及启示。此外，《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还以“专题篇”的形式，介绍了韩国、日本、德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美国、智利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的情况。
除探讨国外应急语言实践行为，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国外应急语言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张天伟（2020）指出，目前国外应急语言研究主要以需求和权利、语言翻译、语言形式、语言技术以及媒体语言分析为主要路径，多采用文献对比、民族志实证研究和话语分析等方法，为中国应急语言实证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定借鉴。
（2）应急术语研究
应急术语研究包括科学命名和反对污名化等内容。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出现了如“武汉肺炎”一类带有歧视性的疾病称名，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多位学者围绕新冠疫情相关术语的科学命名展开了讨论，指出疾病命名应遵循经济性、明晰性和约定俗成等原则，尽量避免使用“地名+
疾病”的命名方式，并运用语言学和信息论的原理论证了“新冠肺炎”这一称名的理据性（刘丹青2020；冯志伟2020）。此外，也有学者关注到新冠肺炎命名与中国应急语言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提出应及早推出规范命名，实现国际国内接轨，处理好科学术语和大众称说的关系（陶源，赵浩2020）。科学规范的术语称名，不仅可以提高信息沟通的效率和准确性，还能及时修正语言歧视现象，提高国家话语能力。
（3）应急语言产品研究
本次疫情中，中国涌现出多种应急语言产品——《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疫情防控外语通》《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等，有效提高了应急救援的效率。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回顾应急语言产品研制的基础性研究。如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为“方言通”的研发积累了丰富的语言资源基础信息、专业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以及规范的技术标准。“简明日语”“简明英语”的研制、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经验以及HSK词汇和语法大纲也为“简明汉语”和“外语通”的成功研制奠定了基础（王莉宁2020；汲传波，李宇明2020）。其二，介绍应急语言产品的研制过程，可见语言学的专业知识已渗透至语法简化标准、条目编制等应急语言产品研制的每一步（汲传波，李宇明2020）。应急语言产品的开发为语言学本体研究如何与实际应用接轨提供了良好示范，但是，当前中国应急语言产品的难度等级、具体简化标准还有待调整。
（4）应急语言技术研究
语言技术是支撑、服务语言信息传播、理解的技术手段，包括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互联网服务及他们背后的算法、模型、操作流程等（饶高琦2020）。在本次疫情中，翻译技术、语音-文字转换技术及相关配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应急语言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为应急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
首先，语料库技术日臻成熟，为应急语言产品的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语保工程采集的方言语料、开发的便携录音软件，以及由此建立的多语平行语料库和多语翻译记忆库，成为制作“方言通”“外语通”等产品的基石（饶高琦2020）。其次，智能语音技术助力应急语言沟通。科大讯飞的智能语音输入法将病患的方言语音转换为文字以供医护人员查看，极大地便利了医患间的交流，但目前中国的智能语音技术（尤其是方言识别）还未得到大规模应用，且错误率较高，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汪高武，等2020；饶高琦2020）。再次，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和机器辅助翻译技术高效助力应急工作；但人机交互协同翻译的方式更能提高包括术语一致性在内的应急翻译质量，而这种方法的使用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饶高琦2020）。最后，5G技术和互联网+语言服务投入使用，各类语言服务APP，多语种应急文本、音频与短视频在各平台的广泛浏览与迅速传播，推动了中国抗疫声音的传播（阳爱民2020）。
（5）语言服务团建设研究
