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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记独家丨刘荒:特稿记者在全媒体时代的突破

钮迎莹 青年记者杂志 2023-03-28


导  读

  刘荒,1965年出生,新华社高级记者,高级信息分析师,现任《新华每日电讯》特稿部主任。自1992年加入新华社以来,曾长期在黑龙江分社从事经济报道工作,多年深耕于资源型城市转型、老工业基地改造、重点国有林区停伐和国有企业改革等领域,采写了一批围绕东北经济振兴题材的重点报道。2017年调入《新华每日电讯》后,仍致力于深度调查报道,至今笔耕不辍,先后采写了《“义乌模式”为何海城失灵》《“五常大米”对话“大红袍茶”》《世界工厂的“细胞代谢”》 《逆光看合肥》等一系列区域性调研报道。兴趣广泛的刘荒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作家班,不仅写小说,出诗集,对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产业亦有深入研究。1992年至2010年期间,他先后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南京大学,分别获授经济学硕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和软件工程硕士学位,并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课程。

在深秋的一个上午,本刊记者钮迎莹通过微信视频与刘荒老师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访谈。



   全媒体时代,特稿要为读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与可能


《青年记者》:   刘荒老师,您在新闻业深耕多年,报道领域覆盖面广泛,而且代表作品很多。关注农业的,如《“五常大米”对话“大红袍茶”》;关注制造业的,如《世界工厂的“细胞代谢”》;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的,如《拆解贵屿——曾以拆解垃圾闻名的粤东小镇如何重构未来》;还有关注区域经济发展的,如《逆光看合肥》,等等。这些报道选题的领域之广和内容之深,令人十分敬佩。您在做这些报道时,前期准备需要多久?是否要求自己成为该领域的行家后才动笔?

刘荒:

一般来讲,采访前的功课是必须做的,尤其是深度调研性报道。依我个人经验,至少要提前一周做准备。以区域或产业经济调研报道为例,首先,要提前做相关素材整理的案头工作,比如查阅调研地最近五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党代会报告、经济统计年鉴、重大新闻事件和成就报道等基础资料和数据,这些内容至少十几万字,有时则要延展阅读上百万字的资料。其次,要了解地方政府经济或产业政策的决策背景,对前期搜集整理的资料及官方公开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归纳和提炼,从中聚集主题、细化问题。再次,在制定采访提纲的时候,要站在受众的角度思考问题,多在信息增量上下功夫,尤其涉及专业内容采访,争取至少能听懂采访对象的话。对于一些已有确切答案或公开数据的问题,不要再纳入采访提纲,反复向采访对象提问。他们可能经常面对不同的媒体采访,却要重复回答相同的话题,难免会感觉低效而乏味。这样不但可以提高采访效率,也会给采访对象带来更愉悦的交流体验,留出更多的时间来讨论一些更有价值的问题。

过去做这些案头准备工作,主要是剪刀、浆糊和纸本,每次调研采访都要弄一厚本剪报背着,现在这些资料大部分都能在网上找到,还可以动态查询补充,既省心又省力,内容也更加丰富了。

无论是前期的资料搜集整理,还是采访中的深入交流,都要学会将知识点变为新闻眼,用专业视角解释社会现象,用通俗话语概括专业话题。例如,《个人破产的“罪”与“赎”》这篇议事厅形式的报道,主要关注无力偿还债务的破产群体。“破产有罪”的观念长期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社会怎么对待“诚实而不幸”的经营者群体则是我关注的重点,如果不给这些创业者提供一定的救济,可能未来就没人敢去冒险经营企业。如何让受众对城市破产者和个人破产制度、破产免责制度等有一些新的认识和思考,就成了这个选题报道价值的一个角度,这也是基于大量的阅读和思考而得来的。


《青年记者》: 
在新媒体时代,传统的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比如,受众偏爱简单的、有趣的内容;很多自媒体也开始提供行业性深度调查解读文章、短视频,并屡见爆款。作为以文字为主的传统特稿,怎么才能从众多的新媒体产品中脱颖而出?

刘荒:

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媒体的定义、功能和价值都将被重构。这个挑战并不限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更不是在文字报道与电视、短视频甚至于AR、VR等新型多媒体呈现方式之间。毕竟所有的感官体验,都是为了唤起人类头脑中的理性和内心深处的情感,如果媒体离开“真善美”的元叙事,无论新旧最终都会变成喧嚣与噪声。

近年来,一些负责任的自媒体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关注一些重大的经济现象与社会问题,客观真实地反映社情民意,我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未来社会信息会更加开放,各类数据越来越公开,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会更加多元,这些都将给自媒体提供更多合法获得信息的来源,也为受众提供更多的信息选择。当然,他们应该在相关法规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创作。

在众多新媒体产品涌现的今天,传统媒体报道形式面临竞争的挤压,更像一个躲不开的擂台。媒体融合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竞争有利于推动行业进步。但是好记者永远不会被埋没,好文章也永远不会被淹没,好故事并不排斥更好的传播方式。当然,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窗口。过载的信息如同快速消费品一样,夹杂着媒体转型的流量焦虑,难免分散人们有限的注意力。一些记录历史进程、反映社会转型的深度报道,或许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但是它们终究是有新闻价值的。作为文字报道形式的特稿,应该承载这样的使命,但并不意味着它要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在形式上抱残守缺、拒绝变化。


《青年记者》: 
 在媒介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特稿记者怎么样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价值?或者说怎样更好地体现特稿记者的“特”与“深”?

