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 | 基于民族志视角的广州石牌城中村语言景观研究（上）
基于民族志视角的广州石牌城中村语言景观研究（上）
刘慧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语言景观（lingusitic landscape）是现实环境中用以陈列展示语言文字的物质载体，如公共路牌、街名、广告牌、警示牌、店铺招牌、政府机构的公共标识等（Landry&Bourhis，1997）。语言景观研究从发轫到滥觞，其背后的重要动因就是全球化时代下多语现象的发展（Peter Backhaus，2006；Durk Gorter，2006）。因此，多语景观成为了中西方语言景观研究关注的焦点，相关视角包括：多语景观所反映出的全球化背景下多种语言的权势地位高低、官方及民间语言景观优势语码的差异、景观设计者的意图和对待多语的态度、阅读者的感受和认同等（Eliezer Ben-Rafael，2006；Maggie Scott，2012；Jan Blommaert，2013；SA Manan，2017）。
全球化和本土化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如果没有“本土化”的存在，也就无所谓“全球化”的产生。因此，语言景观除了考察多语现象之外，也应该对特定区域的具有本土化特色的语言景观予以关注。目前我国语言景观的实证性研究以城市多语景观为主，如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旅游景点的多语景观（杨金龙，2016；李丽生等，2017）、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多语景观（俞玮奇等，2016；巫喜丽等，2017）。而对“城中村”等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场所的语言景观关注度较低，就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显示，目前尚未见对大城市“城中村”语言景观的专题研究。
本文之所以关注城中村的语言景观，一方面是因为其反映了富有本土化特色的社会语言文化的语言生态特征。美国城市规划学家John Friedman（2004）在参观了广州几个“城中村”后曾指出，城中村的文化，社会风貌和氛围更具当地特色。我国最早关注城中村现象的社会学家费孝通（1989）也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的工业化进程使得村庄进入其周围城市的经济系统，深刻地影响了村庄和城市之间的经济及空间关系。作为公共空间要素的语言景观，其对城中村公共空间所涵盖的产业及社会关系等特征的反映，值得我们关注。
另一方面，城中村语言景观从居住者和社会公共空间的平视视角出发，勾勒出新时期城乡博弈、本地人口与外来流动人口博弈的机制，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区独特的语言风貌，以及居民的身份、文化、地域等多重认同。以往学界对城中村的研究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视角，从城市管理规划和宏观政策的层面，探讨如何把城中村融合或者消解到主流城市空间之中。而实际上，从居住者和社会空间的平视视角来看，城中村作为支援都市发展的后方空间，容纳了大量为城市提供基础服务的外来务工人员，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很难在短时期内消失。
此外，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报告中所指“群众”的代表性群体之一就是大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城中村是其典型的聚居区。外来务工人员所处的社会语言空间与其身份认同、地域认同关系密切，值得我们深入考察。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动因，本文以广州现存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居住人口最多的城中村——石牌村的语言景观为研究对象，记录整理该村清末民初的乡土语言景观与全球化时代的语言景观，描绘该村的语言风貌。在此基础上，分析石牌村在产业结构、社会阶层、超级多样性等方面的特点，考察语言景观与居民多层认同之间的同构关系。从而为语言管理部门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语言保障服务提出意见和建议。
石牌村位于广州核心城区天河区中部，是广州现存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居住人口最多的城中村。据《石牌村志》记载，石牌建村已有720余年的历史。因古村址内有众多石器如石马、石螺、石龟、石鼓等而得名（图1）。
图1 广州市石牌村逢源社区入口
改革开放至今，石牌村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为其附近打工的外来人口，尤其是位于石牌村北丘陵上的岗顶电脑商圈的IT工作者提供廉价便利的栖身之所。IT界曾有“北有中关村，南有石牌村”的说法。至今岗顶仍是广州最大的电脑及数码产品商圈，包括有太平洋电脑城、天河电脑城、百脑汇、颐高数码广场、总统数码港、展望数码广场等近20家大型电脑及数码产品卖场（图2）。除了电脑及数码产品卖场之外，石牌村周围还有大型医院、商业娱乐中心和高等院校。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截止2016年，石牌村占地面积为0.73平方公里，内有170多条小街巷，3200多幢4-6层的楼梯楼，建筑物群低矮且密集（图2）。与该村仅5公里之隔的华景新城社区，面积为0.6平方公里，共建有97栋高层电梯楼。两相比较，石牌村建筑物密度之高，可见一斑。