新冠疫情充分暴露出中国在应急语言服务人员储备方面的不足，“战疫语言服务团”临危受命，解了燃眉之急，也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组建一支制度化、常态化的应急语言服务团的重要性。为此，学界首先对服务团此次的实践进行了复盘，分析了团队分工和组织架构，回溯了战疫产品的研发过程，并反思了实践当中存在的不足（王春辉2020b）。其次，讨论应急语言服务团的成员构成，学者们认为专业的语言应急队伍应该包含以下几类人才：A.语言学及相关领域专家；B.专业化人才，包括“专业技能+语言”型人才和“专业语言+技能”型人才；C.社会招募的应急语言服务志愿者；D.从事语言服务实务的语言工作者（李宇明，王海兰2020；李宇明，等2020；王辉2020c）。最后，探索应急语言服务团的成员管理及运作模式。在这方面，学界基本形成共识，即主张采用“招募—培训—考核—实战”的方式储备人才，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并提供兼职岗位，采用应召服务方式，有突发事件时即时到岗，还要不断增强业务培训以提高服务人员的语言能力和专业素养（滕延江2020a；屈哨兵，等2020）。
（6）应急语言人才培养研究
为满足应急语言服务团建设的要求，实现应急语言服务常态化，招募和培养应急语言人才迫在眉睫。对此，学者们纷纷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A.多方联动，政府负责应急语言服务管理，高校开设应急语言服务类专业和课程，行业完善平台建设和相关软件开发，协力支持应急语言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穆雷，刘馨媛2020；蔡基刚2020；李迎迎，潘晓彤2021）。B.以规范化、持续化和专业化为目标，打造储备多层次、多语种、多维度应急语言人才的培养示范基地（王铭玉，康喆文2020）。C.建设应急语言服务人才数据库，加强对人才的关注以及与其他服务团体的合作，以高效发挥数据库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作用（沈索超，黄雅琳2020）。D.培养应急语言人才的翻译能力，提升其胜任力（华云鹏，李晶2021；滕延江2021）。
（7）应急话语研究
当前，中国的应急话语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路向展开。宏观层面，由于新冠疫情暴露出中国对外发声和舆论环境塑造能力欠佳等问题，学者们疾呼需从应急语言外语教育与培训、应急语言口笔译、应急外语电视传播等方面加强中国的应急国际话语能力建设（沈骑，康铭浩2020）。微观层面，紧急情况下的话语分析（如公共突发事件中的应对话术、危机话语中的修辞机制分析等）和语情监测被逐渐纳入到“应急语言研究”的范畴（李宇明，饶高琦2020）。这类研究或者通过话语（或会话）和文本分析，总结归纳突发公共事件中新闻发布、广播宣传、社交媒体等的话语特征和语言策略（如于国栋2020；朱鹏霄，袁建华2021）；或者通过语情监测和分析探悉社情民意（如袁毓林2020；侯敏，滕永林2020）。
综观现有研究，学界在应急语言建设和发展的宏观构想上已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总体来说，都强调要重视研发和提供多个语种的、形式各异的应急语言产品和服务，以适应不同主体在紧急情况的前、中、后期的语言需求，涉及的论题基本能够归纳收束到李宇明、饶高琦（2020）提出的由4个维度和17个分项目标构成的应急语言能力建设体系中（如图1、图2所示）。该模型也为今后应急语言领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可行的路径。
图1 应急语言能力建设目标
（引自李宇明，绕高琦2020）
图2 应急语言能力效力发挥的协同机制
（引自李宇明，绕高琦2020）
四、应急语言研究范式
目前，中国的应急语言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尤以宏观思辨类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两种模式为主。
（一）宏观思辨类研究
宏观思辨的研究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国内应急语言研究中最为常见，相关论文有20余篇之多（如李宇明，饶高琦2020；屈哨兵2020；沈骑，康铭浩2020；方寅2020；王辉2020b；王春辉2020a；滕延江2020b；张馨元，李霞2021）。此类文章大多从中国应急语言服务的实践现状展开，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汲取他国应急语言建设的经验，从不同层面丰富自己对于应急语言问题的认知，进而反思中国应急语言体系建设的不足，并从国家语言能力、语言治理、应急语言学科建设等多重视角提出自己对于中国应急语言事业发展的观点，最终指明中国应急语言体制机制建设的方向，以期为全面提升中国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做出贡献。
（二）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也是当前中国应急语言研究较为常见的模式，按照案例的特征可以分为以下3种类型。
第一，以国家为样本，总结他国应急语言实践经验，为中国应急语言建设服务。如张天伟（2016）、滕延江（2018）对美国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发展历程和服务成效的考察，包联群（2020）对日本“3·11”大地震中应急多语言服务具体措施的回顾等均属这类研究。
第二，以地区为样本，通过实地调查，探讨区域性应急语言服务路径，以提升地方应急语言服务水平。代表性研究如梁云云（2021）以海南地区政府、高校、媒体以及国际友人的应急语言服务案例为研究对象，集中探讨了区域性应急语言服务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搭建国家和地方的“互动链条”等应对策略。
第三，以志愿者为样本，从微观角度考察个体主观能动性在应急语言服务中的重要作用。如郑咏滟（2021）采用多重个案研究方法，聚焦复旦大学8名翻译志愿者和1名社区工作者采取多种策略进行的自下而上的危机语言管理过程。
五、应急语言研究之不足与展望
（一）不足
