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下时代，只有出卖良心，才能发家致富。这话虽然过于绝对，却道出了问题所在。假货横行、唯利是图、不问是非、赚快钱收割韭菜，这是当下人们对商业现状的切身感受。我们无法确保自己不会遭遇到地沟油、毒蔬菜、毒奶粉、毒疫苗、毒家具等一系列安全事件。究其根本，我们社会缺少文明社会本应具备价值追求。如今，我们生活看似富足，实际上却缺少做人的尊严。然而，100年前的中国却还不是这样，那时有一大批为国为民的企业家，他们一边追求个人私利，却也一边为社会做着贡献，他们不做昧良心的事，却一样可以发家致富。那时，中国现代商业才刚刚兴起，却有着现在已经消失的“底线”和“尊严”。寒川子作品《商会风云》就用小说的形式，展现了那个时代里中国企业家的独特精神，和如今已被遗忘的价值追求：清朝末年，民不得生，起因于民族不得生，清政府没钱了。清政府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帝制专权的体制腐败。国难加剧，腐败也加剧，可谓是民不聊生，尤其在南方。《商会风云》中写到：如何振兴工商，让国人得生，是当时有志之士的共同愿望。孙中山提出的三大纲领，其中之一就是民生。清政府对外一系列战争的失败，归根结蒂，是制度失败，是大一统的帝国体制与新兴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之争的失败。与大清极其近似的日本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果断改制，经过明治维新，后来居上，强大起来。但中国的改革之路走得却很艰难。在《商会风云》中写到，那时候大至国家层面，小至商业领域（金融业）和民间社团（上海总商会），制度建设均为重中之重。制度是保障团队（商会、公司、行帮）尊严的前提，也只有制度，才能约束威权（专制），而威权是所有社团与组织的公敌。
品格
品格即人格，品格的高下决定人物的格局。品格有高低之分，格局有大小之别。然而，品格无论高低，格局无论大小，在那个时代，都还保留底线，而这个底线，正是华夏文明数千年文明基因的传承。今天的我们，在物质上越来越富足的同时，精神上却越来越多地抛开品格这个底线，莫说是高，连个低也失去了。今天的我们不谈理想了，即使谈，也多与物欲相关，孰不知，理想是在精神层面，是某种程度上的境界追求。清末民初，列强环伺，民不聊生，如何面对“家国天下”的困局几乎是摆在所有志士面前的人生课题。《商会风云》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文人，包括大部分工商界人士，存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如何在多难之秋，以实力兴邦，以实业救亡。但在如何救亡方面，却又各行其道，各衷其是，从而形成剧烈的戏剧冲突。所有人物指向一个共同点：这是一群有理想、有人格魅力的民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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