图2 2014年石牌村鸟瞰图
据笔者对石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访谈得知，石牌村现有居民约10万人，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多在附近就业。其职业及人口比例大致可分为4类：45％为IT从业者，35％为百货公司、酒店、卡拉OK店等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15％为村内开店的个体经营者，5％为无业人士。前文所提及的华景新城现居人口亦为10万，以广州本地居民为主。
3.1 研究方法
3.1.1景观民族志分析法
本文采用质性与量性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法。质性研究方面，我们采用《民族志、超级多样性与语言景观》（Blommaert，2013）中所提出的“语言景观民族志分析法”（ethnographic linguistic landscape analysis），下文简称“景观民族志”，其主要内容及观点包括：（1）提出了“超级多样性（superdiversity）”的概念。全球化时代人口加速流动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语言呈现“超级多样性”的特征，即语言发展的动态性、多层次、非线性、不断演化等特征日益凸显，而语言使用者的“复杂性（complexity）”和“流动性（mobility）”是理解超级多样性对语言生活影响的两个关键要素；（2）提出了使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来研究语言景观。以往以定量统计为主的研究方式，无法充分发掘语言景观丰富的、多层次的意义。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进行参与式的沉浸考察，书写“复杂性的编年史”（chronicles of complexity）。正如Blommaert所言，研究语言景观不应局限于社会空间中的文字本身，更需要关注语言景观与权力、所有权、使用权和身份认同等多方面的联系。
“景观民族志”将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和“语言景观”分析相结合，其核心观点是语言景观是一种社会景观，通过对其的描写分析，我们可以考察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征。“景观民族志”要求研究者深入特定社区，围绕该社区以语言景观为核心的语言生活，进行实地的参与式观察，还可辅以访谈、资料收集等方法。该方法不仅仅将语言景观视为一种书面语的表达形式，更将其视为一种体现社会成员关系、权力、实践等的指标参数（Blommaert & Maly，2014）。语言景观不仅存在于共时层面，也可以体现为不同时空范围的语言使用。
本文之所以采用“景观民族志”，一方面是由于本文作者具备进行民族志考察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此方法，观察微观层面的隐性语言政策和语言管理，了解语言景观与城中村公共空间以及居民多重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语言管理、提供语言服务，提出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2003年至今的17年间，笔者都居住在石牌村附近，对该村情况很熟悉。笔者时常入村购物，与该村居民聊天，参观村内出租屋，观察该村的语言使用情况。在石牌村不时能见到五花八门的语言景观，听到不同口音的普通话和方言，品尝到各地的特色小吃，可谓城市社会语言学调查的富矿。在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的三年时间内，笔者有计划地收集整理了石牌村的语言景观，每隔1-2周赴村内进行景观拍摄和参与式观察，较为全面地了解了石牌村的公共空间、产业结构、社会关系、居民构成、语言景观的语码、内容、置放等特点，此外还选取了59名愿意接受访谈的石牌村居民（包括54位外来打工者和5位原住民老人）、石牌村63位店铺经营者（均为外来打工者）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访谈。了解了他们对该村的居住环境、语言景观、对广州的看法等。
历时考察方面，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石牌村从传统乡土空间到现代空间的转型，笔者查阅了石牌村的方志文献，收集整理了清末民初该村语言景观的图片及文字说明。在西方“民族志”概念引入之前，中国已有几千年编修方志的传统。方志体现了中国本土人类学的特色，详细记载了各个地区的人文地理、风俗物产等信息，具有“存史”的功能。石牌村方志文献较为详实，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书面资料。
共时考察方面，我们选取了与石牌村紧邻的一些社区和商业区，如华景新城社区、石牌东商业街、广百百货等地的语言景观，进行多角度的对比分析（详见6.1.1小节），以便我们更清晰地揭示石牌村空间特征和居民特点。
3.1.2 问卷调查法