目前中国应急语言研究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的理论视角不够丰富，理论运用的规范程度有待加强。当前，学界较常采用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国家语言能力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各类需求理论及术语管理理论上，而能系统地运用一个（或几个）理论的思想指导并贯穿研究全过程的文献数量非常有限。相较而言，国外应急语言研究的理论运用更加多元，除上述几个理论外，信息权利观、全民共同体理论、信任理论等均有较为成熟的应用，且在将这些理论框架落实到研究的具体步骤上更为严谨。
其次，研究范式较为单一，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的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仍需不断丰富。综观国外的应急语言研究，往往是定性和定量的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但是当前中国的应急语言研究仍以定性研究，尤其是具有构想、展望和指引性质的宏观思辨类文章居多，采用量化分析、实地调查、科学实验的方法研究应急语言问题的成果较为缺乏。
最后，针对不同灾异领域和各类紧急情境的语言服务研究有待加强。目前国内大多数应急语言研究仍停留在对疫情期间应急语言服务的“就事论事”上，但是公共卫生事件不过是各种突发事件中的一种，我们还需对不同类型事件所需的应急语言服务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
（二）展望
综合分析当前应急语言研究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中国的应急语言研究应在理论视角、覆盖领域和研究范式等方面更上一层楼。
1.整合跨学科力量，丰富应急语言研究的主题和理论视角
应急语言研究以语言学和应急管理学为基础，因此跨学科视角本就是其内在属性和应有之义。未来还需不断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继续拓展应急语言研究的主题和视角。例如，结合管理学理论开展应急语言服务标准研究，以及系统的、基于定量的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评价研究；借鉴心理学和叙事医学的研究方法，开展语言抚慰、心理语言干预与康复研究；结合教育学思想，探索应急语言教育的原理和方法，以及将其融入国民语言能力培养体系的途径，以不断提升公众的应急语言素养。
2.深耕应急语言分支领域，加强针对各类紧急情景的应急语言研究
“应急”本质上是对各类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的回应，因此，应急语言研究的成果应能切实服务于具体的紧急场景，解决灾异领域的语言服务问题。可考虑以“灾异领域”和“紧急情景”为纲，引领和整合应急语言研究。科学借鉴应急管理研究的有益成果，规划和构建突发重大事件情景，细分灾异领域，对不同服务环境的特点展开深描，预测和识别各类情境中的应急语言需求，研判可能需要的语言品种、产品类型、技术手段和语言人才，遵循“领域/情景—需求—任务”的路径，有的放矢地开展应急语言建设。
3.拓宽研究路径，宏观思辨和微观实证互为补充，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协同发展
目前，宏观思辨仍是中国应急语言研究的主流，大半研究仍表现为经验介绍、现状描述、纯理论式讨论或提纲式罗列，实证研究数量有限，相关研究大多聚焦宏观设计的未来走向，而较少关注个人在疫情中的语言服务需求和亲身体验，以及个体能动性对上层应急决策的修正和形塑作用。未来可“自下而上”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和模式，关注语言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如医护人员、基层工作人员、语言服务志愿者、语言弱势群体等）的个体行为和一手经验，从微观视角出发，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验统计等实证研究的方法和科学严谨的资料收集程序考察个体的应急语言服务实践。
六、结语
2020年以来，中国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筹建工作正式启动，一系列应急语言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在各大高校落地，与应急语言研究相关的论文集、学术著作、专题报告开始结集出版，国家语委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1和2022年的课题指南均设置了与应急语言相关的选题，国家应急管理部也就加强应急语言能力建设的多条建议进行了详细答复，应急语言研究领域正迎来全面发展的繁荣期。未来，我们需继续借鉴国外应急语言建设的有益经验，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断推动应急语言的政策规划、学科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应急语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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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 刘 慧
编辑 | 李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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