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邦智库对话《灰犀牛》作者渥克（下）：重大变革，往往由危机触发

政邦智库：人们对同一个风险的认知会非常主观，也会有分歧。有时候，在面临未知的风险时，个人选择和集体行动会产生张力，比如是否佩戴口罩和接种疫苗。这种冲突，该如何破解？

米歇尔•渥克：在是否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方面，一个显著的因素是该国是更个人主义还是更集体主义。高度个人主义的文化，在疫情防控方面处于不利境地。于我而言，书中重点阐述了美国和英国的反应。在美国，另一个问题是应对方式的两极化，以及人们从何种媒体获取信息。不幸的是，很多信息都是虚假信息。

在美国，我们不得不跟那些坚持所谓“自由”而拒不佩戴口罩或接种疫苗的人博弈。这些人的立场跟我们确保公共场所安全可靠的权利相冲突。这些人的立场也及大力增加了本次疫情的波及度和广度，尤其是在德尔塔变种病毒肆虐期间更是如此。

在某些时候，如果一部分人不能做出负责任、深思熟虑的选择，那么，余下的我们不应该容忍这一点。最近几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和很多有影响力的公司最终喊出“够了！”，并开始要求为雇员们接种疫苗，有的选择定期进行核酸检测。此举极大地增加了接种疫苗的比率。

政邦智库：在你看来，没有“理想的”风险指纹，最重要的是学会互相理解。为什么“风险共情”如此重要？如何实现这种共情？

米歇尔•渥克：风险共情，使得我们可以通过他人的视角来看待风险。鉴于风险视角有主观性，取决于人们的经验、知识构成、信仰以及环境因素，所以这一视角至关重要。

理解我们每个人风险指纹的差异性，有助于我们（朋友、家庭成员、同事、社区成员、公司领导、政策制定者等等）凝聚共识，共同应对特定的风险。还有助于激发人们采取积极的冒险措施——例如倾注时间和金钱于教育，或者决定不采取太过危险的冒险活动——例如承担更多债务。我最喜欢的例子是，几位同事要共同乘坐出租车去机场，并决定何时出发。这是一个容易引发争吵的问题。但当了解到每个人的不同考量后，寻求共识会更容易些。

在美国，风险共情在说服人们接种疫苗这一议题上也非常重要。理解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接种疫苗之后，政策制定者就会更有效地进行劝服。比如，有些人是因为过去有过不良的医疗经历，或者无法承受可能因副作用而导致自己丢掉工作的后果，还有一些人则是受到了不良信息的误导。

风险共情，也是了解他人的重要工具。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你所做的风险选择，也向世人展示你是什么样的人。理解了每一个选择背后的原因，有助于你了解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这样做能够使沟通更畅通，并很好地增进关系。

政邦智库：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学会拥抱风险能够为我们开启更多可能性。为了减少人们冒险的后顾之忧，社会安全网络可以做些什么？

米歇尔•渥克：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而言，社会安全网络极为重要，这包括教育、存款保险、医疗保险、养老金、为失业者提供的帮助等等。

举例来说，由于疫情的流行，我们比以往更广泛地讨论经济安全网络。此前，不少国家的政府都在缩减财政，但是，疫情来临之后，这些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扩大支出，比如民众收入、房屋抵押贷款、与新冠有关的医疗支出，扶持深受疫情冲击的企业等，这一点让人感到惊喜。这也是消费能够保持强劲的原因。

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安全网络是种基础设施投资，在未来会结出硕果。

以教育为例，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上大学是第一笔大额投资。即便他们的父母为其支付费用，这些学生仍旧要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时间。但是，高素质人口对经济增长极端重要。对政府来说，这也是很好的投资，因为这会让未来的世代受益。当人们决定是否要更多孩子时，他们必须要考虑的便是能否承担孩子的教育费用。

再说医疗保险。疫情暴发后，我们深切感受到：人们得到医疗照护、不必担心资产崩盘是多么重要。

在美国，无论是医疗债务还是学生贷款，都是公众热议的话题，因为这最容易导致负债累累甚至个人破产。随着其他与疫情有关的支援计划停止后，减少或消除这些债务，可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在未来，确保更多学生受到最适宜的教育且不被债务套牢，可使得他们有更多机运，包括走上工作岗位后不用过度偿债。这会使他们更有满足感，效率更高，对社会作出更多有益贡献。

再谈退休金。如果人们担心自己退休后无法养活自己，尤其是对那些少子或无子女的人来说，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敢消费，也就不会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了。