除了“景观民族志”之外，我们还对现居石牌村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的数据可以与景观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进行三角验证（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问卷的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①对该村语言景观的关注程度；②对景观语码能见度和凸显度的态度；③对语言景观存在的问题及改造的看法；④对普通话、家乡话、粤方言、英语的语言认同感；⑤对石牌村、广州、家乡的认同感（地方感）。
在问卷发放方面，考虑到石牌村居民近半数为IT从业人员，电脑及手机的操作能力较好。故使用了线上“问卷星”和线下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法。笔者找到居住该村并在附近打工的朋友，采用滚雪球的方式派发纸质和电子问卷，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共527份，有效回收率为87.8%。527位被调查者的男女比例约为1.21:1。从年龄来看，21-40岁的中青年占84.42%。从职业来看，IT业工作者占42.62%，其余主要为服务行业工作者及底层劳动者。户籍来源方面，农村人口占75.41%，省内来源地包括湛江、潮汕、梅州。省外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安徽、广西、山东、浙江。
3.2 研究内容及视角
问卷调查显示，石牌村居民对村内语言景观关注度较高。46.67%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注意石牌村的语言景观，31.67%表示有时候会注意。可见通过语言景观了解居民对所处环境和所见语言的态度看法具有可行性。
在考察石牌村语言景观的基础上，本文从“语言”与“认同”的视角入手，深入了解该村居民对所用语言、所处环境的认同感，观察语言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董洁（2016）指出，人的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通过语言来构建，并在不同语境中具体呈现。董文用了两次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加以验证。刘慧（2016）通过2013-2015年赴印尼峇淡、坤甸、北干巴鲁三地华族聚居区的语言景观的田野调查，发现三地的华语景观与华人族群认同紧密相连，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互动性的同构。董洁和刘慧的个案考察都证明，语言作为公共空间话语体系的要素，与语言使用者的认同感之间存在同构关系。
董洁（2016）和刘慧（2016）的研究所针对的都是单层次的认同，董文主要考察身份认同，刘文主要考察族群认同。实际上作为一个复杂的个体，人的认同往往是多层次、多向度的（郭熙，2016；黄行，2016；刘丹青，2016）。本文试图从语言景观及其所反映的石牌村超级多样性等特点出发，考察语言景观与石牌村居民多层认同之间的同构关系。
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清末民初石牌村的乡土语言景观在内容、命名方面有何特点？语言景观体现了该村怎样的社会关系格局，语言景观如何与居民的认同进行同构？
（2）当代石牌村的语言景观在内容、语码、命名方面有何特点？如何反映当代石牌村超级多样性的特征，语言景观与居民的多层次认同的同构关系如何？
（3）从语言景观视角出发，如何改善石牌村的居住环境、增强外来流动人口对广州的认同感？
依附于乡土建筑而存在的语言景观为“乡土语言景观”。所谓“乡土建筑”是指乡村土生土长的建筑，包括农村的寺庙、祠堂、住宅、书院、商铺、桥梁等（楼庆西，2012）。石牌村的乡土建筑及语言景观，连同舞龙舞狮、祭祖迎神、龙舟竞渡等活动，共同组成了富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乡土文化景观”，为村民提供了活动空间和精神寄托。
4.1 石牌村乡土语言景观概貌
清末民初（约1909-1925年）的石牌村仍是农村，外来人口很少，保留着传统乡土文化景观。《石牌村志》收录了清末民初石牌村乡土建筑、匾额、对联等照片，《石牌村志》《番禺县志》《番禺县续志》对该村的乡土风貌、教育制度、宗教信仰、基础设施、个体工商业等情况也有详细记载。在查阅方志文献的同时，我们在石牌村山桔顶寿星小憩园 （俗称“老人活动中心”）选取了村中五大姓氏——池姓、董姓、潘姓、陈姓、冼姓的五位男性老人，对他们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其平均年龄为78岁。访谈内容主要包括石牌村乡土语言景观的内容、置放、取名缘起、文化内涵、保存情况，以及石牌村近代至今的种种发展变化。
在文献和访谈相互印证的基础上，我们对清末民初石牌村的语言景观进行了分类统计。按照置放场所大致可分四类：宗祠类（包含私塾）、店铺类、庙宇类、街道类。
清末民初石牌村宗祠类景观最多，有50多条，约占语言景观总数的1/3。如村内大姓宗族池氏、董氏、潘氏、陈氏、冼氏的宗祠（包括支系厅和坊厅）。宗祠内建有私塾，因此宗祠类景观中包含10多条私塾门额，如“瑞藻家塾”“丽庄家塾”“龙胜义学”“保良书室”等。照片及文字介绍《石牌村志》等方志文献均有记载（如图3所示）。
图3 石牌村私塾及宗祠类语言景观：龙胜义学，丽庄家塾，潘氏宗祠，陈氏宗祠
