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张贵勇：今天我们如何做父母丨政邦茶座

高明勇：记得20年前咱们认识的时候，你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好像是研究文学的，是什么让你“转向”，成为一位教育研究者？在中国教育报的工作，还是有了孩子之后？

张贵勇：说到“转向”，我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一下。

从职业或平台的角度，是因为2003年一毕业，我就到了中国教育报做记者，对教育的宏观政策和微观事件开始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近距离的观察。

从个人兴趣的角度，文学与教育看似完全不同的学科，其实内在的关系很密切，都是服务于一个人的成长，或者说成就一个人，都在构建、扩展、重塑着知识体系和精神世界，都是我很感兴趣的学科。

具体来说，文学也是研究人的，所谓的文学即人学。而教育，本质上是让一个人及早做到自我觉醒、自主管理、自立自强。我做记者的前三年，采访不同的人，有作家、教育管理者、教育学者以及一线教师等。与他们对话的过程，我很受益，对教育的重要使命和巨大作用有了直观了解，不由自主地以改善中国的教育生态为己任。

2005年当了爸爸之后，在陪伴孩子过程中，我将孩子作为观察对象，记录、研究他的一言一行，对儿童心理学有了人类学意义上的观照。如果说之前的教育研究是宽泛的、由兴趣驱动的，那么此时的教育研究则是有具体指向的，进入了某个细分领域，我意识到自己应该也有能力帮助更多的父母引导孩子成长成才。

高明勇：我看你这本书名叫“养育的觉醒”，很好的一个标题，你是如何理解这个题目的？

张贵勇：“觉醒”这个词，源于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东西可以接续发展，如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不断向前的。

但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往往不是正向的接续发展，而是有点像重启电脑一样，每一代孩子长大成人、为人父母后，都需要重新学习育儿的方法与艺术。

而无论70后、80后还是90后，在育儿上都是重新开始的状态。从现实来看，初为父母者，受原生家庭的影响非常大，更多地是依靠经验，即从自身出发来育儿，而不是从时代发展、孩子所生活成长的环境出发，所以出现不少育儿问题，比如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巨婴”等现象。

最突出的问题是，当下中国的家庭教育有很多是围绕升学竞争这一目标进行的。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精英群体还是草根阶层，为了孩子能上好学校，多数家长恨不得替孩子把每一分钟都精准地计划好。

高明勇：你认为“觉醒”主要指哪些方面，或有什么标志？

张贵勇：我看到过一篇文章，呼吁得很有道理——中国的家庭教育需要接受一点教育价值的常识性启蒙。我以“觉醒”为关键词，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家长能觉察到时下流行的教育方式不好的一面，能够不断升级教育理念，改善教育方式，以儿童为中心，多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践行科学育儿。

“觉醒”还有一层含义，即孩子不同成长阶段，父母的教育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不断调整角色，与孩子一起成长。

所以，这个“觉醒”既指向父母的观念、行动层面，也指向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不同孩子的个性特点。

高明勇：你说“过于重视成绩，以考学作为成功标准，不了解孩子的精神世界，这些都是违背教育根本的。”这个观点我很认同。但有一个现实问题，不少父母其实并没有时间精力耐心去了解孩子的精神世界，而成绩又是看得见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只会关注“显性的成绩”，忽视“隐形的价值”。你如何看待？

张贵勇：这涉及父母对自身职责认识的问题。

父母与父母之间的差距，在现实中其实很大的。有的父母觉得生完孩子，就完成了自身职责，孩子交给老一辈，自己则做自己想做的事。

有的父母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考上名校，改变家庭乃至家族命运。因为功利心比较强，所以这部分父母更关注孩子“显性的成绩”，因为成绩与名校高度关联，与高端行业、高薪职位紧密相连。

有的父母对孩子没有那么高的期待，多希望孩子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往往以散养的方式育儿。

还有的父母不过度关注孩子的成绩，看重孩子快不快乐，潜能是否得到发展，与同学相处如何，有无奋进动力，是否自律自立自强，即教育重心放在孩子的身心和谐发展、精神发育上，尤其注重与孩子的联结。在我看来，这部分父母与孩子和谐相处、相知相爱，彼此珍视、一起成长，算是进入了家庭教育的佳境，值得敬佩。

以上几种常见的育儿方式，我们都可能遇见过，也深有感触。说到底，背后还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我们是否珍视自己的父母身份，是否关注与孩子的联结，是否期待未来与孩子的关系。当父母把孩子的身心成长、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放在重要位置，自身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自然会更加在“隐性的价值”而不是“显性的成绩”上发力，也自然会尊重教育规律，与孩子共赴美好的生命之约。

高明勇：你和孩子在一起时，感到最焦虑和最无力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张贵勇：最焦虑倒谈不上，因为我较早就有了放手意识，在我的孩子哲哲上中学时，我就告诉他“未来的路要靠他自己去走，我和你妈妈能做的就是做好后勤，祝福你”，所以即使孩子成绩不那么理想，也没有特别焦虑的心态。我知道他知道问题的轻重，会自己调节，找到自己的志业。