刘荒:

当前是多元化的时代,也是信息冗余的时代,深度、理性、建设性是相对稀缺和宝贵的资源。以调查报道为主的特稿记者,要有追求真相的勇气和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勇气就是要有敬业和牺牲精神,是非当头而不是利弊当头,能力则是指完成调查报道所需要的知识结构、采访经验等综合素质。我认为,特稿记者不必太刻意追求流量,更不要为迎合受众而哗众取宠。要给所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多鼓掌、多加油,对于错误的东西要坚决抵制,明辨是非,不逢迎。

在涉及经济、金融和法治等专业领域调查报道时,我往往更关注专业人士的看法,因为有些话题就是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让报道有更深层的价值。例如,在策划《“五常大米”对话“大红袍茶”》这个选题时,我想通过大红袍茶与五常大米的对比让相关人士明白,五常大米要跳出单纯产品保护的思维,从产业、产权等方面谋求更远的发展。

特稿记者的“特”怎么体现?“深”怎么体现?我的体会是,在关注个案的同时,多思考和挖掘一些基础性问题。比如,怎样尊重群众意愿,尊重市场规律,尊重法治精神。我在2018年9月采写的《“新夹江现象”:环保“一刀切”带来的隐忧》,是全国较早直接批评环保“一刀切”的文章。当时没有人敢指出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出现环保“一刀切”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地方官员没有真正执行中央政策,简单粗暴的懒政行为造成的。虽然国家层面反复强调生态优先,但并不是完全放弃经济发展,不分青红皂白搞“一刀切”。在平衡生态与发展矛盾时,既要落实国家政策,也要有法治思维,环保整改不能“层层加码”“级级提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媒体站出来,用温和的、建设性的方式去提出这个问题。


《青年记者》: 
 您觉得特稿未来会如何发展,比如说,是不是会呈现新的形态?

刘荒:

对于未来特稿呈现何种形态,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定义的,但它追求真相的内核是不变的。供给的丰富性并不能解决需求的有效性,要更多地满足读者的深度需求。现在人们的注意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喜好也越来越分众化,更加偏好消遣性的内容。能否在消遣性内容中为个人建立知识图谱,在分析问题时能否为其建立议题框架,提供更多不同的意见,更多选择的可能,这也是特稿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特稿报道通过表象,让读者看到更深的问题,为其提供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导。要给受众提供思想场、舆论场里不同观点的碰撞,相信我们的读者有足够的判断能力。



在“自以为非”中不断学习


《青年记者》: 
  您一直坚持学习深造,1992年至今,陆续获得了经济学硕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软件工程硕士等学位,为什么会一直保持这么高的学习热情?您是如何选择和决定自己深造的领域,并且建立相关知识体系?

刘荒:

持续学习与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学习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给了我正反馈。进入新华社以后这些学习经历基本上都是因为需要而进行的,学费也都是自己支付的。我非常认同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的一句话,叫做“自以为非”。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物,我们看到的往往也只是事实,并非真相。热衷于追求真相的人,要有“自以为非”的自知之明,它会给我们带来学习的动力,不断摒弃“自以为是”这种致命的自负。

学习已经变成我的生活方式,每天都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如何选择学习的领域?我觉得应该是带着问题“学以致用”。比如我读中欧EMBA,会让我对管理科学和企业家精神有更多的了解;读南京大学软件工程,会让我多关注新兴的产业。当前,我们正处于转型社会的深刻变革时期,对很多新生事物、观点、判断极易产生困惑和焦虑,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学习,最好的努力也是学习。


《青年记者》: 
  我看到,除了记者工作外,您还受聘担任厦门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曾多次受邀对地方政府和有关部委招商引资、信息化建设等工作进行专题辅导,还参加过《学者与记者对话》栏目,与学者共同探讨热点问题,您是如何平衡专家和记者这两个身份的?

