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孙江（中）：对过去有多执着，对当下就有多冷漠丨政邦茶座
人种、封建、法治、国民性、科学、功利主义……这些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词汇，到底什么意思？这些词是怎么产生的？有着什么样的前世今生？如果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写一个“词”，该怎么写？
整整一年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衡尔雅文库”（第一辑）七种图书正式亮相，分别为《人种》（孙江著）、《封建》（冯天瑜著）、《法治》（李晓东著）、《国语》（王东杰著）、《国民性》（李冬木著）、《科学》（沈国威著）、《功利主义》（李青著）。
“学衡尔雅文库”由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统筹、孙江教授主编，延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一流学者，旨在梳理“影响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100个关键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100本专著，通过对每一个关键概念进行深度的知识考察，力求打破古今中外之区隔，树立本土风范。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创始院长、“学衡尔雅文库”主编孙江教授强调概念史研究有这么一个信条：“没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社会，更不可能有行动的政治领域”，“学衡尔雅文库”期冀把学术成果转化为公共知识，让读者通过一个个基本概念所凝结的历史，了解过去的经验，展望未来的地平。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孙江教授，谈谈那些“词汇”的故事。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孙江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提倡“全球本土化”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力求打破古今中外之区隔，学科涉及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领域。近著有《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等。主持“学衡尔雅文库”、《记忆之场》全译本15卷翻译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刚才谈到词语和概念，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孙江：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容易弄混淆的问题。在概念史流行的当下，有些标明概念史的研究，其实是词语史研究。概念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词语+历史。今日我们所说的概念史有自己的一套说道，研究的是18世纪启蒙时代所带来的历史断裂：圣与俗、内在良心与外在服从、政治与社会的撕裂。启蒙的历史哲学取代了神学，它用乌托邦的方式展示了未曾有过的未来的地平线。在差不多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经过时间化、民主化、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等形成的主导性概念，不但积淀了过去的经验，而且还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概念史要研究的是这样的概念。
科塞雷克在为《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与社会语言历史词典》所写的导言开头，引述了一段戏剧家莱辛关于两个共济会士的对话。一个叫恩斯特的说：我对某事有一个概念，就能用话语表达出来。另一个叫福尔克的则反其道：并非总是如此。至少一般而言，他人通过我所表述的话语并不能完全得到我想传达的概念。这就是说，前者认为言语可以表达心中的概念，后者认为人们使用的即使是同一言语，也未必能够表达同样的概念。科塞雷克引用这段话是有深意的。
何谓话语？一个简单而略显粗暴的表述是：由语言表出的事实。因此，话语是介于词与物之间的实践，既可能反映事实也可能扭曲事实。交流可能通畅也可能不通畅。韩国概念史杂志名为《概念与疏通》，这里的“疏通”，比“交流”有动感。
概念与词语的区别是，词语的内涵是明确的，而概念就像两个共济会士的对话所显示的，不同的使用者、不同的接受者，会有理解上的歧异，因而概念是多义的，需要置于一定的语境中来把握。特别是，在经历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后，随着概念抽象程度的提高，概念与其本来的面目会越来越远。
高明勇：我非常认可你的观点，随着抽象化程度的提高，“概念”被赋予的含义也越丰富且多元，这种情况下，也最容易让人误解和曲解。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这些词汇，比如从思想史角度，像葛兆光先生的研究，从观念史角度，像金观涛先生的研究，包括从词汇史角度，从概念史角度，从发生学角度，您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如何看待这几个角度的区别？