最无力的时候，应该说是哲哲初二时。那段时间，因为功课压力大，他有点厌学。而我对他看似消极的心态有点担忧，有时候方式不当，不但没激励他奋进，反而恶化了我们的亲子关系。看他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感到非常无力。

也就是那时候起，我意识到对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不能强迫，不能从父母的意志出发，而是要多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多关心而不是批评他，让他主动找自己，而不是总想着给孩子上思政课。

高明勇：你这些作品，爱人和孩子都看过吗？他们有什么看法和感想？

张贵勇：他们对我的育儿书不是很关注。

我爱人在我新书出版后，翻阅了一遍后评价道：“写得还行，但你可以写得更好，例如在孩子的心理变化方面。”之后就很少跟我谈新书的话题了。

我曾问过哲哲对这本书的感受，他问他稿费多少，有没有他的一份。

高明勇：在中国，育儿问题上，有些时候可能是夫妻之间，或者父母与上一辈之间，教育理念的不同导致分歧，你遇到过吗，如何解决的？

张贵勇：遇到过。因为我岳母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因此在孩子的教育上的确有一些分歧。

我的处理办法是尊重老人的意见，但也会和孩子沟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观点、考量，有不同的看问题角度。我们要充分倾听他人意见，但最终选择权在于我们，通过比较分析、现实中的体验等方式来判断孰对孰错，再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

我和我爱人也有一些分歧，在哲哲小时候比较多，现在比较少。原因是一开始不太懂得夫妻之间深入沟通的重要性，即在育儿上没有达成一致。后来慢慢意识到，和爱人理念如果不一致，会产生很多麻烦。于是，在面对孩子之前，我们会沟通形成共识，其中涉及到谁后退一步的问题。

一开始，我可能碍于面子，不肯妥协。但时间长了，发现承认错误没什么大不了，反而自己有种从壳子里跳出来、挣脱枷锁的感觉。因此，与爱人再发生冲突时，我学会了主动让步、耐心沟通、温和相待。

高明勇：你说在和孩子出现“激烈的对抗”后，开始“重新思考为人父母的意义，去寻找做父亲的门道。”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出现罅隙，应该是不少家庭都会遇到的情况，我想知道你的方法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驱使你走出这种“对抗”？

张贵勇：哲哲初二时，我和他关系降到冰点，一开始大吵，乃至就差动手；后来是互不交流，冷战，彼此看不顺眼。

背后的原因，我反思的结果是，我还是想像小时候那样控制孩子，让他听我的话，让他按照我觉得好的路去走。而遭到孩子激烈的对抗，我觉察到，为人父母不是控制，控制是没有效果的，是注定要失败的。作为父母，要有意识地与孩子“掰开”——不是断绝关系那种，而是换一种方式与之相处。

所谓的“掰开”，本质上就是逐渐放手。做父亲，不是把孩子掌控在自己手心，而是让孩子的精神立起来，有自己的梦想与追求，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梦。

我的方法是给孩子写了一封诚恳的道歉信，检讨了自己在与他相处上存在的不足。然后，我与他聊了一次，把我真实的想法告诉他，也承诺不再暴力强迫之事，而是专心做好后勤、支持他成长。哲哲接受了我的道歉，从那以后，虽然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有所反复，但总体上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相处融洽。

高明勇：我有个观察，疫情及其防控导致很多家庭居家的时间大幅增加，父母远程办公，孩子天天网课，本来父母与孩子共处的时间是几何级增长的，但却导致不少家庭里面，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反而有些紧张，甚至更为严重。你如何看待这种悖论？

张贵勇：这其实不是悖论，而是必然。不只是亲子之间，夫妻之间其实也是如此。

我们都是有个性、有自主意识的人，都需要一定的空间，也需要别人的尊重、认可。父母作为成年人，更是需要树立一定的权威，享受说一不二的那种感觉。长时间生活在一个空间，因为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不同，夫妻之间肯定会产生矛盾。

当下的孩子自主、民主意识很强，天生对所谓的“权威”不那么敬重，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对，也一定会产生矛盾。

重要的是，如果不能从根源上反思，不能真正尊重孩子的人格，不能百分百相信孩子，不太会有理想的结果。从我的亲身经历看，有段时间我发现哲哲经常看手机，潜意识里我觉得他没有好好学习，于是冒出无名火，最终与哲哲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很久后，我跟他谈当时的感受，他告诉我，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其实我用手机不是打游戏，而是在查单词。

从他的话中，我反思自己还是犯了想当然的错误，没有做到真正相信孩子，看似合情合理的猜疑把亲子关系推向糟糕的境地。从那以后，我抱着真正相信的态度，全力支持孩子，看到孩子比较消极时，不会像以前那样生闷气，而是坦诚把我的担忧说出来，以爱的口吻表达出来。这种情况下，哲哲也会坦诚与我沟通。