政邦智库：当情势越发复杂时，一些个人或国家会因恐惧而选择更加孤立，而非加强合作。但是你在书中提到，这时候人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我们”而不是“我”。能否详细展开谈谈？

米歇尔•渥克：首先，这要归功于我的朋友和同事Peter Atwater，他是研究社会情绪和市场之间关系的专家，他对我在书中提到的这一理念做了大量重要工作。

在经济繁荣的年代，有大量的确定性，人们也更自信，尽管这或许是一种幻象。人们会更多地想到“永远的、无处不在的我们”。但社会和经济压力引发不确定性，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会收窄，会倾向于“此时此地的我”的思维。换言之，这是对自我和国家自身利益的狭隘定义，并没有意识到利益共享的重要性，这并非是从长远眼光来看问题，而是很短视地局限于一隅。

由此也不难理解，在困难时刻，我们会看到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把移民当作出气筒、动辄归咎其他国家的现象。这种动态确实说明了近些年来一些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其实，这种紧张早在疫情前就出现了。让我感到忧虑的是，在美国，当下这种负面动向到底会到什么程度。

在充满挑战的时代，有一个悖论是，我们比以往更需要“永远的、无处不在的我们”的思维。这也是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唯一之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安全，除非所有人都是安全的。如果贫困国家无法获取足够的疫苗，每个人在疫情面前就仍是脆弱的。如果最脆弱的群体无法获取资金和医疗方面的支持，整个经济体就仍会大受影响。我们需要长远眼光，从长计议。从短期看，疫情期间的一些紧急金融措施完善了社会安全网络。但是，一旦这样的支持被叫停，很多让人揪心的事情就可能发生。

所以，有必要进行更广泛的对话，寻求创建最佳的风险防护政策，并公平地分配保护举措。并且还需体认到，决不该忽视整个世界的共同利益。

政邦智库：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不少分歧和困惑。你如何看待这种冲突？这种风险，能否成为让这个世界更具韧性、更加团结的契机？

米歇尔•渥克：我的确希望这是一个契机。

有句话是“至暗总在黎明前”。用灰犀牛理论来说：尽管更早解决问题的代价更小，也更易成功，但很多时候，往往是一场危机才会触发必不可少的变革。尽管这样做赌注更高，失败的几率也更大。但是，人们倾向于身处危机时才采取行动。

这次大疫情，使得很多原来就已经显现的问题昭然若揭，决策者很难无视这些问题。比如，疫情可能让不平等问题恶化。一些时候，超级富豪会更多从恢复经济的措施中受益。随着资产泡沫更大，通货膨胀更加显现，使财政更加脆弱。鉴于金融市场已经全球化，该问题已经跨越国境。

消费和运输模式的改变，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对话发生了转向。在疫情暴发伊始，不少人就担心，疫情会降低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紧急性，好在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令人担忧的是，其部分原因在于，与气候有关的极端事件愈发严重。

我最热切的企盼，是处理这类事情的紧急性，能够让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打造更加稳定的经济体，使每个人都能公平地获得风险庇护，无后顾之忧地去进行有益的冒险。一旦结果不遂人愿，也能公平地为人分担后果和代价。

《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自2017年中信出版社引进出版以来已经跃升成为大众熟知、热议并广泛应用的现象级词汇，更在五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被提出，至此，灰犀牛成为国内风险防范的重要名词，具有标示性。

也正是由于在4年前中国就开始对“灰犀牛”式危机积极关注、加强风险意识，不断升级风险应对体系，才促进了此次中国对新冠疫情的有效应对。可以说，中国是运用“灰犀牛”的沃土和成功范例。

在《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出版之后的这四年里，其作者米歇尔·渥克走访多国、围绕“风险”这一主题，进行了更加细致、严谨、深入的访谈和研究，第二部《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终于写成。

《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既是对“灰犀牛”概念的延展和补充，也是关于“风险”这一要义更深刻、更微观的系统性探索。相较于前一本书，它的目标受众更加转向个人读者，是关于每个人的切身体验。书中新提出了“你的风险生态系统始于你自己的风险指纹”“风险同理心以及风险厌恶和风险认知的区别”“风险能动性、风险素养、风险肌肉、风险组合、风险保护伞、风险文化”等具有科学性的风险新词汇，让我们无法忽视这本书将来对于每一位读者、企业以及政府、国家起到的建设性意义。

【作者】 米歇尔·渥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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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米歇尔·渥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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