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

镇上雨后的黄昏（6月10日）

周末回了一趟老家。上一次回去还是阴历十二月十三爸爸忌日，之后春节去了南方岳父母家，节后一忙，还想着清明一定要回去扫墓，结果还没等到那一天，就被封在小区里了，这一封就是68天。

算下来，我已经整整五个月没回了。二十多年来，我几乎从未间隔这么久都不还乡的，甚至就算在厦门读大学时，一学期也不至于这么长。

回乡的大巴上乘客居然也已不少，虽然不像平日那样满载，但也坐了三分之二的位子。上海正式解封的第二天，6月2日，村里有人逃离上海，说一车上连他和司机只有5个人。

太久了，这趟原本熟悉的归程如今也有几分陌生感。穿过深深的江底隧道，车爬升到长江大桥上，整个车厢里灌满了风。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在两个多月来终于第一次真正恢复了自由呼吸，情不自禁扯下一点口罩，露出鼻孔。正这时，旁边一位大哥戳了我一下肩膀，低声说：“口罩！”我没听清。他不耐烦地又说了句：“口罩戴戴好！”

黄昏到县城下车，公交车等了七八分钟还没来，孩子已经有点肚子饿了。想想罢了，还是叫辆车吧，我也迫不及待想早点回去看看。从县城往西，许多路口都还能看到铁丝网和值守的人。司机是个本地老师傅，原本在上海开出租车，三年前拼不动了才回来。我问起那两个月的生意，他不愿回答，只说庆幸自己回来了，“被封在崇明总比被封在上海好”。

母亲照例又做了一桌菜。两个孩子都饿了，吃得狼吞虎咽，老二吃完又添了一碗，说“奶奶做的菜好吃”。平日一个人在家习惯了，母亲说饭都做少了。

镇上的菜市场，这些铁丝网、路障此前都从来没有过

她原本就吃得清淡、简单，疫情期间更是从简，常常就是捞一筷面条。何况在疫情封控之下，百物腾贵：香蕉卖到12元一斤；素鸡原本才4元，现在卖到9元；番茄一度也卖10元一斤，最近倒是回落到4元了。

虽然涨价了，但那些卖菜的其实也没赚到钱，一是因为菜市场老被封，二是很多人都不上镇了，以至于菜也卖不掉，烂在地里的都不少。村里人自我宽慰，这两三个月倒是省了不少钱，钱都花不出去了。

说到这里，母亲有点自得，因为有邻居说，在我们这40户人家的小村子里，那么多老人里也就她还懂操作智能手机，别人都被这个码那个码搞得晕头转向，拿身份证刷的话又怕不小心丢了，反正自家也都种菜，也不是非去菜场不可，干脆能不去就不去了。

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儿女在上海，那些天里，年轻人担心着乡下的老人，但老人其实更担心在上海的儿女。母亲说起来叹气：“看新闻里，真是太可怜了，连楼道都不能出，上海人哪受过这罪？不像我们这儿，好歹还能在村子里走动走动。”

我们吃晚饭时，邻居惠珍来闲聊几句。她儿子只比我小一岁，在上海开出租车十多年了。这次他堂哥的小区封得早，托他买了一堆菜，待要开车送去，结果还没来得及出门，当天下午自家小区也被封了。

好在他车技过硬，那些天里公司委派他每天送几位医生，多补贴500元，赚得其实还比平日多。虽然医生和他都严密防护，但怕父母担心他出入疫区，始终没和家里讲，直到有一天堂哥不小心说漏了嘴。他父亲倒是松了口气，因为老爹一直以为他被封在家里没钱挣，白白担心了很久。

晚饭后照例去镇上散步，饭店算是开门了，但门庭冷落，门口都拦着一张桌子，还是不能进店堂食。好在天气温热了，有些食客就在屋外走廊底下的小桌上吃。变通归变通，毕竟不是谁都愿意这样当街坐着，总不成一边吃菜一边吃灰尘，连我都没见过这个小镇如此萧条过。过马路时，母亲叹了口气说：“我们这一片六个乡镇，三个月来就只出过一例，照样关到现在。”

在小店里买东西时，我问店主被封了多久，他狡黠地一笑：“一天都没关过。”和城里不一样，乡下毕竟还有一些活路，只是那一阵“做生意都像做贼一样”，好在乡里乡亲的，也都手下留情。

我找了家理发店，这次头发也三个月没剪了。乡下清剪平日15元，老邻居就只收10元，比上海便宜一半还不止。像我这样“在上海赚了钱，还要回乡理发”，难免被视为抠门，母亲在旁半是埋怨、半是赞许地为我解围，“一个头还要留到乡下来理”。理发师张红说，那是不忘本，做人就得这样。

我也是这次封城之后，才知道所住小区还有理发师。起初谁也没想到会被封那么久，直到被封1个多月、且解封眼看遥遥无期时，才终于有人提起此事。当时说的是义务理发，但我们实在都过意不去，到底还是让他收了每人30元。因为人太多，名额就先顾老人和孩子。等到解封了，这两天又爆出“红玫瑰”理发店事件，眼看着全市的理发店、美容院又都不能进了。

说到这里，张红说：“疫情一来，什么都不同了。我干这一行二三十年了，也是头回意识到这还有风险。所以你们小区的那位理发师，赚多少钱还在其次，关键是这病毒防不胜防，每多接触一个人，就多一份风险。不是谁都愿意干的。”末了，她笑笑说，不知道理发店还能开多久，现在也都过一天是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