高明勇：这三年，你是如何陪伴孩子的？

张贵勇：疫情三年，我俩的矛盾很少，相处很融洽。即使被封控在家，我们也彼此鼓励，或者互开玩笑，化解压力。

最终的结果是，哲哲学习状态越来越好，我对他越来越放心，有一种汪曾祺所谓的“多年父子成兄弟”的感觉。

高明勇：关于孩子成长，我们常说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的协同育人机制，但实际上，多种原因导致三者之间比例的失衡，家庭教育因各个家庭的不同情况，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千差万别，有些家庭可能确实没有更好多少时间去陪伴，你有什么建议？

张贵勇：一个孩子的成长，家庭教育是根本，高质量的陪伴对于孩子而言特别重要，所以我希望父母能意识到陪伴的重要性，尽量不缺席、不缺位，呵护孩子的童年，庇佑童心健康长大。

现实中，不能陪伴孩子分两种，一种父母是因为工作原因，如军人、警察等，长期不能在孩子身边。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我们受益于他们的付出，应该抱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态度感谢他们，向他们致敬。

还有一种父母是主观上的权利让渡，即把育儿责任推给他人，如家中的老人或者辅导班的老师。这种是不可取的，也迟早会吃到苦头，因为亲子关系一旦破裂，再修复如初，很难很难。

我的建议就是这部分父母要重新认识自身使命、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陪伴孩子的重要性。孩子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业，孩子从小得到科学养育，养成好习惯，“三观”没问题，长大反而让父母少操心，甚至让父母感到荣耀，真正改善家庭状况。

而且，陪伴孩子成长，受益最大的是父母，享受到天伦之乐，看到童心之澄澈，无形中受到感染，更加热爱生活、享受生命。亲子关系好了，家庭氛围也会变好，心里舒畅，少生各种疾病，每一天都变得值得期待。

高明勇：十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教育研讨会，与会专家建议让年轻父母们“持证上岗”，意思就是如何养育孩子，是需要好好培训的。十几年过去，这个问题其实是越来越突出的。“持证上岗”的问题，你怎么看？

张贵勇：“持证上岗”其实是一种不是那么温柔的劝诫，即希望父母在育儿上达到一定水准，有一定能力和科学的认识。

现实中，这个证由谁来发，如何考核，不好操作，毕竟每个家庭情况都有所不同。但父母要持续学习、持续更新教育观、持续提升教育能力，是客观要求。

所以，虽然没有机构量化父母做得好不好，但实际上孩子最有发言权。我们在育儿上是否过关、是否合格，哪方面做得不够好，不妨多问问孩子。如果父母保持开放的学习心态，随时代发展、社会变化、孩子成长而不断学习，就是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父母，在我看来就是“持证在手”的。

高明勇：你另一本书的书名《我就想陪你慢慢长大》，不瞒你说，我曾经计划以后出书时用这个说法，“你陪我变老，我陪你长大”，其实孩子的一生，关键在“陪”，重点在“慢”，我也曾随手记下孩子的“成长小事记”，也曾围绕孩子的童年写了一些诗歌，每年在孩子生日之际写一封信，用这些方式来“陪”，来让时间“慢”下来。你是如何“陪”，如何“慢”的？

张贵勇：这本书是记录哲哲初中之前的生活细节。陪伴青春期之前的孩子，相对比较容易：

学前六年，和孩子一起疯玩就好，父母自己化身为一个孩童，忘掉工作、忘掉赚钱，天马行空地想象、尝试各种游戏就好；

小学六年，陪伴中要有观察和引导，观察孩子的优缺点，引导孩子养成好习惯，重在发展其潜能和热爱生活、他人、世界的价值观。

陪伴的过程中，的确不用急，慢下来也能真切地欣赏孩子的独特之处，才能享受到生活的美好。记得哲哲上幼儿园大班时，一次晚饭后我带他出去玩，他突然抬起头来，用手指向西边，说了一句“真美啊”。只见西天红彤彤的火烧云，的确非常非常美。

孩子都有发现美的眼睛，在这方面我们要拜儿童为师，是他们让我们不那么急功近利，不那么追求短平快，转而重新发现自我、生命、家庭的意义，重新体悟父子、父女一场究竟意味着什么。

陪孩子成长，其实也是不断修正自己的过程。在育儿过程中，你会觉察到自己隐在的问题。虽然成年后不那么明显，但这些问题一直在，无意识地阻碍你的发展。而关照孩子的成长，不断觉察、反思自己，能让你看清自己问题，找到源头所在，进而从观念和行为上有所改变，即真正的自我觉醒。

到了这一阶段，与其说育儿，不如说教育孩子这个契机帮助自己加速完善自我，向更好的方向成长。

最后，谢谢明勇兄的邀请，很高兴参加政邦茶座，希望为人父母的都能和孩子友好相处，相亲相爱，享受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