刘荒:

学者的身份实在愧不敢当!我的主要身份是记者,但一直在努力做一名能与专家交流的记者。随着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对记者的知识结构要求明显提高。受聘大学兼职教授和地方政府的专家,主要是想通过知识和经验分享创造价值,让学生更早地从课堂链接社会,对新闻实践有更为实际的认识。

作为一名国家通讯社记者,我深知自己的定位清晰明确,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要求做“四者”,即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新时代要求媒体不光要做“宣传队”和“洒水车”,也要做社会进步的“瞭望者”和“推土机”,记者应具有更高的历史责任感和大局站位,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推动市场经济更完善,法治社会更健全,做改革开放的促进派。



尊重年轻人,放眼于新兴事物


《青年记者》: 
  近几年,您带领一些年轻记者做调查报道,现在的年轻记者和您当时有什么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您是怎样向这些年轻记者传递经验的?

刘荒:

现在年轻人思想开放、知识面更宽,反应更敏捷,占有的信息更丰富。当然,由于年轻记者对转型社会变革缺少深刻的体会,理解比较有限,需要对时代和历史进行回顾与思考。

与年轻记者共事,我更注重言传身教。出差去地方调研,每天早餐我们都会讨论当天的采访提纲,晚上回宾馆再进行复盘,把白天记忆最深的东西、最感兴趣的人、最有料的话题都整理出来。因为有的调研时间较长,等到回去写稿时,好多内容和感觉都淡忘了,所以要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年轻记者在做调查报道过程中,应该注重三方面的能力突破。第一是采访能力的突破。记者跟各种人都要能打交道,不光是找着门,见着人,还要说上话、交上心。不能过度依赖地方宣传部门,要能独立地进行调查报道,要多深入基层一线,经过摔打积累经验,快速成长。第二是主题提炼能力的突破。不要简单地主题先行,要在采访过程中深化对主题的认识,反复推敲,不断迭代,达到深挖一尺、先人一声的提炼效果。第三是发稿协商能力的突破。要加强与编辑部门的协调沟通能力,认真调查的报道要能发出来,学会把握“时度效”,捕捉发文的最佳时间节点。


《青年记者》: 
  在媒体融合转型的过程中,熟练掌握写、拍、摄、录等多种信息采集技能,对各个领域都有涉猎,并深入研究某个领域的“全能型记者”备受青睐。您是怎样看待记者的“博”与“专”之间的关系的?

刘荒:

我认为,所谓的“博”与“专”,其实就是广度和深度。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分工越细,效率越高,因此广度与深度之间一定要有取舍。首先,记者要理解好广度与深度的关系,比如我们在全球化时代要有全球的广度,但是肯定还要有中国的深度,地方媒体记者可能要有所在地方的深度。具体的广与深,还要看从事哪类内容生产。如果做深度报道,需要在博中以专为长;如果做知识推广型、普及型的内容,那就要以博为主,专而兼之,浅尝辄止,能到普及的程度即可。

尽管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全能型记者”的概念仍值得推敲。全媒体时代是信息多元化的信息时代所带来的,并不是我们人为设计培养出来的。我觉得“全能型记者”作为一个激励人才成长的提法可以,但如果致力于“把人人都培养成全能型记者”就值得推敲。与其说需要“全能型人才”,不如说要培养“全能型思维”;与其说培养“全能型思维”,不如说是需要“跨界思维”。我认为“全能型记者”更多的是一个方向,是一个目标。在我有限的工作经历中,确实还没有见到标准意义上的“全能型记者”。在媒体工作的人基本上都会驾驶、拍照,我也会拍照,但是和摄影记者比,差距还是不小的。


《青年记者》: 
  近年来您重点关注新兴产业,不断涉足新的领域,并进行相当深度的研究,这非常让人敬佩。当下,传统媒体正在深度融合转型。这对于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讲,难度不大,但是对于一些年纪稍长的同志就不一样了。一方面,很难摆脱传统的工作思维和方法的惯性,另一方面,焕发新思维学习新技能的能力确实不如年轻人。对于这些同行,您有什么建议?

刘荒:

我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我更关注新兴产业。不了解短视频,不了解电竞,不懂得“剧本杀”,就不了解Z世代群体,就不懂未来。我觉得年龄大一些的媒体人一定不能落伍,被年轻人淘汰就是被时代淘汰。即使走不到时代前沿,也不要拖年轻人的后腿。现在很多年长的媒体人,往往会凭个人认知的老观念,左右年轻记者的选题,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应该放眼于对新兴事物的关注。

对于我个人而言,主要是努力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对所有的新生事物充满热情和好奇心。第二,要有尝试欲,什么事都要试一试,不能事情还未尝试之前就拒绝。所以我有的时候说人是观念的奴隶,慢慢会被已有的知识锁定,形成一个知识隧道,而后考虑问题、作出选择等都在狭窄的隧道里,未来就很难开阔。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自以为非”。社会正在转型,工作已经转型,思想也必须转型,只有思想转型了,人才能转型。


《青年记者》: 
  谢谢刘老师的肺腑之言!期待您更多的佳作。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第23期;原标题为:特稿记者在全媒体时代的突破——访《新华每日电讯》特稿部主任刘荒】

编辑: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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