现在的学者，无论是研究哪一个——观念史、思想史、概念史以及词语史，都会关注语言。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话题，语言不止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媒介，还是历史本身。虽然如此，切入研究的方式各有不同。词汇史研究者，关心的是词语如何被发明/翻译出来的、以及在使用中发生的变化。观念史研究的是观念单位，观念不是实在的，因而没有真正的历史。思想史有时被称为观念史，很容易混淆。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似乎可以称作政治语言史、政治话语史。他研究言与行之间的关系，依托的是奥斯汀的语言学，这与概念史根本不同，概念史是从德国的历史语义学和阐释学传统中产生的。
观念史、政治思想史、概念史、词汇史，这四者共有一个“史”字，这里的“史”是有必要追究的，即到底是什么历史？如果不确定“史”的含义，即使对“史”的前缀理解得再准确，也无济于事。观念史的“史”，是观念演化的历史，与真实历史之间存在距离。概念史的“史”，在科塞雷克那里指的是“结构史”。在斯金纳那里，思想史是特定情景里的语言或话语的历史。词汇史是词义本身变化的历史。这么看来，金观涛和刘青峰的大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虽然名为“观念史”，实际上应该归入“概念史”。
高明勇：这样的话，这几个词汇之间的关系就相对清晰多了。我日常与出版界交流较多，观察过去近二三十年的出版界，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书名里的高频词，如常识、思维、等高频词的出现，其实也与社会观念水位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孙江：从大的方面说，八十年代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去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才有可能使反映日常生活世界的词汇凸显出来。离政治越远，距常识越近。很自然地，一些使用频度不高的非政治化的词语出现了，而政治化的词汇被安置在特定的领域里。非政治化的词汇的流行和影响可以检测生活世界是否安泰，生活世界越安泰，政治需要付出的就越少。
高明勇：还有一些被“发现”或者被“发明”出来的词汇，也在社会生活领域热起来，比如前些年历史写作方面的“潜规则”、“血酬定律”、“隐权力”、“软制度”等，也提供了一些观察历史的新角度与新思考。作为历史学家，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孙江：有“潜规则”必定有“明规则”，其他词汇同样存在“对应”的词汇。这些词汇的发明，说明人们在表象的世界之外看到了内隐的东西，从两个方面警示人们，规则本来是契约，如果契约还要为其他因素所制约，那么这个契约肯定是有问题的。就研究者来说，历史的表象令人眼花缭乱，我们能够看清楚的十分有限，要防止自己封闭在洞窟中只看到自己的倒影。
高明勇：您在进行相关历史写作时，会使用类似新词汇吗？
孙江：
高明勇：确实，年鉴学派的跨学科方法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江：
高明勇：新词汇的出现也和大众史学的流行有关系。
孙江：
中国历史悠久，但中国的历史学并不发达。原因是我们的历史意识摇摆在说教和说书之间，我们的历史学家没有创作出多少优秀的著作，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中国历史著作很少。你刚才提到年鉴学派，年鉴史学只是法国历史学的一道风景，还有其他靓丽的风景。更多的法国学者在说教和说书之外，探寻历史的真理，磨砺历史的修辞。在法国学生喜欢的科目中，历史一直位列前三甲，这和史家的写作不无关系，值得我们学习。
高明勇：您既是历史研究者，也是历史教育者，有什么建议？
孙江：我问我的学生，对你们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是谁？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太史公司马迁，都能说出那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历史教育的效果。你可能没有翻过《史记》，但可以通过这句话理解或想象历史的内在同一性。但是，细细想想，“通古今之变”，仅仅有“过去”和“现在”，没有“未来”！是的，“未来”进入历史学是18世纪末以后的事情。如果我们沉迷于太史公这句话，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理解何谓历史学，准确地说是现代历史学。
在18世纪末以前，传统史学足以从过去吸取资政的经验，换句话说，过去持续影响着现在。但是，当“未来”与“进步”携手进入历史学后，从此，现代历史学便挣扎在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地平之间巨大的断裂之处，过去够不着，未来不可触，缩小经验与期待之间的距离便成为史家的工作。
你看，现代历史学家应该通古、今、未之变，这是司马迁所没有的时间意识。在传统社会，历史可以发挥镜鉴作用，可以是生活的导师。在现代社会里，历史的实用价值是限定的，能够提供的资政经验更是少之又少。
作为资深的历史学从业者，我从未认为历史有多么重要。对过去有多执着，对当下就有多冷漠。实际上，因为历史是复数的，如果你抱着探求真理的目的进入历史，必定会遍体鳞伤地返回生活世界。
高明勇：您这句话，也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认识不少法律人，有次一位法律人说，学习法律、从事法律工作二十多年，在这个行业工作的时间越长，反而更多的是怀疑，甚至有些不再相信法律。您有没有同感？
孙江：
历史是现代国家强化认同的工具。在全球化时代，民粹主义和民族主思潮抬头，反映了强化认同的需要。认同在英文里是identity,还可译为“同一性”，自我同一性的诉求含有排他的暴力，党同伐异的暴力。正是因为同一性中充满血腥的张力，真的历史学家都会以“和”为历史研究和教育的目的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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