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让我对现实乃至历史都有了新的认识。现在看来，卡夫卡的小说之所以恐怖而深刻，并不在于它是虚构的寓言，恰恰相反，那是因为它高度写实。我得承认，光靠阅读无法深入理解这一点，而需要阅历。
我也体会到了那些非主流人群的痛苦与沉默，就像一个女性遭受了强暴，还被说是自愿的，并且不能公开对外说。因为现在我自己就处于相似的境地。
毫无疑问，失声者无法留下记录，那我们看到的究竟是谁写下的？我现在感觉，更重要的或许不是留在文献上的，而是那些无法言说、根本没有进入史料的存在。
很长时间以来，我之所以对妇女史感兴趣，与其说是出于女性主义（作为一个男性，毫不奇怪，我得到过许多嘲讽），倒不如说是这样一个原因：女性可能是最难发出自己声音的群体之一。我很想重新认识她们的生存处境。
现实是，很多存在是“不可见”的，就像暗物质。米兰·昆德拉在《谁都笑不出来》中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们被蒙住眼睛穿越现在。至多，我们只能预感和猜测我们实际上正经历着的一切。只是在事后，当蒙眼的布条解开后，当我们审视过去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曾经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
确实，在读历史时我也经常疑惑，那些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个体，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清楚自己正在经历什么？就像一支奉命穿越布满地雷的幽暗森林的步兵，他们或许隐约地恐惧周围危机四伏，但既不知道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也无法预测战争的结局会是什么，倒是随时可能被一颗流弹击中。就此而言，很多人可能从未等来蒙眼的布条解开的那一刻。有时候，悲哀但又值得庆幸的是，那些声音多多少少是留下来了，只是晦涩、破碎或被遮蔽，毕竟根据定义，弱势者的特征（也许是主要的特征）就是得不到关注，这既是他们的处境决定的，常常也是有用的保护，因为现实一再证明，对这些人来说，得到关注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小库尔特•冯内古特在短篇小说《哈里森•伯杰隆》（Harrison Bergeron）中想象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 来：那些拥有超常智力、体力和美貌的人需要穿上精心设计的烦琐的伪装，以抵消自己与生俱来的优势。这肯定是一种低效的系统，以至于卓越成了卓越者的诅咒，他们竟然要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如何压制自己的卓越性上，而后人还将耗费相当的精力去耐心地还原他们的处境。如果能做到，那多多少少还是幸运的，但我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恐怕大部分是被湮灭了。
既然湮灭可能是大部分文字的宿命，现在我为什么还要写？实际上，一直就有很多亲友劝我，不如别写了。但不管怎样，我会写下去，这是我不可动摇的决心，尽管有时这看起来像是一种非理性的执念。
王尔德有一句话曾极大地鼓舞我，他说：“在惠斯勒开始描摹泰晤士河之前，伦敦根本就没有雾。”就像这位唯美主义者的很多俏皮话一样，这当然也是一句优雅的调侃，但在我读到时，一瞬间也明白了，很多存在必须等待一双眼睛看见它、再现它，它才能真正存在。我当下所遭受的、所观察、所写的，多年后回望，当然算不得什么，但也因此，我更能意识到，历史上那些遭受更多痛苦的个体，需要付出更执着的生存努力。或许我应该多去复原他们的声音。
说实话，昨晚心情非常难受，但是，就像一位女性主义者说过的，“我们无暇绝望”。她说得对，绝望固然也是真实的情绪，但我们不能止于绝望，因为我们还要自己去解开蒙眼的布条。没有人能替代我们去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