其次为商业店铺的招牌，近50条，占总数的近1/3。《石牌村志》等详细记录了清末民初商铺的分类和店名。主要包括石牌村山前市头的饮食、杂货、副食品、水果、香烟、蔬菜等店铺，以及村内他处的肉类、酒坊、医药、粮食加工、鸦片烟馆、巫馆等店铺。
再次为庙宇类语言景观，近30条，约占总数的1/5。如“观音庙、玉虚宫、车公庙、天后古庙、华光古庙”等庙宇的门额、对联、碑刻等（如图4所示）。此外还有20多条石刻的街道名称，约占总数的近1/5。如“朝阳、凤凰、龙跃、西华”等 ，虽然石刻街名已所剩无几，但街名叫法仍沿用至今。
图4石牌村庙宇类景观：天后古庙（娘妈庙）；玉虚宫（北帝庙）
4.2 景观所反映的乡土社会特点
清末民初石牌村乡土语言景观为我们呈现出一幅近代岭南村落的乡土风貌图。一方面该村保留着中国传统村落的特点，如以宗族关系为核心，重视私塾教育，民间信仰兴盛等；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岭南地区临近海洋，商贸文化繁荣的特点。
具体来看，石牌村宗祠类景观最多，体现了其作为典型多姓氏村庄的特点。据受访老人和文献资料互证显示，石牌村的池、董、潘、陈、冼5个姓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97.6%，宗祠土地达全村土地的40%。“中立堂”是村内最高民间自治组织，该堂按姓氏人口比例组成族老议事团，负责节庆活动、公共设施、纠纷调解、治安管理等，在村务管理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宗祠内还有不少私塾、义学、书堂、书院等教育机构的语言景观，反映了池、董、潘等大姓宗族从中原迁徙而来，保留了中原地区崇文重教的教育传统。
村内庙宇的门额、对联、碑刻等语言景观，反映了百年前民间信仰兴盛，庙宇遍布中国城乡的特点（高丙中，2014）。细考之下还可见岭南村落的多神崇拜，这一富有特色的民间信仰也传播到了海外华人社区。
石牌村虽以农耕为主，但商铺景观也较多。访谈和文献互证显示，该村从宋元时期起就隶属番禺，番禺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最繁华的出海口之一。石牌村在明代嘉靖年间已形成上下山前市头，市头的固定商铺大都有招牌，还出现了多个兴盛的流动墟市。
4.3 乡土语言景观的命名特征
总体来看，石牌村乡土语言景观的命名设计带有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色彩。该村宗祠景观的门额多遵循“姓氏+宗祠”的命名原则，对联则多揭示了姓氏的来源地，以及与该姓氏名人有关的历史典故。如石牌池氏《西河族谱》称池氏后裔为“锡类”，“锡”通“赐”，意为皇帝赏赐其姓。因而池氏宗祠先祖堂名为“永锡堂”。书塾景观的门额命名或为纪念宗族成员，如“丽庄家塾”中的“丽庄”儿子是为了纪念董氏八世长房良湖第五子董丽庄。或来源于祖祠厅堂的原名，如董氏坊厅的保良社厅后改为私塾，命名为“保良书室”。
庙宇景观命名则多遵循“供奉神仙名称+庙/宫/阁”的原则，如“华光古庙”供奉的是华光元帅神像，“文昌阁”供奉的是文昌帝君等。街巷名称命名原则较为多元，如来源于祥兽（如“凤凰”“龙跃”）、名山大川（如“崧岳”）、美好祈愿（如“匡居”、“孔乐”）等，都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关。
4.4 乡土语言景观与居民文化身份认同的同构
时至今日，石牌村乡土语言景观已寥寥无几。目前仅存宗祠、庙宇、街道名称类景观共计不到30条。对于石牌村原住村民而言，传统乡土建筑的议事、祭祀、教育等功能已逐渐萎缩甚至消失，如今乡土语言景观的主要作用是保存原住村民的集体文化记忆。
笔者曾问及村中老人及原住村民见到乡土景观的感受，他们说的最多就是这些景观勾起了他们的回忆。看到这些老房子和上面的牌匾，就想起家中的长辈亲人，想起小时候参加宗祠或庙宇祭拜、节庆活动、想起祖辈所谈及就读私塾的情景。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问卷和访谈中发现，石牌村乡土语言景观对于现居村内的外来人口而言，其阅读感受也以积极评价为主。50.16%的被调查者将池氏宗祠的门头牌匾“渑池流芳”（如图5所示）选为自己最喜爱的石牌村语言景观之一。村内现存石质古街道名“朝阳”“凤凰”（如图6-7所示）也被40.33%的被调查者选为最喜爱的村内语言景观之一。这些被调查者都不是原住村民，为什么会对乡土景观产生认同感？部分被调查者在访谈时提供的理由是，虽然他们不太了解石牌村的历史，也不清楚景观字刻的典故。但这些景观书法优美，古色古香，很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因此赢得了他们的青睐。
由此可见，石牌村乡土语言景观已由百年前的信息指示功能转变为一种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是一种机制。它被外化、对象化并以语言景观等符号的形式储存，这些符号形式是稳定的、超越情境的: 它们可以从一种情境向另一种情境迁移，并从一代传递给另一代”（Jan Assmann，2017）。这种文化记忆促使乡土语言景观与石牌村原住村民和外来居民之间，产生了两种身份认同同构：一种是指向原住村民的狭义文化记忆，形成了原住村民对石牌村的地域及宗族文化身份认同；另一类是指向外来居民的广义中华传统文化记忆，形成了一种包容力很强的本土文化身份认同。（未完待续）
图5 石牌村池氏宗祠“渑池流芳”
图6 石牌村“凤凰”街道
图7 石牌村“朝阳”街道
END
审核 | 刘 慧
编辑 | 李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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